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史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食

晋、南北朝之世，稍见南北食性之殊。大抵南多食稻，北多食菽麦等。然北方之人，亦未尝不以稻米为贵。428《晋书·惠帝纪》：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颖与帝单车走洛阳。服御分散，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官舍。宫人有持升余粇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帝，帝啖之。次获嘉，市粗米饭，盛以瓦盆，帝啖两盂。《宋书·孝义传》：何子平，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子平世居会稽。不办常得生米，何心独享白粲？”《南史·徐孝克传》：陈亡，随例入长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后，孝克遂常啖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焉。《魏书·安同传》：同长子屈，大宗时典大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请罪。大宗嘉而恕之。遂诏长给同粳米。又《卢玄传》：曾孙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周书·裴侠传》：除河北郡守。躬履俭素，爱民如子，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又《刘璠传》：左迁同和郡守。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赀产，惟璠秋豪无所取。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并当时南北皆贵稻米之征。齐师之来寇，孔奂多营麦饭，以饷战士，盖以其时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惟在都下故也。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然徐孝嗣论屯田，谓菽麦为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则其利民初无以异矣。北人食麦，率多以之作饼。《晋书·何曾传》：蒸饼上不拆作十字不食。《周书·王罴传》：罴性俭率，不事边幅。尝有台使，罴为其设食，使乃裂其薄饼缘。罴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舂簸造成，用力不少；乃尔选择，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惭。《北史·胡叟传》：不事产业，常苦饥贫，然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门，恒乘一车，敝韦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饮啖醉饱，盛余肉饼，以付螟蛉。皆其征也。《南史·后妃传》：“永明九年（491），诏大庙四时祭，宣皇帝荐起面饼、鸭臛，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葅羹，昭皇后荐茗、粣、炙鱼，并生平所嗜也。”《通鉴》胡三省《注》云：“起面饼，今北人能为之。其面浮软。以卷肉啖之，亦谓之卷饼。案此即今山东薄饼。其实今江南人所为，尤较山东为薄而浮软也。程大昌曰：起面饼，入教面中，令松松然也。教，俗书作酵。”盖因多食面，故发明此法。然观胡氏之言，则其时南人犹未知作教也。

疏食之事，429空乏之时，偏僻之地，亦间有之。《魏书·崔逞传》云：大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大祖虽嫌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逞又曰：“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大祖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后乃以答晋襄阳戍将书事杀之。事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案飞鸮食椹，道武知为何语？逞安得引此以对？盖其意，不欲虏敛谷以扰民，并不欲其劳民以取椹，道武以是憾之耳。然在当时，卒不得不听民以椹当租，可见谷必乏，民必有以椹为食者也。又《羊敦传》言：敦雅性清俭。转广平大守，属岁饥馑，家馈未至，使人外寻陂泽，采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周书·李迁哲传》：大祖令迁哲留镇白帝。信州先无仓储，军粮匮乏。迁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给之。迁哲亦自取供食。此并空乏之时，仰给疏食者也。《齐民要术·非中国物篇》引《吴录》云：交趾有欀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干捣之，以水淋之，似面，可作饼。又引《蜀志》云莎树出面，一树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兴古。又引刘欣期《交州记》曰：都句树，似栟榈，木中出屑如面，可啖。贾氏此篇，自言聊存名目，记其怪异，其所引据，不皆可信，然可信者亦多。桄榔可食，430见《后汉书·夜郎传》，说非虚诬。欀、莎、都句，盖亦其类。此启辟较迟之地，本仰给于疏食者也。第二十章第一节，可以参观。

古惟贵者、老者肉食，431晋、南北朝之世，犹有其遗风。《魏书·高宗纪》：大安元年（455），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诏云：“入其境，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虽循旧文立说，然观杨椿械子孙谓：“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寮，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则虽富厚之家，平时亦不必皆肉食矣。魏末减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已见第二十章第三节。据所纪，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则给米一石者，给肉三十斤弱，即升米得肉五两弱。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假令人日食二升半，则得肉十一两余，此已非常人之食矣。《晋书·陆晔传》：晔弟子纳，出为吴兴大守，将之郡，先至姑熟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至醉可饮几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纳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后伺温间，谓之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酌。余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更敕中厨设精馔，酣饮极欢而罢。案《北齐书·卢叔武传》言：魏收曾来诣之，访以洛京旧事，不待食而起，云“难为子费”。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则陆纳所馈，已不为菲，桓温更敕中厨设精馔，则已侈矣。肉食者北方多有牛羊，南方颇饶鹅鸭，而鸡、彘及鱼，仍为常食。何以知之？《北齐书·元晖业传》云：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惟事饮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犊，此固信陵君酒、妇人之意，然亦可见北人之习食牛羊。432南方则食牛有禁。《南史·王僧孺传》云：出为南海大守。南海俗杀牛曾无限忌，僧孺至便禁断。《梁书·傅昭传》：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是其证。《晋书·虞预传》。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数。”乃犯法之事也。食羊亦罕见记载。晋惠帝之次获嘉，有老父献蒸鸡。亦见《本纪》。郤诜母亡，无马舆柩，养鸡、种蒜以致之，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苻坚遁还淮北，或进壶飧、豚髀。《北史·良吏传》：孟信为赵平大守，山中老人，以纯酒馈之。并民间以鸡豚为常食之证。闲取野味，如陆纳以鹿肉饷桓温，盖亦非常食。河北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裴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为也，”乃悉罢之，盖非之也。《隋书·地理志》言：梁州人多事佃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盖特异之俗矣。刘毅在京口，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庾悦为司徒左长史，暂至京，亦要府州僚佐，共出东堂。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遣与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齐民要术·养鹅鸭篇》云：供厨者鹅百日以外，子鸭六七十日佳，过此肉硬。岂能以残炙见惠。”而齐大庙所荐，有鸭臛、鸭卵。陈武帝之御齐寇，陈蒨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并南人多食鹅鸭之证。《齐书·武陵王晔传》云：尚书令王俭诣晔，晔留设食，柈中菘菜、鱼而已。《梁书·良吏·何远传》云：江、浙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南史·孔休源传》云：休源初到都，寓于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庙，侍中范云，一与相遇，深加褒赏。后云命驾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带，谓当诣之，备水陆之品。云驻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仓米饭、蒸鲍鱼。云食休源食，不举主人之馔。高谈尽日，同载还家。登深以为愧。沈众监起大极殿，携干鱼、菜饭独啖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齐书·孝义乐颐传》：吏部郎庾杲之常往候，颐为设食，枯鱼、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于茅季伟，我非郭林宗。”盖鱼为俭者之食，而干鱼则为尤俭，以鱼不劳饲养，干鱼又可于闲时取之，不费人力也。

常食以盐菜为主。《魏书·高允传》言：高宗幸允第，厨中惟盐菜；《周书·裴侠传》言：侠所食惟菽麦、盐菜是也。《晋书·皇甫谧传》：城阳大守梁柳，谧之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大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是贫家饭客，亦不过盐菜也。《宋书·孝义传》：郭原平，佣赁以给供养。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肴味，惟飧盐饭而已。库狄伏连家口百余，盛夏人料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有并盐菜而不能具者。案古人言疏食食之主，又言疏食、菜羹，盖羹为食之所必备，433余肴则为增设。《魏书·石虎传》言：石宣杀石韬后，虎以铁镮穿宣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以羹饭，以猪、狗法食之，犹是以羹饭为食之主。常食盐菜者，菜盖以之作羹也。又有以之为菹者，《齐书·虞杲之传》言：杲之清贫自业，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杂菜是也。赵平老人之馈孟信也，信和颜接引，殷勤劳问。乃自出酒，以铁铛温之。素木盘盛芜菁葅，惟此而已。又以一铛借老人。但执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谓老人曰：“吾至郡来，无人以一物见遗，今卿独有此饷；且食菜已久；欲为卿受一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费。”老人大悦，再拜擘进之。酒尽方别。肉食者鄙，与民并耕而食，饔餐而治，不亦清明在躬，不为口腹所累乎？

葱韭等物，434仍为时人所嗜，豉亦为调和之资，故惠皇失御，宫人以燥蒜、盐豉进；郤诜亦事种蒜也。《梁书·吕僧珍传》；为南兖州刺史。平心率下，不私亲戚。从父兄子宏，以贩葱为业。僧珍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厚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可见嗜之者多，故能以贩粥为业也。

宴客之侈，读第十九章第二节，可见其略。《北齐书·元孝友传》：孝友当魏末，上言：“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槃。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观是言，亦可想见祭槃之侈。孔琳之论宴会之侈曰：“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饰祭槃以悦生人之目，不亦厚诬其祖乎？又当时宴客者，必并其从者而亦宴之，435其所费亦不赀。如《晋书·何曾传》言：曾都督河北诸军，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大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是也。卢叔武以粟飧、菜、片脯食魏收，所将仆从，亦尽设食，一与此同，斯为美已。《宋书·武三王传》云：高祖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齐书·宣孝陈皇后传》言：后大祖之母。大祖虽从宦，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于我过足矣。”其实口腹之欲，亦不过如是而已。“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未及下堂，已同臭腐，”贺琛之言，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果何为哉？

烹饪之法，贵家妇女，盖颇习之。《魏书·崔浩传》：浩著《食经》，叙曰：“予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尝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荐臻，疏糊口，不能具其物，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此盖所以供宾、祭、奉养。至侈于饮食者，则别有其相传之方。《晋书·何曾传》，言其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大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而《齐书·虞悰传》云：悰善为滋味，和齐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馔享宾，谓悰曰：“今日肴羞，宁有所遗不？”悰曰：“恨无黄颔臛，何曾《食疏》所载也。”足见曾之厨膳，为大官所不及，非偶然矣。《北齐书·崔传》：子瞻，在御史台，恒宅中送食，别室独飧，盖亦曾之类也。《虞悰传》又云：世祖幸芳林园，就悰求扁米粣，悰献粣及杂肴数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诸饮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后体不快，悰乃献醒酒鲭酢一方而已。孟子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食方是秘，不亦贱丈夫矣乎？贺琛谏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夫能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其烹饪之方必极精。梁武欲自鸣其俭，而不知适以自暴其侈也。《魏书·胡叟传》言：高闾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蔬食，皆手自办集。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醢酱调美。叟亦饮食之人也。饮食之侈俭，岂系乎肉食疏食哉？《齐书·刘传》：弟琎，建元初，为武陵王晔冠军征虏参军。晔与僚佐饮，自割鹅炙。436琎曰：“应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请退。《梁书·循吏传》：孙谦从子廉，便辟巧宦。贵要每食，必日进滋旨。皆手自煎调，不辞勤剧。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大守。《魏书·毛修之传》：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常在大官，主进御膳。此乃左右便嬖之职。朱修之欲袭诛佛狸，以告修之，而修之不听，佛狸遂得漏网。见第八章第六节。饮食之人，为人所贱，又何怪乎？

外国食法，亦有流传中国者。437《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载《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干姜一两，胡椒七十枚，皆捣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内着酒中，云：此胡人所谓荜拨酒也。其作和酒法，用荜拨六枚，《蒸缹法篇》载胡炮法，亦用荜拨，则荜拨酒胡人必以荜拨制之，中国乃改用姜、椒、安石榴等耳。然胡椒、安石榴，亦异域物也。此外《作酢篇》有外国苦酒法，《飧饭篇》有胡饭法。《晋书·五行志》：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则外国食法，流传中国者多矣。

《宋书·武三王传》言：义恭爱宠异常。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乞与傍人。庐陵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此《内则》所谓孺子食无时，俗语谓之杂食，亦曰零食，今又谓之闲食者也。此等物味甘者居多，其时中国似尚未有蔗饧，皆用米、麦所制之饧及蜜。438故颜悛上言：谓禁糃一月，息米近万斛。《武三王传》又言：废帝挑取义恭眼睛，以蜜渍之，为鬼目精。见第九章第三节。精，《南史》作粽。《通鉴》从之。胡三省《注》曰：“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即蜜渍益智也。”此即今之蜜饯也。《齐民要术》有《饧篇》，所用亦皆谷类。其《非中国物篇》有甘蔗，云：“雩都县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余县所无。”则雩都附近，颇有甘蔗。然不云可制饧。又引《异物志》云：“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斩而食之既甘。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此即今之冰糖。然其物恐交、广以外，未必有之。《通鉴》：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周晋公护使李安置毒于糖，以弑世宗。《注》云：“，丸饼也。江陵未败时，梁将陆法和有道术，先具大、薄饼，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见、饼，盖北食也。今城市间元宵所卖焦即其物，但较小耳。糖出南方，煎蔗为之，绝甘。”案齐明帝，大官进御食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已见第十章第四节。《通鉴注》云：“今之裹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药、松子、胡桃仁等，以竹箨裹而蒸之，大才二指许，不劳四破也。”建武三年（496）。以糖和糯米粉入松子、胡桃仁蒸食，今所谓嘉、湖细点中犹有之，吾乡呼为玉带糕，但无香药，不以竹箨裹之耳，此古裹蒸之变也。盖米麦糖所制之物，不宜冷食，故齐明帝时之裹蒸，于朝食时进之，今人改用蔗糖，则以为无时之食矣。此说若不误，则南方尚用米麦所制之糖，北方安得有蔗糖？胡《注》释糖之糖为蔗糖，恐失之矣。又齐大庙荐茗粣，《通鉴注》曰：“粣，《类篇》云：色责翻，糁也；又侧革翻，粽也。《南史》：虞悰作扁米粣，盖即今之馓子是也，可以供茶。”侧革翻，似即今蜜饯之饯字之音，但上入异耳。以之供茶，实今之称点心为茶食之本。女真初兴时，其所谓茶食者固尚以蜜涂也。

贵人饮食虽侈，然居丧则能守礼者尚多。《魏书·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伯，母亡居丧，不食盐菜。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周书·孝义传》：皇甫遐母丧，食粥枕凷。远近闻其至孝，竞以米、面遗之。遐皆受而不食，以营佛斋。皆其事。并有能持之以久者，如何子平母丧去官，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日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杨愔遭离家难，常以丧礼自居，所食惟盐菜是也。甚有如甄恬，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不肯食者，《梁书·孝行传》。皆当时风气使然也。

