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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智斗勇，他是游走于亚热带丛林的红色情报人员；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却始终秉持一颗爱国之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生活安稳的华侨黄时明，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1950年初，怀着对祖国的真挚情感，黄时明和妻子两人告别父母回到中国。作为归国华侨，他被派往南方的城市，在政府部门从事工作。 转眼8年过去了，黄时明的工作成绩颇为显著，并且顺利加入了党组织。  右上方为黄时民 潜回自己曾经的故乡 1958年秋天，一个神秘人物找到了黄时明，几天后他就接到组织调令，奉命加入祖国的隐秘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急需来自南越的第一手情报，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进入由美国控制的南越。和南越有着绵长边境线的柬埔寨，就成为获取情报的最佳突破口。 也正是因为如此，熟悉柬埔寨当地情况，又曾在西贡读过书，政治背景清白的黄时明，便成为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 于是，这项特殊的历史使命，就这样悄然落在了黄时明身上，他显得既兴奋，又紧张。 尽管怀有一腔报国热情，但黄时明既没有情报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太多时间学习关于情报工作的种种。 对他而言，一切都只能在实战中摸索。 1959年初，在黄时明和妻子接受了三个月的高强度培训后，有关领导向他们下达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突破南越统治禁区，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这年3月，32岁的黄时明奉命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柬埔寨秘密潜伏。由于他的家人都在金边，因此，黄时明很快就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在家度过一段时间后，黄时明准备进入南越展开工作。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自己弄一个合法的身份证。 通过与蛇头交易，黄时明成功从柬越边境偷渡到了南越的西堤联区。此时的南越，美国的军事设施随处可见，战前的紧张气氛弥漫在每一个角落。  按照事先计划，黄时明找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王孝侠打探情况。 王孝侠一见到黄时明就问：“你的护照呢？” 黄时明说：“我没有护照，我是偷渡过来的。” 听到这话，王孝侠吓坏了，立刻带着黄时明到他堂弟那边住下来，安顿好后他对黄时明说：“我去找找门路看。” 黄时明等了半个月，却发现王孝侠这一去竟然不回来了。 又过了几天，到了事先约好返回柬埔寨的时间，黄时明在一个和蛇头约好的市场等了三天，结果蛇头也没有出现。 此时，黄时明回也回不去，住也没地方住，能够依靠的人也没有来，自己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起来，接踵而来的意外令他有些手足无措。 当时的南越实行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如果再滞留下去会更加危险。黄时明突然想起另外一个老同学在当地的旅行社工作，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去求助。 最终在老同学的帮助下，黄时明安全地回到了柬埔寨。 这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性。 尽管意识到情报工作的危险与复杂，但黄时明还是坚持了下来，并继续想方设法打探南越的消息。 5个月后，黄时明回到祖国，汇报了自己偷渡去南越的过程以及所见所闻，提供了关于南越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黄时明又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在柬越之间开辟一条畅通的交通线，以便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 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 1960年初，黄时明重返金边，然后又来到西贡。他在西贡的朋友，已经帮他办理好了南越身份证。 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上级“建立秘密交通线”的任务了。然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要在当地有充足的资金和人脉。 但那个时候，祖国的整个经济形势陷入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已经无法再大力支持黄时明的行动了。 可要建成这样一条秘密交通线，不仅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然而黄时明偏偏没有钱！ 怎么办？经过缜密的思考，黄时明想到了一个完成此项任务的最佳方式：走私。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甚至还自愿放弃了国内的那份工资。 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 大隐隐于市，如果想要真正要做到秘密潜伏，就要让自己成为人群中的一分子，必须得跟他们干一样的事情。如果和周围的人没有共同利益，那就没办法成功潜伏下去。 而且，黄时明爱看武侠小说，一开口就是那些武侠术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是个商人，一定要为自己打算的。 于是在所有的熟人眼中，以前那个爱国的黄时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江湖气十足的“走私客”。 为了隐瞒真实目的，黄时明甚至不得不假装在别人面前描述国内的不如意。如此种种，自然遭到了柬埔寨进步人士的排挤。