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枪声，副司令员黄骅倒在血泊之中黄骅血案发生在抗日战争最惨酷的一九四三年。望子岛是位于海兴沿海一个方圆不足3公里的小岛，但当时它却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机关和115师教导六旅旅部所在地。 1943年6月中旬，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在望子岛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发起夏季攻势。会议由冀鲁边区党委书记、冀鲁边军区政委王卓如主持，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副司令员黄骅及区党委的成员全部参加。 会议最后决定，军区司令部负责筹备召开一个侦察会议，以配合我军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 为保证安全开好侦察会议，区党委还决定：1、会议规模一定要小，参加人员要精；2、为不暴露目标，开会地点既不要在军区司令部驻地的望子岛，也不要在区党委机关驻地的邢王文村(现属海兴县），而应选一个离党委和军区不远的普通小村，具体事项由邢仁甫和黄骅去定。 邢仁甫却借故一再推辞，最后改由黄骅和参谋处主任陆成道筹备召开军区侦察会议。黄骅根据区党委的意见，把会议地点选在离区党委不远的大赵村(现属黄骅市)，会议时间定在6月30日。 6月30日傍晚，天正下着小雨。在大赵村东南角的一个大院的东腰房开会。 参会者有9人，有的盘腿坐在炕上，有的坐在地下，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小圈。 会议的主持者、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坐在正对着屋门的板凳上。 6点20分左右，三分区司令部参谋迟林兆开始汇报情况，由于阴天下雨，屋子里显得有些昏暗。黄骅放下手中的笔记本，朝门外喊道：“小李子！” “有！”黄骅的警卫员小李子应声进屋，问：“副司令员有什么事？” “天快黑了，你去隔壁房东家，借盏油灯来。” “是！”小李子掩上门走了。 黄骅朝迟林兆点了点头说：“你接着说吧。”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门“呀”的一声被推开了，随着一声“报告！”走进一个人来。 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周云峰。他给副司令员黄骅敬了一个礼，站在门边问道：“邢司令员岛上有信来吗？” “有，上午刚送来的，他说你没有去山东学习，要回来。”黄骅说。 “是呀，我刚到狼坨子就病倒了，一直躺在炕上，等病好了学习期也过了。邢司令员说让我回来工作。” “那好吧，我们这里正在开会，你先去管理股休息，回头我再找你。” “行，我这就去，”周云峰嘴里答应着，可并没挪脚，同屋里几个熟人打起招呼来、 黄骅见周云峰扯个没完，打断他，说：“好了，好了，你快去休息吧！” “就走，就走，”周云峰收住话头，往门外看了看，当他看到门边晃动的黑影时，突然提高嗓门说：“这天也真是……”。 随着他的话音，门边突然闪出几个穿蓑衣的人。黄骅已感觉情况有异，正要掏枪，但已经来不及，四、五支短枪向屋内猛射。 与会人员来不及反抗都被打倒在血泊之中。 为首的匪徒见阴谋得逞，得意地狂笑着，走过去踢了黄骅尸体一脚，挥舞着手枪说：“走。” 这伙匪徒拥挤着从东腰房走进院子，正遇上10多分钟前被黄骅派去找煤油灯的警卫员小李子和范为民。他们听到枪声，急忙往回赶，在大门口与匪徒发生了枪战。 范为民扔出一颗日本造手榴弹，当场炸死一名匪徒，其余的见势不妙，冲出大院，边打边向村外跑去。 警卫战士顾不得追捕逃犯，赶快跑进东腰房，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悲壮的惨景。
这时，司令部机关干部和警卫连也闻讯赶来，身负重伤的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通站站长齐耀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才、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林兆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喃喃着：“快！快抓冯冠奎！”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几十秒钟，警卫连立即出动两个排向匪徒逃窜的方向追击。 由于天已擦黑，又在下雨，匪徒们钻进青纱帐，未能抓获。只是从搜寻时发现的滴滴血迹判断，有的凶手被机枪打伤。
 距离黄骅市区东南40华里的羊二庄回族镇大赵村 临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发出通缉令，旅长兼司令员邢仁甫指示：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当晚，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新青县委书记叶尚志闻讯最先赶回大赵村，紧接着，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宣传部长李启华也陆续从各地赶回来。他们一面指挥处理后事、抢救伤员，调整部署，防止敌人利用我们内乱搞突然袭击，一面向一一五师师部发出急电。 一一五师领导罗荣桓、黎玉、肖华等接到边区党委的电报，十分震惊。
