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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在〈坟〉后面》称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十年后，在他晚年创作了引用《庄子》题材的作品，有《故事新编·起死》。鲁迅所描绘的庄子的形象：“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布袍，拿着马鞭。”在路边遇到了骷髅，庄子用道教风格的咒语召唤来“司命大神”并借其力量复活了此人。然而，被复活的死于五百多年前商纣王建鹿台时代的男子，反而逼迫他归还衣服、包裹和伞。为难的庄子摸出警笛，狂吹三声，招来手持警棍的鲁国巡警。知道《庄子》齐物论的巡警，放走了要去见楚王的庄子。男子又缠上巡警，巡警又摸出警笛，狂吹起来。 鲁迅戏弄了本应超脱世俗的庄子却变得十分世俗的样子。启蒙者就在被启蒙者面前遭遇了无可挽救的苦楚。即便复活了骷髅的肉体，也难以唤醒其灵魂。时间是灵魂居住的地方，唤醒五百年前未开化的灵魂，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哪怕现实的开化程度并没有多少进步。 鲁迅最晚年还有一篇《我要骗人》是应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写。原稿是用日文写的。文中引用了《庄子·大宗师》的话：干下去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相互忘却，可悲的是我们不能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地骗起人来了。他预见到了“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从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吧”。这篇文章是在日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写的，可以说是给日本人的遗书。但这也不是只对日本人说的，人活着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充满了利害关系，无法躲进不存在的象牙塔。充斥于社会的，一方面是骗：“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是常以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所以“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哪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现实是无法逃避的，所以“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这就是骗人。”融入江湖的悠然毕竟是梦想，漠不关心地超越世俗办不到，那么“骗人”也是要继续的，母亲问有没有天堂，还是要说有。像鲁迅笔下的庄子一样，在别人眼里也是戏弄的对象，鲁迅与庄子也少不得有所重合。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考小说之名，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而他在《故事新编》中，选取了女娲、嫦娥、羿、禹、伯夷、叔齐等神话人物和六朝志怪、唐传奇中的神仙人物，并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缠在一起，纵横挥毫。其中既有超越世俗的神秘主义矢量，也有贴近世俗的矢量，这两部分的张力，都让“小说”空间极度拉伸了。古代的“小说”只能在“骗人”的情绪中展开，而《庄子·天下》要的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去找楚王也是没有出路的，而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对于国家人民的深爱，矢志不渝地坚持去改变半开化现实的力行，超越了世俗，也超越自我。 原载《京九晚报》2023年9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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