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1982年10月，原林口县第二任县长、刁翎县长，后在国家航天工业部工作的于洪典同志，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林口县。11月2日，林口县文史工作者对于老进行了访问，时年66岁的于老热情的接待了来访人员，并谈起当年他在林口、刁翎时的战斗历程，才有了本文这段珍贵的史料。 本文根据当年于老口述回忆的录音材料为主，由林口县文史工作者进行整理，经本文作者结合相关史料修改成文。为保证历史的客观与真实性，本文均以口述回忆者于洪典同志“我”为主。  【正文】 到林口（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下辖）前，我是佳木斯合江省军区政治部民运科长。1945年旧历大年初一，我们军区部队从依兰出发，去刁翎、林口一带剿匪。我们是1945年10月到佳木斯的，不久便驻到依兰县。这时，我军的斗志很旺盛，但数量还不占优势。到1945年底，合江军区武装力量仅仅两千八百多人，我们周围冒牌“中央军”、土匪，大概有四万六千多人。 我们趁大过年的时候，吃了饺子就出发,准备突然袭击，一举打开局面。一路上打下团山子、双河镇，到了刁翎。在1946年3月下旬，我们打到了林口。林口是个交通要道，当时为了打下一个地方，巩固一个地方，在林口解放后，就在林口建立了县政府。因为当时地方上没有合适的人选，只得从部队派人。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同志，政治部主任张如平同志，参谋长胡伦同志，研究决定把我留下来代理县长。  牡丹江军区剿匪部队赶赴战场为了战略形势需要，我们没有对外公布是共产党、八路军、毛主席领导的部队，因为土匪势力比我们强大，超过我们十几倍，公布于我们不利。那时合江地区部队叫自治军，牡丹江地区叫自卫军，这个地方究竟应该划合江还是牡丹江，当时还没有定，所以叫代理县长。在铁道北的电影院开的大会，到会的有部队和地方的人将近千人。 当时就宣布成立县政府，选举县长，我简单讲了几句话以后就当选了。还有一个人当选为副县长，姓魏。我们部队有一名女同志叫林平，她临时提议，说民主政府应该有女的。一选，西林口有个杨桂秋，那时十八、九岁选上了。姓魏的当年接近五十岁，这个人我们当时没搞清，后来了解他是个地主，又是土匪的一个小头目，郎亚彬（土匪头子，外号“瘸狼”）的结拜磕头兄弟。他一看我们的行动、言谈、举止作风，不像国民党、日本鬼子那一套，他就谨慎了，有时托病不来，也就不起作用了。  剿匪部队旧照部队给我留下6个人，除了一名警卫员外，还有秦功博、赵凤祥、张福宽，还有一名朝鲜族同志和一个姓赵的。当时一共选了5人，我管全盘，我们对姓魏的有察觉，让他和杨桂秋俩管卫生、教育，他不来时，这个担子都落在杨桂秋身上，姓钟的担任武装委员，发展县大队，还有一个人搞农业。那个姓魏的开三次会后不参加了，也找不到他了。 当时的林口县人民政府，设在铁道北原来日本鬼子一个冷库，有个院，铁道南因为由苏军驻扎，没有地方。一切安顿好后，正式挂了牌子办公。我们支起摊子以后，第一次会研究当前任务，按照军区首长的指示，我们确定了四项任务：  牡丹江军区剿匪部队旧照头一条任务是抓武装，有了武装我们的政府才有存在的可能，我兼县大队长，姓钟的同志是副大队长。这时候姓魏的坚决反对，说政府不应该抓那个，我们没有听他的。方强同志曾讲过，你在这里扩大军队，支援前线，就是向前线输送武装力量，支援粮食，护理伤员。 当时土匪很多，郎亚彬有一千三、四百人，龙爪以西土匪头子记不清了，奎山往东一股土匪有三、四百人，古城、西北楞、刁翎一带土匪暂时打散了，所以我们往北一直到西北楞的地盘很大。县政府必须抓武装，否则就站不住脚，一个月后县大队就达到七十多人。  剿匪部队旧照剿匪大部队继续往西打下去，打到土甸子、柳毛河，又从南面打回来，打到勃利县，部队就在勃利县驻扎了。当时我们支前任务很重，往前线输送了二百多名战士，我们自己也培训了七十多人的武装力量。 第二项任务是号召农民准备春耕。为了人民不至于挨饿，我们几个人分头去发动群众，上龙爪、奎山等地。我上古城，开会时，人很难召集,召集了半天，来了三百多人。