根据中央和总部的电报指示精神，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给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发出回电，告诉他们。不要把这一事件看成一般的暗杀，要组织力量，尽快破案。 探路的内奸周云峰很快就被捕，他供认了受冯冠奎指使探路的事实。 但是，直接制造惨案的罪魁冯冠奎却杏无踪迹。于是，边区领导向全区发出了通辑令：
签署人是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以及边区党政军领导周贯五、刘贤权、张永逊、张耀增、王边芳等7人。 许多人看到，司令员邢仁甫得知黄骅遇难的噩耗，悲痛万分，对冯冠奎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并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归案，为烈士报仇。 但是，军区机关和熟悉情况的一些同志却在冷眼观察着司令员邢仁甫。 在冀鲁边，谁都知道冯冠奎的老底，鼻孔朝天，荒草似的胡子，一张血盆大口，两只眼睛射着凶光，活象一头从笼子里跑出来的饿狼，他原先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实在混不下去，跑到新青县冯家堡投奔我们的海上特务团。 当时，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收留这样的人，但是，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说：“抗战不分先后嘛！要允许别人进步。”不仅把他收留下来，不久还提拔他当了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队长。他曾屡犯军纪，但都被邢仁甫保了下来。可以说，冯冠奎是邢仁甫最宠信的干部，最得力的臂膀。 在一一五师师部，罗荣桓、肖华等领导同志也在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很明显，这是一个策划得相当周密的阴谋，不是冯冠奎这样的人所能想出来的。 那么，这背后的人是谁呢？来军区参加山东分局5年工作总结会议的冀鲁边军区政委周贯五曾经汇报过的一个情况，又在罗荣桓、肖华同志脑海中浮现出来。 那是3月，周贯五来师部汇报冀鲁边区的情况。在谈到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消极避战等情况时，说了这样一件事——
想到周贯五汇报的这一情况，想到邢仁甫对师部调他去延安学习的安排百般推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动身的事实，几位师首长都为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而感到内疚和不安。 7月8日，罗荣桓、黎玉、肖华发出《训令》，训令中说：
训令要求：
7月上旬，师部接连给边区党委发出电报，要求厂泛深入发动群众，抽调得力人员组织侦破，捕获凶手，务必弄清事件真相。 一一五五师首长收到一份急电，司令员邢仁甫拉人叛变十几天过去了，凶手冯冠奎既未抓到，又没有投敌消息，案件的侦破没有新的进展。这更说明了冯冠奎背后隐藏着一只巨大的黑手，说明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分局和师部的领导急切地盼望着来自冀鲁边区电台的消息。 突然，与冀鲁边区相邻的清河军区电台发来急电。师部机要科的译电员刚刚译出两行，不禁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对几个关键性的字码重新进行了核对，没错！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很快译出了这份急电，一溜小跑送到了师首长手中。 电报是以教导六旅独立团团长冯鼎平、政治委员姚昌洲两人名义打来的，报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情况来得突然，但又在预料之中，罗荣桓、黎玉、肖华等领导同志当机立断，电令清河军区刘其人同志立即携带一部电台赶赴独立团驻地，协助独立团和冀鲁边区党委处理好这一突然事件，并沟通独立团、冀鲁边党委与一一五师师部的联系。 根据师领导命令，刘其人同志率领一支小分队和电台迅速赶往独立团驻地，半路上，遇到准备再到清河军区向师部汇报情况的冯鼎平。
电台就地架起来了，随着“滴滴嗒嗒”的声音，这一十万火急的情报传到了师部，又把师首长的指示传到了刘其人的手中。 在独立团驻地，刘其人代表分局和师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首先由冯鼎平介绍了邢仁甫密谋投敌和杀害黄骅的内幕。刘其人作了四条指示：
