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史学大家吕振羽

毛泽东和吕振羽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毛泽东欣然同意吕振羽代表中共和国民党谈判，吕振羽不辱使命；支持吕振羽办“南方抗大”，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对吕振羽的史学研究成果大为赞赏，还把吕振羽的史学书籍作为常备读书单，对吕振羽委以重任；吕振羽对毛泽东极为敬仰，他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而成为史学大家。

毛泽东欣然同意吕振羽去南京谈判，他不辱使命

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生于1900年1月，湖南省邵阳人，与毛泽东同是湖南人，小毛泽东7岁，他家世代为农，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衰败及农民生活的艰难，成年后积极探索救国道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坚定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吕振羽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攻习电机。毛泽东、李达等在长沙办起自修大学，讲习救国救民的新道理。恰在此时，吕振羽参加了“驱宾(驱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学阀宾步程)运动”，被推为驱宾大会副主席，与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夏明翰多有接触。夏明翰指点他，去湖大法科听李达的课——《新社会学》。自此，青年时代的吕振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启蒙教育。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在长沙成立，吕振羽受毛泽东、李达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笔者曾采访吕振羽之子吕坚，他说，吕老1929年在北平地下书店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1975年吕振羽致毛泽东的信，还言及此事。1934年6月，吕振羽在李达的鼓励帮助下，写成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开山之作。

1935年，日军已侵至冀东22县，直逼平津，国内民众抗日浪潮高涨。日本侵略中国，也危及到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宋子文、孔祥熙等亲美势力，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等逐渐改变对日一味妥协的立场。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按照宋子文的指示，要他的大学同学、曾和翦伯赞一起创办过《丰台旬刊》的谌小岑，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谌小岑因曾养甫关系到国民党铁道部里当科长。他便找到翦伯赞，翦伯赞说吕振羽思想进步，可能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其时，吕振羽正在中国大学任教，他还担任了中共领导下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卖国举动十分气愤，常常在讲课中借古论今，声色俱厉，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共御外侮。11月，吕振羽接到一封南京的来信。写信人为谌小岑。信的内容主要有：“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龚两府联姻，方可共御外伤而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吕振羽接信后，明白“姜龚”，即蒋、共的谐音。吕振羽那时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与中共北方局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有联系，他觉得这是事关国共合作大事，便立即去找周小舟，请问如何处置。周看信后，认为关系重大，须等上面研究后再告吕。几天后，周小舟来见吕振羽，传达北方局指示，要吕振羽辞去教职去南京，和曾养甫进行接触。

◆1926年4月，吕振羽（左五)湖南大学毕业合影。

吕振羽立即将与曾养甫见面情况函告周小舟，周将信报告了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刘少奇随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派周小舟和吕振羽去南京进行接触。后来刘少奇曾回忆说：得到周的汇报后，他曾致电毛泽东请示，并建议由周、吕前往谈判，“毛泽东同意了”。1936年1月，周小舟到了南京。此时，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已发表，瓦窑堡会议制订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周小舟见了吕振羽后，要求他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接触。并告诉吕振羽说，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条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只要国民党同意这些条件，就可谈判。吕振羽对中共抗日大政方针极为佩服，他入党愿望强烈，随即向周小舟提出了入党要求，周表示回去后向组织汇报。3月，周小舟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再次来到南京，他带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署名盖章书写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等人的白绸信件，每封信里都附有《八一宣言》，要吕振羽和周小舟转交给相关收信人。这一次见面，周小舟也给吕振羽带来喜讯，正式通知他，组织已批准他的入党要求，无候补期，为正式党员，这是毛泽东等领导对吕振羽革命工作的肯定。他听此好消息，高兴无比。

此后，吕振羽又和曾养甫等进行五六次的谈判，吕振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很好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7年8月，周小舟再次来到南京，吕振羽将所有材料和密电码全部交给了他。周说，他回到北平后马上就要携带这些材料去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这次南京谈判的全部经过和情况。9月29日，毛泽东撰写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曾提到“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这里的代表之一就有吕振羽。毛泽东在此文中还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由吕振羽和周小舟转交给时任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由曾养甫上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此后，国共秘密谈判向更高层次发展，改由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冲通过电台直接联系。卢沟桥事变前夕，吕振羽结束了他的秘密使命，返回北平。

吕振羽参加南京谈判，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这是我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场谈判，它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期间经历9个月之久，双方激烈争论，唇枪舌战，不及细述。吕振羽坚持原则，不辱使命，功不可没。

