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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院校内迁及其损失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计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大学分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8个学院，凡具备3个以上学院者，即成为大学。但这3个学院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各学院之一，不足3个学院之学校，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办理。 抗战前的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一样，也十分落后。学校本来就不多，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主要指天津）8所，广东7所，占去一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先发动于我国文化名城北平，继肇事于学校林立的淞沪，接着又深入长江和沿海一带。在日军挑起战端，狂轰滥炸，掠夺焚烧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学校遭到极大摧残。南开的被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第一个损失最重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三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战前，中国高校的布局很不合理，容易遭到敌人攻击。为保全中国文化教育计，将面临被摧毁和被敌占领利用危险的高等教育，尽力迁移就是惟一的选择。有识之士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预料，战火必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为谋学校安全和保存固有设备，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为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 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内迁的高校，有的是一步到位，直接抵达目的地，如中央大学。有的是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战区继续扩张，而被迫不断搬迁，如浙江大学在抗战中迁校达六七次之多。也有办学条件不具备而不断迁移的，如江苏医政学院等。因战时多种因素，高校内迁历程中一些学校进行了整合。内迁各校虽路线、时间、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大致可分内迁西南昆明地区、四川、西北地区和广西、贵州等四个地区。本章在对高校内迁情况作概要叙述的基础上，介绍高校遭轰炸惨状及所受损失。 1高等院校内迁概况 （1）迁往西南昆明等地的院校 1937年七七事变起，华北的学校被迫向西和南流亡迁徙。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迨上海南京失守，武汉震动，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1938年4月26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5月4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1938年增设师范学院。1940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是内迁最远的学校。 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即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师生步行团到达昆明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街头迎接，与步行团团长黄师岳握手。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誌》（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一所多科性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仓促西迁，最初拟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因日军已侵占广东大部，遂于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正往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一部分师生经广州、澳门、汕头等地，走香港经海防及河内入滇，共15批，750人；另一部分师生经由其他道路，约于1939年3月下旬到澄江。还有少数学生，辗转沿连江西行，步行赴滇。 因仓促搬迁，中山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损失很大，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截至1939年2月底，各院系共到教职员245的人，学生1736人。学校于3月1日开学，共设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并设有一个综合研究院。校长为邹鲁，但他并未到校理事，代校长为许崇清。教师有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西医内科专家叶少芙、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学于1940年秋由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 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后经本国人接办改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成为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多学科大学。抗战八年中6次迁校，辗转于沪、浙、赣、湘、粤、桂、滇等省市。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战事发生后也多次搬迁。1937年11月底，该校迁至钱江以南的诸暨，不久杭州沦陷，学校被迫改迁江西贵溪县。1938年迁至湖南沅陵，与南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长沙大火后，湘域形势吃紧，学校迁至昆明。1939年夏，又迁至滇池东岸安江村，借村中5座祠堂、庙宇为校舍。1940年秋，战局发展一度危及昆明，学校又迁至四川璧山县。1942年夏，又迁至重庆沙坪坝。自1937年11月至1946年秋，学校辗转浙、赣、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 这一时期迁滇的高等院校还有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校。 