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致《甲寅》编者 记者足下： 顷奉示书，所以奖励末学者弥至，甚愧甚愧。适在此邦，所专治者伦理、哲学，稍稍旁及政治、文学、历史及国际法，以广胸襟而已。学生生涯颇需日力，未能时时作有用文字，正坐此故。前寄小说一种，乃暑假中消遣之作，又以随笔迻译，不费时力，亦不费思力故耳。更有暇晷，当译小说及戏剧一二种。近五十年来欧洲文学之最有势力者，厥惟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挪威之Ibsen、德之Hauptmann、法之Brieux、瑞典之Strindbury、英之Bernard Shaw及Galswortly、比之Maeterlinck，皆以戏剧声闻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在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Dall's Family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适去岁著有《非留学篇》，所持见解，自信颇有商榷之价值，以呈足下，请观览焉。适以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彼时即有意通问讯，适国内扰攘，卒未能如愿，至今以为憾。今寄此文，亦以了结此未了之缘耳。 胡适白自纽约（7月） 致任鸿隽 叔永足下： 得书甚喜。除夕诗杏佛、擘黄拟删“回首望纽约”四句是也。如此，则“众客”诸句直接上文“楼船”二句，而无间断之病矣。 “谁知何夕今”，殊不足以表尊意“谓彼辈如此，不似过除夕”云云。足下安知彼之“一弹再三鼓”非适以过除夕耶？文法不顺，固是小节。今再读之，觉此句诚如来书所云，饶有别致。惟终觉其不能达意耳。此意即足下所自述之意，非徒“今夕何夕”之意而“尺素愿寄君”已也诸句，觉原稿稍胜改定之作。惟“君”字宜改易耳。适所拟“之”字，自谓极有古诗风味。且引号内诸句为一韵，似胜合上二句为一韵也。若删“回首望纽约”四句，则全诗前部皆四句一转韵，寄书之言，独八句为韵，似极整严，胜改定之稿，以“兄”韵属上，“如”韵属下者矣。尊意以为何如？ 题像诗第一章之“欲”字，有愿望之意。觐庄或不喜之，足下能为我更易何字，乞示知。第二章之“奇劲”殊不惬意，而不知何以易之。足下与杏佛或能为我点铁成金也。 “书来道所似”，甚佳。“善自儗”乃未得足下前片时所改，不敢不告也。 足下仍以觐庄前说为不谬，故不得不在赘一二语于此。觐庄对足下所言，不知尽与其所致适书相同否。若其相同则其言不可不辨也。 觐庄之意以为适所谓“作诗如作文”者，仅移“文之文字”以为“诗之文字”而已耳。此大误也。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须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日之诗（南社之诗即其一例）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 。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form胜质matter。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正复相同，皆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大家之诗无论古诗、律诗皆有文法可言），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 觐庄不解吾命意所在，遽以为诗界革命若仅仅移文之文字入诗，则不可，以其太易也。此岂适所持论乎？即其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文字谓Diction），其言亦不尽当。即如韩退之诗，“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黄山谷诗“狂卒猝起金坑西，胁从数百马百蹄，所过州县不敢谁，肩舆虏载三十妻。仵生有胆无智略，谓河可凭虎可搏，身膏白刃浮屠前，此乡父老至今怜。”（题莲花寺）此诸例皆千古名作，试问其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然岂可谓非佳句耶？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正如诗之取材，原不异文之取材也。适以欲救文胜之弊，或持之过当，趋于极端，亦未可知。然此志颇不无一得之可取。公等皆有心人，所见虽未必尽与适同，然区区之私，当亦公等所许也。 匆匆奉白，即祝无恙。 杏佛均此。 适白 五年二月二日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久不打官司了。今天忽然想起先生的“文字学说”的“六书进化论”。先生以为“象形”该在“指事”之前。我当时听了，也以为然。后来一想，以为许君的次序似乎不错。我所以怀疑的理由，颇有几条： 第一，我想八卦（及六十四卦）乃是仓颉造字以前的一种文字。许君《自叙》中，也如此说法（段氏注似不明此意）。《易乾凿度》也说八卦名皆系古字。若八卦为象形文字（仓颉派）以前的文字，那么，“指事”似乎实在象形之前了。因为八卦不过是一种“指事”的符号，和“上”“下”相同。 第二，“结绳”不但中国古代有之，别种民族，依人类学者所说，也曾有过。结绳也是一种“指事”的符号。 第三，“象形”实比“指事”更难些。必须先有了一种美术的本领，才可画出象形的文字。文字之作，既是应用而生，似乎应该先有简单的应用符号，再渐渐变为繁复的象形。 第四，欧洲文字，人多说是从埃及的“象形字”进化来的。究竟“象形字”之前有无“指事”的符号，却不可知。再者，印度的“字母的”文字起得很早。虽有许多字与欧洲语根相同，究竟没有人能的确证明他也从埃及的文字变出来的。所以埃及的象形字虽在欧洲各种字母之先，这个证据恐怕不能就证明各国的文字都必须先有“象形”。 以上所说，不过是偶然想到的一个“别解”。不肯就吞了下去，且拿来请教先生罢。望先生狠狠的驳他一番！ 胡 适 竹杆巷四号十月廿六日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得十二月三十日手书，感谢感谢！曾有小诗一首奉寄，想已收到了。此次新婚，曾做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罢！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你老先生的《〈尝试集〉序》想早已脱稿，可惜我还没有读过。我大概能于一月廿日左右（老实说个“后”字罢！）动身来京，所以，你若不曾把序稿寄下，请你就不必寄吧！ 《新婚诗》还没有做完，便又要做《新婚别》了！你想我那里还有工夫做什么“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的文章？ 然而百忙中居然还做一篇《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预备送与《东方杂志》，赚几个钱来请喜酒！你老别见笑罢！ 昨日同一班朋友去游一个明末遗民叫做“采薇子”的坟墓，人家要我做诗，我便做了二十个字： 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 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这首诗有点旧派习气，先生定笑我又“掉文”了。 如今没有工夫了，有个俗客来会，只好不写了。 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均此不一一。 适 绩溪，上川，七年一月十二日 致陶孟和 今天病中把Tess看完了，此书写Clare名为“开通”而实未能免俗，与Jude之写Sue虽久经“释放”而实不能脱去旧日陋想同一用意。…… 前日老兄说Tess的事迹有点像《老洛伯》中之锦妮，果然果然。但锦妮是十八世纪中人，故仅“让他亲了一个嘴，便打发他走路”，又“不敢想着他”，还能“努力做一个好家婆”。Tess是十九世纪下半的人，受了新思潮的间接感化，故敢杀了他所嫁而不爱的男子，以图那空屋几日夜的团圆快乐。这个区别，可以观世变。十八世纪的人决不能作Tess，正如十九世纪自Ibsen至Hardy一般人也决不肯用锦妮的解决方法。这两种人生观的是非得失，最难决定。…… 中国的我，可怜锦妮，原谅锦妮；西洋廿世纪的我，可怜Tess，原谅Tess。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也可以观世变了。 七年五月八日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我写的信是胡适之与钱玄同赔不是的，你们偏要说是宝玉对林妹妹的手段，这是“古典主义”，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又如何敢讨老兄的便宜，把老兄当作林妹妹呢？ 宋君的缺点，我也知道，故前信中也明说出，不过我觉得他很想加入我们的一派，故我劝大家不要赶他出去。老兄所下“碌碌”两字的评语，的当得很。 至于张豂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好在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 至于老兄说我“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我用不着替自己辩护。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 。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故老兄便疑心我“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但老兄说“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老兄似乎疑心我的“与他们周旋”是要想“免骂”的！这句话是老兄的失言，恕不驳回了。 适 朱梅荪的附件还不曾来。 致黄觉僧 觉僧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承先生许我“邀集同志，为我们后盾”。我看了非常感激。但是先生所痛骂的“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其实并不在北京，乃在休宁安徽第二师范学校。北京还没有人敢禁止《新青年》，也还没有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我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和先生等竟做出这种手段来，甚至于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我这里收到许多信说第二师范“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事实，我至今不曾发表，因为我总希望子承先生和先生等不至如此。