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黄时明亲自走遍了柬、越边境的走私通道，最终找到了一条最为合适的通道，“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 一年半之后，黄时明的走私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也成了柬、越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 当时，南越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对愿意分享走私利润的“衣食父母”，往往会“特别关照”网开一面，甚至还会帮忙把私货“护送到”指定地点。  作为肩负重要使命的红色特工，无论东南亚的旱季还是雨季，黄时明都会穿行在群山密林之中，亲自参与走私活动。 那些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便是黄时明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常说：这个“黄老板”为了谋取暴利，真的是不惜冒险和吃苦！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了完成党组织下达的任务，黄时明必须亲自走遍每一条走私小路，这样才能确定哪一条路是安全的，哪一条路可以作为“秘密通道”的备选之路。 走私一年多，在柬、越边界的两侧，黄时明同时保持有“良好的信誉”，资金和人脉都积累得十分顺利。 黄时明结识的许多走私者，都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他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他代为销售。 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一次偷渡南越执行任务时，自己竟被一个相熟的士兵出卖了。 黄时明十分清楚，必须在第二天被带到总司令部之前，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他脱身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一个朋友做假证明。 于是，黄时明以请部队官兵吃饭为由，邀请押送他的士兵和自己一起去热闹的集市，准备找一个熟人证明自己是从金边过来的。 想来想去，看来看去，黄时明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他立刻跑过去问：“你身上有没有昨天从金边过来的车票？” 朋友说车票没有，不过昨天在金边买过东西。黄时明又问他有没有发票，结果还是没有。 朋友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两张戏票，黄时明赶紧拿了过来，问他：“你看的是什么戏？”朋友回答是《勇士独闯龙潭》。 恰巧这部戏黄时明也看过，他便说：“知道了，总而言之，如果将来有必要，要叫你来给我作证明，你就说你和我前天晚上在金边一起看戏，其他什么都不要讲。” 在返回途中，黄时明把两张戏票放在了随身携带的身份证明里。  第二天，他便随营长前往总司令部。黄时明告诉司令，自己只是认识那个名叫“醉猫”的士兵，因为他经常跟自己诉苦部队待遇太差，便给了他一点辛苦费，至于“醉猫”检举自己偷渡南越一事，纯属莫须有。 听完黄时明的解释，司令便把“醉猫”叫来对质：“你讲部队发不出粮，我什么时候没有发粮给你？” “醉猫”说自己没有讲。黄时明说：“你有讲，你敢不敢和我在佛祖的面前宣誓？” “醉猫”说：“我没有拿你钱，但是我不宣誓。” 这时，司令官要求检查身份证。黄时明揭开身份证，夹在里面的戏票就掉了下来，司令官从地下把那个戏票捡起来一看，发现日子是前天的。 “你看看，前天还在金边看戏，你居然讲他偷渡过来，现在我问你，你只要回答有或者没有两个字就好，有没有看见他在那边偷渡过来？” “醉猫”回答说：“没有，不过……” 司令说：“你不要不过，你就说有没有？” “醉猫”确实没有看见黄时明偷渡，只好说没有，因此黄时明也就很顺利地离开了南越。 红色特工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黄时明再度回国汇报工作。 组织上对他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他“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下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 也就是说，组织上认为黄时明自己发现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也是有利的。 重新返回金边后，黄时明开始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 他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 同时，又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 为了生意上的需要，黄时明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也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柬埔寨。 这样小批多次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黄时明在1962年积累起了一大笔资金。 走私生意做大后，黄时明又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同时他利用自己父亲传授的一些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的制药厂。 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黄时明不但积累起了工作需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成功地掩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1962年秋，黄时明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 途径香港时，黄时明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除了一部分留给小女儿外，其余的全都交给了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单位内其他患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汇报工作时，黄时明表示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而且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妻子能够一并外派，助自己一臂之力。 