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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我想我们得承认，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慢慢并不再是我们小时候被灌输的某种时代，不是人人都可以大声喊出“我要做个科学家”或者“我要做个宇航员” 的时代，也许很早，当我们一帮小孩在那个稍显偏僻的村庄喊出这些的时候，并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在悄然改变了，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作文题目变成了“二十年后的我”，大部分小孩不再写科学家，在月亮上打秋千，大部分都变成了在二十年后，我是个老板，开大车，大腹便便。时间在某些特定时刻往往得不到那么对关注，我们并不知道二十年是多久，也不知道如何去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在我们近乎陈旧的教室里，当一帮小孩充满激情的声音喊出那些可以被老师、被其他人成为理想的时候，我想他们都是认真的，我们的天真展露无遗，我们居然真的相信，只需要二十年，只需要长大，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些存在在口号里的东西，它们甚至不能成为职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对职业的概念，我们喊完这些口号，放学依旧要去村子西边的大路上趁着天还没黑割草，或者去帮家里人从地里拉回刚收获的农作物，或者心心念念跟谁有矛盾，要在什么时候还回去。二十年很快过去，唯一跟那时候的所谓理想接近的，恐怕只剩下大腹便便，开大车的都是少数，我认识的人里几乎没有，从很多新闻里，不可避免地，我看到在高速路上堵着的大车们，因为一些原因他们没办法下高速，司机们在路边支起锅灶，看到两口子为了赶路，起居都在车里，看到疲惫的大车司机分析一趟路，从河北到广东，收多少钱，油费多少，过路费多少，生活成本多少，货物损耗多少；也没有做科学家的，每一次经过稍微重要的考试，总会少一批人，他们现在基本都有了孩子，每次在老家看到的时候，总会觉得似乎大家都没改变，但是又能听到他们不断地催促，伙计，该结婚了，不小了；更没有当宇航员的，有当过老板的，不过据说上了失信名单，生活百般滋味，小伙需要笑对。下午看到沈从文回忆他刚去北京求学的时候，他的亲戚问他干嘛去，他说求学，亲戚哈哈大笑，你要是真来求学，就是天下第一大天真，看我也是从第一的小学到第一的中学，再到第一的大学，现在还不知道要干嘛，沈从文说这个亲戚反而是最愿意接济他的，同是外乡人，同样可以说落魄，他靠着接济蹭饭愣是捱过去了，两件夹袄过了冬，手冻得红肿，他是靠什么捱过去的，大概是青年热忱，年轻气概，读着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捱过去，慢慢可以在小报纸的小方框里发一些文章，一篇稿费三毛七分钱，也捱过去了呀，我没细究帮助他的那个亲戚是谁，不过从其行事，名字必也响当当，纯是直觉。那天一个人问我，你觉得知识改变命运吗，我说对呀，要是中考完没上学，我现在肯定结婚了，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孩子也该上学了，我也会把自己没完成的一些东西，科学家、宇航员等等等等，加到孩子的头上，那人哈哈大笑，那你为啥上学了呢，我说，大概是，我不知道另一条路是什么样的，我想看看，大概那路上是要用到学的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看不清楚啊，也许豁然开朗后会很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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