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锋：《全宋诗》补遗成果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中国文化研究》

2022年秋之卷

中国文学文化

《全宋诗》补遗成果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文 | 杨玉锋

提要：

《全宋诗》出版以来，学术界对它的补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三部专著与数万首的补遗诗歌。补遗诗歌最主要的价值在于文献的创新性，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补遗诗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刷新了学术界对宋代诗歌成就的认识；第二，在完善《全宋诗》已收诗歌的文本上可以起到补充诗序、完善残句、提供异文、重审作者等作用；第三，对考订完善诗人的生平行迹至关重要；第四，可以用来管窥宋代诗人的诗学思想。与此同时，《全宋诗》补遗成果存在佚诗分散琐屑，文本讹误、被窜改的缺陷，在利用时需要多方搜取材料、仔细考辨真伪。

关键词：

《全宋诗》补遗   诗学   生平   辨伪

一、《全宋诗》补遗与补遗成果

本文的补遗诗歌是指学术界专家学者利用考据手段从各类文献中辑录出来的《全宋诗》未收诗歌。与诗歌补遗的过程性相对，补遗诗歌是补遗工作所得的成果。1998年完成出版的《全宋诗》汇集了有宋一代的诗歌二十多万首，基本奠定了宋代诗歌研究的文献基础，给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空前多的文献资料。然而，与众多“全”字号的断代总集相同，历经十数年编纂的《全宋诗》并不可能完全网罗整个宋代的诗歌，源源不断的新文献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给《全宋诗》的修订完善提供了动力和要求。

在此背景下，自1998年以来，《全宋诗》的辑佚补遗工作一直在进行，虽然学术界的辑佚工作并非全无可商榷之处，但是成就是不容忽视的，据笔者所见，相关的辑佚成果专著有三部、论文有数百篇，所得佚诗数量多达数万首。这些诗歌与《全宋诗》已收的诗歌一样，都是宋代灿烂文化的结晶，也是宋代诗歌中不可或缺的硕果。

补遗诗歌的文献来源很广泛，地方志、金石碑志、小说杂俎、笔记诗话、海外汉籍、佛道文献等等，都有学者爬梳辑录。这些文献分散驳杂，其中有的文献卷帙浩繁，当中的佚诗可能仅仅数首，也有可能一首皆无，辑佚的工作非常艰巨，成果有的也值得商榷。因此，辑佚诗歌一方面价值巨大，另一方面也需要谨慎使用。

然而文献考订的目的并非仅仅止步于过录文本，把尘封已久的佚诗整理出来，这只是佚诗研究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工作应该是在考订的基础上，利用这些辑佚诗歌研究诗人的生平行迹、文学思想、诗歌艺术，甚至可以研究地域文学、家族文学、文学流派，进而完善或者修订以往研究过程中的某些结论，以推进宋代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入。

二、补遗诗歌与文献创新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流者，谓之预流。”后来学者多藉此发论，以论证文学研究中新观点与新资料的重要性。确实，文学研究中如果缺少这两点，研究就很难走向深入和前进。没有新观点与新资料，宋代的诗歌研究也就必然显得没有新意和亮点。

唐代文学研究中，目前学术界利用的新资料主要有出土的墓志、重新进入国人视野的海外汉籍等等，考古发现、出土墓志、东亚文献的利用均有专著产生，这也与唐代现存传世文献的相对有限性有关。唐代与宋代的印刷、造纸与文献保存技术相差悬殊，两者相比较，宋代文献保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显然更胜一筹，所以宋代文学研究对新观点、新方法的关注度更高，而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则远逊于唐代文学研究。

