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8世纪下半叶，法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众多有形无形的变化中，较为显著的当属被认为是冲破了旧制度下等级秩序的“服装革命”。而推动这场革命的现代时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时期崛起的以女性为主的时尚商人创造和传播的。以罗斯·贝尔丹为代表的时尚商人大多出身低微，却成为法国社会现代化的推动者。她们跨越了贵族与平民之间森严的壁垒，突破了中世纪以来对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种种限制，成为以时尚消费连接宫廷、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媒介；她们开创了橱窗展示和模特推广等现代营销方式，让旧制度下专属于贵族的时尚深入民间，也让巴黎成为真正的时尚之都。然而，她们在法国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却一直被低估甚至忽视。她们虽然推动了时尚传播，促进了奢侈性消费，但对宫廷王室的依赖又让她们成为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充当了性别歧视和阶级对抗的牺牲品。
关键词 法国妇女 时尚商人 服装革命 社会转型 奢侈性消费
在纺织生产增加与消费观念转变的背景下，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巴黎见证了一场被丹尼尔·罗什描述为“服装革命”的变化。大革命前的巴黎，除了服装和饰物的种类、色彩、质地等达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程度之外，“个人品味、选择与奢望(superfluity)等种种元素也第一次进入到中产与工人群体的服装之中”，对传统的服饰等级和着装限制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作为封建制度根基的等级秩序，推动了法国服装的平民化和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崛起于巴黎的以女性为主的时尚商人(marchande des modes)。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日常生活史的持续关注使一些欧美学者发现了时尚在社会转型中的意义。众多的此类研究表明，在16-17世纪之交的法国，对贵族服饰的模仿开始冲破等级限制，进入中下层资产阶级行列。到18世纪，在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城市中，完整的时尚体系(a full-fledged system)已经形成，并带动了法国社会的平民化趋向。时尚产业和时尚服饰的消费改变了法国妇女，尤其是中上层妇女的地位，将她们推向法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前沿。作为时尚商人主要成分的女性衣帽商们，是18世纪后期巴黎服饰时尚的重要推动者。她们运用自己的天赋，将女性的衣服、发型等配上各种雅致的饰物，不断推出引领时尚的新样式，在创造新时尚的过程中展示她们的卓越才华和艺术素质。作为一个地位偏低的社会阶层，以女性为主的时尚商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起到了衔接贵族与平民文化，促使服饰时尚大众化的历史作用，成为推动法国社会转型的不容忽视的进步力量。 早在大革命前，就有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等法国社会观察家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正是依据梅西耶等人对18世纪巴黎等地从宫廷到市井、从贵族到新兴资产阶级奢侈性消费的生动描述而得出了资本主义是“奢侈的产物”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法国史研究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大革命前后的时尚和时尚商人再次吸引了一批欧美学者的关注，并被置于法国社会现代化的视野下得到新的诠释。罗什在《服装文化：旧制度下的着装与时尚》一书中对18世纪服饰系统进行了全面考察，肯定了女性裁缝(couturière)、内衣商(lingères)和时尚商人在女装生产中所占据的关键位置，并进一步指出，女性在面对“服饰经济”所带来的新契机时能够比男性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卡洛琳·萨金森的《商人与奢侈品市场》，对18世纪的服装和服饰用品商人群体进行了全面考察，包括其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等等。克莱尔·克劳斯顿则先后从大革命前一个多世纪法国的裁缝业和信贷业两方面入手，考察了时尚商人的经营策略和商业运作模式。詹妮弗·琼斯从女性角度考察了18世纪时尚商人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性别认同。此外，菲奥纳·莱斯利也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时尚商人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境遇，指出了这一社会群体在19世纪的时尚界依然十分活跃。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大革命前后的法国服饰文化的变迁。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从性别研究和表象研究两个角度出发，重点考察了大革命时期法国女性的服饰变化及其与不断更新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杨道圣《时尚的历程》回顾了时尚在古典时代、近代和现代的三种不同形态，分析了时尚传播的机制。上述著作虽然从不同视角提及时尚商人在服饰的生产和销售中的作用，但对女性为主的时尚商人在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缺少系统论述。旧制度下的时尚商人何以能够成为联系宫廷与民间的时尚纽带？她们在法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拟基于前人的研究，对上述问题略述管见。
