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史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一节　宋初内衅

晋安帝以义熙十四年十二月见弑。史称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饥饱寒暖，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刘裕将为禅代，以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缢之，而立其弟恭帝德文，以应谶焉。元熙二年（420），六月，禅位于裕，是为宋高祖武皇帝。以恭帝为零陵王。永初二年（421），九月，使其后弟褚淡之弑之。

宋武帝七子：长少帝义苻，次庐陵孝献王义真，次文帝义隆，次彭城王义康，次江夏文献王义恭，次南郡王义宣，次衡阳文王义季。帝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义宣传》。又以京口要地，去都邑甚迩，非宗室近戚，不得居焉。71《刘延孙传》。永初三年（422），五月，帝崩。少帝立。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景平二年（424），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南豫州，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徙新安郡。见第四章第三节。旋使使诛之。时年十八。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皇大后令：废帝为营阳王。幽之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六月，见弑。时年十九。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义隆，是为大祖文皇帝。时年十八。史称少帝有失德。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华林园本在洛阳，见第三章第一节。此东渡后所营，在台城内。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破冈渎，在今江苏丹阳县境。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本在洛阳，此亦东渡后所开。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而兵至。见《本纪》，亦见《徐羡之传》。案自古帝王，纵恣者多矣，少帝未逮弱龄，即有失德，未至不可谏诲也，何至遽行废立？况又以帝废则次立者应在义真而先废之，且杀之乎？亦可谓甚矣。范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诚哉其然也。羡之等果何所恃而敢为此？抑亦何所迫而遽出此哉？时傅亮实奉迎文帝，帝以少帝见害，不敢下。司马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徐羡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废主若存，虑将来受祸；又畏庐陵严断，必不自容；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就怀不轨，势必不行。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72兼采《宋书》、《南史》本传。此言可谓洞见事情。时到彦之为南蛮校尉，文帝欲使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贰，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亦逆料诸人之无异心，非敢无备也。文帝引见傅亮。哭泣，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少帝之废，徐羡之即以谢晦为荆州刺史。晦虑不得去，甚忧皇。及发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至江陵，亦深结王华，冀以免祸。观此诸事，羡之等在当日，实求自全之意多，觊觎非分之想，可谓绝无。然敢行灭族之事，何也？《范泰传》载泰谏少帝之辞曰：“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义真传》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即豫州，亦曰北豫州。在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与。深恶执政。表求还都。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谢灵运传》曰：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惟以文义处之。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搆扇异同，非毁执政，徐羡之等患之。灵运时为大子左卫率，因此出为永嘉大守。《颜延之传》云：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延之时为大子中舍人。盖少帝年少，羡之等不免专权。延之、灵运，皆轻躁之徒，疏于虑患，遂乘机搆扇义真，兄弟合谋，欲除其偪。后园之习武备，淮左之求入朝，所图正是一事。云庐陵与少帝不协，则适得其反矣。宋初杀机未启，非如后来之君臣动辄相屠，羡之等即或见废，亦不过免官归第，何至遽行灭族之事？此无他，利令智昏，贪恋权势而不肯去，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也。废立大事，虽威权闻望，十倍于羡之等者，犹或无以善其后，况如羡之等之植根浅薄者乎？《谢晦传》云：晦与羡之、亮谋自全之计，以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以持久。此等计虑，又安足恃乎？羡之等之废立，盖深得王弘及檀道济之力，以弘门第高华，弘导之曾孙，珣子。道济先朝旧臣，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也。见《羡之传》。然弘实非首谋，其弟昙首，又为文帝所亲委。道济素与弘善，弘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文帝乃用二人以携其党。元嘉三年（426），正月，下诏诛羡之及亮。使中领军到彦之及道济讨晦。雍州刺史刘粹，断其走伏。雍州时治襄阳。羡之走出郭，自缢死。时年六十三。亮被收付廷尉，伏诛。晦问计于记室何承天。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以腹心领兵戍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且当决战，走不晚也。”其昧险冒利，犹故智也。于是率军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至于破冢。戍名，在江陵东南。旍旗相照，蔽夺日光。然本非将才，徒眩耳目而已。到彦之至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县东北。为晦军所败，退保隐圻。在今湖南临湘县东北。而道济继至。晦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皇惧无计。西人离沮，无复斗心，遂一时溃散。晦夜投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得小船还江陵，与七骑北走。至安陆延头，为戍主所执，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送京师，伏诛。时文帝亲征，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闻晦破，乃还。帝遣中书舍人谓传亮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亮长子演先卒，演弟悝、湛并逃亡，徙湛弟都于建安。吴郡，今福建建瓯县。羡之子乔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及弟乞奴并从诛。兄子佩之，逵之兄。逵之尚高祖长女会稽长公主。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宠任。景平初，以羡之秉权，颇与政事。与吴兴大守王韶之，侍中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结。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亮不可，乃止。羡之既诛，大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结殿中监茅亨谋反，亨密以闻，乃收斩之。豪家子弟之轻妄好乱如此。

文帝之为人也，颇深沉有谋，而其度量失之不广。帝之见迎也，众皆疑沮，惟王华、王昙首、到彦之赞之，故即位，即征彦之为中领军，而以华、昙首与殷景仁、刘湛并为侍中。景仁、湛皆历职武帝之世，景仁为少帝黄门侍郎，湛则随义真、义康于豫、南豫二州为长史，并以干用名于时者也。谢晦之败，义康继为荆州，而王弘为侍中，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平陆令成粲及范泰，并劝弘让权义康。弘从之，固自陈请。元嘉六年（429），遂征义康为侍中，司徒，南徐州刺史，南徐州，治京口。与弘分录。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内外众务，遂一断之义康。九年（432），弘薨，义康又领扬州刺史。时为文帝所任者，尚有孔宁子。初为镇西谘议参军，及即位，以为黄门侍郎。《王华传》言：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宁子以元嘉二年（425）病卒，而王弘辅政，弟昙首，为大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常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文帝之所任者，亦皆非局量恢宏之人，然观华此言，亦可见帝之猜忌不能专有所任，知成粲范泰之劝王弘引退，为有由也。帝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续者相系。而义康好吏职，锐意文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身不忘。又自强不息，无有懈倦。虽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大权遂为所窃。史称其“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已下，并委任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者，即度为台官。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矣。王华以元嘉四年（427），王昙首以七年（430）卒。义康之入，义恭代镇江陵，刘湛出为长史。八年（431），殷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召为大子詹事。《湛传》云：“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仁专管内任，谓为闲己。昔为义康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搆之于大祖。其事不行。”语白：与其媚于奥，宁媚于宠，谓湛是时之结义康，乃欲藉其力以回主眷，其谁信之？《义康传》云：“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大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斌等遂结朋党，伺察省禁。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搆造愆衅，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其欲去景仁之故，盖可知矣。九年（432），景仁迁尚书仆射。湛代为中领军将军。十二年（435），景仁复迁中书令。湛愈忿怒。景仁乃称疾解职。上使停家养病。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上微闻之，迁景仁密迩宫府，故其计不行。十三年（436），义康杀檀道济。道济自谢晦诛后，仍为江州。《传》云：“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大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义康秉政，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十二年（435），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闲。十三年（436），春，将遣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并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至寻阳收道济子三人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案道济本无远志；既与景平之逆，后来虽自湔洗，亦未必能为文帝纯臣；然犹忌而诛之，可见事势之亟矣。十七年（440），十月，收刘湛付廷尉伏诛。子黯、亮、俨从诛，弟素徙广州。又诛刘斌及刘敬文、孔胤秀等。王履废于家。义康改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征虏司马萧斌，昔为义康所昵，刘斌等害其宠，谗斥之，乃以斌为咨议参军，领豫章大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景仁传》言：“景仁外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述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状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湛传》言：是岁湛“所生母亡。时上与义康，形迹皆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南史》云：“湛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案此时似不易行此事，其说恐不足信。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盖亦逆知其将败，不欲其辱为婢妾也。其君臣之藏机于深以相图如此，岂不哀哉？

义康既出，殷景仁代为扬州刺史，月余卒。征义恭为侍中，司徒，录尚书。奉行文书而已。帝乃安之。时帝之所任者，为沈演之、范晔、庾炳之、何尚之等。演之为右卫将军，晔为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炳之为尚书吏部郎。尚之为吏部尚书。演之者，劲曾孙。亦义康寮属。史称其与殷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廷。晔，泰少子。尝为义康参军。后为尚书吏部郎，以事为义康所左迁，意好乖离。炳之者，冰之孙。《传》言时“朝士游殷氏者不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大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尚之为大祖所知，为侍中。元嘉十三年（436），义康欲以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而以尚之为之。尚之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盖一时所用，莫非与义康为敌者矣，然难殊未已。