辑佚所得宋诗无疑属于新资料。宋人诗歌保存在其别集以及各种选集、总集之中，历代都有人搜集、刊刻，然而由于时代、个人视域所限，哪怕是像苏轼、陆游这样的大诗人，尽管其别集保存相对完整，还是有大量的佚诗存在。诗人作品的散佚有很多原因，有的诗歌是诗人本人在整理作品时删掉；有的则是后人整理时去除；有的则是诗人把作品题写在寺庙、驿站、名胜，并未进入诗人的别集；还有许多诗人的作品并未结集保存，分散在各处。明清以降，地方修志的风尚非常兴盛，县、州府、省，乃至朝廷层面，都把修志作为国家、乡邦文化建设的手段途径之一。在修志的过程中，发掘地方诗文，并进行刊刻印行，对地方诗歌的辑录保存做了极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地方文献，出土的碑刻、流传到海外的汉籍、尘封已久的生僻文献，记录诗歌的价值都值得关注。

学术界补遗所得的宋诗的文献价值首先表现在它的“新”上。佚诗保存在各类文献中，在之前并未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诗歌对诗人的别集是一种补充。其次，佚诗的出处对诗歌系地、系年大有裨益，进而有助于研究诗人的生平行迹。第三，记录佚诗的文献往往还记录了其他的信息，例如生卒年、字号、官职、诗歌异文。与此相对应，利用《全宋诗》补遗诗歌研究宋代的作家，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维度，首先是大诗人的佚诗，诗歌提及的时间、地点、人物，对研究诗人的生平行迹十分重要；其次，与大诗人有交往的诗人佚诗，可以考察大诗人的交游情况；再次，是从接受史的角度，分析前代诗人或者宋代大诗人在宋代的影响情形。

学术界虽然积累了相当多的补遗诗歌，但是对佚诗的利用则很少有人提及，更没有出现佚诗利用的理论提炼，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作出初步的探讨。

三、补遗诗歌文献利用举例

（一）刷新对宋诗全貌的认识

诸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这类“全”字号的断代文学总集，其价值就在于给学术界提供一个搜罗详尽、体例完善、文本可靠的资料汇集，研究者藉此了解一代文学创作的家底。以《全唐诗》为例，清编《全唐诗》收录诗歌900卷，49403余首，涉及诗人2873人。再加上王重民、孙望、陈尚君等人的补遗，现存唐诗53000余首，这可以说是唐诗的概貌。与唐诗相比，宋诗的数量远出于唐诗之上，《全宋诗》有皇皇72册之多，收录诗歌20多万首，诗人近万人，较《全唐诗》的五倍还多。

然而这才是宋代诗歌初步的汇集，《全宋诗》编纂说明中已经提到了续编的问题，因此可以说20多万首诗歌远非宋诗的真正全貌，这也可以从《全宋诗》补遗成果来印证。朱刚、陈钰的《宋代禅僧诗辑考》辑补《全宋诗》未收的僧诗7800余首，其中400余位禅僧《全宋诗》未收；陈新、张如安等人《全宋诗订补》补收诗歌数千首，其中182个作者为《全宋诗》所漏收；汤华泉先生《全宋诗辑补》辑佚的宋诗数量是学术界最多的，涉及的诗人也是最广的。此书“为《全宋诗》辑得佚诗近二万二千首，残诗零句三千六百余则，所得佚诗有名姓作者近二千八百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全宋诗》的十分之一，不得不是一个巨大的收获。以上三部书涉及的诗歌有数万首诗歌之多，这无疑可以刷新学术界对宋诗全貌的认识，也更加让人疑惑，有宋一代的诗歌究竟有多少，这在短时间内很难有定论。

不仅仅是宋诗总数的剧增，某些诗人的诗歌《全宋诗》失收严重，而补遗成果丰硕，使学术界对单个诗人的创作实绩也刮目相看。胡传志先生在评论《全宋诗辑补》的时候说道：

一个作家的作品主体应该收集在“全”字号总集之中，“全”字号总集之外的佚作数量只是少数。但《全宋诗辑补》却改写了辑佚的这一定律。极端的例子是宋太宗的诗歌。《全宋诗》录宋太宗诗十八卷，总数不足600首，而《全宋诗辑补》从《金箓斋三洞赞咏仪》和高丽藏《御制秘藏诠》等书一举辑得惊人的2113首诗歌，“佚作”的数量反而数倍于非佚作。面对如此体量的佚作，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宋太宗诗歌。

