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者董作宾先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试掘，这是安阳殷墟发掘之始，也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考古发掘的开端。
在考古学进入中国前，西方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是1859年，书中提出了“进化论”的概念。 随后，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以石器、铜器、铁器三类不同材料的出土器物，来排列人类的进化。他提出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阶段概念。 19世纪末，法国的蒙特留斯提出了“器物学”，他用器物的类型来排列年代。 1925年，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写了一本书《欧洲文明的黎明》，书中涵盖了区域文化的材料，并对材料进行整理，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对所见考古证据进行阐释，即收集、组织、分析和阐释的方法。 唐际根教授特别强调：“柴尔德还提出了很多概念，比如“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这些概念就变成了历史的概念，变成了社会发展的概念了。”
“文明”一词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它是指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样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文字、城市、和冶炼金属。 学术一直在进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1929年，被誉为“考古之父”的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接替董作宾先生率“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第二次安阳发掘。 李济先生制定了严格的田野工作程序，他想了解“地层堆积”。在《安阳发掘报告》中写到：“前三次发掘的结果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殷晚期文化，文字的结构固然程度很高，物质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青铜时期。……百余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以为中国铜器的发现最早不出西周。从此次发掘以后，证明了铜器在殷末已经存在。”   1931年春，李济先生主持第四次殷墟发掘，参加者有董作宾、梁思勇、吴金鼎、郭宝军等。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先生，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断不同时代的堆积关系。 从梁思永先生绘制的图可以看出分三层：后冈下层即仰韶文化层、后冈中层即龙山文化层、后冈上层即小屯文化层（商文化），还将古物根据地层区别开来。 梁思永先生确认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叠层关系，这个时候再说商文化的起源，就有了科学的依据。   1934年，李济先生在《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中写到：“……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唐际根教授曾讲到：“中国考古发掘“起步四遗址”为仰韶村、周口店、西阴村和殷墟。” 在殷墟发掘前，《中国古代史》目录为：第一章“三皇五帝” 第一节“三皇五帝时社会进化的状况” 第二节“黄帝与蚩尤的战斗” 第三节“尧舜的禅让” 第四节“大禹治水”。如果没有殷墟发掘，没有中国田野考古学，那历史的写法是不是顺着传说这条路呢。 殷墟之前，商朝历史的所有信息是从文献中来，如《史记·殷本纪》、《尚书》、《诗经》、《左传》、《竹书纪年》、《清华简》，这些文献中的信息组成了商王朝。 当然还有一个传统的学问 — 金石文，它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所以青铜器铭文上也有关于商王朝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有部分是文献里没有的。 比如，藏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属于商朝晚期的“小臣余尊”，尊内底有27个铭文，铭文为：“丁子（已），王省夔（kui）且，王易（赐）小臣余夔贝，隹（zhui）（唯）王位正（征）人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彡（肜）（rong)日。
重要信息是时间，“十祀又五”：即小臣（商代官名）余，随王征讨商晚期敌国“人方”（东夷）的战役，发生在王的十五祀之时。而这个“十五祀”，推算出来就是帝辛商纣王的时期。
1907年考，当考古学还没有进入中国时，王国维先生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即用甲骨文的内容继续补充商朝的信息。 但是，这些来自文献、金文、以及少量甲骨文文字里的“商史”，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商王朝历史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没有殷墟考古发掘，那么现有的甲骨文数量会少很多，虽然发掘出土的甲骨文还是文字信息，但是量增加太多了。不仅如此，还增加了青铜器金文的量。 最大的区别是，通过田野考古所得的信息，可以用出土器物，如陶制类器、玉石器、牙器、蚌器、铜器、骨器、漆木器、房子、道路、遗址等来描述商王朝。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牛世山老师讲到了殷墟的细节：“ 从出土陶器、青铜器的类别看，生产、生活性场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鬲（ge)、盆、罐、簋(gui）、瓮。墓葬区出土的陶器主要是：觚、爵、盘、豆，而青铜器大多数出自墓葬区，如鼎、爵、觚、尊、卣（you）。” 殷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包括了礼器、乐器、武器、工具。“妇好墓”里的青铜容器，器形整齐，花纹清晰，如“鸮尊”，还有前所未见的“三联甗”（yan）和“偶方彝”。（国家博物馆藏） 其中青铜器“三联甗”是古代的蒸具，分上下两层，上层放食物，称为“甑”（zeng），甑的底是有孔的“箅”（bi）以便蒸汽通过，下层是“鬲”（ge）用来煮水，高足间可以烧火。
