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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是一个人最私密的内在，所以几十年来藏在箱底，从不示人。如今霜染两鬓，云淡风轻，回望少年时流淌在心间的小溪，似乎还有几颗坚硬的鹅卵石值得玩味，所以拿出来呈给大家，以期有抛石引玉之效。 —— 李现通  1980年12月3日 星期三 晴班里几个女生，发明了一个捉弄人的方法，她们自己叫做“拴尾巴”。课间，有人悄悄藏到他人身后，把从家里带来的长长的破布条系在人家的围巾上，被系的同学毫无察觉，走起路来后边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看到的同学有的捂着嘴偷笑，有的干脆哈哈大笑，被系的同学发现大家都在笑她，莫名其妙，一脸傻样，转过身看，才知道自己拖着一破布条在走来走去。脾气好的，就笑笑了之；脾气差的，就红了脸去找捉弄她的人。这种恶作剧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一经传开，纷纷效仿，原来是课间玩玩，后来发展到课堂上。教室的后几排同学向来比较活跃，他们有的趁老师写黑板不注意，就猫了腰摸到别人的后面，悄悄给人家系上布条麻绳之类的。 这个恶作剧，开始还能活跃活跃教室沉闷的气氛，让大家在笑声中感到轻松开心。但是，这是以捉弄别人为代价的，有的同学被捉弄后很生气，到处找“元凶”质问，引起许多矛盾。 12月5日 星期五 晴中午，几个同学在一起谈起各自的理想，有人说想参军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有人说想当一名老师教书育人，有人说想到公社里当一名干部，还有人说只要挣钱多干什么都行…… 大家问我有什么理想，我说：我如果能上大学，希望当一名科技工作者，做研究工作；如果上不了大学，就读中医书籍，当一名乡村医生，为乡亲们看病。同学们纷纷说：你聪明，一定能当个科学家。 唉，马上要初中毕业了，如果升不了学，我们就要走上社会。志向，理想，工作，也是我经常想的事情。我羡慕同学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行动自如，能跑能跳，而我手不能缚鸡腿不能走路，什么体力劳动都干不了。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我喜欢一个人关在屋里演算推理搞实验，就像我现在喜欢待在教室里做数理化题一样，越是难度大的习题，我越有兴趣，越要苦思冥想做出来。如果能像陈景润那样，终日坐在研究室里工作，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我残废的身体也就不是缺陷了。可是，我这样的身体，大学校门能向我打开吗？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只有好好努力，以自己的成绩和诚心来敲开高等学府的大门。 12月10日 星期三 晴下午放学回家，在校门外经过一个小土坡时，我没有掌握好平衡，身子歪斜了一下，就要摔倒，这时，身后一双手扶稳了我，轻声说：“孩子，慢点走。”回头看，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伯伯，四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旧的黑粗布棉袄，他扶着我走上土坡，叮嘱说：“慢慢走。”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暖暖的。虽然我还没有看清他的模样，更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知道他是好人。 这些年，在路上，我遇到的好人真的是很多很多。 上小学时候，村里还没有修建胜利大桥。那时候，村子被一条深深的大沟隔成南北两部分，我家在村子的最南头，学校在最北头。出家门是一条二里多长的窄窄的土路，中途要下一个又长又陡的大土坡，到了沟底，走一段小路后，要再上一个曲曲折折的土坡，土坡一边是土临，一边是一个大水坑，土坡非常狭窄，有的地方仅容一个人通过，经过时艰难又危险。 每天早上，妈妈早早给我做饭，吃过饭后，背着我送到学校，然后赶到生产队上工。中午，我待在学校的教室里，大妹和二妹轮流给我送饭。下午放学，妈妈再来背我回家。爹偶尔也接送我上学，因为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兼车把式，夜里要喂牲口，白天赶着马车往县城槐庙送公粮，早出晚归。如果下午生产队收工晚，妈妈不能到学校接我，奶奶收工早的话，就到学校背我。如果妈妈和奶奶都收工很晚，我就自己慢慢走着回家。每次心惊胆战地走过临着水坑的坡路，走到沟底，我就没有一点力气了，只能坐下，望着长长的陡坡，等着妈妈或者奶奶来接我。每每看到妈妈或者奶奶的身影出现在坡顶，我就激动得想扑进她们怀里。有时候，等啊等啊，一个小时过去了，天都快要黑了，还看不到她们的身影。我猜想一定是生产队里加班了，只好自己一点一点挪动着上坡。架着双拐走路，上坡非常吃力，把握不好身体，很容易摔跤。有时候，附近的乡亲们刚好看到我艰难的样子，就过来背我上坡。我总是很不好意思，一再推辞，他（她）们就会蹲在我前面，强迫着背起我，送到坡顶。我伏在他（她）们背上，心里感动又惭愧。我不知道他（她）们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他（她）们都叫好人。我长大了应该报答他（她）们，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来报答。 所以，我常想，我如果上不了大学，就做个乡村医生，为他（她）们看病，让他（她）们健健康康，有个幸福的生活。 后来，村里在大沟上修建了胜利大桥，以前联通南北的小路也修成了柏油路，没有了深沟，天堑变通途，我可以走着回家了，虽然走得慢，虽然经常摔跤，但毕竟有了走过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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