酿酒多用秫谷。《晋书·孔愉传》：愉从弟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麹糵事。”又《隐逸传》：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是其事。酿酒耗谷颇多。魏正光后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魏书·食货志》。官给之酒，所耗如此，私酿所费之广，不言可知。故历代皆有酒禁，其法且有颇酷者。《晋书·孝武帝纪》：大元八年十二月，开酒禁。《安帝纪》：隆安五年（401），是岁饥，禁酒。义熙三年三月，除酒禁。《刘曜载记》：曜制季秋农事毕，乃听饮酒。《石勒载记》：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正月，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二十二年九月，开酒禁。《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魏书·高宗纪》：大安四年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刑罚志》云：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王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亲宾，则开禁，有日程。《孝静帝本纪》：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齐献武王请开酒禁。《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四年二月，以年谷不登，禁酤酒。《后主纪》：天统五年十一月，诏禁造酒。《上洛王思宗传》，言其子元海为右仆射，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当即此时事也。武平六年闰月，开酒禁。《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二月，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439案历代酒禁，史之所载，未必能具也。然《抱朴子·酒戒篇》论当时禁酒情形云：“曩者饥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责榜徇者相续，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440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沽卖之室，废弃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冯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垆专利，乃更倍仇。从其酤买，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以葛氏之言推之，历代酒禁，恐皆利少弊多矣。《魏书·列女传》：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事姑王氏甚谨。大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酝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告，曰：“老病须酒，在家私酿，王所为也。”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其罪在张。”有司疑其罪，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高宗义而赦之。法过严者不能行，势非至于屈法纵舍不止，立之复何益哉？要之风俗之所由成，其道恒隐曲多端，断非一切之法所能政也。

造酒之法，《齐民要术》第六十三至六十七篇详之。中有《祝麹文》，启五方、五土之神，东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黄帝、土公、黄帝威神。求使“出类绝踪，穴虫潜影”，则今酿酒者之迷信，由来旧矣。441《晋书·刘弘传》：弘为荆州刺史，下教曰：“酒室中云斋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麹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酒之优者盖较厚，故其性亦较烈。《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云：“穄米酎，先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凡人大醉，酩酊无知，身体壮热如火者，作热汤，以冷解，名曰生熟汤。汤令均，小热得通人手，以浇醉人。汤淋处即冷。不过数斛汤，回转翻覆，通头面痛淋，须臾起坐。与人此酒，先问饮多少，裁量与之。若不语其法，口美不能自节，无不死矣。一斗酒醉二十人。得者无不传饷亲知以为恭。”黍米酎，“悉同穄酎法，芬香美酿，皆亦相似。酿此二酝，常宜谨慎，多喜杀人。以饮少，不言醉死，正疑药杀。尤须节量，勿轻饮之。”观此二酝，当时名酒，盖多味厚性烈者，442此亦酒祸之所由滋欤？

茗饮始见正史者，为《三国·吴志·韦曜传》，已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困学纪闻》言荼字有三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日知录》言：荼字中唐始变作茶。同声异韵之字，减一画而化为两字，中华造字，旧有此法，实即六书中之转注也。《齐民要术》论茶，引《尔雅》“槚，苦荼。”郭璞《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盖茶味亦苦，故藉苦菜之名以名之，久乃变其韵而析为二语也。《日知录》云：“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据其说，茗饮盖始于蜀而浸淫于吴、楚。《齐民要术》列茶于《非中国物篇》中，443又引《荆州地记》曰：浮陵茶最好。盖其所谓中国，限于北方，故云尔。然亦可见是时北方尚未有茶也。又引《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则其时已有伪物矣。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钱币之用愈微，则实物之储愈富，故古代仓廪，恒较后世为充实。444晋承丧乱之后，然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陈敏建议，谓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朝廷从之，转漕颇有成效，可见南方储谷之多。北方虽云丧乱，而离石大饥，刘渊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大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又使其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则亦未至全乏也。晋迁江东，《隋书·食货志》云：“其仓：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大仓，东宫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唐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州郡、台传，亦各有仓。”《晋书·五行志》：海西公大和中，郗愔为会稽大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虞潭传》：潭转吴国内史。徙会稽。未几，复还吴郡。是时军荒之后，苏峻乱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振救。《陶回传》：回迁吴兴大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粥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言不如开仓廪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赖之。《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良吏·邓攸传》：攸守吴郡，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贷。未报，辄开仓救之。《外戚·王蕴传》蕴补吴兴大守。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赖蕴全者十七八。此等事，具见地方贮备之丰。三吴固富庶之区，在辇毂之下，然桓玄乘殷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而伐之；又《王长文传》言：大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文到州，刺史徐幹舍之，长文不谢而去；则偏远之区，振贷亦未遂成为具文也。拓跋焘之南侵也，江夏王义恭次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沈庆之、何勖，咸欲弃城逆奔。以张畅言而止。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畅传》载畅之言曰：“今军仓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便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则其时仓谷实未大乏，庆之等自怯懦耳。《传》又云：时大祖遣。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骑送之。焘闻知，即遣数百骑急追。爰已过淮，仅得免。初爰去，城内闻虏遣追，虑爰见禽，失米最，虏知城内食少。义恭忧惧无计，犹欲奔走。会虏大众至，乃不果。则当时城内之人，视其粮储，实已岌岌，然彭城初未奔溃。《梁书·庾域传》：长沙宣武王为梁州，以为录事参军，带华阳大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有空仓数十所；域封题，指示将士云：“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以安。是当时梁州，粟亦空乏。然萧懿坚守六十余日，未曾失陷。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则虽空乏，亦未至于绝无。故能以空言安众心也。《宋书·沈庆之传》：南新郡蛮帅田彦生反叛，攻围郡城。庆之遣柳元景赴之。未至，郡已被破。焚烧城内仓储及廨舍荡尽。是凡有兵备之处，仓谷皆略有存储。《隋书·食货志》言：南朝自侯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此与《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言其时军旅洊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之事，可以参观。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各种给赐皆绝，而米廪犹存，可见其仓储实较后世为充实。若在后世，则即财政宽裕之时，京官亦不能皆给米栗也。

《魏书·韩麒麟传》：大和十一年（487），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又《李彪传》：彪上封事七条，其三曰：“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臧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彪之封事，据《食货志》，事在大和十二年（488）。《志》谓孝文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则魏当大和大饥以前，积贮之情形甚恶，自此以后，乃颇有更革。故至宣武延昌元、二、三年（512、513、514），复遭饥馑，颇能有所振施也。见《纪》。

仓储虽云有备无患，然死藏其谷，不能生利，亦非计之得者。得轻重敛散之意者，莫如常平。故历代论者，多主行之也。《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九月，起大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杜预传》谓预拜度支尚书，乃奏兴常平仓，五十余条，皆纳焉，盖即此时事。《刘颂传》：颂上疏言：“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所谓成制，盖亦常平之类也。《宋书·沈昙庆传》云：时岁有水旱，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民急，大祖纳其言而事不行。史臣谓“大明之末，积旱成灾，口减过半，若常平之议，兴于中年，或不至是”。可见其相需甚殷。然又谓“若笼以平价，则官苦民优，议屈当时，盖由于此”。盖主其事者，未能计及远利也。魏立常平仓，事在大和二十年（496），见《纪》。常平之所患者，谷物之贸迁已盛，而公家之资本较微，不足以制其轻重。李彪之议，年丰籴积，时俭出粜，亦即常平之意，而析州郡常调，分京都度支以为之，资力较雄，此其所以能收公私丰赡之效欤？然则大和以后资储之充实，所恃者转不在常平之司矣。北齐河清定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籴贮。周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皆见《隋书·食货志》。亦皆常平之意也。

《魏书·释老志》：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445至于俭岁，振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又云：世宗永平四年（511）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欲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自今已后，不得传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振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责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又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永明元年（483），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446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可特原之，余如奏。”案《志》载昙曜元奏，本谓俭岁振给饥民；高肇奏辞，亦云不限道俗；而世宗诏谓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则其振施似以僧尼为主。竭民力以奉僧尼，已为无理，况又强取民户，规图赢息，其弊至于不可究诘乎？而僧暹等犹见特原，亦可谓无政事矣。

世宗诏令出贷先尽贫穷，富有之家，不听辄贷，是当时僧祇之粟，反有贷于富家者也。近世农民银行之兴，富家或以微息贷之于行，而加重之以贷于民。主行事者，利富家易于征偿；又总贷之于数富家，而听其转贷贫民则事简；富家又或饵以微利；遂乐贷之于富家，今古之情弊正同也。诏又言或有私债，转施偿僧，此又民间放债，征责不得，而藉僧祇之力，为之索取者，参看第十九章第五节自明。僧人之举动如此，可谓不法极矣。货币用微之世，实物之储蓄恒多。凡物皆然，米谷尤甚。故在前世，不惟官家仓廪，较后世为充实，即民间之存谷亦多。《宋书·孝义·徐耕传》：元嘉二十一年（444），大旱，民饥，耕以千斛助官振贷。诣县陈辞曰：“此郡虽弊，耕晋陵延陵人。犹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旱之所弊，实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厉，为劝造之端。”又《自序》言：沈亮转西曹主簿。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劝使粜货，447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此皆凡民虽饥，富家自有藏粟之证。齐竟陵王子良为丹阳尹，开私仓以振属县贫人。刘怀珍族弟善明，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赎命田。可见富贵之家，仓储亦自充足。此等人若能如徐耕之助官振贷，卢叔武之听民赊借，见第十九章第五节。自为最善。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剥削贫民者实多。《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积贮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此即沈亮之议，以理论，虽无可訾，然行之恐不易也。《北齐书·循吏传》：苏琼为南清河大守。天保中，郡界大水。琼普集郡中有粟之家，自从贷粟，给付饥者。此亦贤智之过，不能常行、遍行。无已，则仍惟有乞灵于通粜。故饥荒之岁，商贩最宜使之流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远近贩粥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者悉勿禁，即以此也。然遏粜者亦殊多。《南史·崔祖思传》：青州刺史张冲启：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南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祖思叔父景真之子。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即其一事也。夫遏粜非徒有害于邻境也，在本境亦为谷贱伤农。平时行之犹不可，况频岁不熟之后，饥疲之民，亟待振起之际乎？于此而遏其流通，亦可谓不达于政矣。

张冲言青州邻接戎寇，弥须沃实，是也，然亦有宜慎者。兵戈之际，往往民食不足，而兵家之蓄有余。448《晋书·石勒载记》：勒将图王浚，引其舍人王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此亡期之至也。”《浚传》：勒既执浚，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则浚当时藏粟实多。然究何益哉？《刘聪载记》：刘曜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宋书·索虏传》：历城建武府司马申元吉破碻磝，获虏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梁书·夏侯亶传》：亶合韦放出兵，降城五十二，获米二十万石。弟夔出兵，凡获粟六十万斛。军中奏报，固多夸大之辞，然必不能全虚，则缘边要害之地，储粟无不充实矣。梁武帝以雍州为边镇，运数州之粟以实之。见《南史·南平王伟传》。后周之世，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周书·郭彦传》。《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榜棰，以是人有逃散。盖其取之之虐如此。然究何益哉？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宋书·臧质传》谓虏初南出，后无资粮，惟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钞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故悉力以攻之。《魏书·卢玄传》：玄孙渊，曹虎遣使请降，高祖使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及知虎降之诈，诏渊进取南阳。渊以兵少粮乏，赭阳近叶仓，表求先攻之。高祖许焉。《慕容白曜传》言：白曜之陷肥城，获粟三十万斛；破垣苗，得栗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克东阳后，史又最其凡云：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邢峦攻破宿豫、淮阳二戍，获米四十余万石。侯景之围台城，亦食石头常平仓。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凡此皆赍盗粮而已。即不为敌所因，亦有不能自保者。《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月，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焚谷米百八十万斛。据《王浑传》，所焚又有稻苗四千余顷。稻苗固难刈获，积谷亦未易迁移，然独不能自焚之乎？使佛狸南犯之时，是处坚壁清野，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悉行焚荡；虏马虽健，能以饥军纵横于无人之地乎？固知焦土为御敌之上策矣。449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遗谢安书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周书·裴侠传》：“侠迁民部中大夫。时有奸吏，主守仓储，积年隐没至千万者。及侠在官，厉精发摘。数旬之内，奸盗略尽。”仓储之难于管理如此，故后世积谷，多改储银钱。其弊则在荒歉之际，无由易为粮食。社仓之制，分谷诸社，令人民自行掌管，善矣，然民或不能自理，而至移之于县，则其弊亦与官所设仓同。愚谓各地仓屋，宜悉由官造。商人之贩易米谷者，皆不许自建仓屋，而责其必僦储于官仓。450官所造仓，易于合式，米谷存储，难于变坏，其善一也。可度远近适中，水陆利便之地造焉，平时既利转输，战时亦易移徙，其善二也。商人之营米业者，储谷于官仓若干，则官责其代管官谷若干，凡出陈易新，及严防耗坏之事悉属焉。此系以国权责成米商，不许辞避。存谷可分定期、不定期二种，一如银行存款。需用提取，悉按定章。寇至，责其运至后路，费由官给。不能运者，亦即责其焚毁。民间亦可存谷与商人，一如存钱于银行。如此，官民皆省管理之劳，而度年岁上下，外路来源多少，以定存谷之多少，悉由熟悉情形之商人为之，其计画必较徒事敷衍之官吏，不习其事之人民为精。不须存留，即可运用。不虞空乏，又免死藏；寇至易于运走，否亦不至资敌；一举而数善备焉。逮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此在今后，允宜惩前而毖后者也。

耕九余三之制，昔人侈为美谈，然此特小国寡民，一切悉恃自给之世为然耳，交通便则通工易事之范围广，与就一地方而调其丰歉，自不如合各地方而剂其盈虚矣。夫如是，则转漕必不可免。其利害，亦有宜详度者。魏显祖因民贫富，为输租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魏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564）定令：垦租送台，义租纳郡。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隋书·食货志》。此为经常之制。魏孝文大和七年正月，诏青、齐、光、东徐四州之民，户运仓粟二十万石，送瑕丘、琅邪，复租算一年，此则临时之措置：凡所以均漕转之劳也。然此究不易均平，且其间极易丛弊。《魏书·李?传》：?为大仓尚书，用范檦、陈端等计，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使所在委滞，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货赂，各求在前。远近大为困弊。此其显而易见者矣。韩麒麟言绢布之输，于民为利，盖以此也。欲救此弊，则宜多置仓及于紧要之地置仓。齐神武迁邺之后，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则其事也。《隋书·食货志》。然终不易使各地方一皆丰足，而一有荒歉，则穷僻之地，仰转输以资接济，为尤难焉。《北齐书·李元忠传》：天平四年（537），元忠除光州刺史。时州境灾俭，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贷，俟秋征收。被报听用万石。元忠以为万石给人，计一家不过升斗而已，徒有虚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万石以振之。夫一光州，薄振即须如是，而论积贮，则东晋京都诸仓，总计不过五十余万，欲求振给之遍，岂不难哉？故在北方，偏多移民就谷之举。451神瑞二年（415）之困，从崔浩、周澹议，分民诣山东三州。大和十一年（487）之旱，亦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廪。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魏书·食货志》。此岂不重为烦费？延昌元年（512），诏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又诏饥兵就谷六镇，则其相违弥远矣。相违愈远，则其旋反愈难，宜乎李彪之病之也。故欲谋是处之丰足，仍赖商贾之流通。官家亦有自为买卖者，是为和籴。452魏世韦朏为荆、郢和籴大使，见《魏书·韦阆传》。孙绍为徐、兖和籴使，鹿悆为河北五州和籴大使，特以使臣主其事，视之可谓颇重。齐神武谋迁邺，运诸州和籴粟入邺城，《北齐书·本纪》。盖其所积者实不少也。迁邺之后，常调外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隋书·食货志》。则行之亦有常典矣。《鹿悆传》言：元子直出镇梁州，悆随之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悆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命，则其事亦不能无弊矣。漕运与第六节参看。

