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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汉（1905年2月24日－1995年12月15日），又名王朝治，男，出生于辽宁省盘山，历任张作霖部连长、营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任东北军独立第7旅第620团团长，他毅然下令还击，顶着上面“不抵抗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1933年，任第117师团长，参加古北口长城抗战，1934年3月，奉命率部前往河南潢川商城地区，“清剿”徐海东领导的红军。 1938年，任第105师师长。1939年3月授陆军少将，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同年9月，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3月率部参加上高战役，后升任第49军军长兼金兰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一绥靖区代司令官，率部在浙江省杭、嘉、湖地区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后，参加国民党反共内战，1947年9月，王铁汉所部49军被人民解放军消灭。随后，调任沈阳防守区司令官。1948年改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同年9月授陆军中将，1949年去台湾。  王铁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王铁汉： 日本既决定“武装占领东三省”，即从1931年6月起制造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中村事件，来激动日本军民“用强硬手段，解决满洲中日现存之困难”。但是，表面上仍透过外交形式，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与我方之荣臻厅长、臧式毅主席进行交涉。 几月来，一方在必有所得，一方则虚与委蛇，当然不会获得协议。林权助在交涉中，看出我方在推拖敷衍，曾告知荣、臧两氏“日本军方不耐烦了，你们必须有具体的答复”。 而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外交上惯用的虚声恫吓，绝没有想到会大规模来侵犯。同时，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因此，既无应变的计划，更无应变的准备，到了“九一八”日军攻击北大营时，荣、臧才在惊疑中向林总领事交涉“立刻制止日军行动”。林答：“全不知情，正向军部探询。” 随后，臧主席又找林权助询问日军真意所在。林支吾其词地说：“军方行动，无权过问，外交官只能向东京请示。” 延至19日上午2时，日军攻势益急，荣、臧再约林总领事询问究竟，林已避不见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荣、臧束手无策，军政即入无主状态，沈阳就在19日上午被日军占领，永吉、长春、四平街等地，也同时失陷，这一次的国耻，也就是这样造成的。 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发生？近代史家，已多有叙述，不过在许多原因之外，尚有一点被人所忽略的，值得在此一述。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吞灭了朝鲜，日俄之战，日本又取得“南满”为势力范围，遂处心积虑，想利用东北做桥梁，以实现其所谓“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满蒙政策”。 于是，他们威胁利诱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做他们的傀儡，开头，张氏割据自雄，乃至中原问鼎，多少受有日本特务的策动，但张氏绝不甘心把东北合并给日本，而且全力保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直到1927年，日本乘张氏危难，提出所谓“满蒙五路建筑权”要求，终为张氏坚决拒绝，日人也认清楚了他终不为所用，在愤恨之余，竟一切不顾，使出最后的一招——置张氏于死地。 其后，张学良继起，怀于家仇国难，便于1928年12月底，毫不理会日本的多次警告及多方阻挠，毅然决然地举辽、吉、黑、热四省以效忠国民政府，助成中国的统一。 迨1930年，阎、冯发起中原大战，张氏又力排日本的干涉，于9月18日发出“巧”电申讨，派军入关，阎、冯瓦解，中国统一，是日本“满蒙政策”的死对头，结果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前夕，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位驻在北平行营，并养病于协和医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事务由军事厅长荣臻代行。 此时，东北边防驻吉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父丧在锦州，东北边防驻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因公留北平，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驻哈尔滨，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沈阳。 实际上，当时东北军政，实际上是由荣臻、臧式毅负责，亦即尔后日本对中国办理交涉的对象。 东北的军力由陆海空三军组成：东北空军代司令张焕相驻沈阳，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在葫芦岛。 陆军为自陆军独立第7旅至第30旅，共24个步兵旅（装备精良而有战力的，不过16个旅）。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两省者12个旅，辽宁4个旅，吉林8个旅。 骑兵为第1、2、3、4、6共五个旅，驻河北省两旅，辽、吉、黑省各一旅。 炮兵为独立第6、7、8共三个旅，主力在平、津一带。 辽宁省防军为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所属步兵两团，骑兵一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所属步兵一团，骑兵两团。黑龙江有省防军三个旅，苏炳文即当时之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一旅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兼黑河镇守使。 事变当时，我任陆军独立第7旅第620团团长，本旅共辖619、620、621等三个团。旅长为王以哲，第619团团长张士贤，第621团团长何立中（因公在北平），只有本团第一营驻皇姑屯，第621团三个直属连驻东山嘴子（沈阳城东）营房，其余全部驻在沈阳北大营。 北大营的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着，第619团在东，第621团在西（外墙距南满铁路二三百公尺不等），旅部及本团在中间，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北大营的本旅。 “九一八”下午10时一刻钟，忽闻南满铁路方面发生爆炸，这就是事后查明日军自己炸坏南满铁路一段，诡称“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为借口的爆炸声音。 当时我正在团部，判断又系地雷爆发，这是多少天以来司空见惯的事，本已不再惹人注意。但是，五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 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态并不寻常，当即叫旅部电话，始知旅长在城内，又叫621团电话，已无人接听，复问第619团张团长也不在营。至11时将过，才得知第619、第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 我在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做战斗准备。