刚开会，我讲话还不到十分钟，匪首郎亚彬带着二百多人就从铁道北摇旗呐喊地打来了。我们开会的老百姓有三百多人，我带去的战士才十来个人，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向敌人冲又寡不敌众。敌人距离越来越近，在这危急情况下，我冷静地对大家说：'不要紧，咱们能打胜，你们听我的'。  牡丹江军区剿匪部队旧照我把十来个有武装的战士放前面，让他们能打多少子弹就打多少，打的越多越好。我又说：“老百姓谁也不准走，你们大声喊就行，声音越大越好。”这时，土匪已经到铁道边了，我们向着敌人方向冲上去，连喊带叫带打枪，敌人一看人这么多，郎亚彬等土匪吓的回头就跑。这个小胜利，对广大群众起了很大的镇定作用，说我们这帮队伍真勇敢，十来个人把二百多人打跑了。我们就此号召：“我们定能消灭中央胡子。”以后，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号召和发动群众，就很招人信服，知道共产党关心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春耕，搞好生产。 第三个任务，是抓教育。小孩要上学，当时在西林口小学开的会。会上动员家长、老师、学生积极开课。经过动员以后，几个学校都开学了，教员薪水由县里暂时拨给。那时我们用的是临时合江人民币，号召教员在困难情况下齐心努力搞好教育工作。  剿匪部队旧照第四个任务是保护铁路线顺利畅通。保护铁路沿线工作由钟大队长来抓。这时来了一支队伍，但队伍里的成分不太纯，有的人曾在伪满时投靠过日本鬼子。这支队伍是从牡丹江打过来的，有一个营，五百来人，有一部分是朝鲜族。来了以后，队伍纪律不好，他们在检查火车货物时，有的东西就被他们拿走了，老百姓随后找县政府告状。 我到火车站一看，他们不让火车开，说这个犯私，那个违法。一问说是人民自卫军。我说：'既是自卫军，就是人民自己的队伍了，要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决不能干欺负人的事。'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他们心怀不满，隔了不到十天，就把县政府包围了，把我和一个姓赵的（其他人他们没认出来）绑起来了，押到西林口。  剿匪时期的甩子和帽子他们教导员是汉族人，三十多岁。我和他争论一气，最后他说是误会，把我们放了。我说：'你要承认我是县长，你就把队伍撤走，市政的事情不用你管，由政府承担。'后来他们撤到西林口以外，再没有管车站的事，以后铁路畅通了。这是1946年4月的事。 当时虽然建立了政权，但随时都有危险。我们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几个方面的策略：一个方面是兵不厌诈。在古城有合江军区给留下两个连，在西边就是朝鲜营。虽然那么一点兵，可我们向群众宣传时，却说部队在古城有多少人，林口有多少人。当时在林口发生了我们和朝鲜营的'事件'后，第二天，刁翎就传说于县长被枪毙了，我立刻出面讲清这场误会，指出主要目标是打中央胡子。  我军剿匪部队缴获的战利品另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和苏军搞好关系。苏军司令部里面有两个翻译，一个叫刘毛子，这小子最坏，另一个是王玉珍，这个人在对敌斗争和与苏军联系时立了功。我每次来林口都看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玉珍居住在刁翎镇保安村）,他当时老给我们说好话，有什么情况都来告诉我。 一次郎亚彬要进攻县政府，他立马和苏军说了，苏军就开到了北山。还有一次，为保火车通行，我们县大队那点人怎么能布满？我和他说了以后，他就和苏军说起，后来苏军把兵力布在佛岭、奎山两个山洞上，还有龙爪西山，这样就安全了。  苏军使用的炮镜1946年6月，郭洪超同志来了，我回到了合江军区，又打了一圈仗，从鸡西、密山、宝清、饶河、富锦、萝北到汤原。年底，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同志叫我去，他说：'根据目前形势，我军准备撤出哈尔滨，再撤出佳木斯，上山去打游击，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打算派你到刁翎去（当时大县划为小县，成立了刁翎县），开辟农村根据地，那地方是土匪窝，要消灭土匪，建立政权。