一只小船从垦区悄悄启程，乘船人是一位精心挑选的女性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但是，直到此时，冀鲁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还不知道邢仁甫投敌叛变的消息和师首长的指示精神，电话没有，电台不能用，唯一的办法是派人去送信。可是，派谁去通报情况呢？ 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送信者不但要穿过邢仁甫死党控制的区域，而且还要通过日伪的重要封锁线。 这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它关系到能否彻底粉碎邢仁甫投敌叛变的阴谋，关系到冀鲁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机关的安全，关系到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这个情况又是那样的令人震惊，所以送情报的人必须能得到边区党委主要领导的绝对信任。 终于，决定了！有一个人，可以信赖！ 船在茫茫夜色中行进，一位奉命送信通报情况的女干部睁着大眼睛，随时准备应付不测，并不时催促船夫加快速度。她叫朱凝，是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当时正在垦区养病，是一位忠于党、忠于革命、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 当然，之所以选拔她挑这副重担子，还因为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她是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的爱人。 小船沿着海边经过沾化、无棣等县。穿过层层封锁线，终于安全抵达边区党委和行署所在地——邢家王文村。 当朱凝出现在眼前时，王卓如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竟肩负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 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张耀增、张永逊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朱凝传递的情报和师领导的指示。
几方面情况汇合，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惨案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别人，正是军区司令员邢仁甫。 一个旧军官拒绝思想改造，在冀鲁边军区内部结成了一个帮派集团邢仁甫，盐山县人，曾在国民党军队马鸿逵部当过副官、参谋。1929年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在平津一带做党的工作，人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活动能力也比较强，但这个人品质不好。入党后，他的旧思想并没得到很好改造，他在平津一带结交的大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青帮头子、惯匪，为此，受到党组织的批评。 “七七”事变爆发后，津南党组织在盐山县旧县镇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抗日武装。 7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北民众抗敌救国总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建立抗日救国、团结对敌的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救国总会的会长是周砚秋，军事委员长就是邢仁甫。 1948年7月，冯国瑞和曾国华支队、孙继先支队到达乐陵，与三十一支队（救国军）会师。为加强边区统一领导，7月8日，在乐陵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马国瑞任书记.曾国华、孙继先、李启华、李宽和、潘寿才、杨靖远、邢仁甫为委员。 根据徐向前的指示，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以乐陵为中心，向北发展建立津南政权；然后向南发展，建立黄河以北的鲁北根据地。所以，由马国瑞、李宽和主持，在乐陵召开了三十一支队及各部队负责人会议，决定取消“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番号，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后改为平津支队）。 就在这时，邢仁甫开始暴露了他的“山头主义”。他借口部队中有一部分人成份不纯，须待工作成熟后再说，拖延整编。由于绝大多数同志都坚决拥护这一决定，邢仁甫不得已又提出留一部分人仍用原来的番号，由王昭明统率，以照顾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结果，没多长时间，他的这个“第二武装”就投敌了。  说公道话，邢仁甫也曾领导部队打了一些胜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山大王”思想却使他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他在平津支队站稳了脚，就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压制和排挤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又把很多地痞流氓、旧军官拉入部队，委以重任，不久，就在平津支队形成了一个反党帮派集团，特别是在肖华、符竹庭率领挺进纵队主力南下，杨靖远、马振华同志相继牺牲以后，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宣传队的女队员宋魁玲，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主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对于邢仁甫的问题，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领导有所察觉。