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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王戴笠:在劫难逃(五)

 A松毛岭634高地 2023-09-28 发布于山东

7 一损俱损

戴笠暴死的消息,像旋风一样,迅速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传播开去。

有的人额首相庆,面露喜色;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有的人默默无语,另有所思。然而,最难过最受震动的,还是戴笠生前的密友。

就国民党内部来说,最难过的莫过于胡宗南。当戴笠的死讯确定无疑后,毛人凤马上打电话告诉正在西北前线秘密部署反共军事的胡宗南。胡宗南接电话的瞬间,犹如一声惊雷在头顶上方炸响,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久久不发一言,接着便是痛哭流涕。胡宗南对军中事务作了安排后,当即乘专机赶到南京,来到中山路357 号军统南京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胡宗南一进门看到戴笠的遗像便禁不住泪水纵横,立即抚棺痛哭起来。胡宗南回忆起当年与戴笠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初次相遇时就意气风发地纵论天下大势的情形;想起当年湖州拜师,盘马练兵时雄心勃勃的练兵场面;想起西安事变时戴笠因犹疑不决而与自己的频繁电报往来;想起龙门石窟结盟时“三王”指点江山的雄图大略;想起自己每次到南京、重庆均要与戴笠作彻夜长谈的痛快淋漓的心情;想起战后蒋介石秘密成立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的活动等,心中更是有如浪潮翻滚,一时悲哀不能自抑。在一旁侍候的沈醉等大特务触情触景,也禁不住又是一番泪飞如雨,一个个上前劝解胡长官节哀保重。

胡宗南发泄了一番对戴笠的怀念之情后,这才收声止泪,并向李人士、沈醉等人询问222 号专机失事的具体情形,是不是有如外间纷纷传说戴笠是被人谋害致死的情形。李、沈等人向胡宗南详细介绍了“3 .17”空难的前前后后,并认为确是由于气候恶劣,大雨滂沱,才导致飞机失事的。外间的种种传说并不可信。听到这里,胡宗南打算亲去戴山现场视察一番,后来听说从板桥镇到戴山的10 多里小路不通汽车,方才打消此议。最后,沈醉把1 套为戴笠收尸的照片赠送给胡,胡含泪收下,又绕棺两圈,才与守灵的特务们一一握手,恋恋不舍地告别而去。从此,胡宗南虽然与军统还维持着较深的关系,但失去戴笠的后援,毕竟大不如前,他也始终斗不过陈诚。解放战争末期,因战败逃往台湾,甚至遭“监察院”弹劾。在戴笠的江湖朋友中,最受打击的莫过于上海闻人杜月笙。3 月19 日,戴笠生前的玩友唐生明、范绍曾在上海丽都舞厅打牌,这时,军统上海办事处方面传来消息,戴笠的专机撞山失事,唐、范二人大惊失色。一向与杜月笙交厚的范绍曾立即推倒手中的牌,起身离座去找杜月笙。杜月笙闻讯大骇,半天才缓过劲来。本来,杜月笙自战后回到上海后,因受蒋抑制,未能捞到一官半职,心情十分抑郁,多亏戴笠从中化解劝导,又在处理肃奸案件中,给了杜月笙不少面子,使杜才重新振作起来,并准备继续与军统合作,在上海滩再大干一场,创出一番事业。事前,戴笠已有消息递过,要从天津带1 个人到上海与杜见面,商量创办北洋通商银行一事。现在戴笠一命呜呼,不但与军统合作的许多计划就此夭折,自己今后在政治上的前途必然更加黯淡,各方面的困难也会更多。

想到这里,杜月笙更加悲恸不已,两行浊泪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为了表示对戴笠的悼念,杜月笙还由通济公司向军统局赠送溥金法币20 亿元,吩咐通济公司总稽核林尧民将这笔巨额支票由上海送到南京交给毛人凤,毛认为这笔巨款应交给戴的家属,结果又命林尧民将此款由南京带回上海交给戴的儿子戴藏宜。以后,杜月笙还专程由上海到南京去灵谷寺祭扫戴笠坟墓。杜一看到戴墓时,就禁不住眼泪盈眶,先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在戴墓前躇立良久才默默不发一言地离开。此时,杜月笙恰因在政治上、经济上受蒋经国、宣铁吾的合力打击,备感艰难,在心境百般凄凉之中,因而对当年的好友戴笠更寄托了一层深思。