现在先生来信也自认贵处不读《新青年》了。先生等既不读《新青年》，又怎么能够作我们的后盾？这种后盾又有什么价值？先生等既不曾看见我的《贞操问题》原文（先生所见，不过是《时事新报》的一段讨论），又如何能知道我的论点是“从消极方面破坏女子贞操”？ 总而言之，如果先生们认《新青年》为“洪水猛兽”，也该实地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新青年》何以是“洪水猛兽”。如果不看《新青年》，又不准学生看《新青年》，一意把“洪水猛兽”四个字抹煞我们一片至诚救世的苦心，那就是“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了。 胡 适（5月） 请把这信请子承先生一看 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 一涵，慰慈，洛声诸兄： 别后我们就睡觉了。七日早到石家庄，在吴禄贞墓侧的一间屋子内休息，吃了一点面包当早饭。吴墓选得狠好，有石台，台上有碑铭，是阎督军做的。我在这墓上颇有点感想，狠想做一首吊古的诗，但是一时竟不曾做好，就走了。吴禄贞的死总算是一件狠可纪念的事。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只有早死的人既能免了落后的危险，又能留下一段去思碑。这两天威尔逊病重，也许会死。倘他死在去年十一月，他便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伟人了！威尔逊真倒霉！ 七时后，我们上了正太铁路。这条路走过的都是山地，风景极好。路上终日没有饭吃。我们带得有面包，黄油，水果等，吃得很畅快。山西人生计很困难，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故在火车上不肯吃车上的饭。正太路初成时，车上本有饭，后来因为没有人吃，赔累太多，故停止了。近年南人渐多，仍旧弄不到饭吃（自七时至下午五时），狠觉不便。 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地人，不能招用客卿，也是因此。客卿远来，狠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画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够用。现在本省曾招了一大班直隶的中学毕业生来太原，另设“二部师范”，预备一年之后出去做高等小学的教员。但是高级机关中，外省人才太少，故狠有狭陋的现象。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解决。 到太原后，本地官署招呼极周到。因杜威夫人女士同来，故设备颇不易。我们看他们设备得如此周到，心里狠不安。今天去见阎督军，他是一个狠脱略的人，杜威先生颇满意。杜威去时，颈上带着软领！——可谓哲学家本色。 今天没有讲演，明天开讲。今天我出去走了几处，观察狠浅，不敢就下评判。下午见着李泰棻君，谈了半点钟，得益不少。 街上今天（中秋）到处是穿蓝布衣的学生，气象狠好。中国旧日的蓝布衣服现在渐渐绝迹，改为浅色的长衫，——以至于白衣。这是狠坏的趋势。白衣最不耐污，穿白衣是不做粗事的“绅士架子”——是游民的招牌。山西学生的深蓝布衣服使我狠欢喜。 街上路灯柱上都贴着黑地白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公道森严驾富强而上之”，“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不适时之思想言行，愈觉得好，其害愈大”，“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等。有许多条都剥落模糊了。我希望剥落之后不要再贴了。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这个意思，我将来当作文详细说明。 今天所说止此。可与仲甫，守常诸位同看。 适〔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冬秀来了没有？ 致钱玄同 玄同兄： 国语文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你讨“救兵”的希望。我狠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写成，未教的也写成。简单一点，就叫做“语法大纲”。 所选文，也没有付印。目录略如下： 太 炎 论六书（节） 论假借（节） 论学校不能注重德育（节） 虞华轩与成老爹。 张静斋与汤知县。 曹雪芹 刘姥姥初入大观园。 其他尚未抄出 《金瓶梅》“含酸”（节） 此书恐不能选入。 《水浒》 “生辰纲” 其他未及抄 其余为近人的文章。总之，议论文非选我们的文章不可。演生与仲甫现选一本，已在抄写，可与演生一谈。 适（1月28日） 致王子直 中国是用家族伦理作中心的社会，故中国人最爱把家族的亲谊硬加到朋友的关系上去。朋友相称为弟兄，——“吾兄”，“仁兄”，“弟”，“小弟”，——又称朋友的父母为“老伯”，“老伯母”，都是这个道理。朋友结拜为弟兄，更是这个道理的极端。 其实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人伦”，弟兄是天然的关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天伦”。把朋友认作弟兄，并不能加上什么亲谊。自己弟兄尽有不和睦的，还有争财产相谋害的。朋友也有比弟兄更亲热，更可靠的。所以我主张朋友不应该结拜为弟兄。不但新时代不应有，其实古人并无此礼。汉人始有“结交为弟昆”的话，但古人通信，仍不称弟兄。 胡 适 九，五，十八 致萧宜森 （1）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 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 （2）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 平心而论，他损失了什么？ 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碰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 （3）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 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九，六，二二 致吴虞 前接 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书，当时匆匆未及即时作答，现闻成都报纸因先生的女儿辟畺女士的事竟攻击先生，我觉得我此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先生。春间辟畺因留学的事来见我，我觉得他少年有志，冒险远来，胆识都不愧为名父之女，故狠敬重他。他临行时，我给他几封介绍信，都狠带有期望他的意思。后来忽然听见他和潘力山君结婚之事，我心里着实失望。我所以失望，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恋爱关系——那另是一个问题，——我最失望的是辟畺一腔志气不曾做到分毫，便自己甘心做一个人的妻子；将来家庭的担负，儿女的牵挂，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后来任叔永回国，告诉我他过卜克利见辟畺时的情形，果然辟畺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妇了。此事使我心里不能不怨潘君。潘君爱辟畺，亦是人情之常，本不可怪。但他果真爱辟畺，当设法使他先达到求学的志愿，使他充分发展他的天才，不当中道拦截他的进程。我曾与叔永言，我终不愿意不管此事，我若有机会，我总要设法使辟畺继续求学。此虽是一时私愿，确是狠诚恳的，但此时尚无法下手耳。 先生对于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间纷纷的议论，定已使先生心里不快。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乡间有人出来提倡毁寺观庙宇，改为学堂；过了几年，那人得暴病死了，乡下人都拍手称快，大家造出谣言，说那人是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去了！这是狠平常的事。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儿女的将来，正如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房子不被“天火”烧，我们的“灵魂”不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 况且我们既主张使儿女自由自动，我们便不能妄想一生过老太爷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自由有时可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 。“因噎废食”一句套语，此时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时或发现于我们自己的家里，但我们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对于自由起怀疑的心。我们还要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 从前英国的高德温（Godwin）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自由恋爱，后来他的女儿爱了诗人薛莱（Shelley），跟他跑了。社会的守旧党遂借此攻击他老人家。但高德温的价值并不因此减损。当时那班借刀报复的人，现在谁也不提起了。 我是狠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书给先生，固是我从前不曾预料到的，但此时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对不起先生了。 九，九，三 致钱玄同 玄同： 你的序很好，已寄去了。 前人论小说文学的文章，好像没有。金圣叹的《水浒诸序》要算“凤毛麟角”了！近人如梁任公好像有过这类文字。 《袁中郎全集》中有许多“尺牍”，很有文学革新的精神。如卷二十三，答张幼于，与江进之，答张东阿，答冯琢师（一二），答李元善，……等，皆是大胆的文论。