宋太宗诗歌补遗诗歌的丰富性反映了宋诗辑佚的广阔空间，如此众多的诗歌完全可以深入推进对宋太宗文学成绩、宗教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就文学研究而言，掌握对象的资料越丰富，那么研究的成果将会更全面、更扎实。

（二）订正《全宋诗》的缺陷与失误

下面主要以汤华泉先生《全宋诗辑补》中补遗的成果、陈新等人的《全宋诗订补》，以及笔者的发现，论证补遗文献在订正《全宋诗》已收诗歌上的价值：

1、补充诗序

有的诗歌为《全宋诗》所收，但并不完整，失去诗序。例如《全宋诗》吕大防名下《万里桥》诗：“万里桥西万里亭，锦江春涨与堤平。孥舟直人修篁里，坐听风湍澈骨清。”《全蜀艺文志》卷十二收录此诗，且有吕大防自序：“万里桥西有僧居曰圣果，后濒锦江。有修竹数千竿，僧辩作亭于竹中。”但这仍然不是此诗的全貌，汤华泉先生据《成都文类》卷七辑补：“万里桥西有僧居曰圣果，后濒锦江。有修竹数千竿，僧辩作亭于竹中。予与诸公自桥乘舟溯流，过日因亭曰万里，盖取其发源注海，与桥名同而实异，因作小诗识之。”这首诗是吕大防知成都府时的作品，小序完整地道出了此诗的创作背景。

再如《全宋诗》胡融名下收录有《天台山联句》诗，《全宋诗》据元代陈世隆《宋诗拾遗》卷一八收此诗，列胡融名下，云：“按：原诗似非联句。”《全宋诗》编纂者怀疑此诗非联句诗，原因在于诗歌收录不完整，阙序与注释。笔者据崇祯《宁海县志》发现了此诗诗序：“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未有此游。庆元丙辰重九，南塘胡融勒名其上。明年上元前二日，刘次皋允叔自香岩来，竹坡李揆文叔、蒙庵王度季雅、筠轩周仲卿次和，皆不约而至，相与同登，联句即事，以示来者，四朝老农胡少瀹书。”《宁海县志》在每一联的诗句后均注释出诗句的作者，可以证明此诗确实为联句诗。不仅如此，该诗序还说胡融字“少瀹”，而《全宋诗》小传则云：“字小瀹。”《全宋诗》似误，古人字号有阐释名字的习俗，“少瀹”与“融”相契，《全宋诗》载字“小瀹”是因形近而造成的讹误。

2、完善残句

《全宋诗》收录不少残句断篇，因非全帙，对诗歌研究是一种障碍，补遗成果中有不少据其他文献辑补出完整诗歌的例证。例如《全宋诗》吕蒙正名下收录有残句：“拨尽寒炉一夜灰。”汤华泉《全宋诗辑补》据佛教文献《宗门武库》辑补出全诗，《微时作》：“十谒朱门九不开，满身风雪又归来。入门懒睹妻儿面，拨尽寒炉一夜灰。”

《全宋诗辑补》中这种情况非常多，再如据《渊鉴类函》卷三三六补曾志尧《芙蓉阁》：“参差红菡萏，迤逦绿茹蒲。沙鹭窥吟榻，风蝉入座隅。”此诗《全宋诗》只收后二句。据《永乐大典》卷一四三八零引《潼川志》补张士逊《寄唐山人》：“梓潼江口涪江上，深僻还如鄠杜村。独坐翠光喷钓艇，万秋寒影落吟轩。新编自集诗千首，好月谁同酒一樽？我有十年狂简在，会须乘兴雪中论。”《全宋诗》只据《舆地纪胜》收录此诗前二联。