在汪伪汉奸中受戴笠之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周佛海。3 月下旬,戴笠失事遇难的死讯传到周佛海等人的软禁处,恰如一颗炸弹在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中炸开。周佛海最先控制不住自己,当即绝望地喊道:“雨农死,我也完了!”接着便是痛哭失声,嘴里则不停地念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一天,在周佛海等人的住处,充斥着一片悲观凄凉的气氛。开始,大家都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所震憾,一时显得不知所措,一个个只觉得浑身冰凉,原先仅有的一线希望在瞬息之间破灭了。这样几乎是默默无言地过了许久,大家才开始围绕戴笠之死的话题议论起来。丁默邨首先冷静地提出问题:“戴笠死了,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虽然都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都默不作声。丁默邨见此,只好自问自答地说道:“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是毛人凤。毛是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像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马骥良忧虑地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罗君强在一旁苦笑说:“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时,周佛海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认为戴笠既死,指望戴笠出来说话已经落空,戴笠过去的种种许诺当然也不能作数。戴笠的继任者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之流,既没有戴笠的那份胆量和魄力,也没有戴笠与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友情和关系,当然不会为自己承担任何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周佛海以为,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趁国民党和军统各方面的人事尚没有大的变化,过去所谓“曲线救国”

和“自首”经过的是非曲直还能说得清楚,索性诉诸法律,抖落内幕,打一场笔墨官司,说不定尚有可为。否则时过境迁,情况变化,还有谁肯为我们这些巨奸站出来讲话作证。如此一想,周佛海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7 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周佛海说完,便征求其余几个人的意见,问:

“你们以为怎么样?”隔了很长时间,还是追随周佛海时间最长的罗君强嗫嚅着回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表态:“那就这样办吧!”其实,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军统也迟早会因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而把他们交出去。1946 年9 月17 日,周佛海等人由重庆杨家山梅乐斯公馆,被解送南京军统宁海路21 号看守所。1 个月后,被移交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 月21 日,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庭进行第一次审理。这以后,周佛海虽然施出浑身解数,但仍免不了被判处死刑。直至杨淑慧以公布当年通过戴笠转给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胁,蒋才于1947 年3 月26 日发布特赦令,将周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中间,大汉奸陈公博、缪斌、褚民谊、丁默邨等人已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自战后以来,全国对汉奸案件判处死刑者达2720 人,其中得到特赦的仅周佛海一人。这中间的关节,或许是掌握在杨淑慧手中、并且已被存入香港银行金库的那封密信起了作用,或许是蒋念在已死的戴笠的情份,总算免周一死。但是,蒋赦之,天不赦之。

1948 年2 月28 日,周佛海仍然免不了病死狱中,结束了其反复无常、卖主求荣的一生。

在戴笠生前密友中,表现最为平静的莫过于张学良。如果说戴笠之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么给张学良带来的仅仅是一层凄凉和迷惘。张学良从1936 年12 月26 日被软禁,直到抗战胜利,在9 年中共12 次迁徙。在一个地点囚禁时间最长的仅2 年多时间,最短的只有3 天。抗战胜利后,张学良本指望蒋介石能释放他,认为即使是判刑关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将满。张学良曾多次想见见戴笠,能了解打听一下蒋对自己安排的腹案,但戴笠因忙于指挥接收和肃奸,那里还顾得上去看望张学良。于是,戴笠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另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代表蒋、戴到桐梓天门洞看张。莫德惠带来了一只蒋送给张的欧米伽怀表,其意在晓喻张学良,囚禁的时间将是无限的。张学良接过怀表,想了一下,也把自己在瑞士买的菲利浦派克牌金表送给蒋介石,含蓄地暗示“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该释放他了。岂知莫德惠把金表送上去,却是石沉大海,音信皆无。张已知事不可为,心中更加失望和苦闷。1946 年夏天,沈醉到桐梓天门洞最后一次看望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戴笠春间飞机失事的消息。张学良平添一种伤感的情绪,似乎对自己的前途也有种不祥的预兆。果然,几个月后,张学良被送往台湾,开始了更加漫长无涯的囚禁生活。

因戴笠之死受损失最大的当数蒋介石本人。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又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