鲁国孔熙先，鲁国，见第三章第四节。博学，有纵横才志。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其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臧货得罪下廷尉，义康保持之，故得免。范晔外甥谢综，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为义康女夫。丹阳尹徐湛之，逵之子也。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同子弟。与刘湛等颇相附协。及湛得罪，事连湛之。大祖大怒，将致大辟，以其母故得全。《湛之传》曰：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大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新洲伐获，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及是，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大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疱便欲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后复为丹阳尹。熙先倾身事综，以交于晔。《晔传》言：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综随镇豫章，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大将军府史仲承柤，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承祖结事湛之，告以密计。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思话，孝懿皇后武帝继母。弟子，时为侍中，领大子左卫率。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恭家；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73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质，武敬皇后弟子，尝为义恭抚军参军，时为徐、兖二州刺史。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许为内应。豫章胡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去职还家，与法略甚款，密相酬和。湛之谓晔等：“臧质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使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元嘉二十二年（445），九月，衡阳王义季、南平王铄文帝子。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武帐冈，在建康广莫门外。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十一月，湛之上表告之。晔及熙先、综、仲承祖、许耀并伏诛。免义康及子女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以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遵世，藩第十四子。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大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447），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欲奉义康。直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于是徙义康广州，仍以沈邵行广州事。未行，直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骚动，见第七节。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451），正月，遣赐义康死。盖义康之事，推波助澜，前后凡二十余年焉。其中范晔谋乱一节，事极可疑。何者？国家不与姻娶，并非当时士大夫所耻。若耻闺庭为人论议，为乱岂足雪之？晔蒙文帝眷顾，不为不深，即与沈演之厚薄稍殊，亦何至深怨，冒险而行赤族之事？是时之义康，岂易扶翼，况晔意好夙离，迥非刘湛之比邪？王鸣盛言：“熙先说诱蔚宗，晔字。蔚宗始则执意不回，终乃默然不答，其不从显然，反谓其谋逆之意遂定；蔚宗言于上，以义康奸衅已彰，将成乱阶，反谓其欲探时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乃云：武帐冈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为乱，区区文士，欲作寿寂之、姜产之技俩，是何言与？案《宋书》记此事，但云差互不得发而已。《南史·晔传》则云：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夫当时兵权在耀，耀而欲发，何必请命于晔？此真所谓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史事真相不传者，后人往往以意附会，为之弥缝。看似可信，实则愈离其真。《南》、《北史》所采，固有足补正旧史处，然此等处亦不少，不可不分别观之也。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辩云：今宗室磐石，蕃岳张峙，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又云：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十七史商榷》。案王氏之言是也。《宋书》言晔不即首款，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辩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苻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逃，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云云。见上。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庾炳之。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夫使苻檄书疏，皆出于晔，尚何得喋喋咕咕？观其对何尚之之言，则是逆谋惟闻诸熙先，此外罪状，悉属诬妄矣。王氏谓《宋书》所据，皆当日锻炼之辞，诚不诬也。此狱主谋，实惟熙先，熙先非端人，其必欲诬引晔，或正以其不同而怨之，而陷之邪？此亦不能为作《宋书》者咎。史家行文，不能以己意为事实，亦断不能事事附以己意，加之辨正；据所传旧文书之，而其真伪则待后人自辨，固作史之道应尔；后人误以狱辞为事实，此自后人无识，作史者不任咎也。惟如《南史》之轻于刊落，则实不免粗疏耳。《徐湛之传》言：晔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实，为晔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上慰遣令归郡。其后湛之仍见信任。《何尚之传》言：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大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观此二事，亦可见晔之罪状，必非真实也。《何尚之传》语，乃事后附会之辞。尚之或欲出晔，必不能逆亿其有逆谋。苟逆忆其有逆谋，而文帝以如此之辞拒之，尚之又何以自容邪？然晔虽未与逆谋，谓非知情不举固不可。而当日之知情不举者，又何止晔一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义在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谓为非正，而当时之人，乃视犯上作乱，恬不为怪如此，此其君臣相杀之祸，所以史不绝书与？义康一案，《宋书》所载者，颇多义康一面之辞。如《义康传》云：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夫义康之得罪，非以不存形迹也。即以形迹论，义康与文帝，非田舍兄弟也，身居总录，又长吏职，而可诿为不知乎？此意存回护者也。《殷景仁传》言：诛刘湛后，为扬州刺史，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崇，此为湛不平者所造作也。观此等，亦可见当时私党之盛，及其时天泽之分之不严。

范晔诛后，庾炳之以为何尚之所奏免官。沈演之、何瑀之并卒。文帝所任者，为江湛及徐湛之，湛，元嘉二十五年（448）为侍中，任以机密。二十七年（450），转吏部尚书。湛之，范晔之败，出为南兖州刺史。二十六年（449），复入为丹阳尹。二十七年（450），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大子分守石头。二十八年（451），转尚书右仆射，领护军将军。何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世谓之江、徐。史称炳之内外归附，势倾朝野。领选既不辑众论，又颇通货贿。何尚之密奏其“诸恶纷纭，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又云。“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二十五年（448），乃免官。而江湛则极清廉。尝为上所召，直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后来元凶之难，亦能守节不移。则文帝所任之人，亦得失互见也。

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晋之末叶，北方诸国，相次衰颓，拓跋氏兴于代北，气力较完，诸国遂悉为所并，说已见前。是时拓跋氏初兴，虽有食牛之气，未成封豕之形；且其内衅甚多，可乘之隙实不少。惜乎中国亦多故；且自东渡已来，未尝以恢复为务，在北方之实力大薄，遂无以乘之，而听其坐大也。

拓跋氏之初兴，即有觊觎中原之意，观前所述猗卢、郁律、什翼犍之事可知。道武中兴，所注意者似在魏，其时与西燕且似有成约，说亦见前。天兴元年（398），晋安帝隆安二年。克邺，史称其有定都之意，然卒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而北。是岁七月，遂定都平城。时于邺置行台，至天兴四年（401），即晋隆安五年四月，亦罢之。盖其力实未足控制中原，故不敢自安也。天兴四年（401），以长孙肥为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略地至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亦不过钞掠而已。其明年，晋安帝元兴元年（402）。道武自将破姚兴于乾壁。见第六章第八节。又明年，元兴二年（403）。桓玄篡晋。《魏书·本纪》言：是岁五月，大简车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其明年，为天赐元年（404），元兴三年。四月，使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直玄败而还。是秋，江南大乱，流民襁负而奔淮北者，行道相寻。《魏书》之言，固多夸侈，然是时江南有衅，则系实情，而魏迄不能有所举动，固知其力实有限也。

道武末年，似病狂易。史云由寒食散发。盖代北风气，本尚野蛮，道武性又暴戾，更益之以药力，遂至不可收拾矣。其天赐六年（409），晋义熙五年也，为其子绍所杀。子嗣，戡乱自立，是为大宗明元帝。《魏书·道武纪》云：初帝服寒食散，药数动发，至此逾甚。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寮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耳。”夫所杀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间，人为希少？说不足信，无俟深辩。《宋书·索虏传》言：先是有神巫，诫开：《索虏传》：道武名开，字涉珪。“当有暴祸，惟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或乘小辈，手自执剑，击担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日，死者数十。夜恒变易寝处，人莫得知，惟爱妾名万人知其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敌国传闻，固难尽审，然道武所杀，必不止于朝臣，则可信矣。此皆中国之遗黎，沦没不能自拔者也。哀哉！道武所杀朝臣，如和跋、奚牧、莫题、庾岳、贺狄干、李栗等，其罪名皆莫须有，传见《魏书》卷二十八。晁崇及其弟懿，见《卫艺传》。

《魏书·清河王绍传》云：绍凶很险悖，不遵教训。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大祖尝怒之，倒县井中，垂死乃出。大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恒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大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大宗纪》云：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大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大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大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大祖末年，后以旧法薨。夫魏自道武以前，安有建储之事？果系故事，道武但云上遵祖制可矣，何必远征汉武？《后传》之说，其为诬罔，不辩自明。综观始末，似大宗先因母咎获谴，而绍又继之也。绍母为献明皇后道武母。妹，实道武之从母。贺氏即贺兰氏，在代北故为强部，道武倚以复国，而其后为好不卒，致动干戈，实力服而非心服。是役也，《绍传》言肥如侯贺护，举逢于安阳城北，汉代郡东安阳县城，在今察哈尔蔚县西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护，《外戚传》作泥，为讷从父弟悦之子。《传》称贺兰部人至大宗即位乃罢，盖几酿成大变矣。大宗闻变乃还。《绍传》。惟东宫旧臣王洛儿、车路头从之。《洛儿传》云：大宗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洛儿隣人李道，潜相奉结。绍闻，收道斩之。洛儿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绍传》云：大宗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众皆响应。至城西，卫士执送绍。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绍时年十六。《北史》言昭成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关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献明帝似无其人，窟咄尝与道武争国，皆已见前。秦王翰子曰卫王仪，曰阴平熹王烈，曰秦愍王觚。寿鸠子曰常山王遵。纥根子曰陈留桓王虔。虔子曰朱提王悦，陈留景王崇。地干子曰毗陵王顺。力真子曰辽西公意烈。翰早卒。关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皆无事述可见。觚为慕容驎所杀，事亦见前。《遵传》云：好酒色。天赐四年（407），晋义熙三年。坐醉乱，失礼于大原公主，赐死。顺，柏肆之败欲自立，亦已见前。其《传》云：道武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只肃。惟顺独坐寐，不顾而唾。帝怒，废之。以王薨于家。夫道武岂能知黄、老者？即谓所谓黄、老，乃方士所托，道武好服食，故知其名，亦安能说其义？且方士之为药物者，亦曷尝有义可说？是顺之废，其罪状不可知也。《意烈传》云：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弃妻子，迎于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及平中原，有战获勋，赐爵辽西公，除广平大守。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时和跋为邺行台，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属，耻居跋下，遂阴结徒党，将袭邺。发觉，赐死。此时而欲袭邺，云以耻居和跋下，其谁信之？卫王仪，在道武之世，战功最多。又尝使于慕容氏。及道武破燕，将还代都，置中山行台，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寻征仪，以丞相入辅。《仪传》云：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上谷、代郡，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初来入军，闻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谦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平原公，仪初封。道武以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第，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祟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将有所使。逐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帝秘而恕之。《崇传》云：天赐三年（406）薨。先是卫王仪谋逆，崇豫焉，大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谥，大祖亲览谥法，至述义不克曰丁，大祖曰：“此当矣。”乃谥曰丁公。案刘显之谋，窟咄之难，大祖皆赖崇以免，可谓心膂之臣，而亦与仪通谋，大祖且不敢举发，仪之声势可知矣。天赐六年（409），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观下文所引《陈留景王崇传》，仪之死，恐亦未必如史之所云也。《悦传》云：悦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初姚兴之赎耿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悦因背诱奸豪，以取其意。后遇事谴逃亡，投雁门，规收豪杰，欲为不轨。为土人执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悦入侍。仍怀奸计。说帝云：“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云：“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从。悦内自疑惧。怀刃入侍，谋为大逆。叔孙俊疑之。窃视其怀，有刃。执而赐死。案《安同传》云：大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技巧，众皆响应奉迎。所谓百工技巧，疑即天兴元年（398）所徙，此亦当在京师杂人之列。是时贺兰部屯聚安阳，诸部亦往往相聚，盖皆内怀疑贰，大宗不获用代北诸部，乃藉新徙之汉人，以倾清河也。《烈传》云：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明元。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明元。《祟传》云：卫王死后，道武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素，遵子。惟祟独至。道武见之，甚悦。厚加礼赐。遂宠敬之。素等于是亦安。然则当时宗室之中，不怀疑叛者，惟烈、崇二人而已，犹未知其果出本心，抑事势邂逅，不得不然也。拓跋氏亦危矣哉！清河之变，盖不减六修之难。然六修之难，卫雄、箕澹，能率晋人南归，而清河之变，播迁之百工技巧，只为明元之奉，则以六修难时，刘琨在北，声势相接，清河变时则不然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武之善经也，亦必我有以兼之、攻之、取之、侮之而后可。不然，纵机会日至，亦何益哉？

