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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运河是构成中国大运河的三大运河之一，浙东运河的西段（萧绍运河）与绍兴的鉴湖相依傍。两水的宽阔水面与和它紧密相连的大小河流构成了绍兴平原的河湖水乡，对绍兴的生态环境、经济事业、人口集聚、城乡建设、人文交流与交通运输产生了长期的巨大影响。如果说鉴湖是绍兴的母亲湖，浙东运河就是绍兴的母亲河。 绍兴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造水的历史。草创时期的越族先民本来就是善于造船、建码头，向海洋发展的外向型民族。从洪荒时代的大禹治水到春秋时代挖掘“山阴故水道”，东汉永和年间马臻建造鉴湖，东晋永嘉年间会稽内史贺循开凿西兴运河，唐代浙东观察使孟简整治河道，南宋绍兴知府汪纲大规模整治运河，明代绍兴知府戴琥对运河的再次整治，创立山会水则牌以调节运河水位，明代知府汤绍恩兴建三江闸，使山会平原完成了从鉴湖水系到运河水系的演变，至清代在运河两岸设置众多的水驿，可谓一脉相承，从而使浙东运河成为宁绍平原上客货运输的主要水道，并与从北到南的京杭大运河相衔接。 一部运河演变史，半部绍兴发展史。 浙东运河奠定了绍兴的城市基础。2500多年前，越王勾践修凿的“山阴故水道”，沟通了作为越国都城的“勾践小城”、“山阴大城”与作为冶炼、军工基地的“练塘”和作为粮食生产基地的“富中大塘”之间的水上联系，从而使越国成就了春秋五强之一的伟业，使越国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 浙东运河承担了中国的运输通道。南宋时期，浙东运河进入了鼎盛时期，大量的军需物品、皇室物品、使节往来、海外贸易，均赖于此。运河成为维系南宋政权运行的生命线，而绍兴段则是其中的“咽喉”之地。 浙东运河巩固了绍兴的历史地位。元明清时，由于鉴湖的衰落，使得绍兴运河的航运、灌溉、防洪、排涝作用，得到了综合性的发挥，而运河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使绍兴在中国诸多城市中的地位得到举世公认，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人们出行除了走陆路以外，主要依靠水路，不论是官员赴任出行，平民外出经商，文人旅游赶考，走的主要都是水路。尤其是文人墨客，或壮游或宦游，走的就是这条线路。它始于钱塘江南岸的萧山，沿浙东运河从绍兴镜湖、曹娥江、剡溪至天台石梁，水路总长约190公里，这是盛唐时期文人墨客游历浙东时常走的一条古道，故浙东唐诗之路，实则运河水路也。 浙东运河上的自然风光之美，非比寻常。整条运河的南岸，会稽山脉、四明山脉绵亘于前，“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群山逶迤，层峦叠嶂。离河不远处的近山，片片青松翠竹，郁郁葱葱，真是青山绿水，倒映成趣，舟行画图，人在镜中。明代诗人王稚登的名句“江东名郡古无双，处处青山照玉缸”生动地描绘了这条山水长廊的美景。 明清以来，绍兴酒、绍兴师爷、绍兴话之所以能通行天下，靠的就是包括浙东运河在内的大运河，绍兴黄酒之所以享誉天下，得益于富含多种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绍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戏曲之乡，包括越剧、绍剧在内的地方剧种之所以能流向全国，许多名伶之所以能登上上海等大码头的舞台，靠的也是这条运河。绍兴酒文化、船文化、戏曲文化、名人文化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船是流动的舞台，也是流动的茶馆，不论是从运河起航，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越中儿女，还是沿着运河来绍兴考察与旅游乃至定居的历代客籍人士，都为绍兴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而名人笔下所流露出来的对运河沿岸风光和物产的赞叹和由此存留下来的文学瑰宝，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是发展绍兴旅游事业的巨大资源，关键在于后人如何好好传承，开发和利用好这一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绍兴地区的相关部门与有识之士都对运河文化有着良好的保护和传承意识。 绍兴较早地开展了对水环境的整治，20世纪末就以对环城河、古运河的保护与整治而闻名全国。从京杭大运河到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工程取得成功是包括绍籍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在内的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遍布城乡的“河长制”的建立与督查，使得对水利工程的保护不只是停留在参与运河申遗的层面，更上升到对水环境和历史文化的珍视和自觉保护的意识之上。 绍兴运河园和浙东运河博物馆的设计与建立，凝聚着水利工作者和研究专家的巨大心血，博物馆建筑面积达3.4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近万平方米，它以“古韵今作”的建筑手法呈现了“浙东古运河长卷”，立体演绎了浙东运河2500多年的发展演变史，系统展示了运河沿线人文历史价值的内涵，是研究浙东运河史的活化石，也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新基地。 浙东运河水域的保护与传承工程，达到了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动静聚散与丰富多彩，并且出版了一批可以传世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之作，2014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由绍兴本地学者编著的《浙东运河史》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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