组织上对黄时明的工作非常满意，因此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 这年冬天，黄时明带着妻子和大儿子，再次抵达金边。 之后，他们一家在金边、西贡以及柬、越边界上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任务也都按时完成。 黄时明这位白手起家的红色特工，竟然成为境外的“大商人”。 隐蔽战线上的秘密电台 1966年春节，黄时明和妻子一同回国，汇报了他们工作的情况，并且报告和分析了南越的战争发展趋势。 上级部门根据夫妇两个人的工作成绩，决定给他们一项新的任务，由黄时明夫妇担任电台报务员并且负责筹备在南越建台的工作。 此时越南战争依然在持续，为了迅速了解敌情，建电台可以说是整个情报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因此在这个时候派出一位敢于承担危险工作的干部在南越建立电台，已经是隐蔽战线上一项迫切的任务。 接到这个任务，黄时明觉得责任重大。他知道身处敌区的情报人员，即便是偶然被怀疑，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还可以坚决否认自己的身份，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被驱逐出境。 但如果被发现带着电台，身份暴露毋庸置疑，生命也有可能会因此遇到极大的危险。 不过，此时黄时明还是没有过多地考虑，他坚定的接受了自己的新任务 于是，年近40的黄时明和妻子两人，这两位“大商人”在北京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在当时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的情报人员之中，他们或许是年龄最大的两人了。 组织上给他们派来了两位工程师，两位老师在惊讶之后，迅速进入角色，耐心地向黄时明夫妻二人传授无线电发报和密电码翻译技术。 无线电技术的学习是无所不包的，黄时明他们必须学会拆开重新组装电台，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甚至机器出现故障也要自己排除。 三个多月之后，黄时明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在返回广州看望上幼儿园的小女儿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金边。 这一次回来时，黄时明随身携带着一个在日后的工作当中至为重要、并被他视之为生命的东西，那就是一部电台。  在柬埔寨，黄时明夫妇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藏匿这部电台。 黄时明知道各国使馆都有使用电台的惯例，于是就把家搬到了金边和西贡使馆区附近，这样发报的时候信号就不容易被查出来。 同时，他又请朋友用粗铁丝网打造了一个狗笼，在狗笼中间留下一个空隙，然后把电台存放在那里。 每次碰到有人来家里，黄时明养的那一只丹麦种獒狗就会凶狠的叫起来。这时，他就对妻子说：“哎，你快把狗关好我们再进去。”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黄时明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家里放着一个水桶，里面装满了汽油，只要收发电报时发生什么意外，他就把汽油倒在床垫上放火烧毁证据。 不论在柬埔寨得金边还是在南越得西贡，当地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度。需要发报的时候，黄时明就让妻于把他反锁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的开始工作…… 不过，每次只要电波顺利发送出去，他就会感到无比得快乐，因为这表示自己和祖国紧紧相连在一起。 从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扶持以朗诺将军为首的势力，成功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了内战之中。 政变后，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撤离。此时，黄时明和外界唯一的联系途径，就是那台藏匿已久的电台。 一天早上，正当黄时明准备发报时，却发现由于受潮电台出现了故障。 黄时明心急如焚，他很清楚，这是一条必须尽快发出的情报，延误久了必定会造成巨大损失。而眼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尝试着修理电台。 时候天气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风扇，黄时明在里面埋头苦干了，他妻子就一直守在外面。 每当有亲戚朋友过来，问起黄时明为什么不出来，她就说我们两个吵架了，他在里面关住门不出来。 在房间里待了整整两天两夜之后，黄时明终于修好了电台，在接通信号和祖国取得联系后，他兴奋得沿着湄公河狂奔，好像疯了一样。 异国战火中的艰难日子 自1959年从国内重回柬埔寨执行特殊任务的这些年里，黄时明从一个对隐蔽战线工作一无所知的新手，成长为了一个经验相当老道的地下特工。 他凭借机智、勇敢屡次化险为夷。而特工生涯对于黄时明而言，除了身上那沉甸甸的责任之外，有时候他好像也很享受这种惊险刺激的双面生活。 当黄时明穿梭在军政要员、政府高官之中，尤其是被这些人视为朋友和知己的时候，这些都给他带来了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满足感。 在纷乱的局势下，继续从事运输活动当然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黄时明带来了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 而且，作为党的情报人员，黄时明还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在柬、越边界，保障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黄时明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 每次出车之前，黄时明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的军界朋友，把属于他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人的保护下，穿过战火纷飞的柬、越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黄时明又通过柬埔寨军队后勤司令部，把自己包装成一名“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引荐给了国际红十字会。 