第三节　衣服

服饰之变迁，大抵随乎风尚。453《抱朴子·讥惑篇》云：“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頟也。”此等风尚，盖今古皆然。《晋书·五行志》云：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元帝大兴中又上短，带才至于腋。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并葛氏之言之证。然此特小小之变迁耳，通长期而观之，则其变迁，仍有渐趋于美善者，此演进自然之势也。

王后六服皆袍制，见于《周官·郑注》，其说未知信否，然后汉妇人，必多衣袍，则可见矣。《释名》云：“袍，丈夫着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则着袍者初不必妇人。然外必加以衣裳，盖旧习不易卒变也。深衣之制，连衣裳而一之，实足证外服以通长为便。便于通长，而仍必备衣裳之式，此亦不过泥古而已，别无深意也。事物必日趋简易，久之，去衣裳而径以袍衫为外服，即成后世之式矣。此等变迁，始于东汉，而成于魏、晋、南北朝之世。任大椿《深衣释例》曰：“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也；不殊衣裳者为燕服，深衣是也。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古今之异制也。《续汉志》云：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梁刘昭《注》曰：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襌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盖古者天子以白布衣、素裳为朝服，诸侯以缁布衣、素裳为朝服，皆衣裳殊。后汉始以袍为朝服，不殊衣裳。故司马彪谓袍为古之深衣。晋、宋以后，以绛纱皂袍、五色纱袍、纱朱衣、绛单衣、绛皂褠衣为朝服。具服、从省服，《隋志》亦云制本深衣。然则不殊衣裳，古以为便服，汉、晋以为礼服矣。《隋志》：乘舆鹿皮弁服，绯大襦，白罗裙，在宫听政则服之。《北史·柳世隆传》：令王着白纱高顶帽，傧从皆裙襦袴褶。《长孙俭传》曰：晚着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上襦而下裙，即殊衣裳之制也。然则六朝时转以殊衣裳者为便服矣。”又曰：“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故内司服《注》：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连衣裳不异其色。则《周礼》王后六服，制度皆本深衣。《通典》载宋制：大后、皇后入庙，服袿襡大衣，谓之袆衣。公、特进、列侯夫人，卿、校世妇，二千石命妇年长者，入庙佐祭，皂绢上下；助蚕则青绢上下。自皇后至命妇二千石，皆以蚕衣为朝服。齐、梁以后并同。即《续汉志》所云深衣制，徐广所云单衣也。其不殊衣裳，古今无异。然古乐府《陌上桑》曰：缃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襦与裳不相连者也。繁钦《定情诗》曰：何以合欢欣？纨素三条裾。《西河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缬裙，加细布裳。《东观记》：鲍宣之妻，悉归侍御，更着短布裳。又云：王良为司徒，妻布裙徒跣。此皆别言裙裳，可知衣裳之殊矣。然则汉时妇人朝祭之服，制同深衣，燕间之服，衣裳自殊，亦犹丈夫以袍、单衣为礼服，而其便服雅尚裙懦。《通典》载后周命妇服制云：诸命秩之服曰公服，盖即制本深衣，不殊衣裳者也。又云：其余裳服曰私衣，盖即衣裙异著者也。”然则以袍衫为外服，妇人且较早于丈夫矣。

去衣裳而又短其袍，是为袴褶之服，其实即与襦袴无异矣。《宋书·礼志》云：“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急就篇》注云：“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案即戎行役若服劳者，必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曲礼》：童子不衣裘裳。《内则》：十年，衣不帛，襦袴。襦袴即不裳之谓。所以不裳者？郑《注》云：为其便易，此服劳役者之短衣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称童谣曰：“公在乾侯，征蹇与襦。”《说文》：蹇，袴也。此行役者之短衣也。又成公十六年，有靺韦之跗注。杜《注》云：“跗注，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云若袴，则亦有踦，此即戎者之短衣也。戴德《丧服变除》云：“童子当室，谓十五至十九，为父后，持宗庙之重。其服深衣不裳。”《内则》二十可以衣裘帛，与上十年衣不帛襦袴互相备。二十可以衣帛，则亦二十而后裳。所以二十而裳者？二十而冠，冠而责成人之礼焉。然则裳者礼服。礼不下庶人，故庶人即以深衣为吉服，明其不裳，与当室者同。则其平时固皆襦袴矣。褶若袍而短，而于重衣最在上，与径以襦为外衣，其实何异？云左衽者，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454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虽有此服，当时谓非礼容，惟供驱使及好狡狯者服之。故《宋书·后废帝纪》：讥其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齐书·吕安国传》云：安国被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魏书·胡叟传》：叟于高元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又《礼志》：博士孙惠蔚上书，言：“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馂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笄，观祭祀，纳酒浆，助奠庙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子未冠，礼谢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无名之服，礼文罕见。”此说显与记意相背，将亦有激而云然欤？戎装谓之急装，皆缚其袴。455《通鉴》齐明帝永泰元年（498）《注》。《齐书·虞悰传》：郁林废，悰窃叹曰：“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宋书·袁淑传》：元凶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萧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此缚袴之法之可考者也。

凡戎装者皆短衣，456《南史·梁宗室传》谓见理性甚凶粗，长剑短衣，出入廛里，不为宗室所齿是也。此自古短衣楚制之伦，与袴褶无涉。王国维《胡服考》以袴褶全为胡服，有袴褶，中国乃有短衣，误矣。胡人多衣皮。刘璠妻子随羌俗衣皮是也。见第一节。然中国人亦自有衣皮者。《晋书·魏舒传》，谓其性好骑射，着韦衣入山泽，以渔猎为业；又《隐逸传》：郭文，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携与俱归，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是其事。此亦以其强靭，不如缯絮之易裂弊，非关胡服也。诸服中确出自胡者惟鞾。《广韵》八戈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所服。”《大平御览》六百九十八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案《说文》无鞾字。《革部》：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九字，不知为元文以否？即谓为元文，亦似中国名革履为鞮，以胡人履连胫，乃加一络字以别之，《说文·糸部》：“络，聚也。”不训苞络。苞络字汉人多作落。则叔重时尚无鞾名。赵武灵王所服，不得至后汉时尚无其字，则谓鞾为赵武灵王所服者，必附会之辞。世皆以鞾字为古，靴字后起。然《北齐书·徐子才传》谓武明后病，童谣有“惟得一量紫綖靴”之语，之才弟之范，以问之才，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则南北朝时，其字久作靴矣。疑鞾之名稍行于东汉之世，其字则鞾靴杂作也。《隋书·礼仪志》云：“靴为胡履，施于戎服。”今案《晋书·毛宝传》，谓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北齐书·慕容俨传》，谓俨为侯瑱等所攻，煮靴、皮带、觔、角等物而食之。《周书·武帝纪》，谓帝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亲脱靴以赐之。并靴为戎服之证。然北俗非即戎亦多服之。《魏书·慕容永传》：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卖鞾于市。《北史·后妃传》：司马子如谓齐神武：“安妃是王结发妇，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矢自作靴，恩义何可忘？”《北齐书·乐陵王百年传》：后主时，改九院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诸内参窃言百年大子也，或言大原王绍德。《琅邪王俨传》：俨死，不脱靴，裹以席，埋于室内。《任城王湝传》：天统三年（567），拜并州刺史。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召城外诸妪，以靴示之。诈曰：“有乘马人在路被贼劫害，遗此靴，得无亲属乎？”一妪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北史·陈元康传》：文襄之被害，杨愔狼狈走出，遗一靴。并北人常着靴之证。若南方则着者较少。《齐书·豫章王嶷传》云：嶷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有投书相告，置鞾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梁书·萧琛传》：起家齐大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燕于乐游苑，乃着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南史·陈庆之传》：子暄。陈大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乡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去。举止自若，竟无怍容。作书谤陵，陵甚痛之。赵翼《陔余丛考》，谓南朝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今案萧琛之于王俭，陈暄之于徐陵，皆有意为之，以自表见。《晋书·儒林·刘兆传》：尝有人着鞾，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亦视为野哉之流。《南史·恩幸传》：简文之立，严亶学北人着靴上殿，无肃恭之礼。有怪之者。亶曰：“吾岂畏刘禅乎？”《贼臣传》言：侯景自篡立后，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则尤为裂冠毁冕之行，负乘致寇之伦。信乎南人着靴者之不多也。

《陔余丛考》又云：“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縢，袜去，故行縢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宋绵初《释服》云：“凡自外入内者，必解屦然后升堂。既解屦，则践地者袜也，久立地或渍污，故有解袜就席之礼。失之亦为不敬。解袜见逼，《诗》曰：邪幅在下，正燕饮而跣以为欢之时也。其仪制汉时已亡。”《日知录》曰：“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常着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履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恒礼，凡履行者，应皆跣袜。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幾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蹬，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案《宋书·孝义传》：龚颖，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尽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闻举乐，蹈迹逆乱乎？”纵大将谯道福引出将斩之。道福母即颖姑，跣出救之，得免。《齐书·谢超宗传》：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又《徐孝嗣传》：泰始二年（467），西讨解严，车驾还宫，孝嗣登殿不着袜，为治书侍御史蔡准所奏，罚金二两。则是时跣者尚多。《隋书·礼仪志》云：“案图云：复下曰舄，单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于乾腊之义。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乌，履同乌色。诸非侍臣，皆脱而升殿。凡舄，惟冕服及具服着之，履则诸服皆用，惟褶服以靴。”案时人亦不皆着履。《晋书·隐逸·陶潜传》：潜无履，王弘顾左右为之造履是也。为便于行走者恒着。《宋书·张畅传》：畅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为着？君且如此，将士云何？”畅曰：“戎陈之间，不得缓服。”《梁书·良吏传》：沈瑀为余姚令，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悉使着芒粗布。《陈书·沈众传》：众监起大极殿，恒服布袍芒是也。《梁书·处士传》：张孝秀尝冠谷皮巾，蹑蒲履，盖亦芒之伦。俭者亦着屐。《齐书·虞玩之传》：大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大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蒵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幼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大祖善之。夫亦可谓久矣。屐有齿，然遇崎岖之地，亦或去之。《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帝出兵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457蒺藜悉着屐，然后马步俱进是也。

《宋书·礼志》云：“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又云：“《傅玄子》曰：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又云：“魏武以天下凶荒，赀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通以为庆吊服。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着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国子、大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居士、野人，皆服巾焉。”又云：“徐爰曰：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也。古者有冠无帻，冠下有，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裁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冠者皆服之。”史臣案：“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制听尚书八坐丞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白帢低帻，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宫着乌纱峡；然则土人宴居，皆着帢矣。而江左时野人已着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员耳。后乃高其屋云。”案《吕览·上农》曰：“古者庶人不冠弁。”《仪礼·丧服注》曰：“庶人不冠爵弁，则冠素委貌。”《诗都人士正义》曰：“庶人冠缁布冠或玄冠。”盖惟行礼时或用之，平时则不。《释名》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巾以覆髻则曰帻，《说文》“发有巾曰帻”，《广雅》“帻，巾覆结”是也。《独断》曰：“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或以巾。”《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谓杨彪着布单衣皮弁以见，则虽单衣亦不用巾。《后汉书·蔡义传》：诏事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周书·崔彦穆传》：子君肃，解巾为道王侍读。《后汉书·逸民传》：韩康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并居士、野人服巾之证。《后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云：“巾，以葛为之，形如。”《玉篇》曰：“，帽也，绢，帻也。”则巾近于帽。《说文》云：“帽，小儿、蛮夷头衣也。”《书大传》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领者。”《注》曰：“冒，覆也。”《淮南氾论》曰：“古者有鍪而绻领。”《注》曰：“鍪，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盖冠弁等皆后起之饰，帽则诚所以覆头者。《宋书·舆服志》曰：“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说或附会，然《魏书·辛绍先传》，谓其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着垂裙皂帽，则帽确可以覆发。用无慊乎冠弁，而视冠弁为简易矣。去冠弁而着帽，抑可谓反古复始，变文从质者也。《释名》：“帻，迹也，下齐眉迹然也。”其制齐眉，故可掩额发矣。《北史·萧詧传》，言其恶见人发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担舆者冬月必须裹头，夏月则加莲叶帽，亦帽可覆发之证。然《隋书·崔赜传》：大业四年（608），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着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赜答曰：“谨案汉文帝已前，示有冠帻，即是文帝已来所制作也。”然则帻自景帝而有，初不待元帝矣。《通鉴》：齐明帝建武四年（497），魏主攻宛，宛城东南隅沟上有桥，魏主引兵过之，南阳大守房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于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注：“虎头帽者，帽为虎头形。”此与莲叶帽皆随时所制，足见帽之通行，为甚广也。

