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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的国都与疆域 徐的活动区域，以春秋之际的历史来看，可知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安徽接壤处为主。其政治中心，大多学者都赞同在今淮河下游的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达山东南部之说。
在《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注中曰：“在下邳僮县东南”。《史记·周本纪》注引《括地志》:“泗州徐城县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路史·国名记》关于徐的方位已与上略有变动：“泗州徐城县北今徐州镇，在泗之临淮镇北三十里，有故城号大徐城，周十里，中有偃王庙，徐君墓。”在乾隆版的《泗州志》中，载有今江苏泗洪县的半城镇左近有：徐王墓、徐夫人梳妆台、季札挂剑台等徐国的遗迹。地志书中还说半城镇即为徐都所在，因后世洪水所毁，城基仅存少半，故曰半城。在半城镇周围分布着一系列商周遗址，其中赵庄遗址达十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层上接新石器时期，下达春秋战国之时，曾发现有：鼎、鬲、豆、瓻、钵 等陶器，亦出土过兽骨及人骨架◎。在泗洪县的商周 遗址中比较有名的还有：龟墩遗址、双墩遗址、鲁仙 庙台子遗址等约三十二个◎。应该认为，泗洪一带曾是徐国的一个重要活动区域。 若以《路史· 国名记》所说“泗之临淮镇北三十里，有故城号大徐城”这一记载来对照，今泗洪所在范围，正是昔时“泗之临淮镇北三十里”的区域。所谓“大徐城”或可看成徐国的一个重要城邑。至于其后紧缀的“偃王庙”类当是后世的建筑，不应混为一件事去解释的。徐的政治中心，也就是说徐的国都到底在哪里?
后人对其范围做了不少解释。 一是《后汉书·东夷传》、《太平寰宇记·泗州》、《水经注·济水》等以为周初在淮泗之地，后因周穆王与楚的打击北徙到彭城武原县东山一带。二是《史记 ·秦本纪》注引《括地志》:“徐城在越州郊县东南入海二百 里”、“偃王乃于此立城终”。三是在今江苏泗洪县和安徽泗县境内。 第三种意见持者最多。第一种说法是以为徐的政治中心因徐偃王的兵 败，北移至今江苏徐州邳县左近。此说虽起源较晚，然联系西周时期徐人的表现，曾一度使鲁的国都曲阜“东门不开”,而且《诗·鲁颂·闪宫》中亦有：“保有凫绎，遂荒徐宅”句，陆德明《经典释文》:“凫，山名也；绎又作峄、同，山名也”。据考凫山在今山东邹县西南，绎山在邹县东南，“遂荒徐宅”是指这些地方原先居住的徐人被鲁国赶走了。而若从地理上看，山东邹县与徐州邳县相接，在西周时徐在此设有重要的城邑是可以理解的事。只是因后世人整理上有些错位，以为徐王兵败后在本国境内的奔徙以避兵锋，就连国都也因此全部搬家了。从另一角度解释，西周之际，徐人在邳县一带立国筑城也不是全无可能的事，若以江苏新沂花厅遗址、江苏沭阳万匹遗址等发掘情况看，文化层自新石器时代直到商周时期自成系统，出土文物丰富，这些地方都接近邳县，或许徐在西周之时的政治中心亦在这一带，沭阳万匹遗址中的商周文化层突然中断，其上堆积则为北宋至明清时遗物,似可看成自周穆王伐徐，徐人的力量相对集中，其疆域亦可说是其外展之势也收敛其锋，方引起遗址中文化层的中断。此种推测当然还有待考古资料的再发现、方能进一步证实。 关于“徐城在越州郊县”之说，先得弄清郊县在哪 里。据考郊县在今浙江鄞县东，春秋战国时为越之腹地。若以近年在浙江不断出土徐器和浙江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徐偃王的传说来分析，浙江鄞县一带，或许是徐人的一支在春秋早中期跨江入越或灭国后越人怜其与吴争而亡的同仇敌忾的心理，许其部分徐人在境内安身立命留下的痕迹。这种“立城以终”的句式，不管是早期入越或是晚期入越都可看成仅以自保而已。 第三种说法持肯定态度者甚多，值得指出的是因诸种地方志书每每是交相因装，实地定位往往产生歧义。特别是泗州、临淮、徐县、僮县、泗县等地名，因朝代不同，县治时有所移。仅以《左传》杜预注的“下邳僮县东南'来说，清《一统志》说僮县在今安徽泗县治东北。《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条)班固自注为“故国，盈姓”。是说徐国都在今江苏泗洪境内。笔者以为，徐的政治中心，若从春秋时期来讲，在今江苏泗洪、安徽泗县一带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从《诗·大雅·常武》:“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之句中，亦可看到周人的军队，顺着淮河而下、就进入了徐的国境。古淮河正是从今安徽泗县、江苏泗洪一带流过，经今洪泽湖底古河道经今江苏涟水一带入海的。