1941年1月，冀鲁边区的部队扩编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任命邢仁甫为旅长兼司令员。但实际上，此时，邢仁甫尚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周贯五同志以政委身份兼旅长和司令员，1941年6月，又调黄骅同志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军区副司令员。 黄骅对邢仁甫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邢仁甫专权投敌的障碍，邢仁甫决心杀害黄骅作为投敌的见面礼
他一到冀鲁边，就显示了他的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在张大庄突围战中，掩护突围的机枪发生了故障，黄骅随手拔出20响匣子枪，弹无虚发，打得故人抱头鼠窜。在他的指挥和掩护下，我军胜利突出重围，特别是在齐庄、杨庄伏击战中，他指挥十六团和新海县大队，消灭日军70余人.伪军400余人，俘虏伪军11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小炮4门]，步枪500支，手枪30余支，子弹和军需物资不计其数。这一仗极大地威慑了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黄骅 在多次的战斗中，教导六旅的干部战士了解了自己的副司令，爱戴自己的副司令，加上他艰苦朴索，严于律已，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所以，很快成为教导六旅最有威信的干部。 1942年4月，由于邢仁甫本人的一再要求，师首长考虑到冀鲁边区本地干部较少，从大局出发，同意他回来任教导六旅涂长兼军区司令员。 邢仁甫回到边区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以前经营的那个宗派集团、此时的邢仁甫对抗战胜利已经失去了信心。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这本来是日寇走向灭亡之前的猖狂一跳，而邢仁甫却认为，共产党、八路军不行了，国际反法西期同盟不行了，蒋介石迟早要投降日本人，共同对付共产党，他积极要求回冀鲁边区，就是为了在万一抗日失败的时候，手里抓一支部队投降日寇、靠老蒋都有点资本。 邢仁甫回边区才两个月，就赶上日寇对冀鲁边区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扫荡”。这次“扫荡”由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坐阵德州指挥，日寇出动两个旅团及伪军共两万多人，从德州、连镇、泊镇等铁路沿线据点出发，以多路奔袭的战术，对我东光、宁津、南皮、庆云一带实行“拉网包围”，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 一分区的党、政、军机关和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率领的冀中参观团被敌人包围在东光县四柳村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翟晋阶、当地开明土绅杨万和、兰桔波，以及其他干部战士3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邢仁甫被这次大“扫荡”吓破了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选择最佳”时机投敌，就必须首先保全好自己的性命=。为此，他不顾黄骅、王卓如、周贯五等同志的一再劝阻和批评，用一个冬春时间，在新青县的一个荒岛——望子岛上修建了所谓“后方基地”，并运去大批食物，带着老婆、亲信和警卫部队躲进了“安乐窝”。 签于这种情况，1943年初，山东分局和师部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并计划由黄骅接任旅长和司令员。但邢仁甫拒不执行组织决定，赖着不走。同时，加快了投敌叛变的准备步伐。第一步就是杀害冀鲁边区战将黄骅同志。按邢仁甫的算盘，杀掉黄骅可以说是一石击三鸟：第一、投降日本人有了见面礼；第二、便于自己控制和拖走部队；第三、边区没有军事干部，便可以拖延和阻止师部调他受训的决定。 在大赵村凶杀之前，邢仁甫曾三次组织对黄骅的暗杀，都没有得手。