明元雄略，迥非道武之伦，故宋武戡定关中，审慎迟回，卒不敢救。然明元亦非忘情猾夏者，故宋武一死，而兵衅遂启，其事别见第四节。明元旋死，子焘立，是为魏世祖大武皇帝，而其猾夏弥甚矣。《魏书·明元纪》：泰常七年（422），宋武帝永初三年。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几。五月，诏皇大子临朝听政。当时实未立大武为大子，疑当作皇长子。是月，泰平王摄政。八年（423），宋少帝景平元年。十有一月，帝崩于西宫。大武监国后，明元避居之处，见下。时年三十二。《世祖纪》云：大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皇后传》云：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大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大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420），永初元年。薨。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大宗命为世祖保母。性慈仁，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大后。后尊为皇大后。《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大后。自此已来，大子立，辄杀其母。《宋书·索虏传》云：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魏书·外戚传》：杜超，泰常中为相州别驾，魏于邺置相州。奉使京师。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始光中，宋文帝元嘉元年（424）至四年（427）。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以法禁不得通问，乃讳饰之辞。焘母在魏宫，盖并无位号，后又因事为明元所杀。焘非藉窦氏保全之力，则得其长育之功，故感之甚深也。然其获建为继嗣，则又深得崔浩之力。74《浩传》云：大宗恒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浩曰：“自圣化隆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几，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叡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大宗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大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官总己以听焉。大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会闻宋武之丧，遂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谏，不听。后卒自将南下。见第四节。世岂有不堪听政，而可以即戎者？然则谓明元传国，由于疾作，又魏史讳饰之辞也。其后献文传位孝文，亦自将出击柔然，然则以一人主国政，一人事征伐，盖拓跋氏之成法。75《序纪》言禄官、猗迤、猗卢三人，同时并立，禄官坐守，而猗迤、猗卢，并出经略，亦其类也。明元时，道武诸子，多先后殂谢，道武十男：明元、清河而外，曰浑，曰聪，皆早死，未封。曰河间王修，曰长乐王处文，皆死于泰常元年（416），即晋义熙十二年；曰阳平王熙，死于泰常六年；曰河间王曜，死于泰常七年（422），即宋永初二年，三年；皆在大武监国之前。惟广平王连，至大武始光元年（424），即宋元嘉元年；京兆王黎，至大武神元年（428），即宋元嘉五年乃死。而与大武并生者六人：曰乐平戾王丕，母大慕容夫人。曰安定殇王弥，母氏阙。曰乐安宣王范，母慕容夫人。曰永昌庄王健，母尹夫人。曰建宁王崇，曰新兴王俊。母氏并阙。《刘洁传》云：世祖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洁典东部事，弼典西部。敷奏百揆。世祖即位，委以大任。超迁尚书令。鹿浑谷之役，见下节。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丕传》云：坐刘洁事以忧薨。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遂忧死，而道秀弃市。”《范传》云：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健子仁，与濮阳王闾若文谋为不轨。发觉，赐死。崇子丽，文成时封济南王。后与京兆王杜文宝谋逆，父子并赐死。俊坐法削爵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而己被贬削，恒致怨望。渐有悖心。事发，赐死。然则大武兄弟六人，始终无异意者，安定殇王一人而已，得毋以其殇故邪？乐平王之觊觎，早在明元之末，则明元之使大武监国，必非由于疾病。六人之母，未必无贵于大武者，大武之得立，盖实以其长，崔浩盖以是动明元也。《北史·长孙嵩传》云：明元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皇长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诏大武临朝监国。浩实乃心华夏者，见第六节。岂以大武母为汉人而辅立之与？76然大武乃纯以鲜卑人自居。大武与宋文帝书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见《宋书·索虏传》。《魏书·本纪》言其“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赏赐皆是死事勋戚之家，亲戚爱宠，未尝横有所及”。岂以其少见遇如仆隶，故习于俭素与？又云：“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言虽溢美，然《宋书·索虏传》亦言其“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则其长于用兵，自非虚言。于是南吞僭伪诸国，北攘柔然、高车，而祸之中于中国者亦弥深矣。

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从来北狄之盛强，率以其裹胁之众，前已言之。拓跋氏此等经略，始于道武而盛于大武，实其盛强之大原因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漠南北之地，秦、汉之世，为匈奴所居；后汉匈奴西徙，则鲜卑继其后，其事已详《秦汉史》。晋世鲜卑侵入中国，踵其后者，实惟铁勒。铁勒之地，自天山之北，越两海而接拂菻，其蔓衍盖甚广。其最近中国者，则高车也。《北史》云：高车，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77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案此即回纥之异译。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后文云：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闲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年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铁勒与突厥同族，此观突厥神话亦托于狼可知。高车一枝，则铁勒之最东而与匈奴混者，故其语同，而其神话亦与匈奴相涉也。《北史》又云：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陈，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盖其部族未能统一，亦无法制，故不能为患。然有能抚而有之者，则其众固足用矣。其地在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鹿浑海，盖今蒙古三音诺颜汗部之桑金达赖泊也。在右翼右末旗之西。

铁勒部落近于魏者，尚有吐突隣、解如、纥突隣、纥奚、侯吕隣、薛干、即赫连勃勃所奔。黜弗、素古延、越勤倍泥等。道武时多为魏所破。时又讨库莫奚、袁纥、即上高车六种之一。叱奴、豆陈等部，破之。其事在登国三年（388）至八年（393）间，晋孝武帝大元十三至十八年。皆见《魏书·大祖纪》及《高车传》：此实魏之所以骤强。然亦有始终不服者，则柔然是也。《北史·蠕蠕传》云：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肩，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此盖魏人造作之说，以奴虏诬柔然之先。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隣部。当系纥突隣之误。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后大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案蠕蠕与柔然，实即一音之异译。故《宋书》作芮芮。此非更其名，乃易其字耳。清人每诋语汉人好以丑恶字样译外族人名，乃举旧史译名，妄加更改，并滥及地名及他译名。观魏大武此举，则知此等褊见，实仍出自塞外小部族人，中原无是也。《蠕蠕传》又云：车鹿会既为部帅，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车鹿会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及昭成崩，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魏。登国中讨之。蠕蠕遁走。长孙肥追之，至涿邪山。《汉书·匈奴传》：汉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其地当在河套西北。匹候跋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诰归之、社仑、斛律等。缢纥提西遁，将归卫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据下文在上郡。缊纥提复降。九年（443），晋大元十九年。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长孙肥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斩曷多汗。社仑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令其子四人监之。社仑执四子而叛。袭执匹候跋。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社仑欲聚而歼之，释匹候跋。匹候跋归其诸子。社仑密举兵袭杀匹候跋。匹候跋子十五人，归于道武。社仑掠五原以西诸部，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北度大漠。侵高车，深入其地。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即《勿吉传》之如洛瓌水。其下文又作洛孤水。今之西辽河也。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无文记，将帅以羊矢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頞根河，今鄂尔坤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张掖，见第六章第二节。小国皆苦其寇钞，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道武谓尚书崔宏曰：“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每来钞掠，驾犍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犍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陈，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案弱洛水距敦煌、张掖甚远，社仑之北徙弱洛水，与其立庭于敦煌、张掖之北，盖非一时事。观《北史》所述疆域四至，实已尽据漠北，跨及西域。盖时北方更无强部，故其开拓之易如此。78西域诸国，文化较高，柔然之能立法整军，实由于此，非必学自中国也。然非吞并高车诸部，其众骤增，亦断不能及此。故柔然与魏为敌，不翄高车与魏为敌，实突厥兴起之先声也。