毛泽东支持吕振羽办“南方抗大”，培养大批抗日人才

吕振羽谈判结束后，接到周小舟的指示——“回湘开荒”。1937年9月，他回到长沙，积极宣传抗战。吕振羽发现，在国民党控制的学校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得不到贯彻。国民党仍然在告诫学生“莫问国事”， 共产党很难打入。他设想，能由共产党人办一所像延安抗大一样的学校，培养抗战干部，为日后坚持湖南抗战作准备。他将这种设想向徐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工委作了汇报。徐特立和工委领导非常赞成吕振羽的这一主张，并立即向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汇报，并要求党中央派一些干部来，将抗大的学风带来。不久，毛泽东和中央表示同意，并给予大力支持，派来了一大批干部。

1938年 6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派吕振羽为“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兼党代表，筹办“讲学院”事宜。9月15日，塘院正式开学。这所特殊时期成立的学校被人们誉为“南方抗大”，先后有250余人参加学习。讲学院除了开设国文、外语、音乐等常规课程外，还有游击战术、抗战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大纲等课程。学校师生除了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外，还组织戏剧、歌咏等活动，深入学校周边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提高民众文化素质。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

1939年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勒令停办”。讲学院虽只存在了短短8个月，但在抗战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培训学员250余名。这些革命的火种，从夫夷江畔，向新宁、城步、洞口、绥宁等地蔓延，遍布湘中和湘西南。不少学生撤退后，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回乡建立党组织，有的留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的加入了新四军，在湖南乃至全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接见了吕振羽，把吕振羽的史学书作为常备读书单

1939年8月，周恩来指示吕振羽去重庆，希望他利用在文化界的影响，做统战工作。吕振羽于9月来到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写下了一批对抗日有影响的论著。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保护在重庆的文化战士不被国民党杀害，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让吕振羽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吕振羽在华中局党校任教，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很受学员们欢迎。刘少奇、陈毅等和党校学员都亲切地称他“老夫子”。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要他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毛泽东的这份电报，表达了革命领袖对战斗在抗日前线的知识分子极为关心，令人感动。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和吕振羽夫妇一行为时7个多月，长达万里的行军，共越过了敌寇严密控制的103道封锁线， 终于在12月30日到达延安。当大家看到延安那高耸云天的宝塔时，不由地高兴得跳了起来。  “到家了!到家了!”不少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到延安的当晚，在欢迎会上，吕振羽见到了久已想念的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接见了吕振羽，他们相谈甚欢。毛泽东谈到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告诉吕振羽，他读过这本书，认为这是一部中国哲学史。并问吕振羽：为什么叫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告诉他，当时因为与陶希圣作斗争，为了针锋相对，故用了陶希圣的书名。毛泽东赞赏了他的斗争精神。吕振羽还告诉毛泽东，他打算将近代部分补写起来，还要写完《简明中国通史》，使这两部书成为从古到今、名副其实的完整通史。毛泽东深表赞同。  

就在毛泽东接见吕振羽时，毛泽东早对史学研究十分重视，他指出，史学工作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十分重要的，把研究历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他反对党内不注重研究历史的倾向，为此，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该决定经毛泽东修改后公开发表，决定说，延安干部学校并各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呼吁民众抗日，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这正与毛泽东所倡导的重视史学研究的精神一致。毛泽东对吕振羽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巨大的史学成就由衷钦佩。

后来，毛泽东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本书情有独钟，爱不释手。1942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出版问题时，毛泽东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年，毛泽东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仍然很重视，在纸张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让“解放社”重版了这本书。《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进入毛泽东的常备读书单，在他外出考察时，还指名随身携带这本书。龚育之说，毛泽东在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随身书目，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位列其中。

吕振羽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使他心潮澎湃，他随即挥笔赋诗《回到延安》：    

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州翘首望延安。

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边。

是啊，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吕振羽，青年时代就深受毛泽东等人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无缘相见。他多年在国统区从事战斗，这次千辛万苦回到延安，又见到仰慕已久的伟人毛泽东，并与他面对面交流，聆听教诲，还受到毛泽东称赞，内心怎能不充满幸福之感，“喜不自支”。