部队包围了邢仁甫的驻地，但是内奸鸣枪报警，邢仁甫逃跑了在查清邢仁甫的罪行之后，边区党委在王卓如主持下开会，大家根据朱凝传达的师领导关于“不要操之过急，尽可能避免刀戈相见，否则斗争公开，容易被敌人利用、引起混乱，妨碍大局”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开会为由把邢仁甫调出望子岛，实行拘捕。 这时，邢仁甫还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准备再多拉拢和蒙骗一些干部和部队投敌，以增加资本，所以，接到区党委开会的通知以后，就乘船离开了望子岛，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邢家王文村，而是住在了10里以外的毕家王文村。 狐狸已经出洞，怎么办?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和特务团副政委赵德修、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回民支队副政委刘济民等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由赵德修和刘济民带两个连，悄悄将毕家王文村包围起来，在逮捕邢仁甫时，尽可能避免动刀动枪。 两连经过紧急动员，于黄昏出发，逼近毕家王文村时，天已经接近拂晓。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向村子包抄过去，不料，就在这时，隐藏在特务团的内奸、4连连长王爱芝突然“叭！叭！叭！”朝天连开3枪。部队跑步散开，包围毕家王文村。 邢仁甫一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穿，光着脚就跑出了村庄，一头钻进高粱地，拼命向海边跑。在一个交叉路口，正碰上军区一侦察员骑驴回村，邢仁甫欺骗说：“快下来！有情况！” 侦察员不知邢仁甫叛变，跳下毛驴，对邢仁甫说：“你骑驴快走，我来掩护”。 当侦察员知道邢仁甫叛变逃跑的真相时，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邢仁甫就这样侥幸逃脱了追捕，但是，却留下了许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其中有他写给沧州日酋谷川的一封信的底稿。他在信中向谷川详细介绍了新青县的战略地位，我军在该县的兵力，以及边区领导机关在该县的常驻地点。建议谷川予以充分重视，尽快解决新青县的共产党和八路军。 边区党委向全区宣布事情真相，邢仁甫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斗争已经公开了。区党委紧急商议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邢仁甫叛变的真相通告全区党组织和部队，防止邢仁甫混水摸鱼，拉走部队。 7月17日，边区党委决定：一、向全区宣布邢仁甫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同邢仁甫作斗争；二、撤销邢仁甫的一切职务，通缉捉拿；三、由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张耀增代理行政委员会主任。 由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的《告全区同胞书》，揭露了邢仁甫的真面目：
同时，边区党委决定由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应扬抢在邢仁甫行动之前赶到海边冯家堡一带，把驻在那里的部队带回来。并通知全区党组织和部队，没有王卓如签署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调动部队和财物。 刘应扬接受任务后，带着王卓如给几个连队干部的亲笔信，连夜出发，驻冯家堡的一个连和驻沙头的特务营两个排接到命令，跟着刘应扬回到邢家王文村。 邢仁甫经呈子河逃回望子岛以后，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岛上的机关、部队获知他叛变的真相，同时，派人到处散发《告全区群众书》，造谣说：托匪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南蛮子杀害黄骅后，又要杀害我…… 在到处散发《告全区群众书》的同时，邢仁甫给各地、县干部都写了信，四处策反，煽动部队和群众起来骚乱，并阴谋建立所谓“肃托支队”。 许多同志在接到邢仁甫的煽动信以后，都立即把信交给了党组织，揭发了邢仁甫的阴谋。 7月20日，邢仁甫的亲信、原军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孙长江写了《向区党委的声明》，反戈一击，揭露邢仁甫从谋害黄骅同志到投敌叛变的全部经过情况，还把邢仁甫先后给他的几封亲笔信都交了出来，邢仁甫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事已如此，宜派人暗杀王卓如、李启华，就可挽回危局……想法把部队拉出来.” 区党委一边向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公布这些材料、证据，一边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区党员积极投入反叛斗争。 至此，除了望子岛上人员还被蒙在鼓里，全区党政军各级机关、部队、群众团体以及人民群众都已经识破了邢仁甫的真实面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消除邢仁甫叛变带来的影响，山东分局和师部研究决定，改变原来调周贯五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决定，让周贯五立即赶回冀鲁边区。 这天晚上，罗荣桓、肖华召见了周贯五，向他宣布了分局和师部的决定。罗荣桓满怀感情地说：“边区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全知道了，在这场斗争中，事实证明，边区的部队和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你要抓紧准备，尽快赶回去，把这场特殊的斗争搞好，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和壮大！” 