一方面,蒋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年来,戴笠的权力之大,确使蒋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不但军事、警政、交通、治安等方面都被戴笠的军统组织严密控制,即在财政、经济、党务等方面,戴笠也有很大的势力。由戴笠控制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汪伪税警武装、任援道的伪军等力量改组整编而成的交通警察总队更是清一式的美械装备、机动性大、火力强,很有一些实力。特别是戴笠掌握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全部黑幕,可以用此作筹码,分化瓦解,打进拉出,呼朋引类,其呼风唤雨的能量不可小觑。抗战后期,戴笠又与美国人紧紧地抱成一团,挟洋人以自重,其地位及势力扶摇直上,连蒋也不敢怠慢。而美国人对蒋的蔑视与傲慢,甚至暗中策划倒蒋,蒋是深以为戒的。如果美国人一旦假手戴笠进行逼宫,岂不是有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想到这些方面,蒋常常不寒而栗。蒋控制手下的办法历来是靠做连环套,先培植各派政治势力,然后用甲抑制乙,用乙抑制丙,再用丙抑制甲,如此互相监视,互相掣肘,力量互相消耗,谁都跳不出蒋的手心。无论是政学系、CC 系还是黄埔系,也无论是宋子文、孔祥熙还是陈家二兄弟,或者是何应钦、陈诚,还是胡宗南,斗来斗去,斗了20 余年,谁也没有吃掉谁,哪一个到头来都还要跟着蒋走,才有出路,也就是这个道理。蒋的居高临下,是谁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也是谁都无法取代的。以戴的绝顶聪明,岂有不明白蒋之为人的道理。但是,在戴认为,他不但是一位特工奇才,而且具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理应是蒋身后的当然接班人。因此,仅仅当一个家奴式的特工头目,绝不是戴的终身目标。这就是戴笠为什么要以特工作工具,从各方面拚命发展势力的道理。然而,蒋对特工势力的控制历来甚于对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的驾驭,无论戴笠怎么跳,他决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的野心也始终不能得逞,甚至抗战期间因当时形势需要而先后兼任的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局局长等职务也逐次被蒋卸掉,弄得戴在国民党内除了1 个军统局长,几乎是光杆。蒋、戴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但是,戴笠的这个军统组织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他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其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

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连蒋也说不清、弄不明的问题。蒋是极谨慎极机警的,在没有弄清戴的真正实力之前,他是不会把戴逼急了的。这就是蒋在处理戴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原因,也就是戴笠的势力在蒋的抑制下,仍然能继续膨胀的道理。现在,戴笠因飞机失事,一命呜呼,遽然退出与蒋较劲的竞争。这在蒋来说,戴笠以这种方式达到与蒋的“妥协”,这是蒋始料未及的。戴笠一死,不但对手顿失,而且所有的潜在威胁完全消除,蒋在心理上、情绪上的轻松解脱,不啻有如释重负之感。

另一方面,戴笠之死,蒋确有一种痛惜和惋然若失的感觉。戴是位特工奇才,这在蒋是很早就看出并认定了的。否则,蒋也不会在当初力排众议,突发奇招,把特务处长这一最重要的职务交给小小的黄埔六期生去掌握。戴自中山陵受命后,确也干得十分出色。蒋之打天下,坐天下,应该说戴笠是立了大功的。到最后,特工已经渗入蒋介石统治的各个方面,成了蒋须臾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戴笠也成了蒋身边不可缺少的心腹亲信。确切而论,蒋用人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奴才,又要是人才。单纯的奴才,蒋是不用的,单纯的人才,蒋也是不用的,必须是奴才与人才的结合,蒋是很欣赏的。戴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奴才加人才的特工头子,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的国民党官僚或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官僚或新贵毫不逊色,这就是戴笠能在20 余年的特工生涯中始终受蒋宠信的真正原因。即使从戴笠之后的军统大头目来看,虽然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是典型的家奴式人物,但是就才干来说,他们与戴笠相较,是远不可以道里计的。自戴笠一死,军统的工作立见被动,处处捉襟见肘,不用说有所开拓发展,就是连维持现状都感困难。特别使蒋感到恼火的是,因内战的形势越趋紧张,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纷纷爆发了和平游行活动,一时搞得全国沸沸扬扬,使国民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观感。蒋认定,自戴笠死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这些人缺乏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是不会办事的。由此,蒋又渐次想到戴笠生前的种种好处。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落,思虑周全,尽量避免给蒋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自己的意旨,体念自己的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想到这些方面,蒋更感到戴的才干是无人可代的,而蒋对戴的怨恨与戒备,则随着戴笠之死,也逐渐化解了。

8 死后哀荣

戴笠一生的殊荣似乎注定要在死后才能获得。3 月17 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 年4 月1 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亲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 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4 月13 日,北平6200 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主祭。

5 月17 日,济南市举行公祭,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亲率4300 人主祭。

同一天,贵阳4100 人在贵州省政府杨森的率领下举行悼念大会。

5 月19 日,武汉市8000 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一级上将程潜亲率在汉军政负责人主祭。

5 月20 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公祭,重庆由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上将衔)主祭,集会人数达6300 人;成都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主祭,集会人员竟达54000 余人。

昆明由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主祭(上将衔),集会人数亦达42000 人。

5 月25 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上将率3700 人在南昌主祭。

5 月26 日,上海8200 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上海闻人、戴笠生前密友杜月笙主祭。