他的答冯琢师第二书云：“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随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读此可想见他的精神。 你问我要“值得买的诗集”的书目，那不是容易事。这两天我又病了，——因为上星期略略劳动。故向你“告假”。近来我看郑珍（道光时人）的《巢经巢诗钞》，确有好诗。 适 九，十一，三 顾亭林，黄黎洲两传似都以全祖望的为佳。 复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承先生寄赠《支那学》二号、《金冬心之艺术》一册、《品梅记》一册，都已收到了。我很诚恳的感谢先生。 我的病还不曾全好，故久没有写信答你的两次长信，请先生原谅我。 先生的《金冬心之艺术》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日本的批评家向来很看轻明、清两代的艺术，以为“文人画”，远不如宋、元。此种议论影响欧、美收藏家甚不少。我不料先生的“巨眼”竟能赏识到金冬心一流的艺术。我看《古拙论》及先生画的《品梅记》封面，知道先生确是有心得的。但不知先生此种论调在今日日本艺术评论界能得多少同调？ 我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雕刻图画，我能领会一点，但自己全无所能。惭愧惭愧！ 先生希望我们“把中国的长处越越发达，短的地方把西洋文艺的优所拿来，渐渐冀补，可以做一大新新的真文艺”；这真是我们一班同志的愿望。但我们的能力太薄弱，恐怕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两册《支那学》都借给周作人先生兄弟看去了（他的哥哥周豫才，假名“鲁迅”，也是深知日本文艺的人）。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杂志。 我曾寄《尝试集》再版一本给先生，不知先生收到了没有？ 先生叙述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取材很确当，见解也很平允，——只是有许多过奖我个人之处——周先生想译成汉文，但因此文尚未完了，故不曾动手。 病中不能多谈，先表我感谢的诚意，并祝先生安好。 胡 适 九，十一，十一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前几天我曾有一封信给先生。今天我的病略好些，看完了先生的《金冬心之艺术》。先生这部书很好，我很佩服。附录的“诗画一致”与“古拙论”都是很有独见的文章。我曾有《谈新诗》一篇（曾刊入《星期评论》），中间主张“具体的写法”，大旨说“做诗须要使读者脑中呈现浓厚明了逼人而来的影象”。例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是。此意与先生的议论有相同处。近代西洋诗人提倡的“Imagism”（影象主义），其实只是这个道理。 《金冬心》页49有《双禽曲》一诗，刻本的句读大误，望先生于再版时改正。此诗当读： 白练雀，一双林中啼。 其性不叛不妄飞， 不拣别家枝上栖。 别家树虽好，—— 密叶蔽空根合抱，—— 虞人祸机卒难保。 饥时且食山果红， 莫啄地下叩头虫， 彼方乞怜求天公。 先生以为何如？又页51末行“草堂尘扫，树团团围抱，蔬饭好，此间无热恼”，句读也被排错了。次页（52）首行也应读“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风”。 周作人先生读《品梅记》，最赞成滨田先生的一篇的议论。我以为周先生的见解很不错。 今夜收到《支那学》三号，多谢多谢。此期佳作甚多，我已匆匆看过一遍。 余话容后谈。 胡 适 九，十一，十八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九，十一，二八的信使我很欢喜。因为先生不但不怪我狂妄，反因此提出日本“支那学者”应改用中国音读法的论文。这种态度是我所深佩服的。 先生论金冬心的诗，使我起一种新兴趣。我近来重读他的《三体诗》与《自度曲》，觉得先生所说尚有未尽。我此时尚不能作用脑力之文，等到我病全好时，我定要做一篇“一百七十年前的新体诗”，专论金冬心的诗。 他的诗 如： 月竟长圆， 花全不落， 便日日醉倒月窟花丛， 也无些趣。 如 置身天际， 目不识三皇五帝，—— 那有工夫替人拭涕！ 如 无人问， 国香零落抱香愁。 岂肯同葱同蒜 去卖街头！ 不但声调是“革命的”；即以思想论，也可算是新诗了。将来此文若做成，我应该感谢先生给我的inspiration！ 你的白话信，我全看得懂。偶有一两处很微细的错误，——例如“还没有遑实行”的“遑”字太文了，——但都无妨碍。我若能把日本文学到这样通顺的地步，我就真要高兴极了。 《支那学》四期已到了，谢谢。 我有几件关于支那学的事要请先生和先生的同志帮忙，不知可以吗？ 第一，清康熙时，有一位怪特的学者，名姚际恒，是一位极大胆的疑古家。他的遗书只有一种《古今伪书考》和一部书画录是容易寻得的。此外，他尚有《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和《庸言录》一种，我遍求不得，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庸言录》曾入四库存目中）。不知日本有此二书否？日本之支那学者有论及此人的著作的吗？先生若能替我访问，或竟能替我寻到此人的书（我愿出资购买），我就非常的感激了。 第二，《支那学》第三号上有内藤先生作的《章实斋年谱》一篇。我也是爱读章氏的书的人，但《章氏遗书》此时很不易得。《文史通义》之外的遗文，我仅搜得四五十篇。内藤先生说他去年得抄本章氏遗书十八册。这一句话引起我的“读书馋涎”不少！内藤先生是否有意刊布此项遗书？若一时不刊布，他能许我借观此书的目录吗？章实斋一生最讲究史法，不料他死后竟没有人好好的为他作一篇传！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他若能把他所得的遗书刊布出来，岂非支那学上一件大快事！请先生替我问一问内藤先生，好吗？ 第三，先生前函曾提及令师狩野先生的《水浒考》，又蒙先生许我搜求登载此文的《艺文》杂志。此文我极想拜读一遍。若蒙先生代觅得那一号《艺文》，千万寄我一看！君山先生的住址，也请先生告我，我想寄一部《水浒》给他。 另寄上《儒林外史》一部，奉赠先生。我本想为此书作一篇考证，不幸我病了，故只能用一篇旧传塞责，惭愧惭愧！ 胡 适 九，十二，十四 答陈独秀 仲甫：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 适（12月间） 致陈独秀 独秀： 你给孟和的信与给北京同人（答我）的信，我都见了。 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狠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何以竟写出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你信上有“言尽于此”的话！）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狠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狠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不过我要你知道，北京也有“徐树铮陆军总长，陈独秀教育总长”的话，但我们决不会写信来劝你“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事，我以后不再辨了！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你的九，十二，二十五的信，我至今未答，请你恕我。 冈鸣璞（按：青木原函作岡嵨璞，应为冈呜璞）的《唐语便用》二本，我已转请钱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报告。 先生说冈鸣的著作中有“《忠义水浒传》二卷，自第一回至第十回，附训点刊布”。此本是否圣叹批本？若是明本百回本的前十回，我极想得着一部。不知能求得着吗？ 明代之《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不知在日本尚可购买吗？如能购得，我极愿买一部。我近来买得一部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浒》，是一种六十六回本与《征四寇》合并起来的。 《艺文》第一年第五号，倘蒙借观，我定谨慎收藏，阅毕即寄还你。 《章氏遗书》事，我近来有很好的消息可以报告。我得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查得浙江图书馆（杭州）有一部钞本的《章氏遗书》。我托人去访问并要钞目录，不意回信来时，信上说此书已用铅印排印，已由邮寄上一部了！此书共十二册，三十四卷，为中国最完全的《章氏遗书》。可惜此书校对不精，错误甚多。我现在正校读此书，不久将可完毕。若内藤先生未见此书，我可以寄一部赠送给他，因为寄刻本比寄钞本更容易些，他也可以用此本校他的钞本，把校对的结果发表出来，给我们公用。 先生要做一部用扬州作背景的小说——这是我们极欢迎的事！ 《吴敬梓传》乃是旧稿，成于一夜之功，故甚不满我的意。我现已搜得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刻本，故将来我定有一篇《吴敬梓新传》出来。（《扬州画舫录》卷十，有一段提到吴敬梓父子。但寥寥三四行之中，却有三四处大错误！） 我曾寄了一部《水浒》去赠给狩野先生，不知他收到没有？ 适 十，一，二四 我今年又复病一次，现已好些，但还不曾上课。 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知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大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个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部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 十，一，廿二 慰慈赞成此议。 适。 一涵赞成此议。 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 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兄弟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 一九二一，一，廿六。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谢谢你的十，二，三，的信，与你寄赠的《忠义水浒传》二册！ 这两本《水浒传》使我非常欢喜。我拿他与现行金圣叹本及我新得的百十五回本对照着读了几回。我的观察是： （1）此本的底本，确如你所说，是明李卓吾评百回本。 （2）此本的文字言语与金本相差甚微 ，所不同者只在金本减少许多骈偶的累赘句——例如“但见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及许多庸劣的韵语——例如“腰长臂瘦力堪夸，到处刀锋乱撒花；鼎立华山真好汉，江湖名播白花蛇”。前人多说金圣叹多所改撺，此本可证其诬枉（此又可证我说的“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 （3）此本与百十五回本大不同 。凡金本删去了的部分——即上文说的骈句与韵语二项——此两本皆有，又皆相同；有数处，此本之骈句与韵语反比百十五回本更繁多。但凡金本与此本相同的文字与语法，百十五回本却显出删节的痕迹。——此似可助证我说“百回的《水浒》善本大概是用七十回本 来修改原百回本的”一个假设。 我新得的百十五回本《水浒传》，颇像你来书说的某氏所藏《二刻英雄谱》，也是一部《三国水浒合传》：上栏为《忠义水浒传》，下栏为《三国演义》。这书又名《汉宋奇书》。此间没有此书的好版本，但颇可供我的参考。倘蒙你替我访得一部百回本 的《忠义水浒传》，我就真要欢喜欲狂了。百十五回本的，我不久当寄一部赠送你。 你许我抄录京都府立图书馆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书》的目录凡例等，感谢感谢！此事不必急急，且等你有闲暇时再做。但我盼望你托你相熟的书店去替我访求一部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书》。此书既然内阁文库与京都府立图书馆皆有收藏，大概尚不难寻访。此本（百二十回本）虽不如百回本之重要，但必是很有用的参考材料。（书价若干，务请你告我，当即寄。）《水浒》的时代的考定，乃是中国近世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故我不惜多费时力与精力，务期做一个可靠的考证。 《章氏遗书》我已寄上一部。此书印本不好，错误颇多，我已托人转告浙江图书馆，请他们用钞本校对一遍，做一个详细的勘误表。你来信要我寄五部，我因此书印的不甚好，故想请你先略翻一过，如不嫌他印的不好，我当即日买了寄上。 冈鸣璞的书，钱玄同先生因新近死了一个儿子，又病了一个儿子，心境不佳，故至今还不曾研究完毕，请你原谅他。我现在病好了，不久即可上课。 今天是旧历的元旦。我案头丸善书店赠送的日历上也印着“酉年一月一日”，难道日本也有守旧的人家仍用旧历吗？北京的大多数市民依旧庆贺旧元旦。门口儿童燃放花炮，兴高采烈的很！ 我想起上月曾接到《支那学》同人贺年醉后的“狂笔”，我至今还不曾答谢，真是失礼之至！可惜我戒了半年酒了，不能满斟一杯北京土产的“莲花白”，遥祝《支那学》诸位先生的新年大吉祥！ 胡 适 十，二，八 致周作人 启孟兄： 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但这里的办事人——如校长Dr. Stuart（司徒博士）及教务长Porter（博晨光）都是狠开通的人，他们狠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一个于中国有贡献的学校。上星期他们议决要大大的整顿他们的“中国文”一门。他们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任，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 可是这个人不容易寻找！昨天他们托我的朋友朱我农来和我商量。朱君和我都以为你是最适当的人，朱君便请我转达此意，并为他们劝驾。我细想了一回，觉得此事确是狠重要。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的学校。最要紧的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他们的条件是： （1）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 （2）全不受干涉。 他们狠诚恳的托我，我也狠诚恳的请你对于这个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并望你给我一个回信。 适 十，二，十四 附启：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 适 致钱玄同 玄同： “大世兄”的书目颇不是容易拟的。我草一个单子“请教”： 《东周列国志》 《三国志》 《两汉演义》（商务）商务似还有几种演义。 《隋唐演义》（没有有圈点的本子。）（但有洋装本，较可用。） 《侠隐记》 《续侠隐记》 《法宫秘史》前、后编 此三部为一套，连贯的。可向上海商务买。 《点滴》（校本！） 《新文学评论》（？）（中华翻印山东王祝晨选的我们一班人的东西。） 《白话书信》（我送上一本。） 《西游记》 《镜花缘》 《九命奇冤》（吴趼人） 《上下古今谈》（吴稚晖） 此外 可给他定阅 《小说月报》一份， 《实话报》一份。 这些看完了，他大概可以读中华书局新出的“白话注解的《古文观止》”了！哈哈！ 适 十，三，五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你的信与百十回本的《水浒传》校记，都已收到了。今天又接到你惠赐的《忠义水浒传》译本，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想先把现有的各本《水浒传》序例与回目，排列作一个比较表，然后寻出各本的先后与来历。这篇“新考证”若做得成，差不多全是你的帮助的结果。 浙江图书馆的书籍真不贵。你寄来的日币，换得一百〇四元，前次所买的《章氏遗书》七部，共计洋二十八元六角一分，连寄费邮费都在内了。尚余七十五元三角九分。你以后要买书，请开单告我，我当将款汇去，由馆中直寄给你。《红楼梦》已出版，我已叫亚东图书馆寄两部送你，不知已收到否？《红楼梦考证》是匆匆做的。我很盼望你与《支那学》同人切实批评。 你考定百十回（《英雄谱》）本为明末刻本，我觉得大概不错。可惜铃木先生所藏本已缺前面的序文与回目了。我悬揣此本之序必与我寄赠你的百十五回本的序相同。此序中有“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两句，可证此本初刻成时必在明崇祯时，满洲已很成边患，熊廷弼、袁崇焕等已死，流贼已很横行。你以为如何？ 译本《忠义水浒传》第142回有李逵反对招安，宋江大怒欲斩李逵一大段，为百十五回本所无。此段可以考见“忠义”二字的性质。怪不得圣叹看不起此本。 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先生现在京都大学研究文学。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诗”的一个先锋。你若有便，我盼望你见见他。他住在京都，冈崎，真如堂前町，九番地，盐田方。 《东壁遗书》的事，我盼望你不要过于急急寻找。你的热心与厚意是我十分感谢的。 《章氏遗书》错误太多，我已劝浙江图书馆的主任托人细校一遍，作一个详细的正误表。此表已付印，出版时，我当寄几份给你。 胡 适 十，五，十九 致周作人 启明兄： 今天得你十五日的信（此信半个月始到），谈起令弟的事。这事我十几日前已有信给你，托孙伏园转交，不知此信曾寄到否？信中大意是请令弟即来，月薪六十元，来时可先见《东方》主任钱君及编译所长高梦旦君。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 你病后，千万不要太劳。我看见你又已动手大译小说了，故作此忠告。 我想你们兄弟做的小说已可以成一集，可否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出版？又《点滴》以后，你译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一集交“世界丛书社”出版。《点滴》排印错误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务印刷，可无此病。 此两事，确系我替你的身体计的。此两事皆不须你自己劳心力，并且可得较好的酬报，并且于读者大有益。 千万回我一信。 适 十，八，卅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你的大札，已拜读过了。钦佩之衷，匪可言喻。 我躲了一点懒，你偏不许我躲懒，真是岂有此理！ 《诗经》确应该收进去。但此一篇狠不容易做。等此书写定付印时，我一定加上一篇，也许不止一篇，或须三四篇。大旨是： （1）《诗经》的白话文学。 （2）这种白话的区域 ——东到山东，北到秦晋，南到江汉流域。 （3）这个区域内各地方言的同异 。最要紧的是求出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语来。 （4）拿这个普通语来比较战国时的文章。考定：战国时的文章与《国风》时代的白话相差若干 ？例如《孟子》是否白话？《庄子》是否白话？《楚辞》的那一部分是白话？ （5）白话究竟何时始与文言大分离？分离的原因如何？ 你看，这一篇是不是难做？ 你出了这一个难题，怕要耽误此书出版的年月了！ 我也出个小题目给你。请你火速做一篇《〈西游记〉序》，七日内必须交卷 。亚东敬备“润笔”之资，或可少补教书先生的“吃饭”之费。你务必要做的 。 适 十、十二、十 致钱玄同 玄同兄： 我的《三国序》已付排了。他们渴望你的序 。请你即动手一挥，如何？ 我的序大意是： （1）三国时代何以为演义家的最好题目？ （2）《三国》的略史。明本与今本的异同。 （3）《三国》何以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 （4）《三国》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教本。 我因为你要谈文言白话的问题，故我不曾题及此一层。 适（5月24日） 致郭沫若、郁达夫 沫若，达夫两位先生： 我这回南来，本想早日来看你们两位，不幸在南方二十天，无一日不病，已有十天不曾出门一步了。病中读到《创造》二卷一号，使我不能不写这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久想面谈的话。 我最注意的是达夫在一五二页上说的：“因为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旧作的文字，淘了许多无聊的闲气。更有些忌刻我的恶劣分子，就想以此来作我的葬歌，纷纷的攻击我起来。” 我狠诚恳地希望达夫的第二句话里不含有与我有关的意义。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尝试，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 后来达夫做了一篇短文，内中全不提起译文，而说我所以强出头，是因为原文有跟着外国学者跑来跑去的话，而我是曾跟杜威做翻译的，所以借题雪恨。这篇文章，他寄给北京《晨报》社，社中记者给我看了，我劝他不要登。