毛泽东亲自修改吕振羽的文章，有力驳斥“蒋文”谬论

诚如毛泽东所说，吕振羽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来延安，战斗力更强，成就很大。1943年3月，由于第三国际的解散，国民党乘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掀起反共高潮。在这抗战胜负的关键时刻，在这决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命运之际，蒋介石抛出了由陶希圣根据他的授意代笔而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进行了攻击和污蔑。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对吕振羽、范文澜等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

◆毛泽东1942年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报手迹（调吕振羽等去延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吕振羽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于8月7日在《解放日报》专论第一版发表。刘少奇说：文章发表前毛主席看过，文章的副标题是毛主席亲自加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毛主席还作了少量修改。报纸曾空运到重庆发行。当时先后发表的还有：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等。吕振羽文章愤然批驳了“蒋文”谬论，即“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吕振羽以“查查历史，看看事实”为立论根据，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给予了有力的驳斥。特别是举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抗日的事实进行有力批驳。吕振羽最后指出：“总之，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的，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就与它共同负起了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任务；而在一切反共分子的身上，如果也寄托了'中国之命运’的话，就只是寄托了黑暗的腐败的灭亡的命运。”吕振羽痛快淋漓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诬蔑，阐明中国之命运的寄托者是共产党。这对粉碎蒋介石企图再度挑起反共浪潮，对教育全国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在中共密集的反击下，在全国人民和爱国同胞的一片反对声中，蒋介石集团才不得不收敛起这股反共气焰。

也就在这个时候，吕振羽看到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扬大汉族主义，他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无知妄说，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正相反对”。他决心以历史的事实去揭露蒋介石“妄说”，他决定重修民族史，认为这“是中国马列主义者的责任”。经过一年时间，1947年2月，他的《中国民族简史》完稿了，4月，由大连大众书店出版。《中国民族简史》突出的史学思想，就是对大汉族主义进行了坚决、猛烈的批判，还讴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该书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开创性尝试，为后来的民族史研究走出了一条新路。吕振羽反对大汉族主义，毛泽东也多次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特别是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他深刻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他们观点相一致。正因如此，1949年10月，毛泽东签署任命书，任命吕振羽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成立的中央部委之一。它承担着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监督实施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监督办理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事宜等。据吕坚说，绝大部分委员是少数民族，吕振羽是汉族身份，可能是考虑了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资历及学术成果。此后，吕振羽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还签署任命吕振羽为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毛泽东还极为关心吕振羽的动向行至，中央宣传部曾上报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杜国庠(现在广州)、吕振羽(现在沈阳)、翦伯赞、侯外庐(现在西安)、刘大年、尹达(人民大学)。”毛泽东加了批语，在“吕振羽(现在沈阳)”项下，改“沈阳”为“长春”。这一细节，表明毛泽东心目中是细心关注吕振羽，熟知他的工作地址的。

吕振羽提出，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

毛泽东对吕振羽倍加关心，吕振羽也不负厚望，他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学习历史，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取得丰硕成果。

1960年5月，吕振羽在《历史研究》第5期上发表《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版三周年》一文。该文4万多字，他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他认为毛泽东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有五大组成部分，即：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学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学说。这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历史实际、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真正的基础。吕振羽的这一研究和概括，使人们比较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吕振羽

吕振羽还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例如他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论述加以具体运用，研究出周朝封建制度的“不平衡发展”，这在当时古史分期的争论中，确实与众不同。他认为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的可以赶上或超过先进，先进的也可变为落后，这是一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还如当时有人提出疑问，农民起义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众多的农民起义，而中国封建社会却延续了三千多年。吕振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援引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每次农民起义都多少推动了社会前进，但由于农民“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自己找不到前进方向”，“只迫使新的封建王朝对农民作一些暂时的让步和妥协”，因而不能根本地推翻封建制度，致使中国社会常常在生产有了某些发展以后，又进入“迟滞”状态。

吕振羽对毛泽东是敬仰的，也充满浓浓的感情。1962年11月25日，他特地到韶山拜谒了毛泽东旧居，赋诗一首，即《韶山谒毛主席旧居》：

诞降巨人处，韶山旭日红。

五洲同仰颂，声气叶东风!

吕振羽也没有忘记当年自己对毛泽东的许诺，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里，他挤出时间，潜心研究史学，完成了两部大著。1945年10月，《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修订本。1948年他又完成了70万言的《简明中国通史》。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次修订和增补，多次再版，前后印刷近60万册，在中国现代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著述颇多，从经济史、社会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编辑｜侯梦玮

责编｜王媛媛

编审｜项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