我说：'没二话讲，尽自己力量完成任务。' 1946年12月下旬我到了刁翎，1947年1月1日正式创牌子。当时的工作团长是张如屏主任，我是县长，曹云平是公安局长（政治部秘书），他爱人方杨是刁翎区委书记，文博是区长。以后来了个叶方是副书记，最后来了刘忠璞是县委书记，又带了几个人，还有周秉章是黑背区委书记，张建堂（1947年5月张建堂同志在剿匪战斗中牺牲后，当地人民为纪念张建堂同志，将前刁翎以英烈名字命名，改为建堂区，也就是现在的林口县建堂镇）是前刁翎区委书记。 三道通那地方形势很复杂，上自二道河子，下到大屯，我去了兼区长，还兼工作队长。还有毛兴、叶方以后也都去了，刘忠璞在刁翎抓全面。 抗联叛徒谢文东、李华堂1946年12月下半月直到1月份，军区召开的几次会，我们都参加了。当时司令员是贺晋年同志，他下死命令给三五九旅旅长谭友林同志：“明天回去，后天算起，一个礼拜要把几个土匪头子抓到。”谭友林开玩笑的跟我说：'县太爷，你多给我们准备点好吃的，叫战士们吃饱了打仗有劲。' 我们回去连夜发动群众，第二天就把大米、白面、猪肉送到了。接着，部队在刁翎开了剿匪动员大会，老百姓也参加了，谭旅长下令所有地方严格封锁，只准进，不准出，有情况立即报告。真的一个礼拜就把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匪首张雨新，外号“张黑子”）等几个土匪头子都抓住了。 匪首李华堂过了1947年春节，开始土改，春耕时土改基本完成。这时三道通地方挺复杂，还剩下土匪杜方廷、杜方田、裴七、裴三这几个小子。我们刚把群众发动起来，成立了农会，选郇凤贵同志当了农会主任，过了三、五天，在一个晚上，杜方廷带领土匪来偷袭三道通，他们把外边岗哨摸了，把郇凤贵同志打死在炕上，又放火烧了农会。 我们本来抓过杜方廷，看他二十多岁，挺精干，想争取他就把他放了，让他去瓦解敌人。没想到他却拉出一伙人，把老丈人、老婆都弄上山，还和我们对着干。我们吸取了教训，总结纠正了右的错误，对坏人绝不能手软。 牡丹江地区民兵配合主力部队赶赴剿匪战场东三道通有个恶霸叫马海廷，有他谁也不敢吱声，我们决定收拾他。他枪打的准，我们就用智取的办法，就是先去两人跟他唠嗑，我后带警卫员去，然后再去两人'找我'，这时再下手，把他抓起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因他血债累累，第三天就枪毙了。这样，东三道通群众起来了，使杜方廷失去了一条'胳膊'。 经过剿匪和土改以后，虽然形势好了，但是仍然有小股土匪出没。有一次我由三道通去五道河子，带个新兵和警卫员小卜，叫卜长青，快到五道河子时，太阳下山了。这时，杜方廷一伙几个土匪在离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开枪打我们，他们没打着，就跑掉了。还有一次，我到刁翎开会去，土匪把我们的一个排长范西珍、工作员王令打死了，把民兵队长姚景山绑到大树上，叫蚊子、瞎虻咬死了。 1946年东北反奸清算大会会场，翻身的群众大喊要找敌人算账到1948年1月，我就离开了刁翎调回部队。当时成立独立师，合江、牡丹江两军区合编，我又去当民运科长了。当时工作团主任张如屏同志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比较好，得到群众的拥护，使刁翎工作发展的很快。刁翎和林口为党培养出了大批干部，北京往南到广洲都有好几位林口的干部。 董思维接我的工作，他当时三十七、八岁，是从延安来的。刘、曹、叶都是大学生，马可、毛兴都是文人，董带的工作队都是学生，金锐是佳木斯抗大学生。林口县政府当时设置有民政科，科长是张福宽，朝鲜族。财粮科的科长是一位姓盛的同志，武装部部长是那位姓钟的同志，农林科由赵凤祥同志担任科长，文教科有秦功博科长，还有杨桂秋同志。 铭记历史，不忘先烈，感恩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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