把残句短篇还原成完整的诗歌，这即证明了《全宋诗》收录残句确为该人作品，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诗歌文本。

3、提供异文

有的诗歌不同的文献记载存在异文的情况，而《全宋诗》只利用了其中的一种，对异文情况重视不够，因此，从其他文献中辑录的诗歌可以提供不同的文字信息，对诗歌的校勘、理解至关重要。《全宋诗辑补》据《宋文鉴》卷二二辑录魏野《书友人屋壁》诗：“达人轻禄位，居处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闲唯歌圣代，老不恨流年。静念相寻者，还应我最偏。”《全宋诗》已收，题作《书逸人俞太中屋壁》：“羡君还似我，居处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闲惟歌圣代，老不恨流年。每到论诗外，慵多对榻眠。”两处记载的首联与尾联文字差别很大。

据明陶宗仪《说郛》卷三五引《谈渊》辑录张士逊《致仕别章得象》：“赭案当衙并命时，蒹葭衰朽倚琼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鸿入高冥凤在池。”。此诗《全宋诗》据《诗话总龟》录，题作《寄陈文惠》：“赭案当年并命时，蒹葭衰飒倚琼枝。皇恩乞与桑榆老，鸿自高冥凤在池。”诗题不同且有异文。

4、重审作者

有的诗歌虽为《全宋诗》所收，但是补遗成果从不同文献中发现诗歌作者存在问题，即相同诗歌的作者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如《全宋诗》收录有柳开诗句：“九重城阙新天子，万卷诗书老舍人。”文献来源为《诗话总龟》，而汤华泉《全宋诗辑补》据更早的文献《中山诗话》辑录此诗，且认定作者为梁周翰。二书同为诗话类文献，诗歌作者记载不同，因此研究者在利用此诗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这种争议的情况。

再如据嘉庆《黟县志》卷一六补丘濬《入夏初晴》：“屏翳盗天权，丰隆据天宇。渗阴抗六阳，入夏苦旬雨。炼石无娲皇，天漏谁与补。羲和驾赤轮，倏睹朝旭吐。倚杖拟郊行，脱屣始出户。喜气薄林峦，生意溢蘅杜。天公本无心，造物实谁主。今昔倏变化，阴晴孰吹煦。我欲叫苍苍，叩阍挝天鼓。苍苍在巅崖，何时脱辛苦。”此诗《全宋诗》收录，作者为何梦桂；据《永乐大典》卷一四三八零引《袁州府宜春志》辑录陆经《谪袁州道中寄子美》，《全宋诗》作者为张群；据《方舆览胜》卷四七收曾肇《统军池》诗，而《全宋诗》据《舆地纪胜》收，作者为曾旼。

诗歌的重出误收问题，在宋诗中十分突出，补遗文献中辑补的诗歌如果证明《全宋诗》已收诗歌存在作者分歧的问题，则需要十分注意考辨，诗歌的作者只可能是一人，因而对待重出诗歌首要的工作即是考辨作者。

（三）考订诗人生平行迹

1、苏辙在筠州、绩溪。

因与王安石等人的政见不同，苏辙在“熙宁变法”时持怀疑反对的态度，因而被新党权贵贬谪地方，元丰二年又因兄“乌台诗案”试图以身抵罪，苏辙被贬谪监筠州盐酒税，直至元丰七年量移绩溪县令。苏辙《栾城集》卷二五有一篇《洞山文长老语录叙》提及他与释克文的交往：

有克文禅师，幼治儒业，弱冠出家求道，得法于黄龙南公，说法于高安诸山。晚居洞山，实继悟本，辩博无碍，徒众自远而至。元丰三年，予以罪来南，一见如旧相识。既而其徒以语录相示，读之纵横放肆，为之茫然自失。盖余虽不能诘，然知其为证正法眼藏，得游戏三昧者也。故题其篇首。