天兴五年（402），晋元兴元年。社仑闻道武征姚兴，遂犯塞。入自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胡三省云：豺山，在善无。案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天赐三年（406），晋义熙二年。夏，社仑寇边。永兴元年（409），义熙五年。冬，又犯塞。二年（410），义熙六年。明元讨之。社仑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部落立社仑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魏言姿质美好也。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边安静。神瑞元年（414），与冯跋和亲。跋聘斛律女为妻。斛律长兄子步鹿真，大臣树黎共谋，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后伺其出执之，与女俱嫔于和龙。步鹿真立。委政树黎。初高车叱洛侯，叛其渠帅，导社仑破诸部。社仑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举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大檀为主。”步鹿真闻之，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宝，自刎死。多珍宝，亦见其与西域交通之密。步洛真遂掩大檀。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绞杀之。大檀先统别部，镇于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之。号牟汗曷升盖可汗。魏言制胜也。大檀率众南徙犯塞。明元亲讨之。大檀遁走。遣奚斤追之。遇寒雪，士众冻死及堕指者十二三。魏史讳饰之辞最多，如此等处，皆可知其实败绩也。明元崩，大武即位，大檀闻而大喜。始光元年（424），宋元嘉元年。秋，乃寇云中。见第三章第八节。大武亲讨之。大檀围大武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二年（429），宋元嘉二年，大武大举。东西五道并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大檀部落骇惊，北走。神二年（429），宋元嘉六年。五月，大武又分两道袭之。大檀焚烧庐舍，绝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野布，无人收视。大武缘栗水西行，栗水，今翁金河。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次菟园水。今三音诺颜部之拜达里克河。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至张掖水，北度燕然山。即窦宪故垒所在也。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者，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大武闻东部高车屯己尼陂，《乌洛侯传》云：其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己尼陂，当在今三音诺颜部，当入贝加尔湖诸水之源。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四年（431），宋元嘉八年。遣使朝献。延和三年（444），元嘉十一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大延二年（436），元嘉十三年。绝和犯塞。四年（438），元嘉十五年。又分三道征之。不见蠕蠕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五年（439），元嘉十六年。大武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崇孙。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见第六章第七节。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吐颓山。未详。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胡三省曰：北镇即魏六镇，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镇。或曰：即怀朔镇。案怀朔镇见第一章。敬、祟等破之阴山之北，获乞列归。吴提闻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还。《穆寿传》云：舆驾行次云中，将济河，宴诸将。世祖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世祖谓寿曰：“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今闻朕征凉州，必来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大子。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还斩卿。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寿顿首受诏。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公孙表传》：表子质，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寿雅信任，以为谋主。质信好卜筮，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设备。由质几至败国。而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惠大后不听，乃止。保大后谥惠。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世祖还，以无大损伤，故不追咎。夫以世祖之酷，寿果违命，安不致诛？《寿传》之不足信，不待言也。乞列归之见获也，叹曰：“沮渠陷我”；而《牧犍传》亦言：牧犍闻蠕蠕内侵，幸车驾返旆，遂婴城自守；则吴提是役，确为救沮渠氏而来，可见其与西方关系之密。是役也，寇入颇深，魏史习于讳饰，乃造作引使深入之言，聊以解嘲耳。然亦可见吴提兵锋之锐矣。真君四年（444），元嘉二十年。大武又分军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二将出东道。乐平王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车驾至鹿浑谷，胡三省曰：即鹿浑海之谷，本高车袁纥部所居。其地在平城西北，其东即弱洛水。与贼相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破之。车驾至石水而还。石水，今色楞格河。《恭宗纪》云：真君四年（444），从世祖讨蠕蠕。至鹿浑谷，与贼相遇。虏皇怖，部落扰乱。恭宗言于世祖曰：“今大军卒至，宜速进击，掩其不备，破之必矣。”尚书令刘洁固谏，以为“尘盛贼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须军大集，然后击之可也。”恭宗谓洁曰：“此尘之盛，由贼恇扰，军人乱故。何有营上，而有此尘？”世祖疑之，遂不急击。蠕蠕远遁。既而获虏候骑，世祖问之，对曰：“蠕蠕不觉官军卒至，上下皇惧，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洁传》云：时议伐蠕蠕，洁意不欲，群臣皆从其议。世祖决行，乃问于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从浩议。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故诸将不至。时虏众大乱，恭宗欲击之，洁执不可。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年（444），焘伐芮芮，大败而还，死者十六七。不听死家发哀，犯者诛之。《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445），元嘉二十一年。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综观诸文，大武是役，实以轻出致败，被围谷中者六日。当时盖几至不免，故刘洁有欲立乐平王之议也。见上节。亦足见其丧败之甚矣。真君五年（445），大武复幸漠南，欲袭吴提。吴提远遁，乃止。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可汗，魏言唯也。十年（449），元嘉二十六年。正月，大武北伐。吐贺真远遁。九月，又北伐。高昌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未详。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那掘长围坚守。相持数日。吐贺真数挑战，辄不利。以那众少而固，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遁。那引军追之，九日九夜。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穹隆岭，未详。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大武会于广泽。未详。羯儿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大安四年（458），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大武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刊石纪功而还。大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魏初与柔然之交涉，至此为一结束。魏史善讳饰，观上文所考辨可知。魏攻柔然，实始终未获大捷，然其时魏人兵力颇盛，屡次大举，柔然避之，渐趋西北，自系实情。79北边抒，而魏益得专力于南矣。

魏之经略高车，亦始道武之世。《北史·高车传》云：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魏。魏道武袭之，大破其诸部。后复渡弱洛水西行。至鹿浑海，简轻骑西北袭破之。虏获生口，牛、马、羊二十余万。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亲勒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驳髯水，在今绥远陶林县西北。略其部。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三十余落。卫王仪别督诸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道武自牛川南引，牛川，见第六章第七节。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之西山。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县东。寻而侄利曷莫弗敕力健，率其众九百余落；后马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己尼陂之役，《传》称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六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牧畜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高车诸部，是时尚未能自立共主，魏人柔服之，既可增益众力，又于富厚有裨，实于魏之盛强，更有关系也。

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宋武帝之伐姚秦，魏明元虽以屈于兵力，未能救，然其心实未尝一日而忘南牧，故武帝甫崩，而兵衅即起。《宋书·索虏传》云：高祖西伐长安，嗣先取姚兴女，乃遣十万骑屯结河北以救之，大为高祖所破。于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岁通。高祖遣殿中将军沈范、索季孙报使。反命，已至河，未济，嗣闻高祖崩问，追范等，绝和亲。大祖即位，方遣范等归。《魏书·崔浩传》言：明元使大武监国后，闻宋武崩，欲取洛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时为司州治。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时为兖州治。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歘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大宗锐意南伐，诘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大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观此，可知其处心积虑，欲图河南矣。

南伐既决，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奚斤曰：“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表传》云：大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表固执宜先攻城。大宗从之。观宋、魏后来兵事，浩议似是，然是时宋兵力尚强，魏兵力亦有限，既以徐严而来，我怠彼锐为惧，即略地至淮，又安能守？况未必能略地至淮邪？是时用兵，必争河南数重镇，其势然也。观明元自将南下，仍力攻滑台、虎牢可知。往史所载名臣言论，颇多事后附会之谈。《浩传》所载浩先略地之议，盖鉴于瓜步之役，佛狸横肆杀掠，六州荒残，河南遂不可守，乃为是言，实则明元时所谓略地，不过如道武时长孙肥之所为，师速而捷，安足以决胜负？浩盖不欲虏之得志也，亦可见其乃心华夏矣。

魏南伐之将，为奚斤、周几、公孙表。永初三年（422），魏泰常七年。十月，斤等济河。攻滑台，不拔。求济师。明元遂自将南下。十一月，魏安颉等陷滑台。奚斤留公孙表守辎重，自率轻兵，徇下兖、豫。遂围虎牢。司州刺史毛德祖欲击之，虏退还滑台。十二月，明元至冀州。遣叔孙建等徇青、兖。兖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围青州刺史竺夔及济南大守垣苗于东阳。青州本治广固，武帝平南燕，夷其城，迁治东阳，在今山东益都县东。奚斤、公孙表复向虎牢。景平元年（423），魏泰常八年。正月，魏将于栗磾破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河南大守王涓之弃城走。斤等遂进围虎牢。明元帝自率大众至邺，分兵击青州，又遣兵益虎牢之围。宋豫州刺史刘粹，时治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遣步骑五百据项，见第三章第三节。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见第五章第六节。兵力皆薄。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徐州刺史王仲德率水军北救。至彭城，以青、司并急，而所领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先救青州。四月，虏闻道济将至，焚攻具走。时东阳被攻日久，城转毁坏，战士多死伤，旦暮且陷，虽以救至获免，然其城遂不可守，竺夔乃移镇不其。汉县，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虏军径趋滑台。道济、仲德步兵乏粮，追之不及，停于湖陆。明元帝率大众至虎牢。自督攻城，不能下。留三千人益奚斤，自向洛阳。遂渡河北归。滑台兵亦就奚斤，共攻虎牢。毛德祖劲兵战死殆尽。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疮。德祖恩德素结，众无离心。公孙表旋见杀。《宋书·索虏传》云：表有权略，德祖以闲杀之。《魏书·表传》则云：表以攻虎牢士卒多伤死获罪。二说自当以《魏书》为确，亦可见德祖拒守之功矣。然孤城无援，至闰四月，卒陷。德祖后殁于虏中。德祖初从武帝北伐，为王镇恶司马，为前锋。史云：镇恶克立大功，盖德祖之力，实良将也，以无援弃之，亦可惜矣。魏既陷虎牢，使周几镇枋头而北归。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奚斤之围虎牢也，尝南下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颍川大守李元德败走。虏用庾龙为大守。刘粹遣兵袭斩之。至是，元德复戍许昌。仍除荥阳大守，督二郡军事。谓荥阳、颍川二郡。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十一月，周几遣军，并招集亡命攻许昌。元德奔项。虏又破汝阳、汉县，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邵陵，汉县，见第三章第九节。毁钟离而还。钟离，汉县，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宋是时盖内衅正结，莫或以北方为意，故魏得以乘其隙也。自武帝灭南燕以来，江东之声势，未尝不震动北方，至此，虏始有以窥中国之浅深矣。

宋文帝与魏大武，同年建元。元嘉、始光。宋方尽力于景平逆党，魏亦北伐柔然，西攻赫连，故其初年，疆埸无事。至元嘉七年（430），魏神三年。文帝乃欲大举以复河南。是岁，三月，诏到彦之统徐州刺史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劲勇一万，与相犄角。长沙王义欣武帝仲弟长沙景王道怜之子。出镇彭城，监诸军事。文帝先遣殿中将军田奇告魏：“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大武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必进军，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彦之进军，虏悉敛河南戍归北。彦之留朱修之序孙。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而自还东平。汉国，治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晋治须昌，在今东平县西北。十一月，虏将叔孙建、长孙道生济河。彦之将回师，垣护之以书谏，护之时以殿中将军随彦之北伐。谓宜使竺灵秀进滑台，助修之固守，而大军进拟河北。彦之不听，自历城焚舟，弃甲，南走彭城。历城，汉县，今山东历城县。时为兖州治。竺灵秀亦弃须昌奔湖陆。于是洛阳、金塘、虎牢，并为魏将安颉及司马楚之所陷。杜骥奔走。尹冲众溃而死。颉与楚之遂攻滑台。宋遣檀道济往援。叔孙建、长孙道生拒之。道济兵寡，不得进。八年（431），魏神四年。二月，滑台陷。修之没虏。道济仅于历城全军而还。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下狱免。竺灵秀以弃军伏诛。