战时迁入湖南的院校有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北平民国学院。 （2）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 抗日战争期间，由外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的44％。1937年至1939年，有31所高校（少数为分校）迁川。这些学校入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条由汉口溯长江而上，经宜昌，入夔门，过万县，再到重庆。水路入川较为近便，但船少客多，甚为艰难。第二条路从湖北过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第三条路多为八一三事变后从上海来的，他们到汉口后溯湘江而南入湖南、广西，从桂林经贵州入川。宋大鲁、程世平：《抗战时期迁川学校与四川文教事业》，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53页。 中央大学是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该校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建于1920年。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使学校逐步发展为具有7个学院和37个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八·一三事变后，罗家伦函电催促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8月15日，罗家伦召集在校生于四牌楼大礼堂，他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个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全部失地为止。”刘敬坤：《抗战中的中央大学》，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1995年版，第9页。 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时，学校总务处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淞沪战事爆发不久，罗家伦就派请教育学院教授王书林、法学院长马洗繁、经济系主任吴干等分赴鄂湘川各处选择地址，综合各项报告考察结果以重庆大学地点为合宜。9月，罗家伦呈文教育部建议中央大学迁校疏散： “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当一日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但考察客观事实及为国家保全文化与维持教育事业之有效的继续进行计，似不能不作迁移打算。其简单理由为： （一）不必将三千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 （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 （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 罗家伦对选择迁移地点和必须注重的各项作了安排。在淞沪中日大战犹酣之时，提出搬迁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有动摇人心之嫌，因此，需要胆识和勇气。为表明心迹，他表示“至于家伦个人，拟于一切迁移手续办完，如期开学后即将校务委托妥人暂代，请求允许赴淞沪前方军中待命，以免学校安全与个人安全混为一谈，转增良心上之不安”，最后，他呼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树立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甚愿钧部加以采纳施行此种打算”。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呈教育部该校被炸情形及建议迁校疏散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结果，重庆大学理工学院建筑和学生宿舍借与中央大学，可容学生600余人；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因重庆大学无相同院系及教学设备，特商借成都华西大学开课；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原有教师外籍居多，不能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决暂停办一年，所有该组新旧各生准其转学或借读于国立音乐学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学音乐系；专任教授讲师因罗致匪易，除因事实困难不能赴蜀自动请辞者外，一律请其同往兼任教授讲师，因其事实上无法兼顾一律解聘，助教及职员均经大事裁减，计裁去助教59人、职员83人；图书、仪器凡可装运者均尽量装箱启运入川，计共1900余箱，10月初已有1700箱运存汉口。 1937年10月上旬，学校教职工开始迁徙。学校决定，学生和教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最后一批学生于11月中旬到达重庆。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1941年8月，罗家伦调任他职，顾孟余继任，后蒋介石、顾毓琇出任过该校校长。1945年8月，吴有训任校长。1945年12月，该校全部搬回南京。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该校创立于1913年11月，由美国传教会创办，原名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1914年11月改名金陵女子大学。1928年由金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博士吴贻芳为校长。193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化学、生物、体育、医预科、国文等10个科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散在上海、武汉、成都三地办学。1938年1月，集中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原址招生开学。《南京师范大学志（1902—1992）》，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金陵大学内迁。1937年全面抗战随即展开，首都南京各校相继内迁。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10月4日，该校在南京仍照常开学。但因局势恶化，淞沪、苏州、常熟先后沦陷，学校只得闭校停课。乃匆于11月25日，11月29日，12月3日，分批西迁。慌乱之中，教育部无法提供运输工具。1937年11月19日，校长陈裕光致函教育部，“惟政府机关纷纷西移，交通工具一时不敷支配，致本校员生300余人及全部设备均停滞校中。钧部对于本校素极爱护，拟恳设法商拨船舶，俾能及早成行而免危及员生安全。