由叙文可知苏辙与克文禅师的交往始于苏辙贬谪筠州时期，然而无更多信息可以考证。《全宋诗订补》自《古尊宿语录》辑录出来三首释克文写给苏辙的诗歌，可以了解二人的交往情况以及苏辙当时的行迹：

《寄苏子由》：

遍因访祖参禅后，拙直寻常见爱稀。

有道却从人事得，无心应与世情违。

时光易变惊谁老？真趣难穷自觉微。

尤荷多才深此意，喧哗声里共忘机。

这首诗是释克文写给苏辙的一首诗，作于筠州。苏辙刚直不阿，立身坦荡，因而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即是诗中所说“拙直寻常见爱稀”，贬谪筠州对苏辙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低谷。克文禅师在诗中开导苏辙要忘记“多才”带来的苦恼，超脱世情与人事纠纷去品味佛家的“真趣”。

《苏子由辟东轩有颜子陋巷之说因而寄之》：

才淹居亦弊，道在不为贫。

未洒傅岩雨，且蒙颜巷尘。

旷怀随处乐，大器任天真。

半夜东轩月，劳生属几人。

元丰三年苏辙到任筠州，府舍为大雨所败，破敝不可居住，苏辙在听事堂东边修补出一个居处，名之曰东轩。他在《东轩记》中说：“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苏辙说少时读书对颜回之乐不甚理解，及到筠州才发现甘于贫贱而又能践行大道是那么困难。释克文的诗就是由此而立意，身处贫贱但心怀大道，面对纷繁世事只要乐观旷达守住自己的本心，则不难看透人生的起起伏伏。苏辙在文章中还提到：“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欲磨洗浊污，睎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可见苏辙在心理上已经正确看待了富贵与大道的关系，所以能够在贬谪沉沦中实现思想的超越与重生。

《寄绩溪苏子由》：

达人居处乐，谁谓绩溪荒？

但得云山在，从教尘世忙。

文章三父子，德行两贤良。

却恐新天子，无容老石房。

诗中“新天子”当指宋哲宗，元丰八年神宗驾崩，诗当作于此时，苏辙时任绩溪县令，因而诗题称呼苏辙为“绩溪苏子由”。绩溪远离京城，地处偏僻，生活寂寥。克文说身在荒地无甚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通达，在这样一个云山苍茫的地方反观尘世宦海的熙熙攘攘，才发现尘世冗事是那么地无足挂齿。诗的后半部分褒扬苏辙与父兄的文章道德，并预言苏辙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东山再起，不会终老于绩溪的“老石房”。

2、黄庭坚行迹。

黄庭坚《题博古堂》：

吾校禁中秘书，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过田氏者。

仙尉公余懒着鞭，一堂正席对遗编。

牙签锦轴皆煨烬，只许芳名后世传。

此诗辑录自《永乐大典》卷七二四一引《江陵志》，汤华泉先生云：“此诗小序亦见祝穆《方舆览胜》卷二七，文字稍异，云：'吾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黄庭坚曾于神宗末年至哲宗初年任职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等职，诗当作于此时，然而黄庭坚任职期间江南之游的信息却寥寥无几，诗序中提及此事，可补黄庭坚事迹之阙。博古堂位于北宋江陵府境内，《永乐大典》引《江陵志》记载：“博古堂，在新东门外，有双庙相对，燕人田伟归朝，授江陵尉，因家于此，作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卷，无重复者。”