宋师出虽无功，然魏人是时，亦未能经营河南，徒藉数降人以守之而已。诸降人中，丧心病狂，甘心为虎作伥者，为司马楚之及刁雍。楚之，当司马休之之败，亡命汝、颍之间。后复收众据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请降。魏假以剕州刺史。大武初，征入朝。南藩诸将，表宋欲为寇，使楚之屯颍川以距之。元嘉七年（430），到彦之溯河而西，楚之列守南岸，至于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遂以其众从安颉。既破滑台，上疏请扫除南中，平一区宇。大武以兵久劳，不许。刁雍，《魏书·传》云：兄逵，以刘裕负社钱，执而征焉。及裕诛桓玄，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奔姚兴。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魏。求于南境自效。大宗许之。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徐、兖。泰常八年（423），大宗南幸邺，给五万骑，使别立军。遣助叔孙建攻东阳。雍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谯，见第三章第三节。梁，见第二章第三节。彭即彭城，沛，见第三章第一节。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汉梁国，后改为济阴郡，晋曰济阳，见第六章第五节。延和二年（433），宋元嘉十年。立徐州于外黄，见第五章第六节。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刺史。在镇七年，至大延四年（438），宋元嘉十五年。乃征还京师。真君十年（450），宋元嘉二十六年。复授徐、豫二州刺史。历五年乃去。时又有王慧龙者，其《传》云：自云愉之孙。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时刺史魏咏之卒，辟疆与江陵令罗修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袭州城。刘裕遣其弟道规为刜州，众遂不果。罗修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鲁宗之。宗之资给，自虎牢奔姚兴。姚泓灭归国。鲁轨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崔浩弟恬，以女妻之。大宗以为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十余日，大宗崩，世祖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遂停前授。久之，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谢晦起兵，引为援。慧龙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王玄谟寇滑台，与安颉等同讨之。拜荥阳大守。在位十年。真君元年（441），宋元嘉十七年。拜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卒。寇赞者，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为主，归魏。拜河南郡大守。其后秦、雍人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河南、河内，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拜赞南雍州刺史，于洛阳立雍之郡县以抚之。在州十七年。案慧龙为崔浩所拥右。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见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疏食，不参吉事。时制南人归国者，皆葬桑乾，而慧龙临殁，乞葬河内。虽重私仇，似非全不知夷夏之辨者。寇赞者，谦之之兄。观第六节所述，崔浩及谦之，皆有心于覆虏，则慧龙及赞，亦未必能为虏效死也。此外如司马天助、自云元显之子，魏尝以为青、徐，又以为青、兖二州刺史。司马灵寿等，灵寿叔璠子，亦尝从安颉。则更微末不足道矣。此等人即不论其立心如何，其力亦不足用。故魏人是时，亦不能守河南，宋师至，即不得不敛戍以避。而惜乎宋之兵力，未能一举而大创之，使其马首不敢复南乡也。

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自永嘉丧乱，至于晋末，中原沦陷，已逾百年。是时民族意识，尚未光昌，史家仅录官书，或载士大夫言行、家世；又好文饰，往往以辞害意，失事实之真；以致异族野蛮横暴，及我民族吞声饮泣，冒死反抗之迹，可考者甚希。然谓我人民遂甘心屈服于异族，则决无此理。当时坞堡之主，山泽之雄，切齿腐心，誓非种，而名湮没而不彰者，盖不知凡几矣！魏起北方，本极残虐；拓跋氏在塞外时，即极残虐，观第四章第二节所述穆帝之事，可见一斑。其入中原，残虐尤甚。《魏书·王建传》云：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大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议之。建曰：“不如杀之。”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及围中山，慕容宝走和龙，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为主。大祖悉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临城招之。其众皆曰：“群小无知，但恐复为参合之众，故求全日月之命耳。”大祖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此乃归过于下之辞，观大祖“何恤无民”之言，其待俘虏，尚安有恩德之可言邪？知其虐杀之事，为史所不载者必多矣。既入中原，不知吏治，守宰无禄，贪残弥甚；故抗之者尤多。80魏守宰贪残之甚，观其《本纪》所载整顿吏治之事之频繁，即可见之。魏人非知吏治者，政令之峻切，不足见其恤民之心，只足见其官方之坏耳。道武都平城之岁，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如法者，亲览察黜陟之，此犹可诿曰：戡定之初也。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臧，守宰不如法者，听百姓诣阙告之，可见贪取及违法者之多。二年（415），三月，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今年赀调县违者，谪出家财以充，不听征发于民，又可见其下既病民，上又病国也。大武帝始光四年（427），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神元年（428），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大延三年（437），五月，诏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如法者。真君四年（444），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征发。可见至大武之世，吏治亦迄未尝善也。道武甫破后燕，叛者即群起。道武平邺北还，至恒山之阳，博陵、渤海、章武，即群盗并起。其年，九月，乌丸张骧子超，又收合亡命，聚党二千余家，据南皮。此等虽旋即破灭，然继起者仍不绝。最大者，如河西之山胡白龙，自延和三年（434）至大延三年（437），即自宋元嘉十一年至十四年乃灭。渤海，汉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县。后汉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章武，晋国，今河北大城县。明元时，亦所在屯聚，用崔宏言大赦，乃获暂安。见《宏传》。魏人是时，盖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矣。而大武时盖吴举义，声势尤大。

《魏书·本纪》：大平真君六年（446），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十月，长安镇副将元纥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渭水南岸之山。于是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高平，后魏郡，今甘肃固原县。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秦、雍，兵屯渭北。十一月，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略。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新平、安定，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杀汧城守将。汧县，见第五章第一节。吴遂进军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分兵略临晋已东。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将军章直与战，大败之。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将军叔孙枝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周鹿观讨之，不克而还。魏秦州治上封，即上邽县之更名也。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诏殿中尚书元处真，尚书慕容嵩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寇提三将一万骑讨白广平。盖吴自号天台王，《宋书·索虏传》：吴于杏城天台，举兵反虏。署百官。车驾西征。七年（447），宋元嘉二十三年。正月，次东雍州。魏神中置，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孝昌后治郑，今陕西华县。围薛永宗营垒。永宗出战，大败。六军乘之，永宗众溃。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车驾南幸汾阴，临戏水。在陕西临潼县东。盖吴退走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二月，幸盩厔，汉县，在今陕西盩厔县东。诛叛民耿青、孙温二垒与盖吴通谋者。军次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诛散关氐害守将者。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幸洛水，分军诛李闰叛羌。是月，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金城，天水，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冏。众复推会为帅。五月，闾根率骑诣上邦，与敕文讨梁会。会走汉中。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于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之。六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魏书·陆俟传》云：俟督秦、雍二州诸军事，为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高凉王那亦从俟计。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及期，吴叔不至。诸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宋书·索虏传》云：屠各反叛，吴自攻之，为流矢所中死。吴弟吾生，率余众入木面山，皆寻破散。夫吴即丧败，何至挺身而走？即谓如是，其二叔亦安能必擒之？知《陆俟传》之言不实。盖时吴已死，众败散，吴叔降魏，俟乃建议使之归，徼幸可得吴首耳。木面山，未详。永昌王仁平其遗烬。高凉王那破白广平，生擒屠各路那罗，斩于京师。八年（448），宋元嘉二十四年。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吐京，后魏郡，在今山西孝义县西。诏武昌王提、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朔方，后魏县，今陕西清涧县。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九年（449），宋元嘉二十五年。二月，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案自魏、晋以降，所谓胡者，种类极杂，而要以西域胡之程度为最高。81割据诸国，抗魏最烈者，莫如沮渠氏，即以其多与西域交通故也。盖吴为卢水胡，实与沮渠氏同族；而其部帅白广平之白，亦西域姓；盖皆西域种类，不则深受其陶融者。是役也，汉族而外，响附之者，有氐，有羌，有屠谷，有蜀，有新平、安定诸夷酋，吐京、朔方诸胡，及诸山民，与山胡杂居者。盖几合北方诸族而与魏为敌矣。据《宋书·索虏传》：吴起义时，年仅二十有九；魏大武累遣兵攻之辄败；自将攻之，又大小数十战不能克；可谓奇材。吴上表归顺，辞旨斐然。其第一表云：“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其辞可谓甚壮。第二表曰：“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摧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盖时亲与虏主，旗鼓相当，故望宋发兵为援也。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诸路丧败，惟关陕一军，所向克捷，足见关中民气之可用。《魏·本纪》：真君八年（447），六月，西征诸将元处真等，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臧各千万计，并斩之。当师徒桡败，敌焰方张之日，而其所为如此，其为中国驱除亦至矣。而宋文帝于此，仅加吴以爵号，使雍、梁遣兵界上援接，竟亦不出，可谓之善乘机者邪？

《魏书·薛辩传》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汉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因家焉。祖陶，与薛袓、薛落等分统部众，世号三薛。82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冯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大守。河北，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时盖于此置郡。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大守。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大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泰常七年（422），宋永初三年。卒。子谨，初授河东大守，后袭爵，迁秦州刺史。真君五年（445），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见第三节。《宋书·薛安都传》云：河东汾阴人。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大守。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索虏使助秦州刺史北贺泊击反胡白龙子，灭之。由是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元嘉二十一年（444），索虏主拓跋焘击芮芮，大败。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永宗营汾曲，安都袭得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会北地人盖吴起兵，遂连衡相应。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进击盖吴。安都料众寡不敌，率壮士辛灵度等归国。大祖延见之。求北还，搆扇河、陕，招聚义众。上许之。给锦百匹，杂缯三百匹。复袭弘农，虏已增戍，城不可克；盖吴又死；乃退还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魏书》辩子《初古拔传》云：安都为其族叔，则安都于谨为族兄弟。安都、永宗之叛魏，殆以谨被杀故邪？《魏书·安都传》云：真君五年（445），与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则是役尚牵涉沮渠氏，其结合可谓甚广。永宗举义，实在盖吴之前一年，特其声势不如吴之盛，故《魏书》但视作吴之附从耳。薛为河东强族，本无归虏之志。薛谨见戮，永宗又举宗赴义，其仇耻可谓甚深。故安都归国，报雪之志甚坚。宋用之不能尽其材，后且因内乱，仍殴之归虏亦可惜也。初古拔当大武亲讨盖吴、永宗时，诏其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绝不闻其投袂奋起，此或迫于兵势，不得不然，然其后迄仍仕魏，则可谓忘不共之仇矣。