肖华又具体指示，要派人到望子岛，把邢仁甫叛变投敌的真相告诉大家；要尽量争取文斗，防止矛盾扩大，被敌人利用。 根据区党委和军区的决定，海上特务团政委傅炳翰以“送给养”为名，亲自到望子岛上去做工作。傅炳翰曾是“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秘书长，在冀鲁边区干部、战土中有很高的威信。 傅炳翰一上岸，就被邢仁甫的亲信杨铮候、陈二虎、潘特、冯冠奎等人软禁，审问他来岛的目的。 傅炳翰说：“周政委回来了，他要我带个信给大家，请大家回去，以前的事可以既往不咎。” 杨铮候说：“这话信不得！” 陈二虎也在一旁跟着附和，冯冠奎自知罪恶深重，把头摇得拨郎鼓似的，连声嚷嚷：“不信！不信！就是不信！我可不上当！” 傅炳翰看这几个家伙都是花岗岩脑袋，就转了一个话题问：“邢司令怎么不在，我找他有事。” 杨铮候抢先说：“邢司令有病，去海堡休养啦！” 傅炳翰见他老向其他人使眼色，知道里边有文章，等到只剩下陈二虎这个炮筒子的时候，就悄悄向他打听。原来，邢仁甫开始跟日本人谈判投降条件时，吹嘘自己有四千人枪，可是闹来闹去，除了望子岛上这百十来人，别的部队都拉不动，鬼子又坚持要派人来先点验人数，再委以官衔，发放军饷，邢仁甫觉得鬼子信不过他，又决定投靠国民党。 他老婆有个干妈叫韩重仪，是天津救济院院长，与国民党特务系统有联系，邢仁甫就和宋魁玲去了天津。 傅炳翰听说邢仁甫不在岛上，决心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先把部队拉下岛，但是，杨铮候等人每天一步不离地监视着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在一次解手的时候，他瞅空子和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说：“邢仁甫叛变了，你快叫大家下岛。” 李相轩马上把话传给其它人，不到一天，岛上的人就少了三分之一。 正在这时，邢仁甫突然回来了。他在天津等着和国民党特务联系，一直没有结果，又怕岛上出事，急忙赶了回来，一看岛上已不足百人，气得七窍生烟，下令把傅炳翰干掉。谁知一找，傅炳翰也逃跑了。 邢仁甫此时已六神无主，他唯一的希望是韩重仪快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打通关系。 消息终于来了，他的亲信周保成和两个特务到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挂上了钩，但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和他的参谋长都不太相信，对周保成说：“共产党这样大的干部叛变是极少见的，如果是真的，你叫他自己来。”没办法，邢仁甫只好亲自到洛阳去，表示自己叛变革命的决心。 了解到以上情况，周贯五、王卓如决定，再派大赵村惨案中的幸存者齐耀亭去望子岛做工作。 齐耀亭划着小舢板，刚一上小岛，就被岛上的部队围住了。齐耀亭一眼看见冯冠奎也挤在人群之中，灵机一动，立刻大声说：“啊，冯大哥！你可是好枪法呀，打死了黄骅、陆成道不说，还给了兄弟这么一家伙，我可躺了几个月的炕啦！”说着扒开胸前的衣服，露出块很大的伤疤。 冯冠奎不知是计，脱口而出：“这不怪我，是邢司令叫我干的，你受伤也是活该！”旁边的杨铮候想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冯冠奎不打自招、使蒙在鼓里和不相信李相轩传话的干部战士彻底醒悟过来，岛上的人马上分成两方，一方是邢仁甫的死党，一方是醒悟过来的干部战士，双方荷枪实弹，气氛十分紧张。 齐耀亭看到除了邢仁甫的死党，剩下的干部战士已全部争取过来，连电台的同志也和邢仁甫决裂了。想到临行前，周政委和王卓如同志要自己设法把受蒙骗的干部战士安全带出海岛的嘱咐，于是，一边向杨铮候等一伙死党宣传区党委既往不咎的政策，一边派人找船组织登船离岛。杨铮候、陈二虎等人开枪吧，怕打不赢；阻拦吧，又怕齐耀亭等人把他们的死党也策动走，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齐耀亭带着人和电台离去。 此刻，岛上只剩下杨争候、陈二虎、潘特等七、八名死党和陈二虎的三十来个把兄弟了。 秋风落叶、冷风习习，眼见天气渐渐寒冷，海岸即将被冰冻封锁，去洛阳的邢仁甫又杳无音信，于是，他们也下岛投敌了。 几天后，邢仁甫拿着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兴冲冲地从洛阳赶回岛上，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他精心策划的率部集体投敌阴谋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凡是走狗都没有好下场邢仁甫投敌以后，就积极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献计献策，他编写《剿共灭匪计划》送给日本人，日本人委任他为沧县、南皮等津南六县“剿共司令”。 9月底，日寇根据邢仁甫的建议，首先集中重兵“扫荡”。我驻新青县的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我边区领导接到情报，立即作了周密部署，派出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东放一枪、西放一枪，吸引敌人追来追去。几天后，敌人跑得精疲力竭，活象害了一场大病，特别是东洋兵和东洋马，喝了海边的苦水，大都上吐下泻，一个个元气顿丧，战斗力急速下降。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下令撤退。