古三属之甲，此时亦稍变为直垂，是为两当，遂为后世所谓背子者之本，此亦犹衣裳之易而为袍衫也。《深衣释例》曰：“裲裆甲，一名裲裆衫，《宋书》薛安都惟着绛衲两当衫；案见《柳元景传》。《隋书·舆服志》：正直绛衫，从则裲裆衫是也。案当作《礼仪志》，直将军、诸殿主帅之服。考《宋史·舆服志》曰：大祖建隆四年（963），范质议云：《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裆，如袖，无身，以覆其膊胳。《释文》、《玉篇》相传曰：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谓之两当。请兼存两说，择而用之。今剧演将帅所被金银甲，即所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者也。裲裆甲古既称裲裆衫，安有无身之衫乎？刘孝标《乐府》：裲裆双心共一抹，袙腹两边作一襊。盖一当胸，一当背，故曰双心。属合两边，以固前后；又曰袙腹，则《广雅》所谓裲裆谓之袙腹也。”又曰：“《隋书·舆服志》：案亦当作《礼仪志》。诸将军侍从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装裲裆甲，一曰紫衫金装裲裆甲，一曰绛衫银装裲裆甲，盖外着裲裆甲，内衷紫绛衫，衫制短小，为裲裆之衬，尤便捷也。《南史·齐·崔慧景传》：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敬则，直以衫代裲裆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胫，分而为三，以组属之，故曰三属之甲。裲裆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于军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案《北史·阳休之传》：武定二年（544），除中书侍郎。时魏收为散骑常侍，领兼侍郎，与休之参掌诏命。齐受禅，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诏书脱误，左迁骁骑将军。文宣郊天，百僚咸从，休之衣裲裆甲，手持白棓。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义真服未？”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可见是时裲裆南北皆为武人之服。《石林燕语》曰：“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用背子。然须用上襟，腋下与背子垂带。余大观闲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则裲裆又变为文人之服矣。今之裲裆，北人谓之坎肩，吴语则谓之马甲，似犹溯其原而言之。然《说文》：无袂衣谓之，《三国·魏志·杨阜传》：阜见明帝披缥绫半袖，则裲裆之制，似又不始于武人。盖俗本有短袖或无袖之衣，武人乃放之制为衫，又因衫而制为甲耳。短袖无袖，动作最便，亦衣服变迁，趋于简便适用之一端也。

此时衣料，絮为最贵。齐大祖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已见第一节。《宋书·孝义传》：朱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孔凯宿，衣悉裌布。饮酒醉眠，凯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凯亦为之伤感。《晋书·孝友传》：王延，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蒲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梁书·良吏传》：孙谦，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布被缊袍。具见绵之难得。《宋书·孔琳之传》：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俟战陈，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惟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外；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案木绵未兴以前，欲以絮纩供举国之用，其势必不能给，此绵价之所以恒贵，况又有滥用之者乎？《魏书·焉耆传》云：养蚕不以为丝，惟充絮纩。458西域诸国，酷爱中国之缯帛，而焉耆养蚕顾不以为丝，亦可见絮纩为用之亟矣。

《陔余丛考》曰：“古时未有绵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绵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绵皂帐事，据史炤《释文》：木绵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碾去其硋取绵，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按史照《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绵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纻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绵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粤中木绵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绵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绵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绵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逮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元注：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绵皂帐，即是草本之绵所成，而非木绵树也。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绵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绵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案此说之不确，自不待辩。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元注：草绵亦名橦花。李琮诗：腥味鱼吞墨，衣裁木上绵。东坡诗：东来贾客木绵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绵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盖昔时绵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咏，其为罕而珍重可知。逮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案门生以南布送姚察，事见《陈书》察传。云：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着，止是麻布、蒲，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门生献媚，固事所恒有，然既明言不敢厚饷，则其物必非甚贵可知。《梁书·武帝纪》，称帝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亦以为俭德，非以为侈而能致异物也。《海南诸国传》云：林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狼牙修，男女皆以吉贝为干缦。婆利，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然则《扶南传》言：范寻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参看第十六章第四节。其所谓布，亦必吉贝所织矣。《渴槃陀传》云：衣吉贝布，则其流传已及西域。《晋书·王戎传》：南郡大守刘肇，赂戎筒巾细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十七史商榷》云：“筒中布名，《后汉书·王苻传注》引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作中是。”此亦绵布也。更证以《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为果、布之凑，布亦疑是绵布，459则其入中国实已久。然越五岭而北者卒少；即交、广亦罕事种植、纺织；固知文明之传播，自有其时，时未至不容强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为销金及织成，时遭禁止，已见第十九章第四节。《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注》云：“炫金，今之销金是也。”晋成帝咸康二年（336），石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着五文织成靴。案事见《晋书·载记》。《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广雅》曰：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则织成初来自西域，460而中国放为之也。切于民生日用者，绵、麻之外为毡，北人多用之。461《晋书·慕容熙载记》：熙将以慕容隆妻张氏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敝毡，遂赐死。《北齐书·赵隐传》：即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毡，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尚书令史。可见作靴无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御寒者。《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是也。《北史·文苑传》樊逊兄仲，以造毡为业，可见其为用之广矣。卉服，野人亦间有用之者。《晋书·隐逸传》：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魏书·逸士传》：郑修，少隐于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谓之黄油。张稷等弑齐东昏，以黄油裹其首，送诣石头。《通鉴注》曰：“黄绢施油，可以御雨，谓之黄油。以黄油裹物，表可见里，盖欲萧衍易于省视也。”《隋书·炀帝纪》：帝为晋王时，尤自矫饰。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黄油所为矣。《抱朴子》言其为囊可以盛酒，见第一节。则其制颇工矣。

虏起北方，本皆编发、左衽，故中国人号为索虏。其稍事改革，则起于道武之朝，而成于孝文之世。《魏书·礼志》：“大祖天兴六年（404），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孝文时议改服制，462蒋少游、刘昶等实与其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魏书·阉官·张宗之传》云：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此又参虏制作之一人也。《献文六王传》：高祖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任城王澄传》云：高祖还洛，引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着犹少于不着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欤？可令史官书之。”其改革之心，可谓至切。然制衣冠与伪大子询，询即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齐书·魏虏传》。出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魏书·自序》。齐文宣末年，亦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隋书·五行志》。彼其习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北齐书·王传》云：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可见左衽之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变也。褚之嘲魏人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即其放效中国时，亦不免南北杂糅，非驴非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初令百官执笏，见《纪》。《齐王宪传》：宪死时掷笏于地。似有志于放效中国。然建德三年（574）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见《纪》。《隋书·礼仪志》云：“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则其积习亦未能遽变。直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受朝露门，乃用汉、魏衣冠焉。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有处腥膻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书·李礼成传》言：周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从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当两民族相争之时，亦或视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从人，则寖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举所征服之族之习尚而尽变之。清人以酷法迫汉族剃发易服，盖为是也。齐王融言：“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日，犹巾褠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夫不获申其志于平日，而犹存其礼于婚丧之时，此亦清世明之遗民，所谓“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意欤？婚姻者人伦之始，丧葬者人事之终，于此而寄其微意焉，何其悲也？虏乃于此加以诛夷，其用心又何其刻也？谁谓浅演之族而不知猾夏哉？

晋世杜预创短丧之说，463为礼家一重公案，今于此附论之。预之议，因武元杨皇后崩大子应否终服而发。谓天子诸侯，事异士庶，不得以服丧而废事，当遵魏氏既葬而除之典，以心丧终三年，古谅阴即心丧之谓也。其说详见《晋书·礼志》。议礼之家，多以预为薄，甚且诋为名教罪人。然行礼者不惟其名惟其实，三年之丧，或可行于邃古，而必不能行于后世。何者，生活异，则人情因之而异也。观儒书言能行之者之少，而知其时之习俗，已不相容，况秦、汉而后乎？夫衰麻哭泣，丧之文也，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丧之实也，后世之士大夫，执亲之丧，孰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亦曷尝衰麻在身？较之杜氏谓天子犹当以心丧终三年者，为过薄矣，而敢议杜氏乎？即不论此，亦可行乎平治之世，而不可行于丧乱之时；可行于贵富之家，而不可行于贱贫之子。“不言而事行者，扶而后能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后能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儒家固自言之矣。《宋书·礼志》引《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此即墨者薄葬之论。儒家力攻墨氏，然事势所迫，却有同于墨氏而不自知者。《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魏氏东关之役，失亡尸柩，葬礼无期，遂不得不制令释服，使其子弟不废婚宦，《晋书·礼志》。江左亦不得不申明其制矣。见《陈书·儒林·沈洙传》。善夫！郑鲜之之言之也，曰：“求礼当先远大。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忘其身，况大丈夫哉？”《宋书》本传。夫亦安得因丧而废事也？

第四节　宫室

晋、南北朝之世，贵富之家，居室颇侈，而平民之居，则仍甚简陋。斯时之奢侈者：一为无道之主，及逾侈之贵族，竞营宫室、苑囿，一则贵族及士大夫之较有雅致者，经营园圃，是为后世园林之本。又佛教东来，寺塔亦大盛，别于论佛教时述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267），始营大庙，其侈，已见第二章第一节。大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大庙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梁又折。见《宋书·五行志》。《晋书·礼志》亦言其穷极壮丽。盖其规制过于崇闳，而营造之技，不足以副之，故其基址不能坚实也。孝武帝大元十六年（391），改作大庙，堂集方石，庭以砖。见《宋书·礼志》。此在当时，亦为已侈，皆武帝之作法于贪，有以启之也。偏方割据之国，如张茂、张骏、见第六章第二节。石虎、见第五章第二节。赫连勃勃、见第六章第九节。慕容熙；见第六章第八节。南北朝偏安之世，如宋孝武帝、明帝、见第九章第七节。《齐书·王俭传》云：宋明帝紫极殿，珠帘绮柱，饰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齐文惠大子、见第十章第一节。梁昭明大子以贤称，然史亦言其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庭馆。东昏侯、见第十章第六节。陈后主、见第十五章第二节。魏胡灵后、见第十二章第二节。齐文宣帝、见第十四章第二节。后主、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周宣帝；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皆盛营宫室、苑囿，其事已述于前，斯时之奢靡者，不独人主，即人臣亦多侈丽其居，甚至人主反爱乐之，足见其土木之功为已侈也。

士大夫寻常居宅，大抵为屋数十间。《晋书·山涛传》：涛死，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武帝为之立宅。《王沈传》云：沈素清俭，不营产业，帝使所领兵为作屋五十间。《良吏传》：鲁芝，素无居宅，武帝亦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合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述观之，可见士大夫居室之大概。其时亦有俭素者，如李重死，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裴佗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魏书·良吏传》。孙谦每去官，辄无私宅，常藉官空车厩居焉。464《梁书·良吏传》。鹿悆虽任居通显，而自无居宅，常假赁居止皆是。然此等人似不多，而务于侈靡者则不少。有专务壮丽，僭拟宫殿者：如晋齐王冏大筑第馆，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梁南平王伟，广营第宅，重斋步櫩，模写宫殿。北齐清河王岳，于城南造宅，高归彦奏其僭拟帝宫，制为永巷，惟无阙是也。《周书·韦夐传》：晋公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夐至宅，访以政事。夐仰视其堂，徐而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侈丽盖亦此类矣。而好经营园圃者尤多。465古苑囿率因山泽为之，虽占地颇广，而劳人力穿筑之事则不多。其诒祸于人者，不过如齐宣王之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讥其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又谓尧、舜既殁，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耳。其弊在乎弃地，而不在乎劳人也。晋、宋以后，官私苑囿，占地多者亦有之。如石虎欲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见第五章第二节。慕容熙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见第六章第八节。孔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围三十三里，含带二山皆是。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北齐书·阳斐传》：东郡大守陆士佩，以黎阳关河形胜，欲因山即壑，以为公家苑囿，此犹是古制之遗。《齐书·高逸传》：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谠言，谓贵势之流，货室之族，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其诒害亦不可谓不深。然私家之居，占地究不易甚广，故就田庐之地，加以经营者尤多。其苟完苟美如徐勉者，原亦未足为过。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然或踵事增华，则其所耗之人力物力，为不少矣。《晋书·会稽王道子传》云：嬖人赵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帝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大过，非示天下以俭。”道子无以对，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还宫，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尔必死矣。”可见其劳人之甚。然贵戚若嬖幸，如是者实不少。如《宋书·徐湛之传》：言其室宇园池，贵游莫及。《竟陵王诞传》，言其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刘勔传》，言其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恩幸传》言：阮佃夫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于宅内开渎，东出十余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齐书·刘悛传》，言其宅盛治山池，造瓮牖。世祖着鹿皮冠，被悛菟皮衾，于牖中宴乐。《南史·谢弘微传》，言其曾孙举，宅内山斋，舍以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孔珪传》，言其居宅盛营山水。齐衡阳嗣王钧往游焉。见《齐宗室传》。《武陵昭王晔传》：豫章王于邸起土山，列种桐竹，号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为乐。顾临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静，因以为称。”又问晔。晔曰：“臣山卑，不曾栖灵昭景，惟有薇蕨，且号首阳山。”可见诸王之邸，多有假山，道子之劳人，亦不足为异矣。《朱异传》言：异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朝来下，酣饮其中。又言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陈书·孙玚传》，言其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此等皆慕为雅致，而又极奢纵者。此外若梁南平王伟，见第十二章第六节。齐吕文度、茹法亮、吕文显等，见第十章第四节。其宅第之侈，并已见前。即隐沦恬退之士，亦多以此为务者。如戴颙，以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池，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书·隐逸传》。沈道虔，居县北石山下。道虔，吴兴武康人。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为立小宅。临溪有山水之玩。同上。刘慧斐，起家为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梁书·处士传》。裴之平，陈世祖即位，除光禄大夫，慈训宫卫尉，并不就。乃筑山穿池，植以卉木。居处其中，有终焉之志。《陈书·裴忌传》。张讥，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陈书·儒林传》。阮卓，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陈书·文学传》。皆是。雕梁画栋，自不如竹木山池之美，渐近自然。故虽帝王，亦顾而乐之。乃从而效之。如东昏侯芳乐苑，当暑种树，又刬取细草，来植阶庭；466见第十章第六节。陈后主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下亦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是也。北朝风气，亦与南朝相似。北海王详及赵修、茹皓之事，已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又如王叡子椿，史言其园宅华广。赵猛，史言其宅宇高华。薛谨之曾孙裔，史言其盛营园宅，宾客声伎，以恣嬉游。郑述祖，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北史·郑羲传》。夏侯道迁，于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园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李元忠，园庭之内，罗种果药。亲朋寻诣，必留连宴赏。段孝言，时苑内须果木，科民间及僧寺备输，悉分向私宅种植。殿内及园中须石，差车从漳河运载，复分车迥取。皆可见其好尚所在。茹皓之所经构，为魏世宗所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齐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河南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矟于舟上，数集诸王，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其上下相师之情形，亦与南朝同也。《宋书·五行志》云：晋武帝大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圃，可见经营园圃，实为当时普遍之好尚。居宅与园圃相连，则空气清新，且可略知稼穑，诚为有益之事，惜为之者多富厚之家，遂致踵事增华，重劳人力，有失初意也。