如同前现代的其他文明社会一样，欧洲封建时代的等级秩序，是靠一套较为严格的礼仪制度加以维系的，这一点也在旧制度下法国宫廷中得到印证。凡尔赛宫繁复的服饰规则和穿戴礼仪，既彰显了专制王权的威仪，又辨明了封建秩序的等级。路易十四时代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侍从康邦夫人，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记录了王后更衣的繁复细节： 王妃的穿衣乃是礼仪中的头等大事，一切都有规定。如果女傧相和梳妆女官两人同时在场的话，则由一名女侍总管和两名普通女侍帮助二人共同做主要的工作。但她们当中也有分工。梳妆女官负责递衬裙并把长裙准备好。女傧相则负责倒洗脸水和递衬衣。如果王室的一位公主在场的话，那么女傧相则把递衬衣这个工作让给她做，但却不能直接把那件衬衣转交给公主，这时女傧相必须把那件衬衣交给女侍总管，然后由她再交给公主。这样她们每个人都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如每个人在享受应有的权利一般。 由此可见，服侍在王后左右的并不是普通的社会下层，其中大多是贵族妇女。这样的繁文缛节对被服侍者未必是一种享受，康邦夫人就曾目睹过一个尴尬场面。由于侍奉穿衣的人品级有序，陆续到来的贵妇们就要根据身份等级不断更换职责，给王妃的衬衣辗转多次递不上去，让已经脱光的王妃在大冬天里冻得瑟瑟发抖。可见维持这套礼仪形式也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这种局面的转变，应该得益于时尚商人罗斯·贝尔丹(Rose Bertin)在王后生活中的出现。康邦夫人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她的观察：在这个私密空间里，贝尔丹有大量机会用她“新奇的和名目繁多的”时尚花招来诱惑王后。贝尔丹每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私人会面至少两次，也有资料称她每天都会去王宫。现存的王后服饰情况记录显示，王后每周都会有一次到两次从贝尔丹处购买物品的记录。康邦夫人对此深表担忧：按惯例，她(贝尔丹)这个阶层的人，无一例外是不可能进入王室并有机会每天介绍一些新时尚的。她来了以后，王后开始将穿着视为其最主要的职业，再也没有了朴素的穿衣品味。自然，她的穿衣风格会被其他贵妇们模仿，继而传递到民间社会。这位打破了宫廷礼仪、改变了王后品味的贝尔丹，正是当时日渐活跃的时尚商人队伍的杰出代表。 作为对服装市场巨大变化的回应，在1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时尚商人，准确地说是女性时尚商人，开始迅速崛起，并成为巴黎时装业的领导者。这一职业群体最先在法国出现并引起关注，很快也在英国、瑞典、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发展壮大。虽然该职业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才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并允许其成立同业组织，但仅用10年时间，时尚商人便发展成为时尚业的中坚力量。启蒙时代著名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记录了她们迅速成长的历程：“这些商人从出现到形成气候，再到被冠以'时尚商人’的名头，其过程是很短暂的；仅仅是从她们放弃了服饰缝纫(la mercerie)，全面接管所有关于时尚(la mode)的业务开始的。”在1781年出版的《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一书中，梅西耶多次表达了对时尚商人的着迷，他认为18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令人惊艳的新潮款式的发明和商业化，都应归功于时尚商人。他写道：“时尚商人有着通过设计发型而使薄纱鲜花增加上百倍价值的能力，在这方面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每一周，你都能见证到一款新式帽子的诞生。而她们在这一领域的发明也成就了其创造者的美名。这些难能可贵的天才们，能够给美丽的女人锦上添花，女人们自然也会对她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无论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是身临其境的当代人，都对时尚商人的起源感到扑朔迷离。当时的巴黎人只知道时尚商人的商店在18世纪下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座发展迅速的大城市里，但却无从了解这些人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她们为何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兴盛发展起来。