苟钧部未能设法，则恳转呈军事委员会或迳电钧部发给放行护照二纸，俾本校自行觅得船舶时，沿途航驶不致发生困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为本校迁蓉继续上课拟恳钧部商拨船舶不致困难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12月30日，校长陈裕光在汉口又求援于教育部，“在京人员业于上月杪陆续脱险到汉，并已先后转宜虞轮赴蓉，筹备复课。图书仪器亦由京运抵宜昌。刻下该埠交通拥挤，本校图书仪器400余箱约125吨及全部随行员生300余人，均无法再行西进。恳祈钧部念国家培护高等教育之艰难，转咨运输各关系机关特予本校运输便利”。历近三月，经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而抵成都华西坝，承四川省政府及华西大学之协助与合作，理学院设于华西大学内。1938年3月1日正式开学。此时在校教职员共计145人，学生计387人。理学院之一部分为学生实习便利起见，移在重庆借用上清寺求精中学校舍上课，并逐渐发展成理学院事实上的分院。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私立金陵大学要览及概况报告简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2145。西迁中，师生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严峻考验。第一批师生曾在轮船上4天4夜只吃两顿饭，15天才走到重庆。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西迁。该校原设于南京白下路，校舍系租借而就。1937年9月2日，该校校长孟目的呈文教育部，“窃因国难严重，军事紧急，首都为全国重心，自抗战以来无日不为敌机袭击。因之本校新生考试，旧生续学均受影响，长此以往则我国与国防至关重要之药学教育将无由发展，兹为各学子免除失学计，拟恳钧座准予暂迁武昌定期开学，谋救国之分工作长期之抵抗。”之所以选择武昌，是考虑“武昌为全国中心，交通便利，若为教育输取器材或补充后方勤务等在调动上俱亟易行，倘国难平服，顺流而下指日返京，异时自无长途跋涉之虞也”。并申请迁移费55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关于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鉴于“前方救护工作端赖医药，方今抗战伊始，而此项人才已大感缺乏即医药用品来源杜绝罗掘已空，不敷尚巨，故目前造就药学人才较之平时更为重要，制造急需药物尤为当今迫切事业。职校为惟一国立药校，对于造就药学人才职无旁贷”。于是，1937年9月10仍在南京继续办理招生事宜，同时派员赴武汉租赁房屋，着手将校址迁安全地带。9月15日，校中应用家俱及仪器药品，已装箱搭楚英差船运赴武昌知关。 学校迁武汉历时3月，教育部即于12月25日通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敌军深入，势将危及武汉，着即日迁渝开学，以免学业中辍，并着令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利用川省土产制备急需药品以利长期抗战”，于是，该在武汉举行临时考试后，公文、校具等装箱启运，各项手续结束后全体员生遂于1938年1月12日分批西上。因客运拥挤须在宜昌万县停留，故迟至2月10日除少数学生拟候差轮停滞中途外，均抵达重庆职校，借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部分校舍，于2月2日正式开学，并与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落实学生分批前往实习。 1939年秋，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将校舍收回，药学专科学校开学在即，便急租瓷器口黄葛坪一号民房，作临时授课之用。当时，鉴于“一年合同行将期满，续租每月租金五百元过高，且瓷镇日渐繁荣，工厂林立，几成军事重镇空袭之虞，在所难免，本校既永久留川，自应建筑校舍，因提出第24次校务会议讨论，结果咸以疏散固有必要，但永久校舍与临时校舍，性质不同，距离大学区过远，参考书籍之借用，兼任教员之聘请，行将永感困难，为目前计，时间经济亦均不许可，因议决迁附近江北县地带，现已在该县石马乡觅得相当地点，计四十亩，环山依水，竹木丛生，可资空袭之掩护，且交通便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因而于暑假期中兴建校舍，秋季开课。 武汉地区的高校内迁。1938年初，武汉的大学还没有迁移。1938年2月21日，武昌中华大学还准时开课。北平的朝阳学院也在湖北沙市恢复。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武汉的大学也开始了搬迁。1938年4月31日，在校长王星拱的率领下，武汉大学被迫举校西迁至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发端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1912年发展为国立武昌高师，1924年更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战时，该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度过了8年。1946年10月，武汉大学回到武昌珞珈山。 1938年6月，武昌中华大学决定迁宜昌三斗坪，华中大学决定迁桂林，后迁西南。1939年春，武昌中华大学迁重庆南岸觉林寺旁。1941年11月3日，已经迁川的朝阳学院自成都再迁巴县兴隆场。 这一时期迁川的高校还有山东大学、东北大学、牙医专科学校、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东吴大学法学院、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戏剧学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朝阳学院、山东医学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蒙藏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齐鲁大学、江苏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铭贤学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吴淞商船学校、国立音乐院、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内迁及其分布统计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侵占东南亚国家，危及我国华南各省，迫使部分原设租界，或在沦陷区勉强维持的教会大学，以及原迁云南等地的高校再次内迁。如上海交通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迁到昆明的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国立艺专等校内迁四川；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等也迁往四川。 （3）迁往西北地区的院校 东北大学内迁。该校创建于1923年，校址在沈阳。张学良曾任校长。1931年该校成为有文、法、理、工、教育5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学校迁入关内，11月在北平复课。1936年2月，工学院和补习班迁西安，成立西安分校，校址是前陕西农林职业专科学校。