《魏书·沮渠牧犍传》云：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共毒公主，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已见前。又云：既克，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大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448），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陁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蒙逊女。诛其宗族。惟万年及祖，皆牧犍兄子。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案牧犍果听其嫂与姊共毒公主，则于公主恩义已绝，降下之日，即不追举其罪，亦必使之离昏。乃牧犍之死，史言其与主诀良久乃自裁，此犹可曰不必果有恩义也，而牧犍既死，公主改适李盖，惠之父，见《外戚传》。及其死，仍与牧犍合葬，此何为者邪？且魏法最酷，牧犍罪衅，果如史之所云，其待之，又安得如是其厚乎？府库所藏，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可也，并斫开府库，不更封闭之事而不知，则无是理，安待降下既久，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乎？昙无谶，据《释老志》所载，实为戒行高僧。《释老志》之言，固难尽信，以其为宗教家言。然使其果以通于房中术而见求，岂复以是为罪？又何必惧而杀之？《李顺传》言谶有方术，世祖诏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闻而嫌顺。顺之死，在真君三年（442），宋元嘉十九年。与此云世祖至是始知之者，又不相符。《释老志》云：谶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其见求当正以此耳。所以以淫佚诬之者？《释老志》又言：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83帝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崔浩时从行，因进其说，遂有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之举。然则佛法见废，实由见疑与盖吴通谋，谓由崔浩进说者，尚未知其真际也。《释老志》又言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大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法皆俱东，象教弥增矣。《本纪》：牧犍之亡，凉州人被徙者三万余家，而凉州人多不服魏。据《魏书·北史列传》：张湛，宗钦，段承根，皆凉州人，皆与崔浩善。钦、承根皆与浩俱死。湛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闭门却扫，庆吊皆绝，仅乃得全。湛兄铣，浩礼之与湛等。承根父晖，大武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从大武至长安，或告晖欲南奔。问曰：“何以知之？”曰：“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亡，何由尔也？”大武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遂斩之于市，暴尸数月。崔浩实乃心华夏者，见下节，诸人皆与浩善，可见其志之所在矣。然则沙门之见疑，牧犍之以与故臣民交通见告，宜也。然虏待牧犍素厚，又以人反之为讳，不欲明言其叛，乃不得不造作莫须有之辞以诬之。84《本纪》言大武克姑臧，收其珍宝，不可胜计，而此时可以斫开府库见告，则知隐窃杀人，朋行淫佚，同为求其罪而不得而为之辞。所以必见诬以淫佚者？以是时沙门适有淫佚之事，而昙无谶先见召不至，遂牵连之以诬牧犍。然鲜卑亦素行渎乱，后人不知其说之诬，乃又亿测谶之见求，必以其通于房中术之故，而诬人者转以自诬矣，岂不诡哉？万年与祖，初虽叛国，后亦以谋叛魏见诛，则牧犍之有反谋，亦不足异也。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盖吴之叛，为人民之抗魏，而当时之士大夫，亦多不服魏者。道武之破后燕也，以卢溥为幽州刺史，而溥叛之，事已见前。溥与张衮同乡里，衮数谈荐之，其叛也，衮因之获罪。时又有中山大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推群盗赵准为主，连引丁零，扇动常山、钜鹿、广平诸郡，常山、钜鹿，皆见第三章第四节。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事见《魏书·长孙肥传》。此皆士大夫之抗魏者也。长安之亡也，毛修之没于夏，夏亡，又入魏。魏以为吴兵将军。滑台之陷，朱修之亦没焉。大武以宗室女妻之，以为云中镇将。元嘉九年（432），大武伐和龙，二人皆从。朱修之与同没人邢怀明，谋率吴兵，袭杀大武。又有徐卓者，亦欲率南人以叛。修之以告毛修之，毛修之不听，乃止。《魏书·毛修之传》云：是时诸军攻城，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宫人少，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焘亦危矣，徐卓事泄被杀。朱修之与邢怀明奔北燕，后获南归。毛修之虽沮大计，然史言朱修之之见俘，修之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访焉。修之具答。并云：“贤子亢矫，甚能自处。”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乌乎！自此一不复及。其心固未尝忘中国也，亦可悲矣。是时之不听朱修之，殆势固有所不可邪？当时士大夫中，此等人必多矣。而处心积虑，密图覆虏，历数十年；当其不得已而立虏朝时，亦随事匡救，为中国谋；不幸所图不成，遂至所志不白者，尤莫如崔浩。千五百年之后，考其行事，想见其为人，犹未尝不使人感激兴起也。

元嘉七年（430）战后，宋、魏复通好，信使每年不绝。盖宋文帝虽志复河南，而身既婴疾，又为介弟所逼，内忧未弭，未有长策；魏方以柔然为事，北方割据诸国，亦尚未尽灭；故彼此暂获相安也。二十年（443），魏伐柔然，有鹿浑谷之败；继以薛永宗、盖吴之举义；其势孔亟，顾于二十二年，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略淮、泗以北，各迁数千户而去，其意盖以示强。至二十七年（450），魏真君十一年。魏内忧既澹，北寇亦抒，二月，魏主乃自将入寇。攻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陈、南顿大守郑琨，陈，见第三章第四节。南顿，汉县，晋置郡，在今河南项城县北。汝南、颍川大守郭道隐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并委守走。虏钞略淮西六郡，杀戮甚多。因围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南平王铄时镇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陈宪行郡事。时城内战士，不满千人，而宪婴城固守，四十余日，所杀伤万计，虏卒不能克，其功亦伟矣。大武遣永昌王仁步骑六万，将所略六郡生口，北屯汝阳。见第四节。时武陵王骏镇彭城，文帝敕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以参军刘泰之《魏书》作刘坦之。为帅。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虏众一时散走。而汝南城南，有虏一幢，登城望见泰之无继，又有别帅自虎牢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因引出击之。泰之败死。大武惟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为虑，及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文帝遣臧质轻往寿阳，即统其兵。南平王铄遣司马刘康祖与质救县瓠。大武乃烧营遁走。是役也，虏虽未克县瓠，而虏掠甚多，南师屡无功，为所轻侮，乃与文帝书曰：“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顷者往索真珠裆，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裆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迩，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北方已定，不复相释。”盖其大举入犯之志决矣。崔浩起义图于此时，诚可谓得其当也。

崔浩者，宏子。宏，清河东武城人。东武城，汉县，在今山东武城县西。少仕苻坚。后又仕慕容垂，为高阳内史。高阳，见第五章第二节。魏道武伐后燕，次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宏弃郡，东走海滨。道武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军门。与语，悦之。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后迁吏部尚书。及置八部大人，以拟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道武所任。大和中，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宏配享庙庭焉。然《宏传》云：始宏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则宏亦乃心华夏者。《传》又言：宏未尝蹇谔忤旨，及大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独无谴，盖其仕虏原非本心，故亦不为之尽力也。浩当道武时，给事秘书，转著作郎，不过以工书常置左右而已。及明元立，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阴阳术数，而浩能为《易》筮，通天文，又善说《洪范》五行，始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浩劝立大武为大子，大武监国，浩为右弼，已见前。大武立，左右共排毁之，以公归第。后议伐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惟浩赞之，乃稍见信任。出入卧内。加侍中。后迁司徒。恭宗总百。揆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盖汉人中甚得虏亲任者。元嘉二十七年（450），六月，浩被诛。史言其以史事，云：初大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逮于大宗，废而不述。神二年（429），宋元嘉六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颍、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及平凉州之后，复命浩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85此《魏书》之辞。《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其辞较《魏书》为、重。盖浩之死实非以史事，后人不知其真，以其见戮之酷，谓其触忌必深，传之久，不免增益其辞；李延寿亦不知其真，遂采之以改《魏书》也。有司案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夫魏史之伪造不足信旧矣。以魏威刑之峻，浩安敢显触其忌？浩若欲传其真，自可以作私史。果触其忌，闵湛、郗标，安敢请刊？恭宗亦焉得而善之？且史事之发，与浩同作者，皆一无所问；仅高允，于浩被收时召入诘责，旋亦见释。其后允久典史事，史称其所续者仍浩故事也。然则浩书亦迄未尝废，触北人之怒者安在？而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范阳卢氏，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大原郭氏，大原，见第二章第二节。河东柳氏，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史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此岂似以史事获罪者乎？《宋书·柳元景传》云：元景，河东解人。解，汉县，在今山西临晋县西南。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索虏以为河北大守。河北，见上节。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其说决非虚诬矣。《魏书·卢玄传》言：玄，浩之外兄。玄子度世，以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罴家。罴匿之。使者囚罴长子，将加捶楚。罴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四子：渊、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余皆别生。浩之难，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86及度世有子，每戒约令绝妾孽，以防后患。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郑罴不闻以侠名，何至以亡命之人而弃其子。疑浩之义图，玄与罴皆与焉。孝文迁洛后，元丕子隆、超谋叛，丕亦心许之，而丕后妻之子不与。杨侃与庄帝密图尒朱荣，尒朱兆入洛，侃时休沐，得潜窜归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后尒朱天光遣侃子妇父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死，冀全百口。”侃往赴之，遂为天光所害。其事实颇与度世、罴类也。《宋书》之为实录，不待言矣。是役也，盖汉族之士大夫，大结合以谋虏。虏自知窃据，最讳人之反之，乃隐匿其事。适会是时，有不快于浩之国书者，乃借是以杀浩，又多杀郎吏，以掩人耳目，其谋可谓甚拙，而其事则亦酷矣。乃天下后世，竟为所欺，司马公作《通鉴》，亦以《宋书》为不足信而不之取，何哉？见《考异》。至于高允召问时之辞，则又多半出于后来之附会者也。《允传》载游雅之言，谓诏责时，崔浩声嘶股战不能言，而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辨，音韵高亮。斯言未知信否，即谓为信，亦正可见浩之获罪，不以史事，故允虽被责而不惧也。《传》又云：世祖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观“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之言，浩所坐非史事，灼然可见矣。国书犯触，戮及僮吏，魏法虽酷，亦不至是，况本无所犯触邪？所以为是淫刑者？不过欲以极刑加于谋叛之人，而又讳言其事，乃为是以掩人耳目耳。滥杀如此，其视汉人，岂特草芥之不若邪？