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返回的路上，我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已给他们挖好了死亡的坟墓。当敌人撤至韩村附近时，埋伏的回民支队突然一齐开火，倾刻之间，几百名日伪军见了阎王，一场“扫荡”就这样被粉碎了。 1944年1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冀鲁边区和清河两个边区合并为渤海军区，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冯鼎平重新担任了四个主力团之一的垦利独立团团长。 而叛逆们却是另外的下场。 走投无路的杨铮候、陈二虎离开望子岛以后，逃到无棣县投靠国民党军张子良。 张子良记恨陈二虎过去杀过他的亲信，假意答应，暗中却设下埋伏，叛逆们刚进城门，城门两侧突然弹雨齐发，陈二虎和几十个把兄弟大部被打死。剩下的几个叛逆虽然当时死里逃生，但也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1945年9月12日，无棣县城解放，杨铮侯、邢朝兴被我军俘获后处决，刘永生解放后躲在广西，被查获后押回边区处决。 最有趣的是潘特的落网。潘特原来是冀鲁军区后勤部长，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肖华率领挺进纵队转战冀鲁边区时，潘特在挺进纵队下属的平津支队后勤部工作，断不了去纵队开会。肖华记忆力很强，对下面的干部往往见一次面就能记住名字。邢仁甫叛变投敌，潘特是死党之一，这样，潘特在肖华脑子里又最后打了个烙印。 1948年，冀鲁边区全境解放，潘特一看势头不妙，逃窜到北京。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潘特改名换姓，挎个篮子，在前门卖起了香烟。他以为，这样一来，就没人认识他了。 事也凑巧，一天，刚调到北京就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从前门路过，人多车速慢，肖华一眼瞥见路边卖香烟的小贩十分面熟，他脑子里立即闪现出潘特的面孔。 车缓缓停在路边，肖华和警卫员走到潘特身边，喝问：“潘特，你还认识我吗？” 潘特抬起头来，一双明亮、冒火的眼睛正盯着他。潘特认出来了，这是当年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肖华。 潘特的腿软软的，不由地跪了下来。 10年时间，肖华竟然能从人头攒动的前门，认出这个可耻的叛徒，可见肖华对黄骅怀念之深和对叛徒切齿之恨。 至于那个反复无常的惯匪冯冠奎则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一碗毒酒把他送上了西天。 邢仁甫比他的爪牙们都更能干一些，日寇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任天津站中校组长，还被委任为河北省第二专署保安司令兼专员。 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我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经过甄别，“罗镇”正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恶贯满盈的大叛徒——邢仁甫。 195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给德州专署的158号法字令：
德州专署将邢仁甫押至当地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公审完毕，邢仁甫被枪决。
 民政部颁发的黄骅同志烈士证明 终于找到黄骅的后代1985年春天，黄骅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王新华要写黄骅烈士的故事，他找到原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辛国治，获得了一个线索：黄骅牺牲时，任新海县委第一任书记的叶尚志在上海，他可能知道黄骅妻子的下落。 1991年5月，王新华辗转到南京、上海，走访了黄骅当年的老战友。在上海，叶尚志书记回忆说，黄骅牺牲的第二天，他去处理黄骅的后事，黄骅的妻子顾兰青怀里抱着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黄骅的妻子怀孕时，县妇联主任李慧负责照顾她，而李慧也在上海。 王新华好不容易找到原新海县第一任妇女救国会主任李慧，老人讲起了自己与顾兰青的友谊。
李慧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后来顾兰青随大军南下到了杭州，并改嫁了。王新华又立即赶往杭州，他先后到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市妇联以及一些部门寻找，可是都没有找到顾兰青这个人。 一晃十多年过去，2005年夏天，王新华通过黄骅市政协与黄骅烈士原籍湖北省阳新县政协取得联系，对方反馈过来的信息说，他们也找过，黄骅没有后人了。这个消息让王新华很失望。  黄骅 子顾兰青 王新华决定再到黄骅烈士的故乡看一看。 2007年6月初，70多岁的王新华再次来到黄骅烈士的故乡湖北，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关注黄骅烈士、搜集黄骅资料的老人陆泉生。 陆泉生给王新华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顾兰青后来改名王毅，改嫁给了曾在冀鲁边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黄骅贴身秘书的战士刘良民，刘良民解放后在浙江省机械厅工作。 得到这一消息，王新华如获至宝，马上赶往杭州。 在浙江省老干部局，查了电脑资料，但没有“刘良民”，有个“刘良明”，曾任浙江省机械厅厅长。