别业之本，既系园圃，故其地之广者，仍可种植以获利。《北史·献文七王传》：广陵王羽之子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又《庾岳传》：置相州，拜岳为刺史。邺旧有园池，时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进御，吾何得先尝？”《周书·萧大圜传》：大圜尝云：“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甽。”皆其证也。《王思政传》：思政尝被赐园地，出征后家人种桑果，及还，见而怒曰：“匈奴未灭，去病辞家，况大贼未平，何事产业？”命左右拔而弃之。此固不失武士之风，然孳孳为利固不可，以暇从事于种植，亦未必遂为小人之事也。

因务广居宅，遂有侵夺官私之地者。467齐王冏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万数。宋孝武帝使有司奏竟陵王诞云：以广拓宅宇，地妨艺植，辄逼徐湛之遗孤，顿相驱徙。又缘溪两道，积代通衢，诞拓宇开垣，擅断其一，致使经途壅隔，川陆阻碍。又以临川武烈王道规，庙居宅前，固请毁换，诏旨不许，怨怼弥极。孝武之杀竟陵，固非以其贪纵，然此等罪状，则众目昭彰，非可虚构也。《晋书·贺循传》：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讼于州府，皆不见省。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闿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此事可谓不法已极。贺循一耳，张闿正多，民之不得安其居、保其业者，盖不少矣。《魏书·高道穆传》：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季世哲，尚书令崇之子，贵盛一时，多有非法。逼买民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悉毁之。然不闻其于所逼买之宅，迫使还民也。又梁临川王宏、魏北海王详及赵修，咸有占夺民地之事，已见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五节。民间屋宇，多为草舍。468宋明帝陈贵妃，家有草屋，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晋书·桓冲传》：冲子嗣，为江州刺史，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孔愉传》：出为会稽内史。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候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江逌传》：苏峻之乱，屏居临海，绝弃人事。翦茅结宇，耽玩载籍，有终焉之志。《儒林传》：范宣，家于豫章。大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文苑传》：罗含，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布衣蔬食，宴如也。《宋书·臧焘传》：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餐，不改其旧。《孝义传》：何子平，所居屋败，不蔽雨日。兄子伯兴，采伐茅竹，欲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以母未葬。《隐逸传》：孔淳之，草屋蓬户。《梁书·陆倕传》：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裴子野传》：无宅。藉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陈书·马枢传》：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卑辞厚意，令使者邀之。王别筑室以处之。枢恶其崇丽，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焉。《南史·刘善明传》：所居茅斋，斧木而已。《刘传》：兄弟三人共处。蓬室一间，为风所倒，无以葺之。怡然自乐，习业不废。《贺琛传》：幼孤，伯父玚授其经业。初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玚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草屋数间。《胡叟传》：叟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此等皆士大夫之家，而犹如此，细民自不必论。《宋书·王玄谟传》：玄谟之围滑台，城内多草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魏书·甄琛传》：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定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廛，草茅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隋书·高颎传》：上尝问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可见南北皆多草舍。《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言：“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469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是则公家苛政，亦有阻民修筑者。然以大体言之，则其时生活程度，固只如此也。农家之屋，亦有必须草覆者，如《齐民要术·作豉篇》言：“屋必以草盖，瓦则不佳。”是也。然右所引者，多为人居。《南史·陆澄传》：王俭尝问澄曰：“崇礼门有鼓而未尝鸣，其义安在？”答曰：“江左草创，崇礼门皆是茅茨，故设鼓，有火则扣以集众，相传至今。”可想见北人东渡时之情形矣。

营造之材，仍以土木为主。观道子山由版筑，萧嶷亦于邸起土山可知。桓嗣以茅茨代版檐，而以版付船官，则时材木似颇难得。470梁大宗幽系之后，无复侍者及纸，471乃书壁及板障，472为诗及文数百篇。《通鉴注》云：“柱间不为壁，以板为障，施以丹漆，因谓之板障。”大宝二年（551）。此制恐不能多。观《魏书·杨播传》言：播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见第十七章第二节。不言障之以板可知也。《周书·王罴传》：授西河内史，辞不拜。时人谓之曰：“西河大邦，俸禄殷厚，何为致辞？”罴曰：“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朝贵营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办，力所不堪若科民间，又违法宪，以此辞耳。”西河材木，不必甚多，其为京洛所取资，盖以其相去之近。真饶于材木者，必在偏僻之区。如《南史·隐逸传》言：邓郁隐居衡山，立小板屋两间；《齐书·氐传》言：仇池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是也。《北史·张耀传》：天平初，迁邺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关经构。耀清直素着，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诏从之。《周书·若干惠传》：大祖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亲老矣！何时办此乎？”大祖闻之，即日徙堂于惠宅。所以不恤劳人，屡事迁徙，似亦以材木难得故也。

当时能为窟室者颇多。《晋书·隐逸传》：孙登，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登汲郡共人。张忠，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服气，餐芝，饵木，修导养之法。其居依崇严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郭瑀，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瞿硎先生，大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窟室。《宋书·武三王传》：南郡王义宣反问至，其子恺，于尚书寺内着妇人衣、乘问讯车投临汝公盖诩。诩于妻室内为地窟藏之。事觉，收付廷尉。诩伏诛。此等似因其时之人，遦穿地窖而然。虏大官有八十余窖，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高颎言江南储积，多非地窖，则北方地窖正多。此滑台之围，所以能于造次之间，撤草屋而为窟室也。《魏书·奚斤传》：父箪，有宠于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骝，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养于窟室。箪闻而驰往取焉。则北方之人，并有为窟室以养马者。又《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之孙弼，入嵩山，以穴为室。此则自然洞穴，不待开凿者。盖当时人民，亦本有穴居者也。

其时民居，又有极简陋者。《魏书·封回传》：除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473回下车，勒令别处。其俗遂改。此必因屋少而然也。《北齐书·神武帝纪》言：帝从尒朱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及得志，以其宅为第，号为南宅。虽门巷开广，堂宇崇丽，其本所住团焦，以石垩涂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时遂为宫。团焦盖极简陋之室，其营造如何，何以名为团焦，则不可知矣。北人多居毡帐，有极大者。《颜氏家训·归心篇》云：“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可见毡帐之大，能容千人也。474

民居虽甚简陋，贵人所用营建材料，却有极贵者。琉璃之贵，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而东昏侯诮武帝兴光楼何不纯用琉璃，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南方室屋，亦有用琉璃者，即兴光楼亦颇用之矣。《晋书·外戚传》言：王恺用赤石脂泥壁。《宋书·百官志》言：明光殿以胡粉涂壁，475画古贤烈士。以丹朱色地，谓之丹墀。东昏侯涂壁皆以麝香。亦见第十章第六节。王肃之归虏，虏为起宅舍，亦以香涂壁。此等皆妄为奢侈，无益实际者也。

时所营构，有甚高者。魏明元帝起白台，高二十余丈，见第八章第二节。亦见《本纪》泰常二年（417）。齐文宣营三台，476构木高二十七丈，见第十四章第二节。《梁书·处士传》：陶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馆。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北史·崔辩传》：辩曾孙弘度，膂力绝人。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累转大都督。时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令弘度从焉。尝与训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477俯临之。训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掷下至地，无所损。训大奇之。此楼亦必不止一层也。

虏起朔方，本非居国，故昭成欲定都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而平文后尼之，事见第六章第三节。道武再兴，始于平城附近筑城郭，立市里，起宫庙。又营台观苑囿，穿池引渠。所至之处，又多建离宫。自此至孝文迁洛之前，仍世皆有增造。其事具见《本纪》。然平城规制，实尚简陋，观第十一章第二节所引《齐书·魏虏传》可知。《魏书·莫含传》：含孙题，大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宜。题久侍颇怠，赐死。足见其规模离邺、洛、长安犹远也，而劳民则已颇甚。《高允传》：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大祖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工，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其所损废，亦已多矣。”虏之滥用民力，可以见矣。孝文迁洛，用蒋少游等以司营造，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然其事实未大成。《魏书·大武五王传》：广阳王建闾之子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478四旬而罢，即此事。是至世宗之时，坊里之制，犹未备也。《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479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李崇传》：崇于肃宗时上表曰：“窃惟皇迁中县，垂二十祀。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营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工。墉堞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又府寺初营，颇亦壮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膳，厅宇凋朽，墙垣颓坏，皆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三时农隙，终此数条。”则洛邑工程，不徒未完，且寖有毁损矣。迁邺之役，尝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见《魏书·孝静帝纪》。

度地居民之法，在营建新都时易，而因旧则难，以新都一切皆出新构，无毁旧之足惜；又地皆在官，易于措置也。晋、南北朝之世，在官廛里，似已不如汉代之多，故赐宅之事较少，480如裴子野之藉官地以造宅者，不多见也。亭传亦已芜废，故行旅或一时无宅者，不复能如汉世之藉寓，而多以佛寺为栖托之所，481如李翥，晚节贫无居宅，寄止佛寺；见《北史·李义深传》。侯景平后，萧大圜归建康，寓居善觉佛寺是也。参看本章第六节，及《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四节。好兴土木者虽多，然皆徒为私计，罕能为地方为人民计者。《梁书·良吏传》：何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此等人不易多觏矣。482

主营造之事者，历代各有其职。《宋书·百官志》云：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将军。又罢左校令。令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此南朝司空之职也。《北齐书·高隆之传》：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周书·窦炽传》：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此皆随事设职。受任之人，亦颇有克举其职者。蒋少游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南史·崔祖思传》言：少游之至，祖思从弟元祖欲留之，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魏书·李业兴传》言：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就求之，披图按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则当时司营造者，已能先立图样，483按图从事矣。高隆之之为营搆大将军也，史称其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硙，并有利于时。可谓颇有缔造之才。《魏书》言王遇性巧，强于部分。世宗初，兼将作大匠。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大后墓园、大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此亦强干之材。然使此等人主持工事，往往易媚上而虐下，亦不可不知也。

公家功力，往往为私人所占用。如《南史·恩幸·綦母珍之传》言：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其一事也。晋武帝为王沈、鲁芝立宅，皆使军人；文惠大子起苑东田，亦役宫中将吏，见第十章第一节。似能以兵代民役，然劳民之时卒多。484《魏书·成淹传》云：于时宫殿初搆，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合高允谏高宗之语观之，而知运转之弊已探，构造之艰，可勿论矣。而于劳民逞志之外，又或为嬖车而役民，如《赵修传》言：修以罪徙之后，“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是也，其厉民亦可谓深矣。

室屋固多版筑，即城郭之作，用砖石者亦少，485李崇谓洛都城隍阙砖石之工是也。然砖石之工，亦不必较版筑为固。《宋书·臧质传》言：虏攻盱眙，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此阿利蒸土筑城，所由自诩其固也。见第六章第九节。《齐书·州郡志》言：宋自淮北没虏，青州寄治郁州。刘善明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累石为之，可见石城转不逮版筑之坚已。其用力则当较版筑为省。《南史·梁宗室传》：长沙王业，历位南兖州刺史，运私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盖亦以其劳民者浅也。

中国长城之修筑，凡有数期。大抵北边安静时，无事于此，如清代是也。有大敌时，亦无事于此，以其不能恃此以御之也，如汉、唐之世，匈奴、突厥方张之时是也。惟有小小寇贼，释之不可，防之不胜其劳，则长城之修筑急焉。五胡乱后，北方较大之部落，多已侵入中国，所遗皆零星小部。诸胡侵入中国后，浸失其轻悍之风，向之好侵扰人者，今转虑人之侵扰，而修筑长城之事起矣。486《魏书·本纪》：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天象志》云：以备蠕蠕也。是为魏修长城之始。大武帝真君七年六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乃罢。其时盖吴声势方盛，盖虑蠕蠕乘机入塞，故以是防之也。大武屡出塞击敌，于长城相须尚不甚殷，至孝文迁洛以后，而情势又异矣。其时高闾上表曰：“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之地，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宣武帝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恒、代。诏源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征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怀旋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表》曰：“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远遁，中国以疲。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代表诸蕃，比因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观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怀传》云：“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案魏于六镇，所集兵力甚厚，而仍不能无藉于长城，可见长城之于备御，为用甚宏。故至南北朝之末，东西分争，北戎是惧，而其功愈亟。孝静帝武定元年八月，齐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明年（544）十月，复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履，莫不严固。皆见《北齐书·神武纪》。文宣天保三年（552）、六年（555）、八年（557）修筑长城，已见第十四章第二节。与其事者，有元景安、赵郡王叡、卢询祖、张纂、阳斐等，皆见《北齐书》本传。后主天统中，斛律羡为幽州刺史，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作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于翼传》云：大象初，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凡以防侵轶而省戍逻也。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所发者为南汾州胡，见《韦冲传》。三年三月，城榆关。《长孙晟传》云：开皇元年（581），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榆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突厥传》云：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崔仲方传》云：高祖受禅，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561），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此时之情势，尚与周、齐时无异。其后突厥因乱，为中国所绥服，故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之后，皆二旬而罢。遂无复劳役焉。及炀帝世，乃复有修筑之举。大业三年六月，帝幸榆林，朝启民。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史言其死者十五六。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五行志》言其时百姓失业，道殣相望焉。此时中国全盛，欲绥服突厥，自有其长驾远驭之规，初不必劳民以事修筑。《宇文恺传》言：长城之役，诏恺规度，恺固善为侈大，以逢君之恶者。而贺若弼、宇文、高颎，皆于是时见杀，苏威亦于是时免官。诸臣之获罪，夫固别有其由。然《弼传》云：弼以飨启民大侈，与颎、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伏诛。《传》云：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竟坐诛死。《颎传》云：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大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威传》云：颎、弼等之诛，威坐与相连免官。则诸人之获罪亦不能谓与修筑长城，全无关系。盖徒慕为侈大之规，而于实际有无裨益，则初非所计也。

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故义宣之败，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史记之，以为罕有之事，见《宋书》本传。而胡床尤盛行。487《晋书·戴若思传》言：若思少好游侠，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张重华传》言：谢艾与麻秋战，下车据胡床，指挥处分。《秃发利鹿孤载记》：吕纂来伐，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锐，进度三堆，三军扰惧。傉檀下马据胡床而坐，众心乃安。《梁书·杨公则传》：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韦放传》：高祖遣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帅师会之。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三百余人。众请放突去。放厉声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魏军遂退。放逐北至涡阳。《王僧辩传》：围陆纳于长沙。僧辩出坐垄上。贼党吴藏、李贤明等率锐卒千人奄出，蒙楯直进，径趋僧辩。带甲从者，止百余人。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南史·梁本纪》：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觇人还告曰：“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柳世隆传》：沈攸之先大军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是虽军旅之际，亦恒携胡床也。是时众人共处，胡床盖惟尊者据之。故齐武帝在东宫宠张景真，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大子。《南史·荀伯玉传》。魏孝武帝与齐神武搆衅，使温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北齐书·神武纪》。然此特体制所限，苟其不然，则几于无不用之者。张镜与客谈，颜延之取胡床坐听。《南史·张裕传》。刘献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可谓造次不离矣。《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兄子粲，为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曰：“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然则虽祀神，犹携胡床以行矣。《晋书·王猛传》：猛少贫贱，以粥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不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隋书·尒朱敞传》：彦伯子。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尒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于大街，见童儿群戏者。敞解所着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初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三年，乃资而遣之。此二事均不足信，然可见时人之所想象，虽深山僻壤，亦有胡床也。《晋书·五行志》谓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见第一节。信不诬矣。《通鉴》胡三省《注》曰：“胡床，即今之交床。隋恶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倚是也。”梁武帝大通元年（527）。今日举国皆用桌椅之风，实成于是时，此亦中外文化交相融洽之一端也。