他说，他因为要表示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所以主张登出；我说：“正因为我爱惜作者的人格，所以不愿你登出。”后来他回信赞成我的态度，所以不登了。——然而此文终于在别处发表了。——我追叙这一段故事，只是要你们知道我对于你们，只有爱惜，而无恶意。 后来你们和几位别人，做了许多文章，狠有许多意气的话，但我始终不曾计较。因为有许多是“节外生枝”的话，徒伤感情与日力，没有什么益处，我还是退避为妙。 至于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的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狠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狠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如果你们不见怪，我狠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例如译Omar〔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诗，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的本身。 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胡 适 十二，五，十五 此信能不发表最好，倘有赐复，请寄亚东图书馆转。 适。 致高一涵 一涵： 久不看报，前日检得你在《晨报副刊》上《关于〈努力月刊〉的几句话》，我仔细读了，实在不懂得你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要表示清高，就不惜把一切卖文的人都骂为“文丐”，这是什么道德？ 拿尽心做的文字去卖三块钱至五块钱，不算是可耻的事。献寿文，作瞒心昧己的谀墓文，那是文丐。借文字敲竹杠，那是文丐。用抄窃敷衍的文字骗钱，那是文丐。迎合社会的恶劣心理，制造下流读物，那是文丐。但拿不苟且而有价值的文字换得相当的报酬，那是一种正当的生活；我们如果有一点忠恕之心，不应该这样嘲骂他们。如吴稚晖先生在极穷困之中，作文亦不受酬，那是超人待己之严，是可佩服的。但不以此自律，而以此骂人，那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做的，尤其不希望你干的。 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努力周报》不出稿费，连发行部的人也不支薪，这是我最不安的事。所以改办《月刊》时，我极力主张，非集点资本，正不必办。《月刊》应该格外注重文字的质量；既要朋友白帮忙，又要挑剔文字的好歹，那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主张《月刊》每月应有最低限度的编辑费。 但我们既不要军阀的钱，又不愿把自己卖给那一个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这笔钱打那儿来呢？ “商务”同“亚东”承办《努力月刊》时，我们即提出这笔编辑费作为一个条件。“亚东”情愿借贷来承办此报，但独秀劝他们不必竞争，只要求几个条件，内中有一条是独秀和我的文字不受酬，保留版权（独秀当日也是担任《月刊》撰文的人）。“商务”承办的杂志本无担任编辑费的先例；但对一切杂志皆有“销数满二千部后，其二千部以外销出之数，发行人应以版税二成交付著作人”的规定。《努力月刊》因有《周刊》八千份的底子，故“商务”肯以六千部的销数作为计算的基础，决定即以此项预支的版税作为编辑费。此是“商务”承办此报的事实，并无如你说，“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们做文字的人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的情形。这样说话，但求一时的快意，而不顾事实的不符，也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做的。 至于“商务”对《努力》的关系，并非谋“红利”，乃是“商务”里面有几位朋友赞成我们的奋斗牺牲的态度，故为友谊的帮助。《周刊》出版后，“商务”即破例愿为代售，并为代定。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至一年半之久，这是他们谋“挣红利”的表示吗？《月刊》之非挣钱营业，人皆知之。“商务”所办杂志，至今能挣钱者，有几个呢？他们这一次不恤冒险而担任《努力月刊》的编辑费，我们自己计算，姑以每年五千四百元编辑费而论，加上印刷、发行、广告的费，须真有八千份的销数方可够本，而月刊不比周刊，周刊能有八千份而月刊不易至此数。“商务”契约上并声明，“以三年为限，限满清算；如著作人应得版税及广告费总数超过三年内预支之总数，应由发行人照数补送。”但如三年内销数不满八千，我们却不须赔偿他的损失。这种单方的条件，我们能说他们是谋红利吗？这种资本家有何威可畏？ 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何况我深知“商务”此番全出于好意的友谊，而你说的话太过火了，使我觉得很对“商务”不住。我又不愿把我们的契约无故披露在报纸上，以博一班神经过敏的人的谅解。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请你替我想想我处此境地，应该怎样办法。 我说的话有不免太直切之处，但我对朋友的通信是从来不会作伪的，对你尤其不敢矫饰，想你能谅解。 适 十三，九，八 致王正廷 儒堂先生：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倘见着膺白先生，我盼望先生把此信给他看看。 胡适敬上 十三，十一，五 致李书华、李宗侗 书华，玄伯两先生： 谢谢你们的信。 人各有所见，不能强同。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贤如两位先生，尚疑我要“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盛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他种方法行之”！此语在两位先生或以为是逻辑的推论，但我读了只觉得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使人难受。你们既说我是“根本错误”，我也不愿意申辩。我只要指出，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 弟胡适 十三，十一，廿八 致王国维 静庵先生： 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给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日内稍忙，明日或能来奉访。匆匆，即颂起居佳胜。 适敬上 一四，二，十三 致钱玄同 玄同： 谢谢你的长信。我从公园回来后，也坐下来作工，写成了《凌廷堪》一章，大有老实不客气的神气，做成也颇得意，大概是良宵风月之赐也乎？ 《今文家书目》，真应该磕头道谢的。我一定依这个指南针去寻求；但我近来觉得今文家之中，有陋气的居多，有奇气的颇少，恐怕搜求的结果是粪土之多远过于香水呵。昨晚偶翻《古微堂集》，第一卷名“默觚”，其中都是“气禀物欲皆为性分所本无；去本无以还其固有”。“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一类的话，使人大失望。魏源是今文家之佼佼者，尚且如此之陋！大概龚、康、崔要算最少陋气的了。 “挤香水”的话是仲甫的误解。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如叙述公羊家言，指出他们有何陋处，有何奇特处，有何影响，有何贡献，——如斯而已，更不想求得什么国粹来夸炫于世界也。你说是吗？ 《华国》、《学衡》都已读过。读了我实在忍不住要大笑。近来思想界昏谬的奇特，真是出人意表！我也想出点力来打他们，但我不大愿意做零星的谩骂文章。这种膏盲之病不是几篇小品文字能医的呵。“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输入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虽似迂远，实为要图。老兄不要怪我的忍耐性太高，我见了这些糊涂东西，心里的难受也决不下于你。不过我有点爱惜子弹，将来你总会见我开炮时，别性急呵。你信上也曾提起我的《评东西文化……》及《科学与人生观序》。我觉得这两炮不算不响。只是这种炮很费劲，我实在忙不过来，如何是好？ 这封信写了两天，时作时辍；若今晚不寄出，怕又要搁起来了，因为明天我有五点钟的课。 适 十四，四，十二 寄上一篇演稿。以文章论，你看如何？ 致王国维 静庵先生： 夏间出京，归后又以脚疾不能出门，故久不得请教的机会。顷作所编《词选》序，已成一节；其中论长短句不起于盛唐，及长短句不由于“泛声填实”，二事皆与传说为异，不知有当否，甚欲乞先生一观，指正其谬误。千万勿以其不知而作，遂不屑教诲之也。 匆匆即祝 起居胜常。 胡适敬上 十月九日 致陈独秀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1925,12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豫才，启明，通伯三位先生： 昨天在天津旅馆里读鲁迅的《热风》，在页三三——三四上读到这一段：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一段有力的散文使我很感动。我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又想到在北京时半农同我谈的话。今天再忍不住了，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三位朋友。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我十月到上海时，一班少年朋友常来问我你们争的是什么，我那时还能约略解释一点。越到了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们若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内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他们对于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有何兴趣？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业多着咧！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很丰足的，可惜作工的人太少了！”