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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个原则性相当强的人，就如对农民怀有善意一样，对贪官抱有敌意，同样是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官员们廉不廉这个问题，就如同丞相问题一样，在他的帝国本就不应该存在。 在他眼里，官员们只有两种罪：贪污罪和非贪污罪。 只要犯的不是贪污罪，一切都有的商量，只要罪行不是太重，老朱很少刑戮官员。 要犯的是贪污罪，犯官们就要做好见上帝的准备。 还有什么能比酷刑更能震慑贪官呢，洪武朝的反腐，是和酷刑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大都听说过剥皮抽筋这个成语，用来形容恨之入骨。这个成语听起来可怕，实际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酷刑。但在洪武朝，存在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可怕酷刑：剥皮揎草。 老朱当过和尚，可能从佛教传说中得来灵感，据说“剥皮揎草”是地狱当中对罪大恶极的灵魂施行的酷刑。 具体操作过程分三步：先把罪犯首级斩下，在闹市悬首示众；然后把罪犯的人皮完整地剥下来，做成袋状；最后一步是在里面填充上稻草，悬挂示众。 为了剥皮方便，朱元璋规定，府、州、县、卫各级政府衙门的左边必须开辟一个专门的场地，平时祭祀土地神，需要剥皮时就在这里进行，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作“皮场庙”。  这绝对是对贪官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暴击。更恐怖的是，展示完毕的人皮还要持续发挥余热，它将被取下放置到官府大堂的公座旁边，用以时刻提醒下一任：你的前任因为贪污，落得如此下场。试想如果你是继任的官员，每天上堂就跟进了鬼片片场差不多，对着这具人皮工作体验一定好不到哪去。 剥皮揎草工序复杂，对技术要求高，不是所有贪官都有权利能享受到，老朱给定的的价码是六十两。超过这个金额，剥皮揎草跑不了。 洪武朝一石米的价钱在半两银子左右，六十两就相当于农民一年半的收成。 对于贪污金额在六十两以下的，老朱也给明明白白安排好了酷刑套餐。 比如这些：凌迟、枭首、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枭首、迫令自杀等等，分别对应贪污金额不小，又达不到剥皮揎草资格的官员。 如果哪个贪官被判墨面文身、常号枷令、枷项游历、免发广西拿象（免死，发配广西捉大象）、发配远方为奴等，那他家里一定像过节一样，大家都认为前世积了德。 对贪腐的官员，老朱从不知宽恕为何物，在他眼里“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我相信“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70岁的老大爷玩鞭炮炸牛粪一样可以炸得很开心，就如同他17岁时一样。当那个曾经的少年成为了皇帝，儿时对贪官污吏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由于皇帝不大管，元朝官场的关系主要是用钱来维系的，要钱的花样脑洞大开，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下属拜见上级要给“拜见钱”、过生日要给“生日钱”、往来迎送要给“人情钱”、开个传票要给“赍发钱”、进门出门要给“人情钱”、打官司要给“公事钱”，就算啥事没有，也要给“常例钱”、“撒花钱”。反正有钱不一定能办事，没钱一定办不了事。 从小的经历告诉朱元璋，这整个官僚体系都烂到了根，非猛药不能治。 在朱元璋还是朱重八的时候，接触不到多高级的官员，仅仅是那些作威作福的乡间小吏，就让村民们恨得咬牙切齿。偶尔遇到地方官下乡检查工作，家里还要被扒一层皮，怎能不咬牙切齿。 这样的经历又告诉朱元璋，官员下乡准没啥好事，倒霉的是农民（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他规定官员不许下乡，体察什么民情，那都是扯淡，给我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办公室。谁敢私自下乡，百姓有权将他捉拿，由老朱亲自处死。  洪武四年十一月，朱元璋再次重申自己坚决与腐败作斗争的决心：“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 朱元璋的反腐风暴有多猛，我们看两个例子就明白。 谁是明初第一猛将，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前面提到过常遇春、张定边都有资格入选。除了他们二人以外，若光从临阵战绩上说，朱亮祖或许才是元末明初第一猛将，在他还是元将时，曾在宁国力阻徐达，并在阵上击伤常遇春。（已，遣徐达等围之。亮祖突围战，常遇春被创而还，诸将莫敢前。） 朱亮祖后被朱元璋收服，随他南征北战，立功甚多，后来又在平定南方的战争中啃下广西最硬的骨头——元朝尚书普贤帖木儿，居功至伟。 朱元璋也没亏待朱亮祖，洪武三年，朱亮祖被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永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获赐铁券，子孙世袭。 当时明太祖钦定功臣三十四位，其中朱亮祖名列第二十七。常遇春在洪武二年已卒，张定边早已不知所踪，称朱亮祖为其时第一武将，也没什么大问题。  洪武十二年，朱亮祖奉命出镇广东，成为封疆大吏。仅仅一年多以后，朱亮祖被朱元璋召回南京，老朱下令，用铁鞭鞭打朱亮祖与其子朱暹，两人当殿被活活打死。 