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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座书店，一座记忆深处的书店。 这座书店已经消失了十余年了，但是我一直还记得它。 书店的名字叫做“世界知识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外交部街胡同的中段路北。这个地方曾经是晚清外务部的迎宾馆。据说当时德国的皇太子要访华，于是，在美国设计师的主持下，一座规模不小的迎宾馆就建造起来了。迎宾馆建成之后，俨然成了晚清时期北京城内最具规模的中西合璧建筑物，但是德国皇太子最终还是没来。之后未久，这个地方成为晚清内阁总理袁世凯的驻地。待民国之后，在此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把自己的寓所让给了孙中山，这里随即成为接待孙中山的迎宾馆。再往后，这座迎宾馆变成了北洋时期的外交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又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外交部所在地，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也就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的时候，都在这里办过公。再往后，外交部搬走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宿舍区在这里兴建起来，其中的一部分区域还成为世界知识出版社与其读者服务部的所在地。 而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晚清外务部迎宾馆的大门基本上是重新建造起来的。但这座大门曾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作为读者服务部使用。 说了这么多，其实谈的都是我与这座书店“邂逅”之前的故事。我与这座书店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刚上高一的时候。在上高中之前，我也曾经进入过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但那个时候的服务部是在崇文门内大街（今内蒙古大厦附近）。当时的读者服务部门脸很小，后来换到了外交部街，它的门脸照样很小。 记忆中的读者服务部有前后两间屋子，前面一间屋子摆放着很多个书架，书架把空间撑得满满的，书也摆放得很满。里屋是工作人员休息和堆放图书的地方，有一部分图书也是放在架子上的。这间屋子一般不会对外开放，属于“闲人免进”。当我与书店的工作人员熟识了，得到一个小小的特权，便是可以经常跑到里屋去翻书。实际上，里面的书和外面的书没有太多不同，只是里面的书刚刚开包，还留着塑封，显得簇新，更加干净一些。我喜欢摩挲未开封新书的那种感觉。 记得在那里买到的第一套书是新华社记者解力夫所写的“二战人物系列”。解力夫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传记作家。趁着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契机，他的一系列二战题材作品问世了，这个系列包括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也包括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一系列的二战名将与战犯。这套作品看完了，我又开始读他所写的“战争系列”，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等。 这些作品都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自此，我想找寻有关世界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世界政局变迁的内容，首先想到的权威出版机构便是世界知识出版社。 记得有段时间，大约是在我高二升高三的时候，世界知识出版社每出一本新书，我总想着把它买回家去，无论这本书于我有没有用。这可能也是一种追星吧，只是追出版社之星。 记得我买的最多的一套书是世界知识年鉴。这套年鉴在《世界知识》杂志最早诞生的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我购买的最早问世的一本是1954版。然后一路下来，一直买到了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居然新旧图书杂陈。既能买到新书，也能找到尘封已久的老书。 其实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同年份的年鉴大部分内容都是一致的，只是随着时间的变换，有一些内容会增加或者删改。尤其是在外交关系的部分，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好到坏，或者从坏到好。每个国家的外交实际上是政治的延续。它也是本国利益的一种体现。 我曾把1965版的世界知识年鉴，与重新复刊的1972版年鉴、1979版年鉴长期放在案头，相互比对，看看这个世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发生过怎样的风云变迁。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对过程。比如在中东世界：1965年的时候，中东的一些国家相互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的共同对手是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到了70年代初，中东国家出现分化，他们的主要对手还是以色列，但是这些国家因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彼此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到了1979年的时候，埃及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他的中东国家也出现了较大分化，有的可能会接近西方，有的则更加亲近苏联。
除了世界知识年鉴，还有一套非常有意思的图书——不，更确切地说，它是杂志的合订本——与我有着太多的情感联系，这就是《世界知识》杂志合订本。这本杂志是1934年创刊的，从创刊之日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初，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早期期刊都与我无缘。我最早购买此书，就是在世界知识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当时，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手里有两本《世界知识》老杂志合订本，问我是否需要。我说我想看看，他随手取来给我，原来是1964-1965年的合订本。两本书的布面早已斑驳，放在库房里不知道有多久了。杂志里，还有曾经的编辑老师用铅笔在上面的勾勾画画。我问工作人员，这两本杂志需要多少钱？工作人员说，你要是喜欢，十块钱一本给你。我非常高兴，立即拿出20块钱，买了两本儿，厚厚实实的。要知道，这20块钱在当时是我大半个月的零花钱。自此之后，只要读者服务部里摆放《世界知识》杂志的合订本儿，我准要看看它的后面的手写价签儿，或者直接询问工作人员。 那个时候的书也确实便宜，而且合订本的价格也并不算太贵，因为毕竟买的人太少了。所以，基本上都是按照杂志的原价购买。有时候，还会在原价基础上打个六到七折购买。很便宜的价钱，我就可以拿回一本去。就这样，我陆陆续续地买齐了从1979年至2000年的全部合订本。 而今，但凡我要查阅资料，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国际问题资料，就一定会把世界知识杂志合订本一本一本地从书架里侧抽出来。这真的是一套非常重要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 记得一个冬天，我去读者服务部看书。当时没想着买书，因为手里的钱不多。记得那天很冷，外面下着雪，我走进服务部，里面春意盎然，十分暖和，工作人员正在烤火。在服务部前面一间屋子的中心位置，尚有一个土火炉，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北京市民经常使用的那种。工作人员正在熥着他们的午餐，我一走进去，便闻到了饭菜的香味。翻着书，工作人员跟我说：“今天你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读者了。哎，送你本书吧，可能这本书你看过了，它不是什么新书，而是在我们翻阅库房的旧书时捡出来的。”我拿到手里一看，还真的是我所需要的：这是一本关于东欧的书，作者名叫陈乐民，非常好的一个国际问题的专家。我拿到手里去阅读，心里面儿暖洋洋的。 得到书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没再去过服务部，因为大学与外交部街的距离有些远。当我重返这条胡同，发现书店的门脸房正在重修。书店消失了，工作人员亦找寻不到了，只留下了我对这座书店的永恒记忆。 现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在干面胡同，改名为“世知书店”了。 （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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