国内只有这些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所以我不能忘记《热风》里那一段文章： “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我写这信时，怀抱着无限的好意，无限的希望。 适 之 十五，五，廿四，天津裕中饭店 致傅斯年 孟真： 前天发一信，已接到否？我决计住到九月三号，甚盼你能早来。今天细读你的长信，格外高兴。相别几年，各自寻觅途径，结果却很接近，如古话所谓“条条路可以到罗马”，又可以因互相印证而知道各人所得的得或失。 你最得意的三件事，我却也有点相像。1．近来每用庞居士临死的遗训劝人：“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庞居士也许注重在上半句，我却重在下半句。你的“几句中国书”还不曾忘的“干干净净”，但这不关紧要，只要把那些捆死人的绳索挣断几条，——越断的多越好，——就行了。2．捆人最利害的是那些蜘蛛肚里吐出来自己捆自己的蛛丝网，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很痛快。例如Descartes，我只记得他“善疑”，只教人学他“善疑”，其余的他的信条，我早已忘了。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饭傢伙丢了。3．我很佩服你的“野蛮主义”；我近来发表一文论西洋近代文明，你见著了没有？（《现代评论》七月初）你若见了此文，定有许多地方能表示同意。我在那文里说，“西洋近代文明不从宗教出发，而结果成一新宗教，不管道德，而结果自成一新道德”。此言与你的“一学得其野蛮，其文明自来”，同一见解，但没有你说的痛快。 你赞许我的两件事，也使我很高兴。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很惹一些人笑话。关于第二层，——小说的考证——我也很高兴。老实说，这十年来，没有一篇文字费去的时间与精力有《〈水浒传〉考》、《〈红楼梦〉考证》那样多的。我那次病倒，也就是从第一篇《〈水浒传〉考证》得来的。但我的辛苦已得了过望的酬报了。几部第一流小说的作者的事实都次第发现了，这差不多是一种“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功德！最大的报酬却是一些“副产物”（by-products）。我的本意本是想提倡一种方法，做学问的方法。颉刚在他的《古史辨》自序里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里得著他的治史学方法。这是我生平最高兴的一件事。 关于你说的“古代思想集叙”的大计划，我此时不能多谈，只好留作我们谈话的资料罢。 适 之 August，24，1926 致钱玄同 玄同： 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生天，免在地狱捣乱。 《醒世姻缘》的序，如旭生与芝生肯做，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请您代问一声。旭生不在京，请先问芝生。能早日回我一信，最好。 小说考证，我真干不了了。此事本应该由一般朋友大家分任，人任一部书，则轻而易举。我做了几部最容易做（因为材料多）的小说的考证。材料没有了，考证也做不出了。如《醒世姻缘》便是一例。 《封神传》，我请颉刚作序，他也没做成。此时我在客中，手头没有书，成了缴械之兵，更没有法子做考证的文字了，只好胡乱“望文生义”，做几篇评论内容与技术的序罢。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批者为曹雪芹的本家，与雪芹是好朋友。其中墨评作于雪芹生时，朱批作于他死后。有许多处可以供史料。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子除夕。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敦诚的挽诗作于甲申（或编在甲申），在壬子除夕之后一年多。（也许是“成仁周年”作的！）又第十三回可卿之死，久成疑窦。此本上可以考见原回目本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来全删去“天香楼”一节，约占全回三之一。今本尚留“又在天香楼上另设一坛〔醮〕”一句，其“天香楼”三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今始知为删削剩余之语。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 《国语文学史》的事，新月书店误用您的姓名，却并无恶意，不过是借重大名来登广告而已。（若说“北京文化书社印了一千本”，就没有味儿了。）广告不是我做的，但我总得代为负责向您请罪。（广告全文附呈。） 国语文学史 胡 适 著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 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 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国语文学史》原稿，我本不很看得起。去年检查敦煌写本，检得许多文件，可以证实唐代实有很多的平民文学，——比我推想的还要多的多，——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修正我的原稿，先出上卷。但此时尚未修改，大约须俟我把参考书收齐，方能下手。 因此，我要请你帮我一点忙：①请代我买一部《沙洲文录》及《敦煌零拾》；②请代买一部半农的《敦煌掇琐（？）》，或者请他送我一部。③如半农此书尚未出版，请代检他的自序与目录，赐我一份。此二事乞即一办，不胜感谢之至。 最后要提到你的信的末段了。这一段大有“可杀”的气味。所以说四十以上人有该死之道者，正因为他要“回思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耳。实则大可不必忏悔，也无可忏悔。所谓“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是也。我们放的野火，今日已蔓烧大地，是非功罪，皆已成无可忏悔的事实。昔日陆子静的门人有毁朱元晦者，子静正色说道，“且道世间多个朱元晦、陆子静，是甚么样子；少个朱元晦、陆子静，又成个甚样子”。（原文记不得了。）如今只好说，“世间添个钱玄同，成个甚么样子！少了个钱玄同，又成甚么样子！ ”此中一点一滴都在人间，造福造孽惟有挺着肩膀担当而已。你说是吗？ 祝你好。并望常常写信来。 适 之 十六，八，十一 致太虚 太虚先生： 功德林席上，太匆匆了，不及细谈。别后又因事忙，不曾得机会写信。千万请 恕罪。鄙意以为 先生到欧美，不如到日本；去讲演，不如去考察；去宣传教育，不如去做学生。此三层意思，说来甚长，现在只能略引申之。 先生能读日本书籍，若能住日本多读一点基础科学及梵文、巴利文，三五年之后进益当不浅。往欧美则有语言上的困难，虽有译人，终觉相隔几层，用力多而成功少，且费用又很大。故我说，到欧美不如到日本。 传闻 先生之行带有讲演与宣传教育之意。此意在今日夸大狂的中国，定有人劝驾。然鄙意则甚不赞成。佛教在中国已成强弩之末，仪式或尚存千万分之一二，而精神已完全没有了。先生是有志复兴佛教的一个人，我虽不热心于此事，然未尝不赞叹 先生的热心。倘 先生与座下的一班信徒能用全副精力做佛教中兴的运动，灌输一点新信心到这已死的宗教里去，这自然是可敬的事。然此事去成功尚太远太远，此时正是努力向国内做工作的时候，还不是拿什么“精神文明”向外国人宣传的时候。西洋民族文化之高，精神生活之注重，道德之进步，远非东方那班吃素念佛妄想“往生”的佛教徒所能梦见。先生此次若决计去西方，我很盼望先生先打消一切“精神文明”的我执，存一个虚怀求学的宗旨，打定主意，不但要观察教堂教会中的组织与社会服务，还要考察各国家庭，社会，法律，政治里的道德生活。昔日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于印度僧徒的毛厕上用的拭秽土块，尚且琐琐详述，如今看了，似觉好笑，然古人虚怀求学的精神，殊不可及。先生此行，无论在欧美，在日本，若能处处扫除我执，作一个虚怀的学生，则玄奘，义净的遗风有嗣人了。如为一班夸大狂的盲人所误，存一个宣传东方文化的使命出去，则非我所敢附和的了。 因为 先生曾征求鄙见，不敢随便应酬，故贡其狂言，千万请原谅。 胡适敬上 十六，十，八日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 小诗乃辱和作，高兴之至。 志希住处，我不知道。馆中李伯嘉定知之，送礼可托他转去，必不误。 王梵志事，《太平广记》八十二说他是隋唐之间的人。前日晤董绶经先生，他也有考证，引证甚多，许我借抄。不久《梵志诗集》与考证定可成小册子了。 适上 十六，十一，九夜 附原诗： 盗窟归来一述奇， 塞翁失马未应悲。 已看六夜绳床味， 换得清新十首诗。 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因占一绝句奉和，并乞教正。 胡 适 十六，十一，九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 久不相见，甚盼走访承教，今日下午已出门了，又为来客所阻，仍复折回。 承赐借《旧唐书》，先生的校注极有用处。如李白一传，殿本脱二十六字，正是极重要之文；少此二十六字，此传遂不可读。今人论李白，多据《新书》，其实《新唐书》远不如旧书之可靠。倘非得先生用宋本校补之本，我竟不知此传的本来面目了。故草此书道谢，并盼先生早日将校本全史付印，以惠学者。不知曾有意于此否？ 又顷读顾况的诗，颇喜其诗多白话。《旧书》说他是苏州人，《全唐诗》说他是海盐人。此人当日因作白话诗多嘲讽，竟致得罪贬谪，此冤似不可不为一伸。先生习于海盐掌故，不知顾况的文集二十卷有传本或辑本否？便中幸见示为感。 匆匆即祝 起居佳胜。 适上 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 来示敬悉。《华阳集》已读过，稍迟当奉还。此集中所收文有几篇尾有年月，可以考其人生卒年代之大概。 《苕溪渔隐丛话》已送来，甚有用处。此为绩溪人著书中最流行的一部书，虽无甚精义，然颇便检查。王梵志有二条，已录出。 先生校全史之功作，真可敬佩，令我神往。鄙意以为先生宜倩一二助手，先将已校各书过录一二副本。岫庐近作《千种丛书》计划，中有廿四史均拟加点读。点读之际似可即将先生已校改各本改正。先生以为如何？ 整理全史，今日已不容缓。清代学者已有之成绩似亦应有一总结集，如王益吾《两汉书补注》之例。若不结集，则此种勤苦之功力只有裨于极少数之学者，于多数读者仍无关系，殊可惜也。 连日在同文书院作四次讲演，殊忙迫，故不及走访。稍迟当趋谒承教。匆匆即颂 近安。 适 敬上 十六，十二，十四 致吴敬恒 自从大华饭店一见之后，又多时不见了。那天我曾谈起同文书院的四个演讲，现在这四讲的稿子都给孙伏园发表了。其中前半只存大意，戴氏一讲略有增改，稍近讲演时的全文；惟关于先生的一讲则系今年旧历新年里所改作，比原稿多出不止一信。伏园说，他已把全篇寄给先生了，今寄上末讲校改稿，请先生切实指正。 