浩称虏朝名臣，然细观所言，便见其设谋画策，无一非为中国计者。神瑞二年（415），晋义熙十一年。秋，谷不登，魏大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邺，浩与特进周澹固争之，盖不欲虏荐居中国，抑虑其因饥而至，诒害于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内外朝臣咸欲断河上流，勿令西过；王懿降魏，又劝绝宋武后路，明元因欲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宋武崩，又欲乘丧取洛阳、虎牢、滑台：浩皆力争之，后又阻其攻城之议。皆已见前。大武欲用兵于柔然及割据诸国，浩无不力赞之者，盖欲引其力以外向，使不得专于中国，且以疲之也。神二年（429）之役，朝臣内外，尽不欲行，保大后尤固止之。时宋方议北伐，论者谓吴贼南寇，舍之北伐，师行千里，其谁不知？此固不得谓为过虑，而浩力反之。其后南镇诸将，表宋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之在界上者，绝其乡道，此亦事势应尔，浩又訾诸将欲南抄以取赀财，为国生事，非忠臣。大武闻赫连定与宋遥分河北，欲先事定，诸将以宋师犹在河中为疑，胡三省曰：谓在河之中流。浩又决其不来。其心存中国，显然可见。伐赫连昌之役，实为幸胜，说亦见前。将伐沮渠牧犍也，奚斤、李顺等三十余人沮之，浩赞之。顺等之言曰：“自温圉河以西，温圉，《北史》作温围。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十余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浩则曰：“《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夫顺等所言，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引，止足明凉州一州，非无水草耳。所攻在于姑臧，城外军马难停，一州水草纵饶，何益于事？若谓汉家郡县，不应立于无水草之地，则自汉至魏，水道岂无变迁？大武之攻姑臧，亦幸而牧犍未能坚守耳，使其能之，而决渠以绝水道，未知将何以善其后也？鹿浑谷之役，浩说大武潜军轻出，致为敌所围，信臣见诛，薛谨又以此死，卒招薛永宗、安都之叛，浩之所以误虏者深矣。凉州之下，浩劝不徙其民，大武不听。后搜于河西，召浩议军事，浩仍欲募徙豪强大家，以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以击蠕蠕，其欲引虏力以外向，且以疲之，犹曩志也。浩不信佛，亦不好老、庄之言，而独信寇谦之。《释老志》言：谦之以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浩独异其言，上疏赞明其事。《浩传》言：浩父疾笃，浩乃翦发截爪，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及得归第，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此岂似浩之所为？《释老志》又言：谦之尝遇仙人成公兴，谓谦之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谓老君玄孙李谱文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而以嵩岳所统平土方万里授谦之。《浩传》载谦之谓浩：“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大平真君，”因属浩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其非忘情于世可知。攻赫连昌及神二年（429）之役，浩赞之，谦之亦赞之，二人之势若檠榜，可以概见。虏迷信素深，浩与谦之，殆欲以是愚之邪？《浩传》又言：浩从太宗幸西河，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人服其言。及受谦之之属，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大初，下尽秦汉，大致先以复五等为本。夫封建之不可复，浩宁不知之？然而为是言者？当时世家豪族，欲驱虏者盖多，然皆手无斧柯，故卒无所成就。使魏用浩之说以行封建，则如柳光世、薛永宗、安都之辈，必有膺茅受土者，合从缔交，圜视而起，而其情势大异矣。《高允传》言：浩荐冀、定、相、幽、并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不可，浩固争而遣之，岂欲多所树置，为登高一呼，四山皆应之计邪？或与其主复封建同一用意也？浩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必称冯代强，《急就篇》有冯汉强之语，魏以汉强为讳，故易之。其藏机于深如此，而所谋卒泄，岂非天哉！其事因魏人讳匿之深，遂无可考见，然仍有可微窥者。《卢玄传》言：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然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则浩之谋，似仍为汉人所泄也，亦足忿疾矣。

第七节　魏大武南寇

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宋文帝大举北伐。命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前驱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之统帅。臧质勒东宫禁兵，统王方回、刘康祖、梁坦径造许、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东西齐举。大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又诏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统杨文德及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震荡汧、陇。萧思话部枝坦、刘德愿由武关。见第三章第三节。玄谟取碻磝。进攻滑台，积旬不克。碻磝、滑台，皆见第六章第五节。九月，魏大武自将南下。十月，渡河。时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垣护之驰书劝其急攻，护之时为钟离大守，随玄谟入河。不从，遽奔退。麾下散亡略尽。护之时以百舸据石济，古棘津，见第四章第二节。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其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惟失一舸，留戍麋沟。城名。沈庆之与萧斌留碻磝。斌遣庆之率五千人往救。庆之曰：“玄谟兵疲众老，虏寇已逼，各军营万人，乃可进耳。少军轻往，必无益也。”斌固遣之，而玄谟已退。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庆之固争，乃退还历城。见第四节。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江夏王以为不可守，召令还。二十八年正月，亦至历城。魏大武自碻磝而南。永昌王仁《宋书》作库仁真。发关西兵趋汝、颍，高凉王那《宋书》作高渠王阿斗埿。自青州道并南出。诸镇悉敛民保城。十一月，大武至邹山。见第四章第二节。戍主崔邪利败没。虏众进趋彭城。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历城众少而食多。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直趋历城。义恭长史何勖欲席卷奔郁洲，见第七章第二节。自海道还都。骏长史张畅言：“食虽少，旦夕未至窘乏。一摇动，则奔溃不可止矣。”骏然之，义恭乃止。南平王铄遣兵克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大、小索。大索城，今河南荥阳县。小索城在其北。时铄遣刘康祖继进，而文帝命其速返。虏众八万，与之相及于尉武。亭名，在安徽寿县西。康祖众仅八千，大战一日夜，杀虏填积。康祖中矢死，军遂败，自免者裁数十人。虏焚马头、钟离，马头，宋郡，今安徽怀远县东南。钟离，见第四节。进胁寿阳。铄保城固守。虏遂过寿阳而东。其向青州之兵攻东阳。见第四节。文帝遣申恬往援之，萧斌又遣解荣之与垣护之往援，与齐郡大守庞秀之保城。虏遂东略清河，从东安、东莞出下邳。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东安，汉县，在今山东沂水县东。东莞，汉县，即今沂水县治。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下邳大守垣阆，亦仅能闭城拒守而已。大武自彭城南出。十二月，于盱眙渡淮。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文帝遣臧质率万人往救。至盱眙，大武已过淮。其所属胡崇、臧澄之、毛熙祚并战殁。质众亦奔散，以七百人入盱眙，与大守沈璞共守。大武留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其中书郎鲁秀出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高凉王出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永昌王出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所过莫不残害。大武至瓜步，山名，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发民室屋，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箄筏，声欲渡江。文帝大具水军，为防御之备。自釆石至于暨阳，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暨阳，晋县，在今江苏江阴县东。船舰盖江，旌甲星烛。大武使饷文帝橐驼名马，求和请昏。87上遣田奇饷以珍馐异味。大武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惟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缘。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豪。”又求嫁女与武陵王骏。见《宋书·索虏传》。《魏书·世祖纪》言：宋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亲，大武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此非实录。魏此时虽战胜，其视中原，尚如天上。姚兴嫁女与明元，明元以后礼纳之，况于天朝乎？《宋书·江湛传》云：文帝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惟湛赞成之。虏遣使求婚，上召大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俱厉。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明年，虏自彭城归，复求互市，亦无成议，至孝武世乃通之。详见第九章第五节。文帝虽无武略，恢复之志自坚；一二密勿之臣，亦与之志同道合；安有屈辱求婚之事邪？二十八年（451），魏正平元年。正月朔，虏略民户、烧邑屋而去。复围盱眙。大武使就臧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大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作浮桥，以绝淮道。大武与质书，质答曰：“王玄谟退于东，梁坦散于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耳，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铄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虀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谢本朝。尔识知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诒。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大武大怒。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然力攻三旬不能克。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去。自彭城北还。义恭震惧不敢追。四月，其荆州刺史鲁爽归顺。爽，宗之孙，轨之子也。虏以轨为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武陵王骏镇襄阳，轨遣人奉书，规欲归南，以杀刘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文帝累遣招纳，许以为司州刺史。轨死，爽袭其官爵。爽粗中使酒，数有过失，大武怒，将诛之，爽惧，密怀南归计。次弟秀，以军功为中书郎，以事为大武所诘，复恐惧。大武入寇，秀从。先是殿中将军程天祚，助戍彭城，为虏军所获。事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天祚善针术，深被大武赏爱。恒劝秀南归，秀纳之。及大武北还，遂与爽俱来奔。诏以爽为司州刺史。复领义阳内史，北镇义阳。义阳，本治新野，见第二章第三节。晋末移治仁顺，在今河南信阳县南。秀为荥阳、颍川二郡大守。虏是役，凡破南兖、徐、兖、豫、青、翼六州，杀掠不可胜数。88《宋书·索虏传》述其残破之状曰：“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载至，增巢已倾。甚矣，覆败之至于此也！”亦可哀矣。