“青铜器”是一种合金，而作为原材料的铜和锡是自然矿物，还需要经过加工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 青铜器制作的流程包括了矿料开采、冶炼、熔炼、陶范铸型制作、甚至还有后加工环节 , 这意味当时有了开采矿物和掌握了冶金技术的工匠 。此外还得有一定的交通，才能解决原材料运输问题，也就是要有社会组织能力，才能适应这样的经济情况。 商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由商王、贵族、平民、奴隶多个阶层构成，不同阶层的地位和财富存在着显著差异。 殷墟遗址主要包括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 遗址上有房址、作坊、水井、窖穴、墓葬、陪葬坑、祭祀坑。建筑形式上有台基式、平地起建式、半地穴式。小屯宫殿区以南有三横两纵的干道，大司空地区也有两横一纵的干道。 值得关注的是，“墓葬又分为带有墓道的，即四墓道的“十字形”，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单墓道的“甲字形”；没有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 墓葬的规模大小和随葬物差距，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阶级和等级的分化程度。 另外，殷墟甲骨文上所见到的氏族有200个以上。《左传·定公四年》中：“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樊氏、锜氏、繁氏、饥氏、终葵氏。” 《史记·殷本纪》中：“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当时是举族而居，举族而葬，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已发现约十五万片，经考古发掘的有三万五千余片，单字数量已逾四千字。这种经过钻凿、烧灼、刻辞的龟腹甲、背甲，因上面契刻了商王室占卜记录的文字，故名“甲骨文”。 东汉許慎的《说文解字·序》中：“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就是在绳子上打结用来记录事物。 《竹书纪年》中：“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河图洛书”，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两幅图案，据说源自天上星宿。 《说文解字·卷十五》：“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神话中的仓颉在造字初，都依照物体的形象来创造。 远古人为了帮助记忆，发明了结绳记事、八卦记事、符号记事，但这些止于帮助记忆，不具备有文字的性质，只有文字才能代表语言符号。殷墟时代的“甲骨文”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材料，是一种成熟的文字。 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文物》中：“許慎说的“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里以象形最为基本。象形的字，如画一个圆以代太阳，一个半圆以代月亮，比较容易明白。象意的字，或用两个或更多的象形字合为一字，如“止戈为武” “人言为信”（会意），或用几个不成字的点划以表示意思，如“上、下”（指事）二字。象声的字，是用同音的象形字以代表无法象形或象意的抽象概念或“虚字”（假借），或于同音的象形字之外，又加一表示含义的象形字（后称为部首）合成一字（形声）。如甲骨文以一划表示“一”，一直用到四划表示“四”，但十千为万的“万”字怎么办，这便需要用同音字来表达。这样使用不同部首，可使同音而异义的字区别开来。”
从公元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证实《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所记载商王世系是可信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是可靠的。 殷墟甲骨文能记录史事，包括帝王以及臣僚的名字、战争、祭祀、狩猎等事迹，这表明殷墟文化已进入历史时期了，不仅仅只有文字而已。 关于殷墟发掘的意义，李济先生认为：第一，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真假难分，有了发掘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家及古器物学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但是漫散的史前遗存，推进到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 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讲：“殷墟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推八百年。” 华夏文明开始于夏、商、周上古三代，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现才显得尤为重要。 在出现正式文字之前，有很多古史传说，从殷墟甲骨文发掘以后，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同时代文字证明的朝代，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2023年9月20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