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这一职业群体诞生于服饰用品商(merciers)行会之中。《百科全书》在解释“时尚”一词时，称时尚商人一直都是服饰用品商组织的一部分：“时尚商人来自服饰用品商行会。但是，由于服饰用品商从事贸易的范围非常广泛和多样化，时尚商人便分离出来，专门负责销售与男女服装相关的配件和装饰品。”根据卡洛琳·萨金森的研究，mercier一词最早出现于1137年，与marchands drapiers(呢绒商)和marchands d’eau(水商)都属于巴黎记录最早的商人团体。他们在15世纪成为巴黎六商团(the Six Corps)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事“洗漱用品、服装、配件和纺织品交易”，并因其与王室的经常往来而具有高贵的地位。 早期参与行会的服饰用品商们主要是男性成员。而事实上，大多数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是服饰用品商人的妻子。弗朗索瓦·德·加尔索(François de Garsault)在1769年出版的《缝纫艺术》(L’Art du tailleur)一书中，对当时服装贸易的各项相关技术做了全面而有价值的调查。根据他书中所述，时尚商人属于“没有手艺的行会，她们只在丈夫的阴影下工作。她们的丈夫将这项曾经属于服饰用品商人行会的能力赋予她们”。的确，时尚商人中的女性原来可能只是在父兄等家庭男性成员的庇荫下工作，但因其对生产业务和女性时尚品味的熟悉，很快就在服饰用品产业脱颖而出。有些时尚商人后来变得非常知名，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时尚指南和年历广告上，混迹于上流社会甚至权力中心凡尔赛。1776年8月改革派大臣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卸任导致行会重组，时尚商人趁机成立了自己独立的行会。在这次重组中，她们除了原来装饰衣服的权利得到确认，还获得了可以制作某些服装的权利。因此，女商人们现在可以宣称对女性的整个衣橱都拥有了支配权。 时尚商人的工作就是为贵妇们的服装做装饰：“她们制作和出售一系列点缀女性头部和肩部的物品，包括头饰、帽子和披肩。此外，她们还提供丝带、花边、宝石、羽毛，用这些饰品来为女性的服装增色。”她们的卖点是自己的时尚品味，“即通过选择正确的颜色和丝带、花边或饰物的图案，给她们的顾客的服装赋予特别的风格。”加尔索在讨论时尚商人时指出：这些妇女所具有的既不是严格意义的“职业”，也不是某种“专业技能”，而是一种“天赋”(un talent)。这种天赋主要表现在装点头饰(les coiffures)、连衣裙(les robes)和衬裙(les jupons)等方面，即结合流行的风格并发挥想象力来组合这些饰品。 或许是由服饰用品商开启的服务于王公贵族的职业特色使然，时尚商人的出现与凡尔赛宫引领的时尚风格的转变密切相关。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在法国引发了一场艺术风格的变革。曾经盛大、宏伟、正式的肖像画和风格庄重的寓言画不再受到追捧，取而代之的是用柔和色调描绘亲密和愉悦场景的绘画风格——洛可可艺术。洛可可风格被批评为矫揉造作、轻浮随意甚至道德堕落。但它的这些特点，尤其是其戏剧性的夸张风格和对细节的精雕细琢，都被时尚商人所捕捉并被运用到服装的装饰艺术中。这种流行趋势在路易十六时期达到顶峰。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宫装(grands habits)的面料都是使用厚重的带有大幅巴洛克式图案的织锦丝绸。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时尚趋势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正式服装上装饰的复杂和炫耀程度达到新高，而非正式着装则变得更为克制。”这是由于人们对服饰表面装饰的看重，胜过了面料本身的质地、图案和剪裁。同时，一套服装是否流行，更多取决于它的装饰、配件和整体搭配。大量18世纪的肖像画和时尚插画显示，人物所穿的衣服通常被羽毛、丝带、流苏、花边和手工花朵等装饰品所覆盖，这让衣裙本身的模样几乎无可辨认。常驻凡尔赛宫的著名作家让利斯夫人(Madame de Genlis)回忆道： 如今，女人们身上的装饰可谓越来越多。这要归功于那些正式礼服上的巨大裙撑，因为其可以提供足够的展示空间。当30位盛装的女士们坐在一起，一个挨一个围成一圈的时候，真是无法形容那闪耀的场景。她们的巨大裙摆可以构成一片茂密的林墙，上面覆盖着满满的花朵、珍珠、白银、黄金、多彩的亮片和宝石。 随着时尚的焦点从衣服的质地、款式转移到表面装饰，传统的裁剪和缝纫工艺渐渐失色，搭配风格及其设计禀赋成为时尚界的新需求。有学者注意到，“新时尚对制作女装的人提出了更高、更复杂、更独特的工作要求，并为女工们能够开创属于她们自己的事业创造了新的领域。”时尚商人就是专门提供这些装饰和配件的。主导着18世纪70年代时尚的洛可可女装的经典造型，包括宽大的裙撑和高耸入云的假发，恰好为时尚商人们的艺术发挥提供了想象空间。所以，这一职业从出现到蓬勃发展，都借助了洛可可风格大流行的东风。 游走于宫廷与市井之间的时尚商人往往出身卑微。在路易十六时代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过从密切的罗斯·贝尔丹出生于法国北部阿布维尔的一个下层平民家庭，9岁时就被父母送到一位当地的女裁缝那里做学徒。1773年，她在巴黎时装中心圣奥诺雷街(Rue Saint-Honoré)开设了自己的门店，并将其发展为第一家高级时装店(haute couture house)。