《清江引赠崔闲》：

先生抱琴坐客床，坐中凛冽凝清霜。

琴心静与人意会，一泻万里之长江。

七弦虽在十指空，江水东流波不动。

仙翁默坐我忘机，似成白昼羲皇梦。

此诗辑补自《永乐大典》卷二七四一引《九江府志》。崔闲为北宋南康军人，字诚老，号玉涧道人，拜著名琴师沈遵为师，结庐隐于庐山，名之曰“睡足庵”，与苏轼、叶梦得等人有过交往。黄庭坚为洪州分宁人，与崔闲居处不远，且黄庭坚一生任职、流贬多地，与崔闲交往十分可能。此诗写崔闲弹琴时的状态，崔闲琴艺高超，弹琴时人琴合一，手指间流出之音如大江东去之势。苏轼曾作词《醉翁操》，在序中详细说明了为曲谱词的经过，其中提到：“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辞，乃谱其声，乃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崔闲与苏轼共同玉成此曲，成为一段佳话。

《赠全法华》：

摄意持经尽劫灰，人间处处妙莲开。

他年诵满三千部，却觅曹溪一句来。

此诗辑录自《法华经显应录》卷下。全法华为一位禅师，住宁波鄞县志慈福寺，据宝庆《四明志》卷第十三记载慈福寺：“县东三十里。旧号盛店保安院，周显德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赐今额。……院旧有全师者，年六十余，日诵《妙法莲华经》，三十年如一日，以部计之，万五千矣。世目之为全法华净照禅师。臻公即诗之，士大夫从而和者甚众。”慈福寺为禅宗寺院，而全法师所修宗派为天台宗，所以黄庭坚说全法师“他年诵满三千部，却觅曹溪一句来”。

（四）研究宋人诗学思想

宋人乐于探讨诗歌创作的理论，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诗学思想，形之于文字，保存在文章、书信、诗话以及诗歌之中。在《全宋诗》补遗成果中，许多诗歌中包含了大量的诗学信息，从中可以看出宋人的诗歌旨趣。

1、杜甫与杜诗

《全宋诗辑补》在《成都文类》卷八搜集了邵博《同杨元澈游杜子美草堂》诗：“万里桥西路，幽居今尚存。共来披草径，远去问江村。冉冉花扶屋，萧萧竹映门。斯人隔千古，此意与谁论？”杜甫曾卜居于成都浣花溪畔之草堂，杜甫殁后，所居之草堂成为后代文人流连之胜迹，题咏赋诗之风兴盛，邵博此诗就是一例。

欧阳修的佚诗《赠僧文莹》：“飞锡扣书斋，言谈得再陪。孤闲乾竺客，平淡少陵才。究道情何笃，争名念已灰。山林著诗就，应寄日边来。”《湘山野录》记载欧阳修：“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迨还吴，蒙诗见送。有'孤闲竺乾客，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间著书就，应寄日边来’之句，人皆怪之。”《湘山野录》仅记载诗歌的二联，全诗一直未为人所发掘，《成都文类》却保存着完璧之作。一直以来都有欧阳修不喜杜诗的传闻，陈善《扪虱诗话》说：“文章似无定论，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尔。只如杨大年、欧阳永叔皆不喜杜诗，二公岂为不知文者，而好恶如此！”而此诗中欧阳修却以杜诗赞誉苏舜钦，可见传闻之不可信。不仅如此，欧阳修在诗中说“平淡少陵才”，认为杜诗风格是平淡，欧阳修极力提携的梅尧臣语“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被视作宋诗风格形成的标志，之后江西诗派的黄庭坚评价杜甫晚年诗歌的时候也说“平淡而山高水深”，“平淡”成为宋人追求的诗学理想风格。

杜范《公余阅宛陵集偶成》：“诗法将谁踵四诗，杜陵宜也宛陵宜。两家古淡兼醇雅，作者还当遵守之。”此诗为《宛陵先生年谱》附载诗歌，诗中以杜甫与梅尧臣诗歌为接续《诗经》的经典，认为杜甫与梅尧臣诗歌兼具古淡与醇雅的风格，理应成为宋人模仿追从的标准。杜甫诗歌在宋代有“诗史”之誉，本人也被冠以“诗圣”之名，梅尧臣与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舜钦是宋诗自成一家的里程碑式人物，而从中可以看出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杜甫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咏陶诗