5 月30 日,合肥、无锡同时举行公祭。合肥3200 人集会,由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官李品仙(上将衔)主祭。无锡4000 人集会,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衔)主祭。

6 月2 日,兰州3200 人隆重集会,由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主祭。

继上述城市之外,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等地也都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

6 月11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绶戴笠为陆军中将。

6 月12 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是多少能表达蒋介石痛失戴笠之后的心情的。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先生所写的一首挽联。

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

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潢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上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倭。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翁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翁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亦见章士钊对戴笠其人把握之准。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翁的点石成金之笔,即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翁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 多副。

上午9 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 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

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

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着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见,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是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的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次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 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谦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端锅”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未始不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凤说,过几天再来看看。

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还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 年3 月17 日,保密局在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 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先生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戴笠生于1897 年春间,葬于1947 年春间,其死因也早已被社会公认,无人再去怀疑。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枕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

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

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 年12 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8 年3 月29 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作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致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翦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就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 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 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 月29 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竟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上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

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 月30 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的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 亿元,仅4 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于7 月6 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 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批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1948 年9 月27 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它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于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

其实,马汉三、刘玉珠作案的手段虽然高明,但尚算不上天衣无缝。最大的线索就是戴笠座机失事后找到2 件稀世珍宝古剑和羊脂白玉九龙杯。如果当局及军统能顺着这两件遗物追寻下去,必定有所发见。但是,当时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竟没有人认真对戴笠死因提出质疑并进行严谨的调查活动,结果让马汉三侥幸过关。这种事看起来令人费解,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亦使人释然。当时确有诸多因素和缘由阻止人们作进一步猜测和深想,从而使本应引起人们警党的东西从眼前及脑际滑了过去。

第一,自然气候的巧合,掩盖了人为的阴谋。3 月17 日及以后的两天,上海、南京地区的滂沱大雨,蒙住了人们的视野。飞机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失事是常有的事。并且飞机正好坠毁在戴山上,又是在南京上空,这与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因视野不清而撞上戴山的推论完全吻合。这种推论虽然没有任何第一手资料可供证实,但当时的天气状况及飞机失事现场是人所共知的。谁也不可能在这种极正常的事件中推导出任何不正常的结论来,戴笠的死真是“天作之合”。并且,因222 号专机所带汽油达800 加仑之多,经两小时的熊熊燃烧,飞机上有形的东西大部分化为灰烬,剩下的又被雨水改变了一切。又因失事两日后现场才被军统发现,此时当地农民的寻宝活动,更把现场破坏得面目全非,许多极重要的物证也被践踏或捡走。如果不是沈醉从当地农民手中讨回古剑及羊脂白玉九龙杯2 件遗物,更给后来彻查戴笠的死因增加了难度。

第二,“宿命论”弥漫了军统内部,甚至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也被迷惑。

戴笠在其一生中虽不相信鬼神之类,但是却十分迷信风水、算命及看相一类东西。他自江湖算命先生推算他命中缺水忌土的忌讳后,终身笃信不移。并从1926 年投军黄埔开始,就改用“戴笠”、“雨农”等名、字来补命中之不足。等到以后使用特工化名时,更用了一些诸如汪涛、江汉清、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洪水滔滔的代号,总之是水越大越好。偏偏自1945 年底开始,戴笠因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飞来飞去,长期不在重庆,毛人凤考虑洪淼的化名使用太久,不利于保密和安全,按例需更换。秘书室秘书袁寄滨是不信看相算命这一套的,就有意拟了一个“高崇岳”的化名,经毛人凤批准后使用。结果使用后仅几个月,戴笠就撞死戴山,这使特务们一致公认是“高崇岳”的化名给戴笠带来凶险,从而机毁人亡,命丧黄泉。更为蹊跷的是,戴笠座机失事的地点叫戴山,不但同姓,且此山多土,山腰的沟叫“困雨沟”,正与戴雨农暗合,而戴笠尸体恰被雨水冲入此沟;戴山下还有一座“戴家庙”;这一切还用再怀疑吗?此处不葬戴,何处再葬戴?即使再不相信命运的人,对于这种冥冥之中的巧合,也不由得不倒抽一口冷气。认为戴笠之死,除了命定之外,恐怕不会有第二种解释。自此以后,特务中的种种传闻便如鼠疫一般,疯狂地肆虐起来,有的特务说,命相家早送给戴先生两句偈言:谓之“遇山即止,逢桥必回”。现在飞机撞上戴山而中止,戴山又属板桥镇,又应验了“逢桥必回”那句话。有的特务说,戴先生的座机本拟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明故宫机场在南京城东隅,戴山却在南京西南郊县。