东路虽云丧败，西路之军，则颇致克捷。时随王诞为雍州刺史。二十七年（450），八月，诞遣尹显祖出赀谷，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入卢氏，卢氏，汉县，今河南卢氏县。赀谷，在县南山之南。田义仁入义阳，中兵参军柳元景总统群帅。外兵参军庞季明，年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怀之。求入长安，招怀关、陕。乃自赀谷入卢氏。卢氏人赵难纳之。闰十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以难为卢氏令。难驱率义徒，为众军乡道。季明出自本城，与法起会，遂入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元景度熊耳山。在卢氏县南。安都顿军弘农。法起进据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季明率方平、赵难向陕西七里谷。陕县，见第六章第一节。十一月，元景众至弘农。以元景为大守。元景命安都等并造陕下。虏洛州刺史张是提众二万，度崤来救。崤山，见第五章第一节。大战，斩之。法起率众次潼关。先是华山大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次潼关，槐亦至，即据之。卢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自列三营，以拟法起。封陵，在今山西永济县南。何难欲济河以截军后。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之，贼退散。关中诸义徒，处处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而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景等乃还。

震荡汧、陇之师，亦小有功绩。初仇池杨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逃奔关中。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后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坚败于淮南，关中扰乱，定尽力奉坚。坚死，乃将家奔陇右。徙治历城。城在西县界，去仇池百二十里。西汉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置仓储于百顷。招合夷、晋，得千余家，自号平羌校尉，仇池公，称藩于晋。孝武帝即以其号假之。求割天水之西县，武都之上禄为仇池郡，见许。上禄，见第五章第二节。大元十五年（390），又以定为秦州刺史。其年，进平天水、略阳郡，天水，略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遂有秦州之地。十九年（394），攻乞佛乾归，军败，见杀。后杨盛谥为武王。无子。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袭位。安帝以为仇池公。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改封武都王。文帝元嘉二年（425），六月，卒。私谥惠文王。世子玄立。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明年，玄附魏。又明年，魏以为梁州刺史、南秦王。六年（429），卒。私谥孝昭王。弟难当，废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宋仍以为秦州刺史、武都王。七年（430）。难当使保宗镇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南。次子顺镇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保宗谋袭难当，事泄，收系之。先是流民许穆之、郝恢之投难当，并改姓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益州刺史刘道济，粹弟。委任长史费谦等，聚敛兴利，民皆怨毒。89九年（432），《氐胡传》作十年，此从《道济传》。难当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道济遣军击斩之。初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即伍城，见第六章第四节。督护费谦，固执不与。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等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氐奴既怀忿恚，因聚党为贼盗。其年，七月，及赵广等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阳泉，蜀汉县，在今四川德阳县西。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婴城自守。赵广迎道人程道养，诈称飞龙。众十余万。四面围城。道济使中兵参军裴方明击破之。贼溃还广汉、涪城。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时道济疾已笃。十年（433），正月，贼复大至。道济卒。裴方明等秘丧。击贼，败之。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遣兵往援，破贼。道养等仍藏窜为寇盗不绝。十三年（436），文帝遣萧汪之往讨，降帛氐奴。十四年（437），四月，赵广等亦降。道养为其下所杀。乱乃定。盖前后历六年焉。时梁州刺史甄法护，亦刑法不理。十年，文帝使萧思话代任。难当因法护下，思话未至，举兵袭梁州，遂有汉中之地。魏拜为南秦王。十一年（434），思话使司马萧承之讨平之。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希败走，杨盛据有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惟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新城，见第五章第六节。其后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汉中之苞中县。及是，南城为贼所焚烧，不可固，思话乃还治南郑。见第五章第五节。难当使奉表谢罪，诏宥之。十二年（435），难当释保宗，遣镇童亭。即董亭，在今天水县东南。《魏书》作薰亭，盖董之字误。保宗奔魏。魏大武帝以为南秦王，遣袭上邽。顺退守下辨。见第五章第一节。十三年（436），三月，难当自立为大秦王。然犹奉朝廷，贡献不绝。是岁，五月，难当据上邽。七月，魏使乐平王丕攻之。九月，至略阳。难当奉诏摄上邽守。十六年（439），魏以保宗为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难当攻之，为魏镇将元勿头所却。十七年（440），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十八年（441），十月，倾国南寇，规有蜀土。十一月，陷葭萌，犹晋寿大守申坦。葭萌、晋寿，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遂围涪城。十余日不克，乃还。十九年（442），正月，文帝遣裴方明等甲士三千人，又率荆、雍二州兵讨之。难当将妻子奔魏。后死于魏。仇池平。以胡崇之为秦州刺史，守仇池。魏使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杨保宗从祁山南入。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北。皮豹子与司马楚之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散关，见第五节。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事，南趋襄阳；刁雍东趋广陵；邀方明归路。二十年（443），正月，崇之至浊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魏将拓跋齐等，败殁。余众奔还汉中。保宗谋叛魏，被执，送平城。三月，顺司马苻达，难当从事中郎任朏等起义，立保宗弟文德。拓跋齐闻兵起，遁走。追击，斩之。诏以文德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文德既受朝命，进戍葭芦。城名，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二十五年（448），魏皮豹子攻之，文德奔汉中。时武陵王骏镇襄阳，执文德，归之京师。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450），起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西入，摇动汧、陇。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氐来拒。阴平，见第五章第一节。平武，汉刚氏道，蜀汉分置广平县，晋改曰平武，在今四川平武县西北。文德大破追斩之。阴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氐，未详。不克。秀之执文德送荆州，而使文德从兄头戍葭芦焉。

二十九年（452），二月，魏大武帝死。其六月，文帝复命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北伐。以张永为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经略河南。攻碻磝，十八日不能拔。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鲁爽、秀及程天祚并荆州军四万出许、洛。克长社、大、小索。进攻虎牢。欲舟师入河，断其水门。碻磝败退，水军不至，亦收众还。帝又以臧质为雍州刺史，使率所统向潼关。质顿兵近郊，不时发。及爽攻虎牢，乃使司马柳元景率薛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关城主弃戍走，即据之。元景至洪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欲与安都济河攻蒲圾。见第三章第四节。会爽退，亦还。

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综其失策，凡有数端：夫以大势言之，则拓跋氏实当五胡之末运。然占地既广，为力自雄；又代北距中原远，欲一举而覆其巢穴，殊非易事；故宋欲魏，实未可以轻心掉之。夫欲攻代北者，非徒自江、淮出兵，远不相及也，即河南犹虞其声势之不接，故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当元嘉五年（428）之时，谢灵运尝上书劝伐河北。其言有曰：“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灵运固非经略之才，斯言则不能谓为无理。盖吴举义，元景西征，胡、蜀、氐、羌，莫不响应，关中如此，岂况河北？故谓河北、关中不可复者非也。然河北、关中虽可取，亦必我有以取之。欲取河北，必先固河南，欲固河南，必先实淮土；而欲取关中，则必经营宛、洛与蜀、汉。自晋之东渡，置北方于度外久矣。宋武虽南燕，覆后秦，然受命已在末年，经略未遑远及。史家病其“绵河置守，兵孤援阔”，《何承天传论》。景平丧败，职此之由。孝武初，周朗上书，有云：“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不可怀？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谓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空守孤城，徒费财役。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跷足而待也。”当时河南形势之恶如此。斯时当务之急，实在于自固藩翰，而宜戒轻率出兵。故何承天作论，谓“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而其安边固守之方：则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陆”；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耦车牛，以饰戎械”；城不可固，则以车为藩，平行趋险，贼不能干。故纂耦车牛，与浚复城隍同意。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周朗亦言：“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火相连。”承天又病“有急之日，民不知战。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守坐听，自无经略，惟望朝廷遣军。”谓非“大佃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精卒十万，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朗亦言：“须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可越淮穷河，跨陇出漠。”此诚老成谋国之至计也。乃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兵一动，即减百官俸三分之一。至大明六年二月始复。罢国子学。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又以兵力不足，用何尚之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说见第五章第二节。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90临事张皇如此，安可以兴大役乎？二十九年之役，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曰：“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财足自守。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使别驾崔勋之，直冲中山。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较略二军，可得七千许人。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岭，未详。冀州刺史向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岭名，在今河北昌平县西北。相州刺史备大行。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上意止存河南，不纳。论者或以为惜。然魏于河南，尚不肯舍，况于河北，窥其腹心，岂有不以死力争之之理？而可以七千人徼幸邪？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而不丧败哉？此以远计言之也。专就战事论之，其失亦有可得而言者。魏大武与文帝书曰：“彼尝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彼吴人正有斫营技，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瑞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财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此书所云，均系实语，并非虚辞，观其屡攻城不能克；又其战胜，若兵力相当，则恒由宋将帅怯懦，不则宋人恒能以少制众，杀伤过当可知。然则魏人攻城既非所长，野战亦无把握，论其兵力，实尚不逮南朝，而宋顾屡为所困者？魏人于中国无所爱惜，恃其骑兵剽捷，专以杀掠为务。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欲与之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宋书·索虏传》论，谓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周朗亦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宜蓄。”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终南北朝之世，北方非无可乘之机，而南方迄不能大捷，恢复境土者，无骑兵与之决胜于中原，实为一大原因，非徒宋世如此也。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沈庆之固陈不可，亦以马步不敌为言。文帝顾云：“虏所恃惟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何其言之易也？岂忘景平之覆辙邪？不特此也，文帝非不恭俭，然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王玄谟，怯懦之夫也，帝乃谓殷景仁曰：“问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此以口舌官人也。檀道济最称持重，帝乃谓其养寇自资。到彦之逗桡不前，帝则恕以中途疾动。张永者，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通，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此乃文学之士，艺术之徒，帝顾谓其堪为将，授以专阃。用人如此，安得而不覆败？沈庆之谏北伐，帝使徐湛之、江湛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观其用张永，则并白面书生而不逮矣。二十九年之役，庆之又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遂不使北出，好同恶异如此，安可用人？身未尝履行陈，而出军行师，每好县授兵略，见《徐爰传》。至于攻战日时，莫不仰听成旨，《本纪》赞。此尤用兵之大忌，而帝又犯之，尚安有成功之望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