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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中的四篇宋代游记（山水，亭台记），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初五册）、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高一册）、苏轼的《石钟山记》（高二册），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这四篇游记与郦道元等的传统山水记不同，作者之意不专在于山川之美的描写，而另有寄托，因而在写法上也是另辟蹊径，不为前人成法所囿。 
《醉翁亭记》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当时，欧阳修因为参加范仲淹领导的政治革新失败而贬知滁州。他“乐其地僻而事简，又受其风俗之安闲”，但因屡受保守派的打击，不无苦闷，只好寄情山水诗酒以自适。年未四十的欧阳修却自号“醉翁”，当年写《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文的战斗精神已丧失殆尽了，这就造成了《醉翁亭记》平庸的思想与高度的语言艺术之间的矛盾。在思想上，它的可贵之处仅仅在于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未与保守派同流合污，仍想继续努力有所作为，但他又有排遣不掉的抑郁，和为他人所无法理解的痛苦，这一点在“人知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一语中便有所透露。以后，作者思想渐趋消极，晚年身居参知政事（副宰相）高位，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从《醉翁亭记》中，我们可以窥见欧阳修由积极向消极的转变。若以艺术性而言，《醉翁亭记》则有着相当高的成就。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手法，用朴素清新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山、林、泉、亭之美，极写山间朝暮，四时景物的变化与宴酣之乐，情景交融，极富感染力。语言精炼、骈散结合、非常和谐优美。遣词造句都很平易。但“平字见奇，陈字见新，朴字见色”，以意胜而不以字胜。特别是作者创造性地在全文中使用二十一个“也”字，使文章有一咏三叹之妙，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由于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醉翁亭记》向来受到人们的普遍推许，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是写于庆历六年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却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怀。当时，范仲淹因新政失败贬知邓州，但他却不以一身进退为虑，仍以天下为己任，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劝勉因诬遭贬的老友滕宗谅（子京）并以自励；表现了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和不屈不挠、不改初衷的顽强斗争精神。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人感奋不已。年过花甲的范仲淹比自号“醉翁”的欧阳修大了近二十岁，又同时遭贬却毫不消沉。一个“进亦忧，退亦忧”，一个自得其乐，这一忧一乐，正好看出二人思想境界的高低。《岳阳楼记》的思想境界不仅大大超过了《醉翁亭记》，也大大超过了“唐贤今人”的山水名篇，而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又是非常的和谐和统一，与《醉翁亭记》通过具体景物描写抒情的手法不同，《岳阳楼记》是为情而造景。作者并未亲临岳阳（巴陵），而是驰骋想象，彩笔濡染，以分类概括描写的手法，创造出洞庭湖阴晴晦明的不同境界，以表达“迁客骚人览物之情”的不同，描写中运用了大量四字句和排偶、比喻等修辞方法，词采绚烂，情真意深，可以看出作者是借鉴了骈文和传奇的艺术表现方法，又有所创新。《岳阳楼记》虽有大量景语、情语，却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散文。作者铺排洞庭湖两种景象并抒写迁客骚人的忧喜之情，不是为了肯定它们，而恰恰是为了否定它们，以引出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这样，作者不仅做到了以理服人，而且做到了以情动人。古人云：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范仲淹则说：“进亦忧，退亦忧”，这就更进了一步。这种奋发向上、不屈不挠的积极进取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如果说《岳阳楼记》已显现了宋代游记中的一种议论化的倾向，那么稍后出现的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和苏轼的《石钟山记》的议论化倾向就更为强烈了。王安石、苏轼的政治见解相差甚远，但文学主张却有不少相同之处。这两篇游记都借游山之题探索生活中的哲理，可以说都是别具一格的议论文。《游褒禅山记》前半记游，后半说理，记游正为说理。点明褒禅山之名的来历后，即指出山有二洞；前洞游者众，题壁很多，后洞幽深，“好游者不能穷”，然后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记叙自己游洞的情形：“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寥寥三十余字而已。“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是写实，也是作者的体会，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路）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不独登山如此，治学、做事，又何尝不如此！“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言近而旨远，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作者还指出要克服“险以远”的困难的必备条件：有志、有力、有一定客观条件。这样的论证比较全面、深刻、有独到之处。记叙简洁而处处为议论留地步，议论精辟周密，处处照应前文所述，叙议结合紧密而毫无牵强附会之感。章法谨严，文笔瘦硬简洁，一似出水芙蓉，天然去雕饰，不蔓不枝。当时，王安石仅三十余岁，正在江浙一带任地方官，胸怀大志，锐意改革，从这篇游记里，我们也可以约略窥见他志大才溢，目光犀利，刚毅果断的政治家风度。他对主、客观条件均能冷静分析、因而有百折不挠的信心、决心和毅力，不畏别人讥嘲，不使自己有悔，去追求那“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做出一番革新事业。 至于苏轼的《石钟山记》，虽然也以议论为主，但格调不一样，正所谓如行云流水本无定格，作者先从郦道元、李渤对石山钟山命名的不同看法引出自己的怀疑，然后记自己在石钟山实地考察，终于发现水石相激，声如钟鼓的奥秘，从而得出事须耳闻目睹，不可主观臆断的结论。行文曲折多姿，而又紧扣中心。其月夜泛舟一节描写，尤具特点：“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如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寥寥数语，极其传神地勾画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寂寥境界。读其文可以想见其为人：坚毅顽强，不畏艰险，虽然年近半百，屡遭贬谪，仍然保持旷达、乐观的心情，不失诗家和哲人本色。《石钟山记》的意义，不仅在于考知了石钟山命名由来，而且在于它阐明了通过实地考察求得真知的道理。《游褒禅山记》和《石钟山记》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各有侧重，前者强调要不怕艰险，不可动摇，中途退却；后者强调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不可主观臆断。一个要热（热情），一个要冷（冷静），反映了两位作家不同经历、思想和风格。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如果是空洞的说教，就会令人感到枯燥无味，这就是常被人诟病的宋诗议论化倾向，但宋代诗文中确也有许多用形象说理的好作品，这几篇游记（除《醉翁亭记》较少议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洞庭大观、琅琊胜景、褒禅幽洞、石钟月夜，都是令人流连的，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乎山水本身，而在于作者们心中得到的情趣和理趣，同是名山胜迹，但在不同作家笔下却各有面目和性情，或乐、或忧、或执着、或旷达，这是与作家的气质、修养、经历、见解和心情等分不开的。由此看来，不仅要缜密地体察景物，还要努力加强思想和艺术修养，积累丰富的知识，使自己具有远见卓识，高尚的情操，才能写出文质并美的游记来，这四篇宋代游记值得很好借鉴。刘奇安：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中国校报校刊最佳编辑，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民俗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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