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宋人进退出处以杜甫、陶渊明为榜样，一方面忧国忧民忠君爱国如杜甫，另一方面甘于清贫，泰然面对低谷如陶渊明。在《全宋诗》补遗诗作中，有许多首诗歌涉及到陶渊明在宋人眼中的形象。例如马荣祖《题陶靖节祠》：“径余松菊未全贫，百首新诗意甚真。束带不因羞孺子，衣冠知是晋时人。”此诗出自《永乐大典》卷六七○○所引《江州志》文字。首句浓缩出陶渊明的平淡生活，第二句称赞陶诗“真”的品质，后两句赞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与在晋宋易代之际保持自身的操守。与此诗相似的还有曹勋《陶渊明画赞》：“伟矣靖节，百代犹坚。归来一赋，高韵凛然。漉巾瘦筇，墟里风烟。仰止清名，日月在天。”将陶渊明超然高迈的风度与气韵脱俗的文学成就极力称颂，认为陶渊明的遗风如日月般光耀后世。陈俱《陶靖节赞》：“渊明高蹈，性与道俱。世出世士，莫得亲疏。”也是如此，褒扬陶渊明的人格。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在宋代有不少追和者，例如冯楫《和渊明归去来兮》：“归去来兮，莲社已开胡不归。念吾午日就衰迈，况世态之堪悲。想东林之遗迹，有先贤之可追。趁余生之尚在，悔六十之前非。如新沐之弹冠，类浴罢而振衣。涤尘垢以趋洁，造妙道之离微。顾瞻前路，归心若奔。入慈悲室，登解脱门。万境俱寂，万境俱寂，一真独存。炉香满炷，净水盈樽。望西方以修观，祈速睹于慈颜。入念佛之三昧，觉身心之轻安。超九莲之上品，开六超之幽关。会精神于正受，杜耳目之泛观。俟此报之云尽，指极乐而径还。循宝树以经行，践华园而回旋。归去来兮，唯净土之可游。念阎浮之浊恶，舍此土而何求？喜有寿之无量，曾何苦以贻忧。与上善人同会，友补处为朋俦。池具七宝，黄金为舟。地平布于琉璃，无高下之坑丘。乐音起于风树，佛声发于水流。闻者咸念三宝，忻尘缘之自休。已矣乎，人生如梦，能得几时？胡为名利之萦留，此一报看尽兮将焉之？浮世皆幻境，乐土真佳期。布莲种于池内，长念佛以培耔。冀临终时而佛迎，垂叙别而留诗。从此地地增进，决证菩提何用疑。”再如释择崇《和陶潜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一念相应名曰归。既以此处为我家，何外物而可悲。审灵灵而自到，会了了而堪追。在我而无非我，其非我而孰非？矧我性之有常，如我身之能衣。问行人而未悟，即迷荒而细微。全身不动，乃驰乃奔。一尘廓然，见此法门。尘尘有光，剎剎俨存。唯此多旨，匪壶匪蹲。乐归来以自得，向万化以开颜。居常菴以默照，念懒拙之可安。将寒暑以为用，劳生死而何关。借梦幻以游戏，统思虑而全观。今无心以放旷，适有趣而来还。其至至以无外，等空空以盘桓。归去来兮，请悟此以胜游。不动步而到家，胡自苦兮多求。了千生之活计，聆毫发以忘忧。无寸土而耕锄，实万顷而千畴。假道浮囊，寄梦扁舟。或山丘以城郭，或城郭而山丘。非变化以能融，岂神通而同流。善寂灭而莫任，起三摩而宁休。已矣乎，只将烦恼正与时，举体不任焉尔留，堂堂历历宜知之。愚智未尝间，蝼蚁亦可期。幸有田而可种，何不及时而耕耔。师吉祥而问已，从无言而赋诗。本如如以独耀，证夫亲而将谁疑？”二诗均以佛教思想为基础，抒释家解脱之道，可见陶渊明的影响不止于士林之间，连佛教释子也深受其出处思想的沾溉。