1937年5月，学校改称国立东北大学，臧启芳任校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北平的部分该校学生，流亡到后方；部分学生奔赴延安。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以三台草堂寺等地为校舍，5月复课。不久工学院并入西北工学院，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至1942年，学校共10个学系，教职员158人，学生649人。丘琴：《东北大学迁川记》，载《抗战时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恢复了农学院。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以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不久，成立筹备委员会，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修、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臧启芳、辛树帜等为筹备委员。又指定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4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合组后，各校仍保持各自的特点。北平大学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在院长吴祥云的率领下来到西安，10月下旬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学，设6院、23系（医学院不分系）。对内陆及辗转千里迁至内陆的大批学校，日机仍经常袭击，不予放过。1938年3月，日军侵占山西风陵渡，日机频繁轰炸关中，西安常受敌机侵扰，西安临时大学再迁往汉中。4月初，将校本部设在城固考院小学，在文庙、小西关外、古路坝设分院。1938年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6月，教育部决定撤销西北联合大学，并要求在原来基础上分别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五个独立的、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国立院校。7月，在古路坝的工学院分出，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已迁至甘肃天水）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已在四川三台县）合组国立西北工学院，校址在陕西城固县，院长赖琏，抗战胜利后迁至咸阳，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抵达汉中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校，1939年8月分出独立，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设于汉中市东南黄家坡。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在沔县，战后迁武功。原教育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改组而成）独立设置，改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设11个专业，院长李蒸，1944年7月，该院迁至兰州，后迁回北京。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12系组建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1939年9月在陕西城固开课。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校即迁至西安。余笃信：《西北大学在城固》，载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汉中》，1994年10月。 迁到陕西的还有私立山西川至医专。 （4）迁往广西、贵州等地的院校 迁往广西的院校有浙江大学、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广东教育学院等院校。 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是清末杭州太守林启于1897年创建的。1901年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由蔡元培等倡议，将浙江工专、浙江农专分别改组为学院，合并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改名为浙江大学，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1937年11月，日军在距杭州100多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决定搬迁，竺可桢校长认为不要迁到内迁大学过于集中的大城市，而要搬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城镇或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陆的开发得到结合。1938年至1939年，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浙大经6次搬迁到大西南。 迁往贵州的院校有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交大唐山工程学院等。 江苏教育学院原设于无锡社桥，以养成民众教育、农事教育服务人才为要务。1937年在炮火声中开课。同年11月无锡岌岌可危，该院师生和部分设备匆匆离锡，间道西行，经芜湖、汉口到长沙，借湖南农民教育馆及福湘女中复课。1938年1月迁桂林，先借广西大学文学院复课。1938年在七星附近建校舍4幢，借部分公屋和民房应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统局关于江苏教育学院概况的调查报告》，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9月20日，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四所私立大学决定在长沙、贵阳各设联合临时大学一所。10月12日，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一度联合在庐山勘定校址，次年2月3日才在贵阳花溪建立永久校址。先前内迁云南的中正医学院1940年后又迁贵州。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利，法西斯阵线濒临崩溃，1944年春日军垂死挣扎，孤注一掷，妄图发动湘桂作战及黔南战役挽回败局，迫使原内迁在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部分高校再次内迁。1944年夏，之江文理学院、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华侨工商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迁往四川。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往贵州。 （5）抗战后就原省迁移的院校 在广东，广东省艺专、私立广州大学等院校进入粤北和粤西山区，广东的一些高校南下避乱于香港，或在香港设分校，香港沦陷后迁往广东内陆，如岭南大学和广东国民大学青山分教处等，中山大学1940年由云南迁回原省。在广东省内迁移的还有省立文理学院、勷勤商学院。在浙江，有浙江医药专科；在江西，有江西工专、江西医专；在湖北，有湖北农专；在湖南，有湖南大学；在福建，有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协和学院、福建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河南，有河南大学、河南水利专科等院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内迁及其分布统计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辗转迁移，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内迁，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许多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师生在随校内迁过程中，辗转迁移，历经磨难。 在长沙遭空袭后，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内迁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既无直达铁路可通，原来的简陋公路汽车又不便通行。只有一条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出香港，从海路取道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车到昆明。当时准备赴滇学生为820人，分成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身体较弱的师生及教职员眷属，走上述这条路线；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参加旅行团的学生244人，教师有闻一多等11人。2月20日，旅行团出发，几天后到益阳，离船开始步行。渡沅水走常德、桃源。旅行团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行路艰难。3月7日更被暴风雨雪困在沅陵。不久，过湘黔交界处的鲢鱼铺，走贵州玉屏、镇远，3月30日到贵阳。4月4日旅行团冒雨离贵阳，乃经安顺、镇宁等地，过胜景关入云南境内，经曲靖、马龙等地，4月28日至大板桥，然后到昆明。经过68天长途跋涉，行程3360华里，旅行团师生于4月末到达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三迁西南。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于1934年9月，设镇江北固山麓大教场，陈果夫（时任省政府主席）兼任院长，胡安定为教育长。招收卫生行政科、医科、卫生教育科学员。抗战爆发后，陈果夫辞去院长职，由胡定安继任院长。11月23日学生乘船溯长江西迁抵汉，转道长沙，再由长沙溯沅水直抵沅陵。抵湖南学生135人，运出图书1200余种，仪器标本2600余件，药品卫生材料2000余份。当时借沅陵油漆职校校舍之一部，并临时搭建草房，租用民房，匆匆开课。 南通学院医科，1912年由张謇创设，初名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8月，改为南通医科大学。1928年农、医、纺织三科合组为南通大学，1930年改称南通学院。抗战爆发，南通医科因靠近淞沪战区而停课，师生于扬州改办第七重伤医院，救护前线转来的受伤将士，后转迁湖南衡阳并复课，由洪式闾主其事。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南通学院医科在沅陵和衡阳复课后，因经费无着，同感艰困，分别多次请教育部救济，教育部以统筹计，令两院科合并。1938年8月9日，在沅陵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改属教育部领导，胡定安为院长。 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不久，因长沙会战，沅陵逼近前方，非安心教学之所，乃于11月24日迁院贵阳。设驻筑办事处于贵阳东门内湾弓街第12号。1939年1月25日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校舍上课。苦无适当院舍，复作迁重庆之计，3月23日，院址勘定北碚，购北碚地方医院为院舍。4月14日贵阳停课迁院。5月23日，在北碚开课。1940年6月24日，日本飞机二次炸碚，附属医院三等病房中弹被毁。1945年10月4日，接洽镇江院址之接收与保管。1946年9月19日，学院从重庆北碚迁返镇江原址复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函复各方询问及各类专科以上学校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137。 同济大学六次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同济大学将学校原在吴淞的主要教学仪器和图书等，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迁入地丰路静安寺路口（上海公共租界内）121号房。8月末，日本飞机轰炸吴淞地区，将学校的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及教授与学生宿舍等建筑，尽数破坏。 1937年9月，学校决定暂迁浙江金华。10月20日，在金华正式上课。未及一月，日军进犯杭州湾。11月，因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同济决定第三次迁校，由金华迁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在赣州开课。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新校址设在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学生分两路：一路从赣州过大庾岭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船沿西江到广西梧州，尔后背负行装，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到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至韶关，转车去湖南衡阳，再到全县，然后步行至桂林，再乘船由漓江而下至平乐，步行到八步镇。行程两个月。同学们忍受饥饿和疲劳，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同年12月，学校决定第五次内迁，校址设在云南昆明。迁校分为两路：一路是毕业班、女同学、患病学生和教职工乘汽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先步行至柳州，休息一段后再步行至南宁，然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员在龙州集中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经凉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940年夏，日机施行“疲劳轰炸”，经常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学校组成以周均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决定第六次迁校，迁往四川南溪李庄。