飞机从北边偏东方向飞行,本与戴山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飞机到达南京地区上空后,突然风雨大作,驾驶员顿时不辨航线机场,222 号专机像是鬼使神差般地被一股引力拉向西南方向,直向戴山冲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戴笠是命中注定该死,而且必死于此地,人力不可相强。正所谓“大将忌地名”。当时,在国民党内,不独军统特务们有此种信念,即使一些军政高级大员,也莫不相信如此。戴笠死后,孔祥熙、张群、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张治中、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联名给戴笠送了一副挽联,文曰:“制敌著奇勋数绩无惭飞虎队,御空绝尘世惊谶真同落凤坡”。

他们把戴笠死于戴山,比做三国时的大军事家凤雏先生庞统死于落凤坡一样,是命数使然。可见,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上下都是有认同感的。

第三,蒋、戴关系的紧张感使人们不敢在戴笠之死这个微妙而敏感的问题上去穷追深究。自抗战后期以后,蒋对戴的见疑和倦意、蒋戴关系的紧张是许多大特务都清楚的。蒋不但处心积虑地对付戴笠,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在担忧戴笠今后的前途并考虑如何在蒋戴关系中平衡自处。正当蒋、戴矛盾越来越尖锐,双方都感到苦无良策进一步制服对方的时候,戴笠死讯传来,蒋不免松了一口气。郑介民、唐纵也感到脱卸了负担,似乎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就以毛人凤来说,虽然与戴笠关系很深,对戴笠之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在内心深处却又认为,蒋戴继续恶斗的结果,他必然和戴笠一起翻船。毛人凤将戴笠在北平发给蒋介石的那份“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的电报扣下不呈,目的就是希望这种结局不要来得太快。

因此,戴笠之死,确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既挽救了戴笠自己,也挽救了毛人凤等一大批与戴笠关系很深的军统大特务。由是,戴笠死后,上自蒋介石,下自军统大头目郑、唐、毛等人,谁也无心想到戴笠之死有什么异常。

即使有什么蛛丝马迹,产生疑窦,各人出自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前途,也是不愿去追究的,以免见疑于蒋。

第四,军统的黑幕重重,也使此案难以露出端倪。一是由于军统活动的特工性质,使戴笠的一切行动都处于神秘状态,一般人既了解不到坠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敢妄加揣测,因而难以在掌握全盘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对坠机事件的原因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这就失去了侦破此案的最基本的条件。二是以戴笠的威势、力量和本领,没有人会相信谁敢对戴笠这位暗杀之王进行暗杀。即以军统内部来说,没有人会相信谁敢背叛老板,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来。三是虽然马汉三的不轨行为已有少数军统大特务察觉,但是自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局长,郑得马的好处太大,故很快对马加以保护,故原先戴笠准备调动打击马汉三的计划不仅不能实现,马汉三的地位更为巩固,居然先后当上北平市民政局长和河北省“国大代表”。四是当时正值军统局改组的重大转折时期,军统上下人心惶惶,个个自顾不暇,又正值国民党政府及军统还都前夕,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无人顾得上研究戴笠坠机一案。更有许多大特务因在胜利大接收中贪污鲸吞了大量汉奸敌伪财产,心中正惴惴不安地担忧戴笠对此进行清查整顿。忽然之间,闻讯戴笠已死,不啻有“天助我也”之感,如何再去管他戴笠是否死得不明不白。

第五,戴笠在生前对古剑一事守口如瓶,延缓了对此案的破获。龙泉宝剑的失而复得是导致戴笠之死的直接原因。由于龙泉宝剑不但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而且是一种皇权的象征。戴笠本是有野心的,他自得到此剑后就爱不释手,并产生一种截留此剑的强烈欲望。然而,戴笠又怕此事张扬后,蒋会窥破自己的野心,从而引起蒋的猜忌。于是,对得宝一事秘不外传,严加保密。除龚仙舫外,一般军统特务根本不知道有“龙泉宝剑”失而复得一事。在“3 ·17”空难中,戴、龚一死,剩下的只有马汉三、川岛芳子知道此事过节。马汉三自不会说,川岛芳子正被作为汉奸关在狱中,当然也无人去问她。结果,沈醉虽从江宁县长手中讨得此宝,却没有一个特务了解围绕这柄古剑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否则,如果有人当时知道这把古剑的来历,围绕它追寻下去,马汉三、刘玉珠背叛暗害老板的行径很快就会暴露。

结果,使马汉三轻易过关,直到两年多以后,才来重复这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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