作此文之意起于几年之前，当时《现代评论》诸君，特别是通伯，都怂恿我早日动手，但终以不得清闲时间，不敢潦草着笔，唐突先生。去年在东京见梁君所编先生学术论著续集，始得读《杭育》全份（我竟没见过一篇，《民国日报》久不到北京），其中第五篇最使我高兴，因为我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中作《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其见解差不多全同于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发表的论调。那时便又有作文“述吴稚晖”的意思。直到七、八月后，此意方才能实现。所以又迟迟如许之久者，一则先生当日身当政争之冲、述学之文或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则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作此文的大意，先生是明眼人，定能看出此中总不免有点“借刀杀人”的动机。承先生说我于先生的新信仰“虽无具体的相同，却也不曾寻出他的异点来”，这几年来我和先生的主张渐多“具体的相同”，故述先生的信仰都是抬出老将军去打头阵，好让我们腾出功夫来多预备一点子弹来给先生助战。此意与先生所谓“浇块垒”者大不同，或不为先生所痛斥罢？ 我的立脚点是历史，故此文把先生排作“反理学”运动的最近一幕（不是最后一幕），又特别看中了先生的文化史观，把它从附注里提出来作为正文，这一点不知先生能同意否？（我那年在塘〔唐〕山住在先生处，亲见先生壁上的五千年历史图表，故私心总把先生归在国内少数治历史的人里面，只怕先生不愿意受我的“高攀”呵！） 先生当日作《新信仰》一文，先叙宇宙观，次叙三个人生观；这个大纲目之外要说的话，便都放在附注里。我两次试述此文（一九二四在大连满铁暑期大学，用英文作的；一九二七同文原稿），皆依此纲目，总觉不能惬意，而不解所以不能惬意之故。今年改稿，始放胆抛弃原文的纲目，把附注之文提作正文，而不复述人生观的三大段。稿成后，觉得这办法比前两次满意多了，试令别人读过，他们也都容易明白了解。不知先生自己对于这个大搬动有何意见？ 以上各点，均望先生有空闲时见教。 此外还有一个请求。我在此文开端，竟不曾叙述先生的历史，其实是因为我全不知道先生一生思想变迁的历史，故不敢瞎说。我想请先生腾出一点时间来赐我一篇简单的“自传”，粗枝大叶地谈谈那位常州吴老头子的故事，给我这个朱朝奉的同乡后辈添点史料，使他将来作“朱注”时不致于劈空瞎嚼蛆。否则将来徽州胡朝奉冤枉了常州吴老先，先生也得负几分吝教之罪呵！ 十七，二，廿八 致钱玄同 玄同老哥： 我的《白话文学史》上册快要出版了，上册只写到白居易，已有十九万字，只好暂告一结束，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 千万请您赏一纸题签，并且希望你即日付邮，十分感谢！ 祝您好！ 适上 十七，三，廿九 极司非而路49A 致《京报》社 京报社编辑主任先生： 承贵社赠阅《京报》，十分感谢。但每回发行处误寄两份——一份的住址是排印好的，一份是油印的，——未免可惜。请停寄一份，以省糜费。□（原文此处为“□”，下同）□请改寄上海极司非而路49号甲。 还有一件事奉告。昨读四月廿二日 贵报附刊的□虹周刊第六期中的小说《燃犀》（原文此处为“□”），其中引有我的诗句，我才知道此书中的人物有我和蔡孑民、林琴南等。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阑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顾，即蔡孑民先生。 我不认得作者“园丁”先生，但我想托先生转达一点意思。 我只见了这一期登出的《燃犀》，其中已有许多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如： （1）我结婚时，先母尚未死，此书中所说完全错了。 （2）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 （3）当陈独秀先生作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先生长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 （4）他给蔡孑民先生的长信，并不是辞职的信。 （5）作者引我的新婚杂诗，其中多割裂讹误。 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p），做的不好便成了造谣言的乱谈了。“园丁”先生有志作文学，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质之作者，以为何如？ 匆匆道谢，即祝 贵报发达。 胡适 敬上 十七，四，廿五 致吴敬恒 稚晖先生： 令郎病状如何？深盼他已见好了。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地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故敢麻烦先生，千万请先生原谅。 胡 适 十七，六，十六 致蔡元培 孑民先生院长： 大学委员会委员的事，当初我曾向先生坚辞两次，终以先生苦留，故不敢坚持。现在我已决心摆脱一切，闭户读书著述，故请先生准我辞去大学委员之职。此意十分坚决，绝无可挽回，千万望先生允许。倘先生不允许，我也只好自己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了。千万请先生鉴察并原谅。 胡适敬上 十七，六，十六 致蔡元培 孑民先生： 发信后收到两函，谢谢。致基金会一函已加封寄去了。 先生不许我辞大学委员会，殊使我失望。去年我第一次辞此事时，曾说我的脾气不好，必至破坏院中和平雍穆的空气。十五日之会果然证明此言。当时我已十分忍耐，故虽被稚晖先生直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但日后我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因为列席亦毫无益处，于己于人，都是有损无益。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岂是消弭意见的办法吗？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既已决心不出席，留此名义何用？此为最后陈述，亦不劳先生赐复，我也不登报声明，望先生体谅此意。 前书戆直，不蒙罪责，甚感！甚感！ 匆匆，即祝 先生安好 适敬上 十七，六，廿七夜 致罗家伦 志希兄： （这几次的畅谈，使我很感觉愉快。稍有余憾的只是意气稍盛，稍欠临事而惧的态度。勇气不可没有，而客气却不可有。如那回我偶举《民国日报》的社论来证国民党今日尚没有公认的中心思想，你便说《民国日报》不是党报。此是以辩胜为贵，非虚心论事的态度。你说是吗？）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要请你尽力主张，但不必说是我的建议。 前天听说你把泉币司改为钱币司，我很高兴。我因此想，你现在政府里，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 稚晖、孑民、介石、展堂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 （1928年）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 今天第一次得读先生的白话信，欢喜极了。 我的那一篇文字，承先生赞许，又蒙恳切警告，使我十分感激。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况且我有一种信仰：“天下无白白地糟塌的努力”，种豆种瓜终有相当的收获。不种而获，则为不可能的事。自由是争出来的，“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老虎乱扑人，不甚可怕；所苦者，十年来为烂纸堆的生活所诱，已深入迷阵，不易摆脱，心挂两头，既想争自由，又舍不得钻故纸，真是憾事。 素知先生富于积极精神，故敢发狂论，千万请鉴察。 胡适敬上 十八，六，二 致李璜、常燕生 幼椿、燕生先生： ……国家主义所出报章，《醒狮》、《长风》都是很有身分的。但其余的小杂记，如《探海灯》，如《黑旋风》，……等，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污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如《探海灯》诗中说蔡孑民“多金”便是轻信无稽之言；如说“蒋蔡联宗”，便是捏造故实了。 我以为，这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 十八，七，一 致刘公任 公任同学： 谢谢你的两信，你的卷子很好，我很高兴。 你的失望，我很能了解，但我要对你说，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同其他生活有同样的命运：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要当得起成功，更要耐得住失败；凡耐不住失败的，什么大事都不能做。 你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爱她，被弃而不怒，被骗而不怨。本不求报，何怨？何怒？爱情岂是做买卖吗？一是不再爱她，朋友仍是朋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若宣布于世，以谋报复，那是悻悻小人之所为，不是君子做的事。 何况你这一次恋爱的人，依你所说是不值得你的爱情的。若果如此，则你的失败，只是盲目的爱的失败，失败正是幸福。 况且你既然尊重女子的人格，便应该承认她的自由。她自有自由，自有不爱你的自由，——无论你如何爱她。 真爱情是不一定求报答的。她不爱你，你不能勉强她，不应该勉强她。 你最好走开去玩玩，跑十天八天的山水，再回来努力做一件有趣味的工作，叫工作赶跑你的烦闷。回来之时，请来寻我谈谈。 近来最荒谬的言论，是说恋爱是人生第一大事。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学问欲强的人，更不必要有恋爱。孔德（Comte）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Kant）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 适 之 十八，八，八夜 致周作人 启明兄： 谢谢你的长信。更谢谢你的厚意。 我此时不想到北京来，有几层原因：一是因为怕“搬穷”，我此刻的经济状况，真禁不起再搬家了。二是因为二年以来住惯了物质设备较高的上海，回看北京的尘土有点畏惧。三是因为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薮。