第五节　葬埋

厚葬之弊，至秦、汉之世而大著，故自后汉以来，薄葬稍成为舆论。至魏武、文二帝，乃大革其弊。488晋世亦因仍之。《晋书·礼志》云：“魏武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又自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也。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本纪》又云：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皆遵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267），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大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案江左惟元帝葬其子琅邪悼王焕，颇失之侈，焕年仅二岁。事见《晋书》本传。又《江逌传》：穆帝崩，山陵将用宝器，逌谏曰：“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大妃罔己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书奏，从之。则康帝之葬，亦稍违礼，此外无以泰侈闻者。南朝淫侈之主虽多，亦未闻有厚葬之事。不可谓非经验所积，自然之革进也。又《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月，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宋书·礼志》作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其后宋宣大后陵，虽移徙禁内坟瘗，然给其葬直，蠲复家丁，亦与前代之肆行扰累者异也。见《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467）。

北方僭伪诸国，其葬有颇侈者。如刘曜之葬其父妻，见第五章第一节。慕容熙之葬其妻是也。见第六章第八节。《吕纂载记》言：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则张氏之葬亦颇侈。盖由地接西域，多宝物使然。后魏文明后以侈靡称，然其葬尚未甚泰，《后传》载孝文帝诏曰：“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揜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命”云云。而胡灵后葬其父母甚侈，则以其智识又不及文明后也。见《魏书·外戚传》。魏、周、齐三朝，周人于中国之文化，最能了解，故其葬亦最俭，观周明帝、武帝遗命可知。胡人处中国，多有自疑之心，乃为虚葬之法。《晋书·石勒载记》言：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牢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勒死，亦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慕容德载记》云：德死，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宋书·索虏传》云：死则潜埋，无坟陇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然则虚葬实为诸胡成法矣。齐神武之死，亦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通鉴》梁武帝大清元年（547）。欺人自欺，究何益哉？

《晋书·礼志》云：“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222），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489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文帝陵。一谒峻平陵，景帝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复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王导传》：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导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戚。由是诏百官拜陵，自导始也。案此可谓非礼之非礼，抑其僭亦甚矣。导之恣睢偃蹇，备见第四章第四节，其为此，所以示小忠小信邪，抑仍率其恣睢偃蹇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穆帝时，褚大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曰：今虽权制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烦黩无准，非礼意也。安帝元兴元年（402），尚书左仆射桓谦奏：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惟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宋书·礼志》曰：“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武帝陵。复汉仪也。世祖、大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文帝陵。案墓祭最为非礼，而自魏、晋至宋，终不能尽革，可见有其举之，正之正不易矣。魏武终令曰：“《周礼》冢人葬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宋书·礼志》。此本于礼有据，然《晋书·刘毅传》言：毅子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则于礼有据之事，转以启非礼之渐矣。皆过重茔墓之风，有以启之也。

守墓之风，汉世极盛，魏、晋来亦稍衰，然犹有行之者。《魏书·王慧龙传》言：宋文帝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舍之。及慧龙死，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此或出于意气感激之私，不可以常理论。《周书·孝义传》：荆可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可家旧墓，茔域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余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此则近于矫伪矣。又《柳霞传》：《北史》作柳遐。萧詧莅雍州，选为治中。寻迁别驾。及詧于襄阳承制，授霞吏部郎、员外散骑常侍。俄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闻喜县公。寻进位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我，霞乃辞詧曰：“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大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惟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雾，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詧重违其志，遂许之。夫詧之于霞，恩顾不为不厚，而竟违之于流离颠沛之中，臣节岂云无缺？此亦重视坟墓大甚之弊也。490

因时直非常，遂有所谓招魂葬者。观议礼之家，多以为非，而知重视形魄，不应过甚矣。《晋书·东海王越传》言：裴妃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又改葬于丹徒。案古人未尝不重形魄，读《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可见。谓形魄不足重者，盖一二哲人之见。然法古者固当法哲人，不当法流俗也。《晋书·五行志》云：“孝武晏驾，而天下骚动，刑戮无数，多丧其元。491至于大敛，皆刻木及蜡，或缚菰草为头。”夫非其形体，又何藏焉？乃若所为，则并亡其躯者，又可制刍偶以代之欤？其惑亦甚矣。又代北之俗，兵死者不入墓域。隋文帝仁寿元年（601），为之下诏，谓其“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又曰：“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案禁兵死不入墓域，盖谓先人之灵，恒栖丘陇，恶见子孙之伤残，与汉人受刑者不上丘墓，张猛不欲其头过华阴历先人之墓同，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亦重视形魄之见也。

以骨肉归复于土，魂气则无不之之义言之，客死者原不必归葬。魏孝文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迁北，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未为非义也。然世俗则多重归葬。《魏书·孝感传》：赵琰，天水人。初为兖州司马。转团城副将。还京，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尝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又齐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汉中，母丧，因殡彼。后青、徐归国，遂为隔绝。承宗性至孝，万里投险，偷路负丧还京师。张谠之死也，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后父丧得葬旧墓，乃还属清河。《北史》本传。《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直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家道困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旁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又曰：“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自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惟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其言未尝不达，然因不得归葬，创痛之情，终溢于言表焉。中国士大夫之见解如此，虏所由以必葬桑乾胁之欤？492《魏书·王慧龙传》：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没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韩延之传》云：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延之固忠义之士。慧龙，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其人亦尚非全无心肝者流。盖以家难不得已而臣虏，尚未自绝于中国者。其乞葬河南之语，特其饰辞。延之之言，其为假托，尤显而易见。盖皆不欲葬北者也。虏岂易欺，度其必葬桑乾之法，本亦不能尽行耳。然为所牵制者必多矣。此法盖所以胁中国之士夫不敢叛之，并不能舍之而去也。然后来孝文之所以胁其族人南迁者，亦正是法也。南迁而鲜卑之亡也忽焉矣。天道好还，讵不信欤？

合葬之法，亦为使人必求归葬之一端。493宣王终制，既云后终者不得合葬。皇甫谧作《笃终论》，亦云：“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魏子建疾笃，顾敕二子曰：“吾生平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惟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祔合。”《魏书·自序》。此已非流俗之见，然虽不祔合，而仍必同茔域，则仍无补于客死者之必求归葬也。况流俗之见，尚有不以同域为已足者乎？《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六年十月，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此所以顺民心，即可见民间求合葬之切矣。周、齐之分隔也，裴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陇，遂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保定三年（563），迁绛州刺史。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柩西归，竟得合葬。文举私痛，齐人何与焉？盖特贪其重募，而裴氏子孙，乃妄为之辞耳。

厚葬之事，既已靡财，又因贫者慕效，至使停丧不葬，其诒害实为甚巨，故历代多有禁令。齐永明七年十月，诏曰：“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其一事也。《晋书·冯跋载记》：跋下书曰：“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则虽偏方之主，亦知之矣。一时士大夫，能为薄葬之论，若豫立终制，敕子弟遵奉者亦不少，并有生以侈闻，殁亦知遵俭德者。如夏侯湛，史言其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殁，顾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是也。厚葬之无益于亡者，夫固中人知之矣。然俗之既成，能自拔者卒少。《魏书·高允传》：允条列时事，言：“今国家营葬，费捐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宋书·索虏传》云：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494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元孝友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殁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垅，盛饰祭仪，隣里相荣，称为至孝。”其上下波靡之情形，可以想见。王濬，功名之士也，而其葬也，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刘昶，奔亡之余也，而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张缅母刘氏，以缅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兄将葬，邻人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以亡者余物为家财邪？”《齐书·孝义传》。此即君子不家于丧之义，其人实非流俗，然犹兢兢于营墓，况其下此者乎？《魏书·外戚传》，讥高肇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瘞，此当时士大夫之舆论，而史家采之者也，其识乃出冯跋下矣。以厚葬为孝，已为识者所非，况又有如赵修之徒，焜耀道路，伤风败俗者哉？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附棺、附身之物，求其必诚必信，固为礼之所许，然踵事增华，终必至于以死伤生而后已，故其激者，乃欲并衣衾棺椁而去之。皇甫谧《笃终》之论曰：“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实时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蘧蒢，芦。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蘧蒢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495《南史·刘歊传》：大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509）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从素若申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此子孙不能奉行遗制，而藉王命以断之者也。然如是之制，能行之者已少矣，固知变俗之难也。

衣之与棺，所以防狐狸之食，蝇蚋姑之嘬，故曰毋使土亲肤。形魄既终归于地，则如是亦足矣，不必更厚为之隔也。王祥遗令，谓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实协于理。颜之推欲还葬其父母，豫于扬州烧砖，盖亦以扬都下湿之故。亦《终制篇》中语。杜预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小山，皆用洛水圆石，已非达者矣。然吴逵葬其家十三丧，夜烧砖甓，王彭营葬父母，乡里亦出夫力助作砖；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以砖甓葬者极多。496《周书·孝义传》：皇甫遐遭母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后于墓南作一禅窟。阴雨则穿窟，晴明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高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道，可容百人。吴逵、王彭固贫士，遐亦累世寒微，而其所为如是，当时营葬之厚，诚非今人所能想像已。

其更侈于此者，则为石室、石兽、碑铭之属。所费既广，且易开虚美之风，长导谀之习，故历代亦有禁令。497《宋书·礼志》曰：“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大将军参军大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又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318），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隋书·礼志》曰：“梁天监六年（507），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惟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惟记名位，似无虚美之嫌，然事易寖离其本，为防微杜渐计，似仍以一切断之为得也。

厚葬既终不能革，故发掘之事，亦终不能绝。《晋书·张方传》言：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发哀献皇女墓。《王机传》言：杜弢所在发墓。《石季龙载记》言：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苻丕载记》：丕左丞相王永檄州郡，言姚苌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陈宣帝罪状薛安都之诏曰：“椎埋发掘，毒流泉壤。”《南史·刘杳传》言：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田益宗归魏被代，表言代者毁发坟墓，露泄枯骸。此皆在兵乱之际者，然平时亦所不免。《晋书·何充传》：充为会稽内史，以墓被发，去都改葬。《齐书·周山图传》：山图为淮南大守，有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高祖十二王传》，又言有盗发温女冢者。《陈书·世祖九王传》言：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北史·齐本纪》言：文宣帝死，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得珠襦玉匣，帝珍之，还以敛焉。《周书·贺兰祥传》言：荆州境多古墓，其俗好行发掘。498此皆在平时者也。甚有以贵人而躬椎埋之行者。《宋书·前废帝纪》，谓其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领之，其说不知信否。《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言其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府内，则说必不诬矣。《南史·齐宗室传》：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有欲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萧斅颖达第七子。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此亦叔陵之类也。《魏书·高宗纪》：大安四年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其刑可谓甚峻。《宋书·桓护之传》：护之伯父之子阆，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齐书·孝义传》：朱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其父昭之假葬之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杀幼方。其相报亦可谓甚惨。然椎埋者踵相接也。故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也。”

以发掘报怨、肆毒者，亦时有之。《魏书·毕众敬传》言：众敬为申纂所恨。会有人发众敬父墓，众敬疑纂所为。其弟众爱，乃亦遣人密至齐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此已为非理。鲁爽与弟秀南奔，魏毁其坟墓；北齐文宣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此则更尸帝王之名，而同盗贼之行已。其尤堪发指者，则为隋文帝纵王颁掘陈武帝墓事。颁者，僧辩之子，其父固叛国当诛者也。颁仕周，后从韩擒虎灭陈。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或曰：“郎君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陇，斫榇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曰：“某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主。王表其状。高祖曰：“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问。天下有此义欤？武帝奋身以保中国，而国之人不能保其封树，是则中国民族之耻也。

中国人素重埋葬，实则弃尸不葬者甚多。此与其日言上天好生，父杀子为极恶，而生子实多不举同理。生计所迫，固非空言所能挽也。《汉鼓吹铙歌曲》曰：“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宋书·乐志》。可见战死不葬者之多矣。梁武帝中兴元年十二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亦同此科。”陈宣帝大建五年四月，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并令埋掩。魏显祖皇兴二年十二月，诏敕郡县：张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瘗之。此等似极宽仁，然文诰不必其能行也。诸臣能收瘗战骸，若围城中积尸者，亦时有之，如梁之韦叡、《梁书》本传云：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叡料简隐恤，咸为营埋。于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业，百姓赖之。安成康王秀，《梁书》本传云：为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魏之李神俊皆是。《魏书》本传：为荆州刺史。萧衍遣将曹敬宗来寇，攻围积时。又引水灌城，不没者数版。诏遣都督崔暹，别将王罴、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时寇贼之后，城外多有露骸，神俊教令收葬之。然如侯景聚尸而焚之之事，终在所不免，《梁书》本传：初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其势固有所不给也。此外凶荒、《齐书·本纪》：东昏侯永元元年七月，京师大水，死者众。诏赐死者材器，并振恤。《梁书·萧景传》：为南兖州刺史。会年荒，死者给棺具。《始兴王憺传》：为荆州刺史。天监六年（507），州大水。分遣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魏书·高祖纪》：大和五年四月，诏时雨不沾，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世宗纪》：景明三年二月，诏阳旱积时，农民废殖，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正始三年五月，诏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肃宗纪》：神龟二年二月，诏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可敕内外：掩胔埋骼。冀、瀛之境，往往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葬。《孝静帝纪》：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瘗骸骨。三年十一月，诏尚书：可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邢陉、滏口所经之处，若有死尸，即为藏掩。案遇旱则敕瘗埋，盖为魏氏之故事，然此等循例之文诰，亦多成具文而已。疾疫之际，《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孝武帝纪》：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犹众，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梁书·止足传》：顾宪之，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此良吏之真能从事掩埋者也。贫弱无依之徒，《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二月，诏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殁无敛槥。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赙赠之科，速为条品。以及犯法身陷牢狱者，《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九月，诏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椟，葬埋之，不得暴露。或死而未葬，《齐书·高帝纪》：建元元年六月，诏曰：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凋损，或枯骸不收，毁榇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氏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周行，离门外三十里为限。其余班下州郡。无棺器标题者，属所以台钱供市。按此诏所该，可谓甚广。或葬而见发者，《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正月，诏京师二县，有毁发坟陇，随宜修理。咸蒙特下明诏，或则遣使分行，《周书·明帝纪》：二年六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风俗，掩骼埋胔。按其时奉使，以此为诏条者甚多。《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还见汲郡城旁多骸骨，移书州郡，令悉收瘗，则不奉诏条者，亦或以便宜行之矣。甚有人主亲见，驻跸掩埋者。《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八月，幸西宫，路见坏冢露棺，驻辇殣之。其于士卒，尤多致恩意。《晋书·姚兴载记》：兴下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所亲，为之立后。《南史·梁武帝纪》：中兴二年正月，辛卯，令义师临陈致命，疾病死亡，并加葬敛，收恤遗孤。《陈书·世祖纪》：天嘉五年十二月，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并给棺槥，送还本乡，并复其家。《宣帝纪》：大建二年三月，诏讨周迪、华晈已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命收敛。并给棺槥，送还本乡。《魏书·裴骏传》：子宣，世宗时上言：“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案此等政令，皆有要结之意，非尽出于仁心也。然暴骨榛莽之象，卒仍随处可见，病源自别有在，夫岂小惠所能拯乎？

