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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6年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动乱，学校都不再上课。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才有机会到县一中上初中。上初中一年多，主要的课程是“学工学农学解放军”，搞“阶级斗争”，真正的上课就是学过几篇“毛主席诗词”。1969年7月，我就“初中毕业”了。所以，我真正的第一学历，应该是“小学”。 我十五岁初中毕业后，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时期。妈妈不愿让我下乡，我也符合当时留城条件，因为我是家庭唯一劳力。但留城和分配工作要层层审批，等待过程十分漫长。我家是“无业游民”，我的管理部门是我们居住的居委会“文化管理区”。当时恰好我的小学班主任高老师在管理区当主任，他了解我家的情况，很照顾我，没事就让我在管理区帮助打杂抄材料，一有干临时工的机会，他就给我开介绍信。从1969年7月毕业，到1970年10月我分配工作，我先后干过很多临时工，在生产资料站抬过大木头（中间有一次累得吐了一小口血，但也没大事）、在苗圃拔过一人高的树苗、在砖瓦厂挖过土方、在肉食加工厂扛过猪肉拌子。当时的临时工按天开支，一天能挣一块七毛四。每当我把一个月的工资五十多元交到母亲手里时，母亲一方面心疼我，小小年纪就出苦力，一方面也为我能帮她养家感到高兴。我也很自豪，感觉自己终于长大了！那一年，我和母亲也开始不再用二姐家接济。1970年10月9日，我被正式分配到农具厂翻砂车间当学徒，月工资十八元。虽然活儿累挣的也少，但好歹是正式工作，母亲终于盼到她老儿子能挣钱养家这一天。因为我家没有后门，我被分配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当时工厂学徒中流行的顺口溜是“车工美，钳工浪，黑不出溜翻砂匠”“车钳铣，真无比；要翻砂，就回家。”我当时十六岁，是进厂那批五十名学徒中年纪最小的，体力也较差。翻砂是高强度的劳动，我整天在铅粉、黑砂、铁水中搏命，每天都累得要死，饿得也快，到家狼吞虎咽，吃完倒头就睡。当时我自己能吃一斤挂面，最高纪录是一顿饭吃了五个二两一个的杠子面馒头、十二个粘豆包、三大碗“鸡蛋甩秀汤”。母亲看我这样受累，总要伤心难过。她时常自责：“妈没能耐，让我老儿子遭这个罪！我老儿子念书没念够啊！”多年的操心劳力，让母亲过早苍老，腰越来越弯，到冬天肺气肿常犯，上不来气，还有一身的小毛病。为儿女能有一个好日子，是母亲强大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我参加工作时，母亲在推小车卖冰棍儿。家里还养猪养鸡，还要做三顿饭，母亲每天特别辛苦。我参加工作后，劝母亲别卖冰棍了，但母亲不听。我长大成人并且参加了工作，让母亲感觉像马拉松选手看见终点线，她要为冲向终点进行最后冲刺。她的终点就拼尽最后的能力挣点钱，为老儿子娶媳妇做好准备。母亲确实算计得很准，靠我当时那二十元左右的工资，真的攒不下钱。此后几年，母亲尽管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为了给我攒娶媳妇的钱，她拼了老命！我家在东北街，批发冰棍儿的食品厂在西南街，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给我做好饭，再喂好猪，自己对付一口就上食品厂批发冰棍儿。她要在崎岖不平的街道上（当时街道大多是砂石路），各楞各楞推着小轮车，斜穿大半个县城到食品厂批发冰棍儿，去晚了排不上。卖冰棍儿的之间竞争也很激烈的，各个繁华商店门前和主要的路口卖得好，但都有强势的人占领，母亲只能在偏僻的路口或走街串巷叫卖。她每天天不亮就忙活，天黑透了才能回家。一天不知道推着冰棍车走多少路。有时阴天下雨冰棍儿卖不出去还要赔钱。那几年，我经常能喝到化了的冰棍儿汤。晚上回到家，母亲对付一口饭，还要烀猪食，缝补洗涮，干这干那，每天都到半夜。就这样，到1974年我结婚时，母亲硬是一点点攒下三百多元钱（那时猪肉才几毛钱一斤，粮食几分钱一斤，三百多元钱是一笔巨款啦），成为我结婚的基本费用。可以说，我的媳妇，也是老娘用小车一点一点推来的。我结婚后，母亲好像卸下了最后一个包袱，说不干就真不干了。她不卖冰棍儿不养猪，也不多管家里的事，把家庭财权交给了我媳妇，安心当享清福的老太太啦。母亲说我媳妇旺夫。从我和她结婚，我就交了好运，先是由翻砂车间调到厂办公室当工会干事，后又被驻厂工作队领队的手工业科（后改称“二轻局”）领导赏识，调到局机关当科员，后又升任局团委书记、局党委副书记。职务提升也带来了实惠，我享受到县财政给予的建房补贴，把我家的草房翻盖成时尚的砖瓦房。我每前进一步，母亲都特别高兴和自豪。她说：你爸爸当年没看好你。说你这个“老秋钮子”（指母亲高龄生我，就像秋天最后结的瓜钮）长大你就老了，指不上。他没想到我老儿子今天也当上“大官“——在母亲眼里，我能在一个管二十多个企业、二千多人的机关当上头头，肯定是“大官”了！母亲还说，当年生你的时候，是乾元区的区长给你“踩生”（“踩生”指生孩子时来的第一个客人，当年我父亲是区贫协主席，区长那天正好找他有事碰上了），看来这“踩生”真给你带来官运了！母亲虽然不主事了，但闲不住。我的工作越来越忙，常在外面应酬。晚上还参加业余学习中文大专课程，同时还试着写一些杂文、散文、小说等。我媳妇当时工作三班倒，也很辛苦。每天晚上我看书写字，总是轻手轻脚，怕影响妈妈睡觉。妈妈表面睡着，其实一直没睡在听我的动静。有时，妈妈第二天会跟我说你昨晚睡得那么晚，写了二十多篇儿。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写了二十多篇儿？妈说我听你隔一会儿撕一篇儿纸，唰一下，隔一会儿撕一篇儿纸，唰一下，给你数着呢！妈妈看我们这么辛苦，不声不响地承担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务。特别是有了孙子久为和孙女晓菲之后，老太太的心情特好，跟着忙活得更起劲儿了，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我家生活有很大改观。由于母亲在这里，我媳妇也贤惠，我家也成了兄弟姐妹们经常聚集的中心。母亲很享受这种家族兴旺、衣食无忧、儿孙绕膝的生活。 但是，母亲没想到，看似老实巴交的我，也有一颗不安定的心。1989年，当我也随着当时“雁南飞”的潮流，从东北调到山东东营时，母亲非常难过。她不理解我“干得好好的咋还折腾？”母亲已经年迈，难离故土，特别是舍不得二姐、大哥、二哥等都在拜泉县的儿女，不愿意离开。我和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分离的考验。（待续） （摄影 旅途）
作者简介：李德辉，69岁，东营党史（史志）研究院退休编审，首部《东营市志》主编，山东省修志业务专家咨询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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