前几天百年兄来邀我回北京去，正是上海市党部二次决议要严办我的议案发表的一天，我请他看，说明此时不愿回去的理由，他也能谅解。俟将来局面稍稍安定，我大概总还是回来的。 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的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任公早年有“饮冰”之号，也正是一个热病者。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濆涌，笔手扰”，最足写此心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 近来因为一班朋友的劝告——大致和你的忠告相同——我也有悔意，很想发愤理故业。如果能如尊论所料，“不会有什么”，我也可以卷旗息鼓，重做故纸生涯了。但事实上也许不能如此乐观，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那就更糟了。但我一定时时翻读你的来信，常记着Rabelais［拉伯雷］的名言，也许免得下油锅的危险。 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你的“老朽”之感，我也很有同情。向来自负少年，以为十年著一部书，算不得迟缓。去年去赴任公的大敛，忽然堕泪，深觉人生只有这几个十年，不可不趁精力未衰时做点能做而又爱做的事。这一学年，已决计谢绝一切酬应及一切教课，专力把《哲学史》做起来。秋后北来，或可报告一点成绩。 匆匆即祝珍重，并问 各位老朋友安好。 适 十八，九，四 致任鸿隽 叔永兄： 我看了沧白先生的信，很感谢他的指教。这个问题，诚如你说的，有两个要点须先决定：第一是“此瓶是否康熙瓶？”第二是，“瓶上画的是否《红楼梦》的故事？”沧白先生已力辨此瓶是康熙瓶无疑；我和你都是外行，只能承认他的判断。但第二点实尚可讨论。“金钗十二”并不始于《红楼梦》，此瓶既无题咏，何能骤定为《红楼梦》中之十二金钗？ 沧白先生似未见我前年发现脂砚斋钞本《石头记》以后所作文字。他也未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沧白先生误信程伟元序，以为《石头记》早已有全本。脂砚斋与雪芹很亲密，批本中明说“书未成 ，芹为泪尽而逝”，又明说雪芹死于壬午除夕。 （1929年）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 承赠高大立《绩溪杂感诗》，感谢之至。此书五六年前，我曾得一本，但远不如此本之精印。此中诸诗颇能写实，饶有历史价值。原注六，“七八都西接大会山，土沃民勤，稍称繁庶。”八都即是敝族所在，诗中所写新岭，即是我们家门口所望见的岭。诗中说，“宣、歙多商贾，独怜此间民所恃惟稼穑，地狭苦粟少，人满堪心恻，”可见其时绩溪人尚不重商业。近百年来，亦多经商者，家有二子，必送一子出门习商。高君诗所记，“俗更好为僧”，今日也没有此俗了。 胡适道谢 十九，一，廿六 汪氏注语太略，其实音韵不须注，而地理风俗不可不注也。 致白薇 白薇女士： 你四月十三日的信颇使我失望。我对于你的四条质问，答复如下： （一） 学校不希望有教授私人“激迫”其他教授辞职的事。私人的激迫，即有其事，也决无效。但以我所知，你的辞职是时时提出的；四月六日一品香席后，你已说辞职，丁、凌诸君都坚留你，后来我知道了，也劝丁、凌诸君留你，在此次以前，你也辞过许多次。也许侃如信你辞职是真为了现代书局的事，故他屡次留你的。此次 不曾坚决留你则有之；若说侃如夫妇“激迫”你辞职，则未免太离奇了。 （二） 教授不应“用授课时间，造谣毁坏其他教授的名誉”。但上星期学校已经坚决挽留你之后，你却用上课时间对学生说你如何受“激迫”而要辞职。学生代表来对我说你在课堂上说的事，我听了真如读一部离奇小说。无论此事有无（这是另一问题），至少是你先在授课时间说一件关于两个教授名誉的事。这一点我认为大错。如真有此事，你应该对学校负责任的人说，不应该先煽动学生，以至于学生开会几乎决议要请学校赶走两个教授（这是学生代表姚残石君对我和丁先生说的）。你已诉之于学生了，却不许被诉的人有一个答辩的机会，这也不算平允。 （三） 陆先生对学生说的什么话，我还未得到学生代表正式报告。现在我知道的只有（1）学生代表说你报告陆先生怎样“激迫”你辞职的事，（2）丁先生报告你对他说的话，（3）你报告陆先生“真该地杀天诛”的话，（4）陆先生绝对否认有激迫你的事，并且正式来信说，无论你怎样误会，“我（他）是始终希望她（你）教下去的”。 （四） 我的前信并不是“讲和”，只是报告我听了学生代表的报告的时候对于此事的观察和我对于中国文学一门的主张。我极希望我的朋友同事都能从黑暗中出来，做光明的人。 最后我要说一句我个人的信仰。我常说：“做学问 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 于有疑处不疑。”若不如此，必致视朋友为仇雠，视世界为荆天棘地。你以为如何？ 胡 适 十九，四，十四 致杨杏佛 杏佛兄： 昨日孑民先生交来吾兄手示，谢谢。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报纸记载讲演，非有训练，每多谬误；我也常是此中的一个牺牲者，故决不会因此介意于你。 适 十九，四，三十 致夏蕴兰 蕴兰女士： 谢谢你的信。 你问的问题都是很大的，我无法回答。如“人格的修养”岂是一封短信所能解答的？如“学术的选择”也不是别人所能代答，大要需以“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章实斋语）为选择的标准。但“性之所近”也不易发现，当先充分发展各种兴趣。如向不习科学者，当多学科学，然后可知究竟性情是否近于科学。“力之所能勉”，也不是指眼前的能力，当充分培养自己的能力；今日所不能，明年也许能够做了。故人在青年时代，当尽力做“增加求学的能力”和“发展向来不曾发现的兴趣”两项工作。能力增加了，兴趣博大浓厚了，再加上良好习惯的养成，这便是人格的养成，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进境而已。你信上似乎轻视英文的工课，这是错的。我劝你借这机会努力学一种外国文，要学到看书作文全有乐无苦的境界。这便是打开一条求知识学问的生路。故纸堆里翻觔斗，乃是死路，不是少年人应该走的。 胡 适 十九，九，廿六 致胡汉民 展堂先生： 在十一月廿二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我见着先生在立法院纪念周的讲演，题目是《谈所谓言论自由》。其中有一段说： 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这一段文字很象是暗指着我说的。我知道先生自己不会看《泰晤士报》，必定有人对先生这样说。我盼望先生请这个人指出我在那一天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过何种长长的文章或短短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居心险恶，行为卑劣”的话。倘蒙这个人把原来的报纸剪下寄给我看看，我格外感谢。 我本月廿八日搭津浦快车搬家到北平居住，倘蒙先生赐答，请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匆匆过南京，不能入城一谈，甚怅怅。 胡 适 十九，十一，廿五 致钱玄同 玄同兄： 你可考倒我了。我这几年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春秋》的性质的问题，所以对于你的质问，我几乎要交白卷。但你的信却使我不能不想想这个问题，想想的结果，略如下云，写出请你指教。 第一，孟轲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想，“其文则史”一句似乎是说，以文字体裁而论，《春秋》是一部史，与别国的史正是“一也”。试看齐国史官记“崔杼弑其君”，晋国史官记“赵盾弑其君”，其文字体裁正与《春秋》相同。况且“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句，从文法上严格说来，应译作，“至于这里面的意义，可是我偷了他们的了。”旧注以“窃取”为谦辞，我却不肯放过这句话。我以为董狐、齐史，都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威权已经成立了，故孔子自认窃取史官“书法”的意义，而建立正名的思想 。 第二，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使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但私家可以记史事，确有可以使跋扈权臣担忧之处。故有“乱臣贼子惧”的话。此事正不须有什么“微言大义”，只要敢说老实话，敢记真实事 ，便可使人注意（惧）了。今之烂污报馆，尚且有大官贵人肯出大捧银子去收买，何况那位有点傻气的孔二先生呢？我的英国朋友佗音比（Arnold Toynbec）每年编一册《国际关系调查》，颇能据事直书。这几年中，每年都有列国外交当局对他的记事表示很关切的注意。这便是“惧”字的“今谊”了。（崔浩修史的故事更可借来印证。） 第三，孔门的后人不能继续孔子以私家学者作史的遗风，却去向那部比断烂朝报高明不多的《春秋》里寻求他老人家的微言大义。于是越钻越有可怪的议论发现。其实都是象禅宗和尚说的“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上，是和尚自疑别有什么事。”（作《左氏春秋》的那位先生似是例外。） 第四，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也不能证明此书是否荀子一派人作的。因为简短，故颇象“断烂”；其实我们看惯了殷虚卜辞更见了董狐、齐史所记，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书，也许真是孔子仿古史书法而作的。我从前（《哲学史》一〇三）曾疑《春秋》有“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现在看来，在那种时代，私家记载不能不有所忌讳，也是很平常的事。即使胡适之、钱玄同在今日秉笔作国史，能真正铁面不避忌吗？ 毛子水兄恰好在我家中，见了你的原书和我的答书的前半，他写出了三条意见，如下： （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记录的。 （a）书法是可有的事。 （b）断烂朝报的性质是古初的著作体裁使然，详细的必是口传而非文字。 （2）孔子可以得到这样的纪录，并且利用他。 （3）孔子也许公布古代史官的纪录，并接续记载当时的事。 子水的意见和我相差不远。 以上所说，不知能算是交卷了吗？ 谢谢你为我的生日费了那么多的工夫写那篇长文。裱成时，还要请你签字盖章，使千百年后人可以省去考证的工夫。 适 之 十九，十二，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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