关于徐的国都到底在哪里，《左传》昭公三十年的记载决不可忽视：“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二十三日),灭徐”。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出，徐的国都近山靠水。吴人在冬十二月执钟吾子后才进攻徐，到二十三日就攻下了徐的国都，其主要手段是“防山以水之”,冬日水势一般较小，“防山”当然是在山腰拦水，以吴人“善舟揖”去看，用水攻城该是吴人的拿手好戏，在不到一月的时间内就用水攻使“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说明水猛且大，城内徐人不堪其害，只有举国投降，别无他路。因此，徐的国都很可能是在江苏盱眙境内。清《一统志》说徐县故城“在旧州城西北，周时徐子国”。这些说法恐都是沿袭旧说，或是以徐的活动频繁之地错作其政治中心。以江苏泗洪、安徽泗县这一带地势来看，江苏南师大地理系景存义在《洪泽的形成与演变》中说：“洪泽湖的湖盆为北、西、南三边高起的簸箕状断陷洼地。成为今天洪泽湖地质地貌基础，古淮河从断陷洼地的西南角，沿断裂带横穿洪泽凹陷，经码头镇向东北方向流去。”只有紧接泗洪的盱眙之地有山傍水，古淮河亦从盱眙流过，经洪泽湖，到淮阴、至涟水入海。在盱眙境内，经文物普查发现约有商周遗址20个，其中张墩遗址出土过西周铜鼎，老鼠岗遗址出土过春秋时的铜鼎，其中夏田庄遗址、陈宗大塘遗址、潘墩遗址、蒋坟眼遗址、六郎墩遗址、刘岗遗址、惠大庄遗址等面积都在万平方米以上。盱眙境内水多山密，从战略地位上看，也远比紧邻的泗洪等地重要。在明清之际成为我国五大湖泊之一的洪泽湖南岸，淮河入湖口处，亦有数座山头，地理环境宜人，水源充沛，进可北抗齐鲁，西控群舒，东南则是今江苏六合，在这里近年出土的春秋墓葬中，有不少青铜器亦为徐器风格。在紧靠洪泽湖北岸的今江苏淮阴境内，近年出土的高庄战国墓中，亦有不少青铜器为徐器样式。高庄墓和六合程桥墓都靠近徐的政治中心，二墓中亦出土了刻纹铜器，其内容主要为贵族燕饮狩猎的场景，淮阴高庄墓中刻纹题材有关神怪和攻战的场面特别引人注目。若联系有关徐偃王的“有筋无骨”、“目可瞻马”、“入深水而得怪鱼”等传说，再看其徐的国都近水傍山，或许可以认为，现洪泽湖南岸左近，应该是徐国都所在的重点调查处所。徐在春秋晚期的活动，应该是以江苏盱眙为主，泗洪、泗县一带亦是其活动的中心。若是这样，《左传》中的记载才会有较合情理的解释。而江苏淮阴、六合等地的春秋墓中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也方能在总体上有所把握。 徐的疆域的范围，应该说是时有盈缩的。西周之际，徐人能渡黄河而攻宗周，并不时与之争战。当时 徐人的族聚情况，从江苏新沂、沭阳、泗阳、泗洪、盱眙、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处的商周遗址中可以看到，出土的文物似自成系统。其中骨器中有锥、匕、锤，铜器中有刀、削、戈、矛、镞等，在大多遗址中普遍出现，尤值一提的是在沭阳万匹遗址中发掘的商周墓中，发现一枚骨镦，刻有两条蜷曲的龙纹，形象狰狞。墓主左侧陪葬有一年轻女性，菲具中兵器丰富。说明这一带的人民经常处在争战之中。徐的组织很可能是召之为兵、散之为民。其早期的疆域往往久居为业，并不象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明确。从徐人活动频仍的地区还有妘姓的偏阳国(今微山湖东苏、鲁交界处)、钟吾国(今江苏宿迁西南)、莒国、郯国、邾国以及钟离国、萧国等来看，王献唐先生在《山东古国考》中有极为精采的论述：“同是姜姓统治集团，通过历史悠久的各支各系的派分，并不一致。因而在每一支系中，皆有他的族人分布地区，虽然大体上是围绕他的宗主都邑的，但不尽毗连一处。因为族人分布的外延，当时并不是有什么组织、步骤和计划，而是自由放任的。在他们认为合宜而没有阻碍的地区，即不毗连也可以自动的前往垦植居住。”这一分析，应该说是商周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徐国活动的主要区域内有许多小国杂居，一般情况下相安无事，并常因宗周的压迫，如《诗·小雅·大东》:“大东小东，机杼其空”,《诗·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著名青铜礼器《兮甲盘》铭文中亦有：“淮夷旧我帛晦人”,周宣王时代的《师寰段》、《驹父盈盖》等铭文中亦反映了周人对夷人的压追。这时的夷人，就会同仇敌忾、共同携手付敌的。而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又各自归居到原先的聚落杂处在同一区域内。王献唐先生称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交叉杂处的情况为“插花地”式的特殊状态。因而徐人在西周时的疆域，似不能用今日的疆域模式去套当时的特殊情况。