10月启程，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由于山陡路险，行程艰难，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1941年3月，同济才得以在南溪开课。 浙江大学在抗战中多次搬迁，不得稍安，先后达六七次之多。1937年11月，日军迫近杭州，全城大震，1937年11月该校先是分三批迁浙西天目山、建德。12月，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又从建德分批入赣，刚到金华，遭遇敌机轰炸，火车停开，师生水陆两路并进。步行师生，一路风雨兼程，有时遭遇敌机轰炸，白天走路，饥肠辘辘；有时晚间倒卧干草中睡觉；坐敞车的学生，因夜间结霜，冻得浑身麻木。整个行程历时25天，行走752公里，到达江西吉安。1938年3月，浙大南迁泰和县城郊上田村。1938年夏，日军侵占九江等地，江西全省震动，浙大被迫迁徙桂北。教育部原要浙江大学迁贵州安顺，后学校决定先迁广西宜山。正在湘桂道上为迁校奔忙的校长竺可桢，忽闻次子和夫人因病相继逝世，他忍住悲哀，以学校事务为重。教工、学生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起运，航程艰难，货船曾遭空袭，遇触礁，历经劫难才到宜山。另有400余件图书仪器当年夏启运，1939年春，才抵达宜山。1938年10月底学校复课后受到疟疾的威胁，仅两个月患病者达146人。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轰炸浙大宜山校部，投烧夷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江大学之标营宿舍、礼堂、教室多间，弹坑直径一丈五六左右。该年9月15日，又遭敌机轰炸一次。1939年11月，南宁失陷，浙大决定迁往贵州遵义、湄潭等地。黔桂路上山峦重叠，又逢冬季，行路十分艰难。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竺可桢校长见此情景，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遵义开课，设文、工、理、农、师范5个学院，其中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各院一年级也同时赴湄潭。浙大还设有永兴、青岩分校。李华超等：《浙江大学在湄潭》，载《抗战时地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25页。这样，浙大师生经过三年颠沛流离，辗转五省，终于在贵州找到一个立身之地。从1940年入黔到1946年返浙，在此度过了长达6年多的时间。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八年中八迁校址。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八迁罗定。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大学各项统计表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048。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大都历尽艰辛，一迁再迁。也有在内迁过程中，一直以演剧宣传为主的，如国立艺专。国立艺专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创建于1928年，由蔡元培创办，林风眠任院长，院址在杭州，设有绘画、雕塑、图案、音乐4系。1931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西迁至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专。西迁途中，艺专师生组织“抗敌宣传车”，每到一处，便及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长途跋涉，国立艺专于1938年底到达昆明，校舍暂借昆华师范。1940年，艺专新增设的建筑系并入西迁的国立中山大学。同年，国立艺专迁往四川壁山，校长几次更换，最后由潘天寿主持。抗战胜利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分别恢复原校，杭州艺专仍称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在昆明》，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11、116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罗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马、牛、羊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并推举王酉京为负责人。王酉京和职工们在行程中，有时还碰上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经过在六安到叶家集之间十个山村的短期休整，1938年3月又继续西征。路上死了一些病弱牲畜，加上有的道路野狼成群，有的地区因雨季来了只得绕路，有时走乡间小道。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上旬到重庆，仅剩有荷兰种乳牛二十余头及少量家禽，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当他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王酉京也因护送家畜，被誉为学校的有功之臣。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面临的是生活条件的艰苦，教学设备的简陋。先后内迁四川的48所高校师生，多受国破家亡之痛和远道迁徙之苦。初入川，多数学校只能借用旧庙宇、祠堂作校舍。如武汉大学曾借用嘉定文庙、崇圣祠、三清观、大佛寺等处；东北大学借用三台草堂寺等旧址，校舍很分散，学习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虽建临时校舍，却因条件所限，一间宿舍住300人以上，闹嚷拥挤，空气混浊，很难安歇。江苏医学院、国立医药专科学校等校，也因校舍困难多次搬迁。 西南联大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是在刚搬走的坟地上建成，房屋潮湿阴暗。雨季房屋漏水，学生要打伞睡觉。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后，部分学生住翠竹庵等处寺庙，学校用土坯和木料搭就简易的校舍。广西大学迁贵州榕江后，还在两湖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及演武厅礼堂等馆庙的大殿、戏台和酒楼的上下，用木板隔成简单的教室。 内迁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或因敌机轰炸，一路流离颠沛，图书仪器无法运出，或损坏散失。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一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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