原因是朱亮祖父子贪赃枉法、祸害地方，还将当地的番禺知县道同陷害致死。 朱亮祖是开国功臣，又有免死铁券，如果在其他皇帝手里，至少能免一死，但他最后还是死了。老朱身上不仅有农民的老成持重，还有做游方僧时与三教九流接触时学来的狡猾，他要用朱亮祖的事告诉勋贵功臣们，哪怕有开国之功，一旦与贪腐沾边，也别想着会法外开恩，法外加刑倒是很有可能。 自古以来就有“刑不上士大夫”之说，到朱元璋这里，别说士大夫，女婿他也敢咔嚓。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贪赃枉法，卷入到一起贩卖私茶案件中，被朱元璋下旨赐死。 朱元璋有几十位妃嫔，若要问他最爱谁，答案只有一个——结发妻子马皇后。爱屋及乌，老朱对嫡出的子女也要高看一眼。两嫡女是他掌上明珠，宁国公主许配梅思祖之子梅殷，安庆公主则嫁与欧阳伦。欧阳伦虽然是平民出身，却更显朱元璋苦心，他看中的是欧阳伦的才华与学识，再加一表人才，在众多人选中可称出众，亲自为女儿觅得如此金龟婿，老朱老怀甚慰。 世事无常，洪武十四年（1381年）欧阳伦抱得佳人归成为众人眼中明星，彼时他刚22岁，前途可称无量。16年后，朱元璋却不顾众人求情和女儿成为寡妇的命运，亲自下令将这位驸马都尉处死。 欧阳伦显然低估了老丈人反腐的决心，皇亲国戚如果以权乱法而不受制裁，势必上行下效，法纪荡然。欧阳伦虽然是自己心爱女儿的丈夫，他也决不曲宥。  皇亲国戚与开国功臣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许多皇帝说过，可没几个人能真正做到，老朱做到了，而且要更加严厉。老朱出生草根中的草根，对这些似曾相识的画面他太熟悉了，这些达官贵人，法外狂徒，不正是当初让一个个农民家庭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么。 地主豪族再牛，背后必须有官员给他们撑腰。利益输送是相互的，官僚系统决定了规则的运行，在这个规则下，农民永远无法斗倒地主，他们只能成为贪腐的牺牲品。 法之为法，必须上下共守，有法不守，等于无法。如果对官僚们法外加恩，自己这反腐等于白反了。 猛烈的反腐风暴刮遍全国，倒下的官吏数以万计。既包括驸马都尉欧阳伦、永嘉侯朱亮祖、户部尚书赵勉、工部侍郎韩铎、福建右布政使陈泰这种级别的达官，也包括不起眼的知县、县丞、主簿、典吏。朱元璋的拍子是没有眼的，在他拍下没有老虎和苍蝇之分。 正如歌中所唱“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老朱的反腐信念从没改变，要是他自称在历代皇帝中排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如此严厉的反腐手段反复荡涤，朱元璋想来大明应当是官场清明，百姓乐业，离他的理想王国相距不远了。许多事地方官可以选择性上报，为了利益，对自己不利的事会设法压住。唯独一样东西绝对无法作假：农民起义。 官员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压下造反的消息不报告。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六年，老朱每年平均收到六起各地造反的消息，加起来总共有一百多次。 要说这些都是农民不堪压迫而造反，那也有点冤枉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天下未定，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还有许多敌对力量的残余搞破坏，老朱起初并不怎么在意。可一直持续十几年，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调查结果让老朱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 刑部尚书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印钞局大使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 地方上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 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中小地主们，勾结官府，多年来用包荒、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把农业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甚至他们还把自己的田产转寄到长工名下，叫「铁脚诡寄」。这种欺骗一层层上报，乡骗县，县骗府，州府骗中央，一直骗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诡寄」。 好你个“通天诡寄”！这已不是偶发的腐败，而是系统性的腐败。受害的农民忍无可忍，走上了与当年红巾军一样的道路。 当自己费尽心力作出的种种努力被证实如同隔靴搔痒一般时，只要是个人都会愤怒。当一个人身份级别越高，他的愤怒影响力就越大。布衣的愤怒大概率只有老婆孩子能感受到，如果这个人是皇帝，他的愤怒就是毁灭级的——“天子之怒，流血漂橹。” 目标是解决地主和官僚的问题，整了十五年也没啥效果，这一年朱元璋已经54岁，他还有几个十五年呢。看来一个一个来已经不行了，老朱决定加快速度，把这两个问题合并到一起解决，这就是后来明朝三大案的缘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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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白衣钱子 > 《明朝[1636——1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