于是，黄时明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于柬、越两国边界。 到1971年，黄时明车队的规模又有所扩大。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他的周围，一起经营运输活动。 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这些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 1975年4月16日，持续了5年的战火终于烧到了金边，红色高棉的队伍开始进入首都，第二天他们便推翻了朗诺政府。 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整个金边城内的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黄时明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可上级对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只好要求他：“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 这里的“货物”，就是黄时明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4月17日清晨时分，荷枪实弹的士兵闯进了金边市民的家里，命令他们立刻离开这座城市。 随后，金边城内出现了令人无比震惊的一幕：全城百万居民突然如潮水般涌上街头，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在士兵驱赶下朝城外的方向走去。 黄时明和妻子一脸茫然地走在惊慌失措的队伍中，他们混杂在逃难的人群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 就在前夜，金边人还期待着与朗诺政权交战了五年，即将解放金边的红色高棉军队，以为可以迎来久违的和平，但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竟是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命令。 原以为三两天就可以回家的人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再也无法回到金边了。 当所有人在枪口的威逼下，向城外走去的时候，刚刚出城的黄时明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 他逆着人流偷偷返回了金边，他要去取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那部跟随了他多年的电台。 黄时明心里明白，混乱的时局中要拿回电台，就必须做好与家人失散的准备，并且一旦被红色高棉的士兵发现，自己则必死无疑。 尽管要拿回电台危险重重，黄时明还是毅然告别妻儿，趁着夜色潜回了城市。 街道上除了负责巡逻的红色高棉士兵，整个城市一片死寂，曾经繁华一时有着“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仅仅三天时间就变成了一座空城。 黄时明专挑无人的小巷穿过去，因为没有人，巷子里的老鼠已经泛滥成灾。他一路东躲西藏地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发现楼门也没有关。 跑上楼以后，黄时明把门打开进去，就脱掉衣服开始凿墙壁，他把电台藏在了墙壁里面。 平时人多倒还好，现在人去楼空，黄时明凿一下便发出“咚”一声，再凿一下又是“咚”一声，在空空的楼道里听起来特别大声 因为害怕被街上巡逻的士兵听见，所以黄时明在凿的时候非常紧张。干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把电台拿出来，装在一个袋子里，准备离开。 从楼道里慢慢下来时，黄时明一层一层地看，看到门口没人才能走。趁着夜色，他一路穿过小巷，还好一路上没有遇见人，最终顺利地回到了郊外自己父母家中。 黄时明的妻儿以及一个大侄儿就在那边等着他。他妻子看到黄时明眼泪都下来了，就怕他这一去回不来了。 红色特工被关进难民营 带着取回的电台，黄时明一家离开了金边。一路颠簸之后，他们到达了距离金边20公里一个名叫白包的村落。 这里聚集着三四千从金边来的难民，百分之八十都是华侨。在这里落脚后不久，黄时明一家分到了一小块土地，盖起了简单的房舍。 所有在此临时安家的难民，都必须服从红色高棉干部的统一监管，每天按时参加集体劳动，锄草垦荒。 很快，黄时明就发现这片土地除了荒凉，周围的雷区更是充满了死亡的危险。很多人没有经验，在锄草垦荒中经常碰到地雷，就这样倒在了荒郊野外。 黄时明他们每天到地里干活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自己今天去了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1975年10月，在攻取了金边半年后，红色高棉成立了民主柬埔寨。 此时，黄时明和很多柬埔寨人一样，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在领导着这个国家，他们只是被告之统治者为“安卡”，这在柬埔寨语中是“组织”的意思。 除此之外，作为城市居民，他们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绵延60公里的百色河边的所有村落里，都挤满了来自城市的居民。这些村子和白包村一样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黄时明无法理解为什么红色高棉对城市人有着如此多的不满，他在白包难民营的日子，就像是生活一种无形的牢网中。 你要出村到其他地方去，就要村里替你写一个证明，要不然别的村就会派人查你，而且也没有米粮可以分给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时明发现按规定每天分配的一小盒大米，比以往少了很多，很快饥饿开始逐渐在村子里蔓延。 