刘良明虽然找到了，但他已经于2001年去世，顾兰青也早于1977年就去世了。 王新华恳求老干部局的同志帮忙联系刘良明的后代。 老干部局的同志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拨通了刘良明儿子刘鲁新的电话，说有他父亲的老战友来看望他。 刘鲁新说，他正在江西上饶办事，马上往杭州赶。 半天之后，刘鲁新和她姐姐刘鲁彬敲响了王新华在宾馆的房门。 一见刘鲁彬王新华在心里点头，这女人的长相很像黄骅，眉眼和黄骅简直是一个模子刻的！王新华刚说明来意，刘鲁彬马上激动地说：“我就是黄骅的女儿！”一旁的弟弟刘鲁新很诧异：“姐姐，你怎么成了黄骅的女儿？” 刘鲁彬吐露了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秘密：她原来叫王鲁滨(“王”、“黄”当地同音，“鲁”黄骅市旧属山东，“滨”是海滨之意，现在看也是顾兰青为纪念黄骅为她取名)，上小学时，父母却给她改为姓刘，滨改为彬。 刚有记忆时，乡亲曾带她在一个小山坡下，明确的说是给爸爸上坟(黄骅牺牲后曾在小山山坡上埋了10年）。她母亲后来曾常说起：有时说你爸爸、有时又说黄叔父牺牲在山东一个县，后来改为黄骅县，叫她长大去黄骅县看看。 1953年，组织上把寄养在山东的姐姐找回来，叫王延冰(冬季生于延安)，两年后因恶性肿瘤去世。她和姐姐长得一样，和四个弟妹都一点也不像，和小妹妹刘新南血型都不一样。 “文革”期间，母亲被诬出卖黄骥，遭到毒打，1967年就半身不遂，病重时曾明确暗示她“你是黄骅的女儿”。刘鲁彬也理解过去之所以不告诉她，是怕影响与继父和弟弟妹妹的关系。 1977年，母亲去世，刘鲁彬把这个秘密深埋心中，因为她是四个弟妹的姐姐，也怕继父不高兴。2000年继父去世，她还是没有说出来。只是电视报纸上一有黄骅市的消息，她就激动。但因为年事已高，而且经济上比较拮据，北上黄骅的愿望几次搁浅。 她也担心，自己找去，黄骅市是不是认可？ 刘鲁彬初中毕业后，曾下乡8年，后随丈夫到青海一家工厂当工人，为照顾杭州生病的母亲，她不得不退职在杭州经商，但被骗得血本无归。后来，她在饭馆包过包子，当过钟点工，有一子一女。儿子现在青海当工人，曾下岗。女儿在杭州一家银行，生活尚可。目前，她和老伴在杭州生活，自己没有养老保险，依靠丈夫每月1500元退休金租房过活。 刘鲁彬说，如果不是黄骅来人，她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到父亲牺牲的地方看看了。
 6月29日上牛，黄骅市隆重举行了黄骅烈士牺牲地遗址修复工程落成仪式。黄骅市的领导、烈士故乡湖北阳新县的领导和黄骅烈士的女儿刘鲁彬出席了典礼仪式。 刘鲁彬来到当年父亲遇难的院子，当她亲眼看到父亲牺牲那天屋里摆的桌椅板凳时，这位老人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她抚摸着屋里的那张桌子，深情地说：“爸爸，我来看你了。” 78岁的村民孙炳怀家是当年黄骅和战士们经常落脚的地方，黄骅烈士开会、遇难的地方正是孙炳怀家前院的屋子。孙炳怀拉着刘鲁彬的手说：“像！和你爸长得真像！”当年只有14岁的孙炳怀仍旧记得那天的情景。他介绍说，那天下着雨，黄骅和同志们在屋里开会，他先在外面玩，后来回了家。不久，他听见屋里传来了枪声，等他和母亲出去时看见一位伤员，他与母亲急忙将伤员扶到了屋里。惨案发生后，顾兰青领着队伍很快赶过来了，但黄骅已经不幸牺牲了。 刘鲁彬说：“父亲已经牺牲60多年了，没想到这里的父老乡亲提起他时还是这样充满感情，这让我很感动，也很感谢。我终于回到了父亲身边，对九泉之下的父亲，也应该是个安慰吧。”  黄骅烈士之女黄鲁滨 2008年12月，74岁的王新华撰写的传记文学《英雄黄骅》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久，王新华又把《英雄黄骅》改编成电影剧本，由河北电影制片厂、河北电视台、黄骅市政府等联合摄制成电影。  《英雄黄骅》剧照 2012年，黄骅市政府动员黄鲁滨（刘鲁彬）到黄骅定居，她毫不犹豫地举家迁到这里。黄鲁滨说：“这里才是我的家，我想了她几十年才回来。” 2015年，黄鲁滨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阅兵当天，黄鲁滨特意将父亲黄骅、母亲顾兰青的照片带在身上，经过天安门广场。 黄鲁彬一直在不遗余力传播父亲的英雄事迹，到黄骅烈士陵园、黄骅牺牲的大赵村等地为学生们讲解，参加各种纪念活动等。每年4月清明节前后和9月中国烈士纪念日前后，是黄鲁彬最忙碌的时候 参考资料：《血染疆场英名永存——黄骅》《实践（党的教育版）》2019-05-15 《65载不知父姓一朝得见终慰英灵--为黄骅烈士寻女记》华夏《文史月刊》2010-01-01 《5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前后》李兆新《文史春秋》2005-02-10 《一个曲折的悲壮故事一场惊心的特殊较量—一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晓凌《炎黄春秋》1994-11-15 |
|
|
来自： Loading69 > 《共军蒙冤/逼叛/遇难遇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