殉葬之风，中国久绝，而代北则犹有之。499《魏书·叔孙建传》：子俊卒，大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荣，殁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缢而死。遂合葬焉。《王洛儿传》：洛儿卒，大宗鸩其妻周氏，与合葬。亦可谓野蛮矣。

后世所谓堪舆之学者，晋以后渐盛。《廿二史札记》云：“古人但有望气之法。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然《后汉书·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晋书·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500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灵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筮，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又璞所著书，载其灵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诛、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邪？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灵文往相之。灵文先给事齐高，乃诡白：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案《南史》：相墓者又云：当出失行女子。顷之，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随人逃去。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富阳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大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其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案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案郭璞事见于史者，又有《南史·张裕传》。云：初裕曾祖澄，尝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又《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可兴矣。”案此说亦与望气相夹杂。《南史·毛喜传》：言喜以母忧去职，陈宣帝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上亲与缅案图指画，其见重如此。此皆相墓之术见于史，而为赵氏征引所未及者也。又《晋书·羊祜传》言：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时长吏丧官，后人恶之，多毁坏旧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书下征、镇，普加禁断。《魏舒传》：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宋书·王僧绰传》：初大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僧绰尝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筑，未及居而败。此后世所谓阳宅者，以是占吉凶，其术亦盛于晋、南北朝之世矣。501《晋书·艺术传》：韩友能图宅、相冢；《北史·艺术传》：陆法和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皆兼是二术者。《隋书·经籍志》：五行家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五姓墓图》一卷。又云：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四十五卷，亡。观其卷帙，南方远多于北方，则知其术南盛于北。此最为世所附会之郭璞，所以亦在南方欤？又有庾季才《地形志》，一家之中，两见著录，前作八十七卷，后作八十卷。盖系重出，而卷帙之数，传写有讹。季才以术数名家，所论者或不止一人一家之事。以地运推国家兴废，古来本有是说。江陵洲满百出天子，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晋书·索靖传》：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齐书·州郡志》：益州，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桥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硕有术数，见之曰：“洲生近市，当有贵王临境。”永明二年（484），而始兴王为刺史。皆其说之可考者也。又《魏书·阉官传》言：刘腾以正光四年三月死。腾之初治宅也，奉车都尉周特为之筮，不吉，深谏止之。腾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听事甫成，陈尸其下。则北方占宅之吉凶者，尚并用卜筮，不尽恃今所谓堪舆之术也。

今所谓堪舆之术之兴，实缘廛里茔墓，皆无定地。去古寖远，一切度制，皆稍废坠，不徒冢人之职无存，如汉人之丛葬北邙者，亦不可复见矣。陪陵之制，兆域实有定地，然其所及者有限。当时又以墓地赐其臣，如晋武之于鲁芝，所赐乃至百亩，则益风其下，使之侈于营葬耳。《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十二月，诏曰：“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冯，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以西，拟为九原。”502此举颇得古司空度地之意，惜乎后世知此义者甚少，而在当时亦未必能行也。

第六节　交通

《廿二史考异》云：“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按古制：乘车、兵车、田车，皆曲辕驾驷马，惟平地任载之车驾牛，乃有两辕，《考工记》所谓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者也。牛车本庶人所乘。《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则汉初贵者已乘之矣。晋时，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画轮车皆驾牛，则并施于卤簿。《隋书·阎毗传》言：属车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晋至隋，属车皆驾牛也。《石崇传》：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王衍传》：衍引王导共载，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王导传》：导营别馆以处众妾，妻曹氏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驱牛而进。《世说》：刘尹临终，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祷久矣。《南史·刘瑀传》：与何偃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御精，所以疾耳。《徐湛之传》：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朱修之传》：至建业，奔牛坠车折脚。《刘德愿传》：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来至数尺，打牛奔从柱前直过。《梁本纪》：尝乘折角小牛车。《萧琛传》：郡有项羽庙，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祠，以軶下牛充祭。《北史·高允传》：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彭城王勰传》：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伤，人挽而入。《北海王详传》：宣武之亲政，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召入，共乘犊车。《常景传》：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邺。《元仲景传》：兼御史中尉，每向台，恒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尒朱世隆传》：今旦为令王藉车牛一乘，车入到省西门，王嫌牛小，系于阙下槐树，更将一青牛驾车。《毕义云传》：高元海遣犊车迎义云入北宫。《琅邪王俨传》：魏氏旧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軶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和士开传》：遣韩宝业以犊车迎士开入内。《牛宏传》：弟弼，常醉射杀宏驾车牛。《艺术传》：天兴五年（403），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此自晋至隋，王公、士大夫竞乘牛车之证也。”503案晋、南北朝之世，牛车盛行之事，出于钱氏所征引之外者尚多。《齐书·武陵王晔传》，言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世祖。闻晔至，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是天子常驾牛也。《褚渊传》：渊死后，其弟澄赎渊常所乘黄牛。《谢超宗传》：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堕车仆射。详见第三节。是三公、尚书皆驾牛也。《宋书·江湛传》：家甚贫约，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颜延之传》言：延之子竣贵重，权倾一时，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常乘羸牛笨车。《梁书·明山宾传》：家中常乏用，货所乘牛。《陈书·徐陵传》：大建中，食建昌邑。504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亲戚有贫匮者，皆令取之。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余家有可卖不？”《魏书·胡叟传》言：叟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悖牛。是士大夫之清贫者皆驾牛。然《南史·陈显达传》言：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宋书·五行志》言：元嘉三年（426），徐羡之大儿乔之行欲入广莫门，牛径将入廷尉寺，明日被收。合石崇、王恺争迅之事观之，是纨袴之子，豪富之徒，亦所精者在牛而不在马也。《宋书·宗悫传》言：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魏书·酷吏传》：张赦提为幽州刺史，颇纵妻段氏，多有受纳。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验案其罪。其妻，姑为大尉东阳王丕妻，诣丕申诉求助。陈列真香：昔因假过幽州，知赦提有好牛，从索不果，挟前事威逼部下，证成诬罪。说虽未知信否，然佳牛为贪求者所垂涎，则当时必有其事矣。《南史·王筠传》云：筠性俭啬，所乘牛常饲以青草，则当时贵富之家，饲牛必有不止于草者，恐率兽食人之事，亦在所难免矣。其时惟有关体制之事，尚贵马而贱他畜，以不用马为辱，如晋海西公、魏孝静帝见废，皆乘犊车而去；驾若弼令蔡征为陈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皆是。《魏书·王肃传》：肃兄子衍，为尒朱仲远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亦同。其余殆无不乘牛者。《晋书·纪瞻传》言：召拜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魏书·崔玄伯传》：大祖还京师，次于恒岭，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大祖嘉之，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见第十七章第四节。《外戚传》言：高宗保大后之母宋氏，就食和龙，无车牛，疲不能进。是取长途者皆以牛也。《序纪》言：桓帝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北齐书·神武纪》言：神武与同志图杜洛周，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段荣求救。赖荣遽下取之以免。《北史·蠕蠕传》：道武谓崔宏：“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钞掠，驾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教以犍牛易之，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详见第八章第三节。是虽代北多马，亦皆藉牛以为用矣。职是故，当时征发，亦遂多及于牛。《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言：“今典农右典牧种产牛，有四万五千余头，可分三万五千头，以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并佃牧地，岁当复入数千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石季龙载记》：季龙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又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宋书·殷琰传》：杜叔宝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刘顺，吕安国等抄之，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魏道武天兴五年（403）伐姚平，实以牛疫而还。见上引《北史·艺术传》。《世祖纪》：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古弼传》：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萧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县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吕洛拔传》：张永遣将王茂向武原援其运车，尉元遣洛拔击之，夺车二百余乘，牛二百五十头。《食货志》：大和十一年（487），牛疫，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北齐书·神武帝纪》：韩陵之战，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隋书·卢恺传》：周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帝美其言而止。赵修葬父，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起大宝林寺，运石填泉，人牛死者，不可胜纪，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时殿内及园中须石，亦差车牛从漳河运载，见本章第四节。盖战阵及平时，无不恃牛运转者，牛之为交通所资，此时实非他时之比也。

然北方畜马，究较南方为多，故以马为赏赐者，屡见于列传。若南方则几无其事矣。宋孝武帝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见第九章第三节。此盖以山行故尔。颜延之好骑马，敖游里巷，则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齐豫章王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命将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萧景先遗言：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则以豫章贵宠，景先久豫军旅，故有马也。《晋书·陈頵传》：父?立宅起门，頵曰：“当使容马车。”?笑而从之。后頵仕为郡督邮，大守刘享拔为主簿，州辟部从事，果乘马车还家。此尚为体制起见。其乘马之事见于史者：元谧与妃乘赤马犯卤簿，为御史所弹。王慧龙孙琼，道逢大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慕容恃德有疾，谓其子：持上骍马与卢潜，见《北史·卢玄传》。卢辩单马从魏孝武入关。卢勇有马五百匹，遗启尽献之。《北史·卢同传》。祖珽所乘老马，常称骝驹。卢光为京兆。郡舍数有妖怪，前后郡守，无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听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怀。《周书·儒林传》。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人而已。皆北人乘马之事。《魏书·杨机传》言：机家贫无马，常乘小犊车。《北史·常爽传》言：天平初，迁邺，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足见北方士大夫以乘马为常也。是时南方颇奖劝畜马，北方则每有竭泽而渔之事。周朗病当时用兵，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见第八章第七节。谓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此即古马复令之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可谓行朗之议者。若北方，则石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要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马。延昌元年（512），乃通其禁。尒朱兆遣孙白鹞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高乾兄弟送马，因收之。《北齐书·乾传》。齐后主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令土豪贵买，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闲马。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其于征发、括藉，盖习以为常矣。河清三年（564），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贼退后，敕白建就彼检校。续使人诣建间，领马送定州，付民养饲。建以马久不得食，瘦弱，远送恐多死损，遂违敕，以便宜从事。随近散付军人。则其牧养之事，亦不免劳扰军民也。孳殖之不蕃，不亦宜哉。是时牧业，似以西北为盛，故魏之牧地在河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吕光之入西域，以骏马万余匹还。《姚兴载记》：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王尚还。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兴弗许。威流涕曰：“苟以马供国用，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此虽非由衷之言，然可见凉州畜马之盛。《北齐书·慕容俨传》：俨蒙赐胡马一匹。《杜弼传》：萧明等入寇，高岳、慕容绍宗讨之。诏弼为军司，摄台左右。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厩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此胡马皆西域所产，非来自北方，以其时之人，习称西域人为胡也。

《齐书·魏虏传》言：虏驾部知牛、马、驴、骡。钟离之捷，收其牛、马、驴、骡，不可胜计。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元诞除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北齐书·文宣帝纪》，言其时乘馲驼、牛、驴，不施鞍勒，盛暑隆冬，去衣驰骋。可见北方之畜，牛马而外，兼有驴、骡、槖驼。而驴似尤多。《魏书·萧宝夤传》，言其北奔时遁匿山涧，赁驴乘之。《北齐书·杨愔传》，言愔聪记强识，半面不忘。有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经见我不下，以方麹鄣面，我何不识卿？”漫汉惊服。《儒林·权会传》言：会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驴上下。《彭城王浟传》言：浟出为沧州刺史，为政严察，部内肃然。有一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价。其主见脯识之，推获盗者。可见官民无不乘驴。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柳元景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粮运之计。魏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公孙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坐征还。其伐蠕蠕，诏司马楚之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蠕蠕乃遣奸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觇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即使军伐柳为城，水灌之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吕苟儿、陈瞻等反，杨椿为别将讨之。贼入陇，守蹊自固。椿缓师不进。贼出掠，乃以军中驴、马饵之，不加讨逐。如是多日，阴简精卒，衔枚夜袭斩瞻。李弼之叛侯莫陈悦，勒其兵上驴、驼。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文宣之篡，宇文泰东伐，出长安，以诸军马、驴多死，引还。周武帝欲伐突厥，发关中公私驴、马悉从军。《本纪》宣政元年（578）。则驴之于转输，亦亚于牛而不下于马也。侯莫陈悦之败，独乘一骡。亦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人使宇文护之母作书报护，述其叔遣奴迎护，护与盛洛乘骡同去。眭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骡之于服乘，盖又驴之亚也。橐驼惟沙碛之地用之，故吕光自西域还，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在中国，当较驴、骡为少也。《宋书·礼志》：“《晋令》曰：乘传出使，遭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到，副使摄事。徐广《车服注》：传闻骡车者，犊车装而马车辕也。”盖时以驴为小人所乘，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故定制不得乘马车者，则使乘骡车耳。贺若弼欲使陈叔宝乘骡车归己，亦此意也。