因为缺乏食物，难民们的体力迅速下降，抵抗力也在减弱，他们极容易染上疾病。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整个难民营开始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景象。 大家都瘦得皮包骨，平时只能站着不敢坐下，一坐下屁股的骨头磨到皮就痛。在白包村里的三千多人中，差不多每天都要死掉七八个。 作为华侨难民，黄时明和家人们在困苦绝望中挣扎。他唯一的希望是和祖国取得联系，把自己带出这片蛮荒之地。 在指定的联络时间，黄时明都会偷偷打开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指示，但是每一次听到的都是相同的内容，让他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保护电台。 身处封闭的山村，黄时明并不知道，国内此时也正处于特殊时期，很多的工作都处于混乱、瘫痪状态。 他的上级虽然也在焦急地寻找，但是想要营救像他这样落难的人员，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样的生活当中，黄时明每天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坚持用收音机收听，盼望着来自祖国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消息。 但随着电池渐渐地耗尽，收音机的信号是越来越微弱。而他带来的电台因为没法搭设天线，也早已无法使用了。 在白包村生活了4个月后，难民们突然接到通知，他们将迁移到更远的山区。 在收拾好行李，准备迁移时，黄时明毫不犹豫地带上了电台。即使电台已经无法使用，但保护好它直到完璧归赵的一天，依然是黄时明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黄时明而言，电台也代表着祖国，这成为了鼓舞他活下去的最大力量。 费尽周折之后，黄时明和家人终于到达了距离金边200多公里的白通。这里地处柬埔寨西北的偏远山区，环境比传说中更加恶劣。 山里的土质根本无法种出粮食，而且进入山区后，因为运输困难，就连最后一点可怜的粮食供给也停止了。难民们只能在山里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把它们塞进嘴里。 那时的黄时明，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不幸的是他还染上了疟疾。首先是发热，然后就开始发冷、打摆子，几天下来就被折磨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 然而，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没有任何药物以及医疗人员，生病的人在忍受饥饿之时还要硬抗肆虐的疾病。 黄时明感觉自己快不行了，眼看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们也要撑不住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 再三考虑后，黄时明向一个同情华侨的红色高棉干部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忙向政府“通报”，救助自己和家人。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等待的煎熬中，黄时明和家人们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获救后安全撤回祖国 1975年冬，北京方面接到了一份来自柬埔寨的报告，说一位与中国失散了的工作人员向国家求援。 在经历了5个多月的磨难后，黄时明和家人终于有机会死里逃生了，孩子也是高兴得不得了。 然而就在黄时明即将离开难民营的时候，本来曾无数次幻想着这一刻喜悦的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这些留在大森林里面的人，都希望外面有人知道这里的情况，能够来救助他们…… 1976年2月，黄时明和家人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中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  孙大使见到黄时明后马上问道：“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些什么？” 黄时明想了想坦率地说：“我的妻儿，以及我的母亲，我的弟弟和他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另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衣物，返问国内时正好是冬季，可否麻烦组织上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浩大使听完后，立即嘱咐使馆工作人员向北京发报，转达黄时明的请求。 第二天，黄时明郑重地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使馆工作人员，那里面就是曾经跟随他九死一生，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 同时，黄时明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来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看到后惊讶地问道：“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 黄时明回答说：“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 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 孙浩也告诉黄时明，组织上已经回电，同意他家十一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金边。 三天后，黄时明带着家人，以及另外十多名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一起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 “我的祖国，你忠诚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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