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句话说“人命关天”，可以说自古以来人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当一件事情不关乎人命，便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当关乎人命之时，往往就不可轻易糊弄，审理案件更是如此。前两个案件审过，到了牛夫人的“为谋杀夫命事”，牛夫人上堂告牛浦害死丈夫，冒名顶替。显而易见的“人命案”，来看看向知县是怎么审理的。他只是问了下两人原先是否认识，就简单地以天下同名同姓者居多为由，不予立案，将牛夫人打发回原籍告状去了。牛浦郎得以继续偷用“牛布衣”的名字在安东县度过余生。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理一下这三个案件。从向知县审断前两个案件来看，他给了我们一个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善于抓住事情关键，并且身怀正义的错觉，可到了审理牛夫人的案件时，向知县明显就是随意且有糊弄之嫌。本文一开篇也说了“人命关天”，我们先抛开牛浦郎实际上没有背负牛布衣的人命、向知县和牛浦郎多少有点私交的前提，事关人命的案件如此随意应付，实在是缺乏身为父母官必要的职业素养。再来看作者写这三个案件的目的。这三个案件看起来似乎对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没有多大的作用，仅仅只是记流水账似的记了些小插曲。有这样的感觉并没有错，因为《儒林外史》小说本身在整体的叙事结构上就是“记账”式的模式，三个案件的出现是符合小说本身的叙事习惯的。胡适先生看过《儒林外史》之后，说：“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在行文结构上，这三个案件也是有一定的作用。以此为节点，作者很自然地转入向知县被参本又被解救的情节，自然引出后文的新角色，又结束了有关牛浦郎的故事。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牛浦郎的故事至此也就结束了。从表面上看，作者写的是牛浦郎如何从一个社会底层青年成长为一个巨骗的故事。实际上作者借此明嘲暗讽了当时社会上所谓士人不学无术的状态。一个骗子能够如此横行儒林，就仅仅只是因为他聪明骗术高超吗？显然不是。从头至尾参与其中的文人志士哪个不在配合他。他不过是读了几句诗，根本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却也能将正经科举出身的董知县和向知县骗得团团转，这个现象除了荒诞之外也不免让人产生疑惑，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发现前者的一点破绽？还是说他们本身就不学无术，和牛浦郎半斤八两？其实作者早已做了铺垫，比如说：读了三十年书，当了大官的范进都不知道苏轼是何人。社会在作者笔下就是一个骗子的社会，牛浦郎从萌生骗意到公然行骗，从被牛玉圃成功骗到之后又用骗术成功反击，从成功在安东县骗了两任知县之后又骗得一个老婆，最后再到大骗子石老鼠的出现，牛浦郎、牛玉圃、万雪斋等等人物统统都是骗子，他们通过相互之前的欺骗反映出一条赤裸裸的社会生存规则：必须心狠手辣，成长为大骗子，才能在那个社会上夺得一席之地。第三件案子判得糊里糊涂，很快就传到上司按察司知道了。有人借此说向知县放着人命大事不管不问，偏袒做诗文的人，顺手把向知县参了。参劾文书一路到了按察司，姓崔的按察司看了参知县向鼎的揭帖，正琢磨怎么处理，门下的戏子鲍文卿因受过向老爷的恩惠，替他说好话开脱，说向知县是大才子，大名士，断牛布衣一案，有“敬重斯文的意思”。这按察司也就大笔一挥，送个顺水人情，还写一封信讲明原委，全仗我按察这里的人情，让鲍文卿给向知县送去。鲍文卿亲自把文书送到安东县，向知县打开一看，才知道暗地里被参，官位险失，赶紧请在门外的鲍文卿进来礼遇。虽说是感激鲍文卿，但是口口声声在感激按察司，出口道“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况且与我有恩”，“崔大老爷送了你来，我若这般待你，崔大老爷知道不便”云云。向知县心中层次是极分明的，鲍文卿不过一戏子，其地位是很低下的，他自己也只是逢场作戏，做做样子，怕的大概只是鲍文卿回去之后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鲍文卿也算是有自知之明，虽然劝谏按察，对知县有恩，却安守本分，不敢接向知县的谢礼，甚至连在厅中坐下都不敢，退到廊下由管家接待才恢复自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