各种车制，见于历代舆服等志者，多备仪制，罕关实用。其最可贵者，为指南车及记里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此车戎狄所制，机数不精。虽曰指南，多不审正。回曲步骤，犹须人功正之。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参看第二十章第二节。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又云：“记里车，未详所由来。亦高祖定三秦所获。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搥。大驾卤簿，以次指南。”案指南之用，海尤亟于陆。505近世西人，藉此以遍航世界。吾国当晋世已能用之于舟，为时不为不早。又测量旧法，506共有三端：陆以人行、车行，水以舟行迟速为准。三法之中，车之所量，最为精审。记里车若能广用，亦可知通行道里精确之数。惜乎二者皆仅用之卤簿也。车之最速者为追锋车。《宋志》云：“如轺车而驾马。”晋宣帝平辽东还，次白屋，有诏召之。三日之间，诏书五至。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焉。石季龙造猎车、格兽车，507已见第五章第二节。事虽侈虐，然其制之高大，亦足异也。民间挽载，多用小车，谓之鹿车。《北齐书·神武纪》：高乾死，其次弟慎在光州，弊衣推鹿车归渤海是也。《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六月，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此诏规模颇远大，然其不能行，则亦不待论矣。辇之变即成肩舆。《宋志》云：“辈车，《周礼》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挽，或驾果下马。汉成帝欲与班倢伃同辇是也。未知何代去其轮。”案《宋书·邓琬传》，谓琬取子勋所乘车除脚以为辇，可见辇之与车，其制仍极相近。既去其轮，则只得“以肩举之而行，故曰肩舆。亦曰平肩舆”。508《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307），梁武帝天监四年（505）《注》。其舆施襻，则谓之襻舆。《通鉴》梁武帝大清元年（547）《注》。案襻舆，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以八人举之，则谓之八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注》。《齐书·明七王传》：江夏王宝玄乘八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至京师是也。桓玄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魏书·岛夷传》。则八又不足言矣。其仍有轮而以人挽之者，谓之步辇，亦曰步挽车。魏尉元，大和三年（479），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后行养老之礼，以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各赐步挽一乘是也。其时乘肩舆者颇多。《晋书·王献之传》：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而入。《隐逸·陶潜传》：江州刺史王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轝之至州。此皆士大夫之暮气，不复知以桀乘人车为耻矣。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亦有以道险不可车行而乘篮舆者。《孝友传》：孙晷，吴国富春人。富春车道既少动径山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侍是也。后世肩舆之盛行，大抵以此矣。又有用之军旅之际者。《晋书·列女传》：谢道韫，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梁书·韦叡传》：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又萧渊藻为益州刺史，州民焦僧护作乱，渊藻乘平肩舆巡行贼垒。此则希有之事也。以人代马，盖取其可以即安，故梁武帝大同五年（539），贺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盖以帝年高故也。诏从之。祀宗庙仍乘玉辇。其虽驾马而亦较安隐者，是为马轝。萧摩诃劝吴明彻帅步军乘马轝徐行，已见第十四章第九节。《晋书·刘曜载记》：曜攻仇池，疾笃，马轝而还。及被禽，创甚，石勒亦以马轝载之。《周书·崔猷传》：大军东征，大祖赐以马轝，命随军，与之筹议。皆用诸军旅之间者也。

士大夫拘于体制，多以徒行为耻。509故《南史·颜协传》，谓其家虽贫素，而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江泌见老翁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齐书·孝义传》。则史以为美谈矣。《齐书·王琨传》：大祖崩，琨闻国讳，牛不在宅，去台数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谓琨曰：“故宜待车，有损国望。”琨曰：“今日奔赴皆应尔。”此特于国讳之时行之而已。然贫贱者及恭俭者，亦或步行。《晋书·孝友传》：夏方，吴时拜仁义都尉，累迁五官中郎将，朝会未尝乘车，行必让路，此恭俭者也。《梁书·文学传》：周兴嗣，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王籍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此贫贱者也。

路惟驰道为坦平，510然其劳民特甚。故宋孝武帝立驰道，前废帝即位亟罢之。乃未几而又复之，盖以其功已立，劳民事已在前故也。《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九月，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前废帝纪》：大明八年七月，罢南北二驰道。永光元年八月，复立南北二驰道。参看第九章第三节。吕僧珍常以私车辇水洒御路，则虽御路，亦不过较为平坦，其尘沙飞扬，亦与他路无异。盖昔人不能善修路面也。路面不坚，故其路易坏。《宋书·张茂传》：陆子真为海陵大守，中书舍人秋当，为大祖所信委，家在海陵，假还葬父，桥路毁坏，不通丧车，县求发民修治，子真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善之。不为权幸所胁而劳民善矣，然桥路固所宜修，任其毁坏，亦非政理也。开通道路之事为史所特载者，大抵非以行军，即以游幸。如慕容儁闻石氏乱，凿山除道，入自卢龙，克蓟城而都之。《魏书》本传。魏道武之伐燕，于栗磾开井陉路，袭慕容宝于中山。及道武将北还，又发卒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见第六章第八节。后道武校猎河西，又诏张黎发定州七郡卒万二千通沙泉道。《本纪》大延二年（436）。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发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高祖大和六年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世宗正始四年九月，开斜谷旧道。皆见《本纪》。封子绘以晋州北界霍山，旧号千里径者，山阪高峻，大军往来，士马劳苦，启齐高祖，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皆其事。大抵虏之用民力，较中国为多，以其本无所爱于中国人也。至民间因交通而修路，或地方长官因便于人民往来而修路者，则史几无所见。记载固不能无遗漏，然其事必极少可知。民政之废弛极矣。

亭传之制，汉末乱后，废坠特甚。511《晋书·贺循传》：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元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汉制十里一亭，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可见晋时亭候，远非汉世之比矣。《苻坚载记》：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此乃虚美之辞，当其时，度不过长安附近，或能修饰表面耳。《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以废帝二年（553）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此等政令，亦必不能行也。《梁书·张齐传》：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齐缘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陈书·徐陵传》：梁元帝承制江陵，陵通使于齐，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陵乃致书于仆射杨道彦曰：“本朝非隆平之时，游客岂皇华之势？轻装独宿，非劳聚之仪。微骑兼行，宁望轩之礼？归人将送，私具驴骡。缘道亭邮，惟希蔬菜。若曰留之无烦于执事，遣之有费于官司；或以颠沛为言；或云资装可惧；固非通论，皆是外篇。”然则行旅所须于缘道者，不过粮食、蔬菜，而公家则并此而不能供矣。斯时上官出行，郡县或有盛为供帐者，如《梁书·良吏·何远传》言：远为武康令，大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盛供帐以待，远独设糗水而已是也。民间往来者，盖多要结伴侣，或互相依托而行。《梁书·孝行传》：荀匠，父法超，仕齐，中兴末为安复令，卒于官，匠奔丧，每宿江渚，商侣皆不忍闻其哭声，盖附商人以行也。《宋书·王僧达传》：元凶弑立，僧达自候道南奔。《通鉴注》云：“候道，伺候边上警急之道也。512今缘路列置烽台者，即候道。”盖亦取其为候骑所常经，或有薪米可资耳。亭候既废，行旅之困苦如此，顾仍有以罢遣亭候为美谈者。《梁书·范云传》：云以齐明帝时，出为始兴内史。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南史·王淮之传》：淮之玄孙猛，徙晋陵大守。威惠兼举，奸盗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汉之赵广汉。此又见设置亭候，亦有烦扰，或又徒有其名也。

驿道之当冲要者，供给或仍甚周备，此又不免于烦民。《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代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骑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此等肴酒及刍粟，果何自来邪？《梁书·鄱阳王恢传》：恢迁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北齐书·高季式传》：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皆可见其扰累之甚。故宋前废帝省诸州台传，《本纪》永光元年正月。亦为便民之举也。大抵边方之地，仍恃驿传以通往来。故周静帝初，豫、荆、襄三总管内诸蛮反，有焚烧村、驿之举。《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律，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可见驿户之困矣。

讥察之政，多与税敛并为一谈。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以东境去岁不稔，诏停道中杂税，并敕以仗自防者勿禁，见第二节。其一事也。《南史·循吏传》：郭祖深，普通七年（526），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祖深为之。由来王侯势家，不忌宪纲，侠藏亡命。祖深搜检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此为讥察之司，克举其职者，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多藉威权为扰累之资。甚至本以便民之举，亦变为厉民之政焉。《齐书·顾宪之传》：杜元懿请增牛埭税，宪之议曰：“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然则牛埭初设，本所以利交通，收直原有定格，后乃变为婪索之资矣。513

《梁书·安成康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时盛夏水汛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外司之请，亦顾宪之所云京师航渡之类，其事盖亦易滋弊，故秀不之许也。过所之制，514北方仍有之。《晋书·刘毅传》：毅辟司隶都官从事，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投传而去。《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五月，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大和七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饥，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前废帝纪》：普泰元年（531），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还。《神元平文诸子孙传》：高祖、文明大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大后曰：“今京师旱俭，欲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如欲给过所，恐稽延时日，不救灾窘，若任其外出，复虑奸良难辨，卿等可议其所宜。”元丕议：“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高祖从之。四日而讫。皆其事之可考者也。

亭传既废，逆旅之业遂大盛。515《晋书·潘岳传》：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宜除之。十里一官，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岳议曰：“谨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圣世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宄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门，或避晚关，迸逐路隅，只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督察，数入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颙颙之望？”请曹列上，朝廷从之。岳之议，可谓深切著明矣，而至隋初，苏威仍以临道店舍，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奏高祖欲遣归农，见《隋书·李谔传》。何其见解之陈旧也。516亭传既废，行旅盖惟客舍是资，其事随处可见。晋明帝因王敦将举兵内向，乘巴、滇骏马，微行至湖陵，熟察营垒而出。驰去，见逆旅卖食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追者至，传玩，稽留遂久。桑虞尝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晋书·孝友传》。梁武帝举兵，至姑熟，柳憕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时道路犹梗，憕与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余，憕曰：“宁我负人，不人负我。若复有追，堪憩此舍。”命左右烧逆旅舍，以绝后追。齐文宣追由吾道荣往晋阳，道荣恒野宿，不入逆旅。《北史·艺术传》。周兴嗣投宿逆旅，已见前。此并可见往来要道逆旅之遍布。《晋书·儒林传》：徐苗，曾祖华，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苗祖邵为魏尚书郎，华当系汉末人。又《刘卞传》：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史。卞亦晋初人也。《郑袤传》：子默，出为东郡大守，直岁荒人饥，默辄开仓振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魏书·甄琛传》：琛子侃，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有司所劾。则以地近京邑，亭传或较整饬耳。要之如两汉之世，行旅之多止亭传者，魏、晋以后，几不可复睹矣。史所载是时逆旅之主，亦有非以营利为事者。如《晋书·刘寔传》言：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隐逸·刘驎之传》言：驎之居于阳岐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魏书·崔光传》：光弟敬友，精心佛道。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热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此等或有要结之心，或以利济为念，皆与以是为业者绝殊。可见偏僻之区，逆旅尚多未立。然此即至今日，亦尚是如此也。

逆旅既为牟利者所设，当时人之见，自未可以舍贵宾。国家宾馆既不修，士大夫家又无复馆客之事，故使节往来，江南多以僧寺停客。见《北史·李灵传》。即贵人亦有寓居僧寺者。李翥、萧大圜事，已见第四节。《北史·自序》，载李师上从驾晋阳，亦与友好同以僧寺为寓也。

以运载为业者，是时无之，盖皆商贾所自营。《晋书·袁宏传》言：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盖惟米谷滞重之物为然，抑其自以此为业，或受顾于人，而为之奔走，尚未可知也。寄信亦无专业，故多托人携带。517《殷浩传》：父羡，为豫章大守，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余函。行次石头，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羡字。不为致书邮。”豫章、建业，一水可通，而托其致书者如是之众，可见当时通讯之不易矣。公家则仍恃驿传。《北齐书·神武帝纪》：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函使盖乘驿以奉书函者也。贵人亦有自置驿使者。《高归彦传》：归彦拜冀州刺史，谋逆，诏段韶袭之，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闻军将逼，报之，便婴城自守是其事。《北史·斛律羡传》：羡虑祸，使人骑快骡迎至邺，无日不得音问，后二日，邺使不至，家人乞养忧之，亦私驿之类也。

交通以水路为便，自无疑义，而转漕尤甚。《魏书·刁雍传》：大延五年（439），雍为薄骨律镇将。七年（441），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拟于车运，十倍有余。不废牛力。又不废田。”诏曰：“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须遣船匠。”《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顾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顾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顾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顾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顾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顾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顾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惟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顾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尚书崔休，以为“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前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已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案开通全国水路，谈何容易？元雍、李崇之奏，言之大易，自然徒诧空言。然观刁雍、薛钦之所较计，则水陆劳佚息耗之差，可谓相去甚远矣，此诚言漕运者所宜留意也。《李冲传》：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成淹传》：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然则高祖之迁都，意亦贪水漕之便也。

海道往来，当时亦颇通利。518石季龙谋伐昌黎，欲自青州运兵粮，已见第五章第二节。桑虞，诸兄仕于石勒，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后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此自今山东泛海至辽东西之路也。《宋书·朱修之传》言：魏屡伐冯弘，或说弘遣修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此自辽东西通建业之路也。其余海道交通，可参看第十六章第五节。

造船之技颇精。519《晋书·王濬传》：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卢循、徐道覆所以能肆扰，何无忌、刘毅所以败，宋武帝所以胜，实缘兵力厚薄之殊，而兵力厚薄之分，实决之于船舰之大小，已见第七章第五节。《南史·王僧辩传》：陆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隋书·杨素传》：素欲平陈，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六百人。合诸事观之，可见当时水战，大舰实为决胜之利器。然亦有小而轻捷者，《梁书·王僧辩传》言：侯子鉴等以鸼千艘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捷过风电是也。史惟载战陈之事，故但见兵舰制作之精，然以此推之，则民间运载之船，亦可想见矣。颜子推言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见上节。则北方所用之船，不及南方之大。此自川流大小之殊，非关造船技有巧拙。石虎徙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则北方所造之船，亦不小也。虎欲伐慕容氏，命青州造船千艘。亦见第五章第二节。魏世祖神三年（430），闻王师将北讨，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可见滨河、缘海之地，造船之业靡不盛矣。《梁书·安成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主者将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似当时江行，船多窳败者。盖官所用船，或役民为之，技既不精，又出逼迫，故有此弊，观上引刁雍之言可见。《晋书·艺术传》：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于建城山中。而非其时造船之技，止于如此也。

造桥之功，河、渭为大。《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5），立河桥于富平津。《杜预传》：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寮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魏书·于栗磾传》：大宗南幸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阪。六军既济，大宗深叹美之。又《崔亮传》：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亮谓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桥，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或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恒，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桥渡渭，以象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惟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号崔公桥。此等皆大工程，非官力不克举，故获见于史。此外小小津梁，为人民所自营者，则其事不可尽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