从典籍记载的徐人情况分析和徐人活动区域留到今日的文化遗址面貌来看，徐人是有类似“大徐城”这样的城邑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有：“凡邑有先君之主日都，无曰邑。”邑外有郊，即有着可耕种之地的农业村落，郊外有野即为可供备用的处女地。各小国紧邻，方产生野的分界②。春秋之际，徐与宋人的争战，徐与同宗莒人的摩擦都可能因疆域之分引起的。 若在殷商之际，徐的地域恐只能推定在东方一带。帝辛“征人方”,这时的徐与诸夷很可能是若干部落式 的散处组织，多以血缘关系为其结合的纽带，所以有“人方”、“徐方'之称。西周之际，徐能“率九夷而攻宗周',即使齐太公伯、禽皆已就国，而徐人仍能长驱直入，一方面是齐鲁之势尚弱，二是徐能联合东方各部声势浩荡扑向宗周，其所过之地，亦或留下了部分夷人。这些夷人所居之地仍奉徐为自己的宗主。正如王献唐先生分析的那样：“他们既由宗主地区分出，便有他的向心力，也必须由他宗主地区的领袖，来给他撑腰。因而这些地区派衍出来的族人，在'插花地’式的形势下，仍然属于宗主国，为国土一部分。”从精神上讲，这些分出去的族人奉徐君为宗主，从领土上的统治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向心力逐渐减弱，成反比。从“徐人取舒'这一信息中，应该得出这一结论。 徐国在商周之际的疆域，因时间的久远、文献资料的阙如，时至今日不能硬测。即使在春秋之际，象群舒所居之地，在赣、浙、湘、闽等地徐人的踪迹，似应说为徐的势力范围，方能反映“疆场之邑，一此一彼”这一情况。
《韩非子》、《淮南子》、《后汉书》等书中记载徐偃王 处汉东，地方五百里等话语，也只是一个约数，谁也 不能当真以为徐的疆域就在五百里范围。至于“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即使这是事实，诸多小国所居的地方，只是奉徐为上国，宗主国，并不能看成全为徐的疆域。这与周王朝分封出去的各诸侯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若非王臣”的心态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这种局面是短暂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法令和制度，充其量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徐在春秋后期，其势力已缩小到今山东南端，安微皖北和洪泽湖一带。其疆域的四至若非遇邻国或敌手挡道，仍是有弹性的。今日的国界的概念，远不能与彼时同日而语。可以对徐的疆域作一补充的是，《诗·鲁颂·网宫》中有：“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这里的海邦，不是今日的山东沿海之地，而是昔时淮夷所居的淮水入海之地。在《诗·大雅·常武》记载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诗句中有：“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截彼淮浦王师之所。”据《乾隆淮安府志·兵戎志》考，“淮浦汉县，今江南淮安府安东县也”,淮浦为今江苏涟水之地，正是春秋之际，淮水入海处。周宣王派兵从入海口阻截了徐人的退路，方取得了“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的胜利。顺便补充一条，曹锦炎先生在《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中曾以为徐进入江浙是从海上舟楫而成的。若以周人派兵截徐人于入海处的事实证之，或恐有内在的联系。唐章怀太子李贤在“处潢池东”语有引《水经注》言：“自山阳以东，海陵以北，其地当之也”。就是说今江苏淮阴、淮安、泰州、金湖、临江六合一带亦为徐土。仅以金湖县而论，其地在商周之际尚为临海滩涂，在与盱眙相接的西南丘岗地区，亦有不少西周文化遗址如：磨脐墩、抬饭墩、宋墩、时墩、獾墩等。在这一带有涂沟镇，传说为徐国别支。现今仍有徐姓300余户。
在淮阴市南郊高庄墓一带，徐姓的村落亦多。恐与徐亡后，其部族散落在淮上世代相传不无关系。至于春秋后期领土变化，自当别论。总体上看，徐在强盛之日，这些地区应是徐的活动地域。东濒海、南临江，这在春秋之际，徐只要实力允许，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诗·大雅·江汉》亦反映了徐人在这一地域的占有，方可能沿江夹击徐国，使徐就范的。至于旧说徐不过淮，应是当时人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在纸上所作的臆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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