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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军帽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部分供应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物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发生变化。1938年国民政府从部分供给改为发放服装费和部分被装材料，1939年到1940年，国民政府更是减少了供应，只发棉衣和供缝补服装的布料，到1940年11月，完全停止了供应。即便是供应时期，国民政府仍一边合作一边反共，口惠而实不至，八路军、新四军后勤根本得不到完全保障，供应标准也远远低于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因此，遍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需工厂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主要的被装生产基地。
身着八路军夏常服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领导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合影（左起：程子华、彭真、关向应、聂荣臻）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加上敌人破坏、自然灾害等原因，八路军、新四军被装标准很低。一般每人每年配发2套单衣、1套棉衣、1顶单军帽、2双袜子、若干双鞋（多为草鞋，也有布鞋）、1副绑腿，每年换发部分大衣和棉服。衣裤分为夏、冬两种，即单衣和棉衣，制式相同。各级军官同一制式，士兵与军官唯一不同之处是士兵服上衣腰后左右衣缝上各加有一个布袢。上衣是对襟翻领式，衣襟正中缀5颗纽扣，前襟上有4个明袋，均有袋盖，袋口中央各有一颗纽扣。上面两个口袋袋口与第2粒纽扣平齐，袋底为圆形；下面两个口袋袋口与第5粒纽扣平齐，袋底为方形。军裤为西服裤式，裤腰两边各有一个侧袋，右侧侧袋旁有一表袋。军大衣的样式分为官和兵两种，均为翻领、双排扣。大衣腰部两边各有一个暗袋，军官大衣有袋盖，士兵大衣没有袋盖。衣后有两根互相搭接的横腰带，带端互叠约12厘米。横腰带下正中开一衩，军官大衣为长衩，衩的两边折叠，上面缀有3颗纽扣；士兵大衣为短衩，不折叠，不缀扣。军帽也分为夏、冬两种，其制式均为直筒圆顶加围式，即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前端成坡状，后端齐帽顶。帽围两端靠两粒小纽扣结合在一起。冬帽帽围可以放下，后半部可达脖颈，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放下时仍靠两粒纽扣固定于颌下。
受种种因素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服始终是颜色各异。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军服沿用国民党军队配发的灰色军服。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军服多为灰、蓝两种颜色。晋察冀军区部队1938年的夏服为草绿色，冬服为灰色，以后又统一为土黄色。虽然各有差异， 但总体上军服比较普遍使用的是黄色、黄绿色、草绿色、灰色4种颜色。虽然八路军总部制定的《被服工作条例》要求尽可能地统一样式、 统一用料、统一颜色，但是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奇缺，染料严重不足，各根据地只能尽力保障供给。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为了解决布料漂染问题，于1942年1月在延安专门办了一个染坊。从红军时代开始，部队用土法染军服的做法就已广泛流行，如用五倍子搀着锅灰染灰色，用黄栀子花染黄色，只是这样印染的军装，洗涤几次后便褪色斑驳。染坊工人为解决染料问题四处奔波，寻找可做染料的各种植物和矿物。他们把石榴皮、草木灰、黑格兰根皮、五倍子、桦树皮、栾树皮等植物成分和黑矾、硫磺等矿物，用不同的组合、比例进行配制试验，终于摸索出一种略带暗红的灰颜色，用它着色的军装，不仅色调鲜明，而且日晒雨淋不褪色。当然，大部分部队还是依据各根据地实情来确定，因此军服颜色各不相同。除了颜色，用料也不尽相同。军服的用料多以粗布为主，其次是细布，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洋布，此外还有呢料、毛、皮等材料。1939年秋，为了改善部队夜间隐蔽行动时服装的保暖性，冀中军区曾开展“打狗”运动，军区和分区供给机关共收购了60余万张狗皮用于服装制作，加工制作完毕后于1940年给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发了一件皮大衣，给战士们每人配 发了一件皮背心。除了衣帽，臂章也是军服必不可少的部分。八路军臂章佩戴在军衣左袖上臂部位，最早的八路军臂章为长方形，规格为 8.5 厘米× 6.5 厘米，白色麻布底，蓝色印制，中间有“八路”两个大字。1938年开始佩用改版后的臂章，长方形，规格改为 8.6 厘米× 5.8 厘米，双层白布底，印蓝色字，正面中间印有“八路”两个大字，下面印有佩用年度。早期的“八路”字体为楷体，后期多使用美术体，书写顺序最初为左行，后来改为右行。除了“八路”，印有“十八集团军”字样的臂章也较为普遍。1937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陆海空军统一序列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此后便开始制作“十八集团军”臂章。其规格大小、图案设计与1938年度八路军佩戴的臂章基本相同，只是将中间的“八路”二字改为了“十八集团军”，背面印有师别、职别、姓名、编号等栏。这种臂章仅局限于八路军少数部队佩戴。后来又制作了“18GA”臂章，将“十八”改为“18”，“GA”则是英文“group army”的缩写，代表“集团军”。除了统一配发的“八路”和 “十八集团军”臂章，八路军所属的各支部队也制发了自己的臂章。比如“十八集团军 115 师”臂章、“第八路军120师”臂章。 这些臂章样式一般都与“八路”臂章相似，蓝字蓝底，椭圆形白框。臂章是八路军的主要标志，但是也有部分八路军和领导机关人员佩戴圆形或长方形胸章。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指挥机关成员佩戴过多种圆形金属胸章，一般直径 3.2厘米，多为铜质，主要以红色和蓝色为主。比如1937年八路军总司令部配用的胸章，以红色作为主基调，象征红军、红色政权和中国共产党，外圈上方用隶书铸刻“陆军第十八集团军”，下方刻有配用年度，中间两侧用小五角星隔开；内圈刻有“18”和“总司令部”的字样。1938年配用的胸章为红白蓝三色，胸章外圈下方增加了证章编号，内圈以“青天白日”徽志为底，中间铸刻了“第八路”三个字，更能体现这一时期国共合作的特殊意义。1940年配用的胸章有所不同，由上至下，依次为“青天白日”、部队番号、配用年度和证章编号，中间用横线隔开。 新四军臂章样式较八路军的更为丰富。