3、前人遗迹与后人追慕

面对前代人物的遗迹，如坟墓、祠堂、所经之处等，宋人藉此题咏，也可见诗人之思。例如樊汉炳《东坡》：“忠黄江上两东坡，二老遗风凛不磨。人得矜夸知地胜，天教流落为才多。”此诗出自《蜀中广记》卷一零三。题咏的是忠州东坡，忠州东坡为白居易开辟的一片园地，其时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迁为忠州刺史，贬谪经历使白居易的心理建构发生巨大调整，白居易不在是当年写《新乐府》与《秦中吟》时的那个高傲凌厉的年轻人，而变成了一个内敛谨慎的官员，宋代的苏轼在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在政治生活上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因生活拮据，苏轼也在黄州开辟出一片园地曰东坡，躬耕自给。樊汉炳的诗歌就是针对二人而发，认为二人的遗风难以磨灭，东坡的出名并非地名本身有何特殊，而是流贬忠州、黄州的二位才子的才华才造就东坡胜地。

再如李白遗迹，作为唐代成就最高、声名最大的旷世奇才之一，李白的遗迹成为宋人追慕的绝佳所在。以李白墓为例，宋人莅临赋诗者夥矣。吴渊《李白墓》：“翠峰埋骨处，仿佛见英灵。素月诗魂远，清泉酒面醒。一时踪迹困，千古姓名馨。畴昔流离处，无人为眼青。”此诗载于明骆骎曾《谪仙楼集》卷三、清张万迈《太平三书》卷二。面对李白的坟墓，诗人想见其为人，虽然李白生时政治上不甚显达，政治理想也不为皇帝接受，但是诗名却在后世流芳。梅灏《太白墓》：“孤坟三尺隐疏林，太白遗迹尚可寻。一命不沾千古恨，万言空载百年心。高标重假丹青手，旧壠新添桧柏荫。从此谢公山上路，行人谁不为登临。”与李白煊赫的诗名相比，李白坟墓孤独的所在显得极为落寞，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幽僻之地，引得无数文人登临赋诗。盛称李白万古诗才、风流品德的还有尤袤的《太白墓铭》：“呜呼谪仙，一世之英。乘云御风，捉月骑鲸。来游人间，蜕骨遗形。其卓然不朽，与江山相为终始者，则有万古之名。吾意其峥嵘荦落，决不与化俱尽，或吐为长虹，而聚为华星。青山之下，埋玉荒茔。祠貌巍然，断碑谁铭。”这些诗歌均可见李白在宋代的影响。

以上仅从四个方面举例阐释《全宋诗》补遗成果的文献价值，无论是在《全宋诗》已收诗歌的本文订正上，还是在研究诗人生平、诗学思想上，补遗成果均起到了难得的资料支撑作用。当然，补遗成果的价值远非上述论证可以囊括，许多补遗诗歌在艺术上也颇有造诣，本文并未专门论述。因此可以说，补遗成果的利用还需要更深入地实践。

《全宋诗》补遗成果的来源较为分散，诗歌价值也参差不齐，因而以之论证观点的时候，需要多方寻求材料。不过，将诸多补遗成果中的相关诗歌拼凑在一起，诗歌来源不同，完整程度不同，因此资料显得不成系统，较为零散。还需要注意的是，《全宋诗》补遗成果的利用需要谨慎小心，有的诗歌属于不属于宋诗，有的《全宋诗》已收，有的存在著作权争议，有的文本字句被窜改等等，如果存在这些情况，那么建立在有问题诗歌之上的论断自然不可能严谨可靠，所以在利用补遗成果的时候，首先需要做到的是考辨诗歌的真实性，不可轻信前人成果。

作者简介：

杨玉锋（1992—），男，河南光山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