到12时，接奉旅长由城内来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 “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的必要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19日上午1时40分，日军步兵二百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 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 荣厅长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 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 荣厅长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 我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四百余，已向本团第2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四十余名。然后，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上午5时。 战斗中，本团第5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次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公布“日军死伤一百二十余名”，乃是为了扩大“中国军队滋事”的反宣传，并不确实。 本团撤出北大营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柳河县属）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旅长相遇，本旅在山城镇及东丰县（县长为现任“监察委员”王冠吾先生）附近，略事收容整顿。 王旅长命令我代理旅长职务，他要自山城镇乘火车经永吉、长春，先往锦州，我就指挥本旅又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日，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车运锦州，即调驻北平。 到达锦州的当时，我随王旅长（二十五日到锦州）晋见已由沈阳化装来锦的荣厅长，在报告撤出北大营经过之后，荣厅长即说： “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移动； 吉林的部队，驻地太分散，先将主力在长春、永吉以北地区集结；黑龙江部队不多，暂维现状，等待国际变化。 不过，万主席（福麟）仍留北平，刻在此地（锦州）的张主席（作相）一二日内也要前往天津，吉、黑两省军政失去重心，还有许多问题。” 我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莫如向前进以求变。” 荣厅长冷笑着说：“你有何高见？” 我答：“按目前情况，万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黑龙江省会），稳定黑龙江局面，张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通往齐齐哈尔、哈尔滨的铁路，并无阻碍）。 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 我说到此处，荣厅长又笑着问：“这样？”我答：“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 荣厅长稍犹豫一下说：“再说罢。”看情形，不便再说下去，我即先行辞出，位卑言高，自然不会被采纳的，当日晚，本团由锦州车运北平。 在赴北平火车中默想，日军侵犯吾国土，占领吾城市，在军人的立场来讲，没能够拼之于敌人攻城攻地的当时，也应不计成败利钝，和敌人拼之于失城失地的今日。坐视不前，反向后走，总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 随后，国联李顿调查团从沈阳回到北平以后，要我们去做证。王旅长率同我们三个团长及我方译员张歆海（前驻波兰公使），于1932年6月10日上午10时，来到北京饭店，接受询问。 届时，调查团的五位团员全体出席。李顿爵士开口就说：“本调查团曾到过沈阳北大营现场。” 接着，即询问王旅长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军攻击北大营全盘经过，均由旅长答复。李顿爵士随即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写景地图，对我询问几点： 一、“你看这张地图是否正确？”我答：“正确。” 二、“你的部队，是否驻在这所营房（以手指图）？”我答：“是的。” 三、“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一百二十余名，你是否知道？” 我答：“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五十名。” 四、“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 我答：“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以手指图），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 五、“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我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吾国土，攻击吾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 李顿爵士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伯爵说：“这是正当行动。”做证即在12时结束。 国联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于1933年2月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在1932年1月，发表不承认日本非法侵略的领土，并要求英国与美国联合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系采取试探行动，如果当时英美共同出面干涉，根据国联决议，压迫日本撤兵，未必不能实现，这样就可以消弭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英国外相西蒙拒绝了史汀生的要求，因之，国联中几个强国也就没有对日本制裁的决心，日本看穿了英美不采取联合行动，国联的权势又是纸老虎，于是蛮横狂妄地退出国际联盟，并肆无忌惮地续行侵略。 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时，沈阳邮政局意大利籍的副局长普莱第在他给李顿爵士的备忘录中曾指出： “如果列强不在东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我相信不出三年，我的祖国意大利就要染指埃塞俄比亚。” 英国著名学者凯士博士，于1940年所著《战祸的原因》一书的结论中，也曾说：“从满洲事变中，墨索里尼学会一门重要的课程，所以西蒙爵士不能不对这次战争负有一部分责任。” 其实，学会这一门重要的课程，岂止墨索里尼一人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诚然是祸首罪魁，又何尝不是由于列强纵容所致的呢？ “九一八”之夜，我两次接奉电话命令：“不抵抗，等候交涉。”“不准抵抗……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这就是事后备受舆论攻击的“不抵抗主义”了。 当时，荣厅长、王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据1932年的日记，知道“不抵抗”出自“不与反抗”的“鱼”电，那是1931年8月6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荣臻厅长的。 原电： 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10时30分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其他各处，都没有变化。 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指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19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 现在回头想起来，“不与反抗”，系以“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鱼”电，应有问题。这就是说，“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 迄今，我总认为“不抵抗”并不是“主义”，更不是中央的“主意”。而在当时，沈阳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又未能适应情况，做权宜积极的处置，遂于仓皇失措中以“不抵抗”应付问题，实为一件最大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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