1938年，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新四军臂章需要重新设计。曾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和文艺科长的吕蒙提议，在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这一想法得到了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这也成为了最初的新四军臂章。随着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又设计制作了一种新的臂章，以反映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情形。臂章的图案为一队行进中的新四军战士，上方标有“N4A”字样 , 也就是英文“New 4 Army”的简写，右下方标明配用年度。这种臂章主要在1939年配用。此后，新四军进一步发展壮大，1940年著名版画家马达又为之设计了新的“抗敌”臂章，仍以蓝色为主基调，上方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正中是一名双手持枪拼杀的战士形象，展现出新四军将士尽忠报国的大无畏精神，在其右上方标明“1940”，下方印有“抗敌”二字。除了“抗敌”臂章，也有“新四军”字样的臂章，与当时国民革命军臂章形制、图案一致。正面直接印有“新四军”3个字，部分臂章在下方印有佩戴年度；背面印有“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及佩戴人的姓名、所在部队和证章编号等。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下令撤销了新四军番号。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四军急需一个新的、统一的标志。同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苏北盐城成立，庄五洲、许幸之等美术系的老师接受了设计任务。庄五洲上学时专攻西洋绘画，对美术设计颇有造诣。经过仔细研究、集思广益，庄五洲认为新四军的部队虽然有了变化，但抗战的任务没有变，新四军仍然是抗日的新四军，所以沿用了老臂章外方内圆、蓝白两色的风格，蓝色代表蓝天，白色象征光明，寓意中华民族前途光明，抗战必将获得胜利。臂章正面为“N4A”字样，背面印佩戴者姓名、所属部队番号及编号等。很快，这款臂章便在新四军中发放佩戴并广泛使用，这款臂章从1941年启用，一直到1947年初新四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才停止使用。其实，庄五洲还设计了另一种臂章，就是在“N4A”字样上方左右两边各加一颗五角星，中间标明“1941”，以此来纪念皖南事变的死难烈士。← 1939年配用的新四军臂章 →庄五洲设计的“N4A”臂章 ↓ 庄五洲设计的纪念皖南事变死难烈士的“N4A”臂章 此外，新四军司令部和驻外人员还佩戴过圆形胸章，与同期的八路军胸章样式基本相同。比如1938年新四军司令部配用的铜制胸章，直径3.6厘米。外圈为红色，上方用隶书铸刻“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下方刻有配用年度，中间两边各用小五角星隔开。内圈为蓝色底，分为两个部分，上方铸刻“青天白日”标志，下方刻有“证章”二字，中间用横线隔开。1940年配用的胸章也与同时期八路军胸章样式基本一致，以蓝色为主色调，调整了铸刻的文字，上方为“国民革命军”字样和“青天白日”徽志，下方的证章编号与配用年度调整了位置，中间铸刻“新四军”三个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处在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相当恶劣的经济条件下，只能因地制宜，尽一切努力满足官兵的基本穿着需要。除了抗战初期部分由国民政府供应外，各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最为主要的手段，战场缴获、进步人士捐献也补充了部队供应。
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纺纱织布 在根据地民主政府成立以前，物资主要由各部队自行筹措解决。1937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从陕西进军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为解决服装材料问题，政委关向应亲自出面，带着宣传部长、供给部长和军实科长到山西临县，通过做县商会会长的工作，把临县商人的布都买了下来，然后发动缝衣铺制作，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1938年，新四军军部利用干部陈子谷去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曼谷的华侨中宣传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事迹，最后募捐国币6万元，解决了部分冬装供给（问题）。革命需要生产，生产就是革命。国民党停发经费后，大生产成为边区军民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40年4月23 日的《新华日报》专门刊登了名为《女大创立手工业工厂》的专访文章，“衣服穿起来很容易，制起来却是相当麻烦。个体的作坊缝衣由一个人包办，但须千针万针手指头感到疼痛了，才缝成一件衣服”。战场缴获物资也是补充供给的重要渠道。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缴获了大批日军被装，仅是军用大衣就足够115师每人一件。1943年秋，新四军第3师第8旅打下合德镇后，发动群众将日军仓库里的棉花都运到解放区补充自己。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和港澳同胞，以高度爱国热忱，向八路军、新四军捐助了大量被服。新四军军部曾以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呼吁各界同胞为抗日救国的新四军捐献物资。宋庆龄得知后，立即责成由她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为新四军调拨了一批被服等物资。1938年冬，中华职业教育社、《译报》等单位动员工商界爱国人士，一次就募捐了3000多匹布和两万多双胶鞋运到新四军军部。颜色各异的军服，种类繁多的臂章、胸章，伴随着八路军、新四军走过了艰难而光辉的战争年代，曾令日本侵略者望而生畏、闻风丧胆。它们有些永远留在了充满硝烟的战场上，有些留存在今天的博物馆中。它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成为这辉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选自《军事史林》2023年第3期，略有删减 作者丨尹 琛 原刊编辑丨景思源、智佳慧 编辑丨刘江丽 编审丨杨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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