她的时尚天赋赢得了众多达官显贵、上层名流的青睐，其中包括路易十五的女儿阿黛拉伊德夫人(Madame Adélaïde)和维多利亚夫人(Madame Victoire) 、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丽夫人(Mme du Barry)、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之妻亚当斯夫人(Mrs. Abigail Adams)、英国贵族名媛德文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Devonshire)和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的儿媳沙特尔公爵夫人(duchesse de Chartres)，也正是后者将贝尔丹引荐给新加冕的玛丽王后。 贝尔丹的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她过人的才华和驾驭时尚的能力。18世纪的巴黎时尚以其瞬息万变、频繁更新的特征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当时著名的《时尚衣橱》杂志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时尚，虽然总是被其批评者们视为'脆弱、易变、琐碎、无聊’，但却有其固定准则。……我们看到的是，时尚总能屡试不爽地抓住所有引人注目的事件，并适应这些事件，将它们记录于历史，封存于记忆。”而贝尔丹便是深谙此道的佼佼者。有学者评价说：“这位才华横溢的伟大女帽商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能够激发创作热情的机会。”1784年冬天，法国遭遇严峻寒冷的天气。在国王和王后的带领下，人们都在奢侈品上节省开支，以帮助那些遭受严寒折磨的人们。艰难时光里，平日里俗丽的裙饰、巨大的帽子和流动的丝带似乎都显得格格不入。在此情况下，贝尔丹适时地推出一款素雅庄重的头饰，取名为“灰色修女帽”(bonnet en sœur grise)。这款每顶售价27里弗尔的帽子风靡了巴黎和所有外省。 按照严格的礼仪规定，普通市民是被禁止出入王宫的。每天服侍王后的人员也都是宫廷贵族，王后带有仪式性的晨洗梳妆(morning levée)，是由宫廷里指定的侍从女官(dames du palais)和定期到宫中觐见的贵族妇女帮助完成的。但是，为了让贝尔丹能为其提供穿戴服务和搭配建议，王后便打破了这一惯例，经常召唤贝尔丹到她的内室里会面。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根据王后周围人的回忆对当时的场景作了一段生动的描述：“她一来，玛丽·安托瓦内特便会把宫廷贵妇们扔在一边，带着这位备受青睐的大师钻进自己的房间，同她悄悄探讨款式更为新颖、奇特的服饰。” 平民出身的时尚商人轻松出入王宫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等级秩序的僭越，而她们游走于宫廷与市井的职业特点更让其成为跨越社会鸿沟的桥梁。通过以服饰为主的时尚产品的设计、制作和销售，他们将宫廷的品味、贵族的追求和新富们的热情结合起来，将巴黎打造成世界闻名的时尚之都。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始于宫廷的奢侈性消费。这种消费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由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艺复兴带来的艺术品味的提升而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桑巴特注意到，法国宫廷的奢侈性消费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顶峰。他选取了较为典型的1685年为例，发现“在每年约10064万里弗尔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大约2900万里弗尔被国王用于个人消费，这主要又是奢侈性开支。”法国宫廷的奢侈性开支，在很大程度上与女人相关。“永无止境地追求女人的爱”导致路易十四“将奢侈引入了真正壮丽豪华的境地”。而其宠幸的女人们则作为时尚标准，引领着法国上层社会的奢侈性消费。毫无疑问，这种体现在王室、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衣、食、住、行上的奢侈性消费的膨胀，意味着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各种需求的急剧增加，从而推动了商品化生产。正如桑巴特所言：“如果精致并不只是使用昂贵的材料，那么它就意味着大量花费劳力。其结果便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扩展，因为必须从国外获取稀有材料，资本主义的商贸也得到了扩展。”
时尚商人在衔接宫廷与民间的时尚品制作和销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丹尼尔·罗什指出：“时尚商人位居服装经济的核心，在物品、品味和风格的分配系统处于中心地位。她们将数千名工匠和供应商的能量调动起来，店铺装满不计其数的配件：塔夫绸、薄纱、羽毛、缎带、蕾丝、穗带、贝壳、坠饰、手工花朵和丝带。她们利用了裁缝、成衣匠、定型师、袜商以及不计其数的工人的劳动。”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百年，时尚商人已成为以巴黎为中心的时尚业的主要组织者，因而也是旧制度下法国经济的领军力量之一。 时尚商人为了打造服饰奇观也是费尽心机，她们往往兼顾多种经营。由于18世纪巴黎复杂的行会贸易系统，一位顾客要获得一套衣服可能需要拜访好几家不同的商店：布料商只能按照固定的长度出售面料，但不能裁剪；缝衣工只负责将衣服缝制起来，但不能在面料上做任何装点。因此，服装上所有的装饰和改造都必须由时尚商人来添加。时尚商人将工作分包给裁缝、缝衣女工，甚至是其他时尚商人，除了要跟提供原材料的布料商保持密切的合作之外，还要协调鲜花商、羽毛商、丝带经销商方面的供货。在其事业的巅峰时期，贝尔丹就曾和一百二十多个不同的供应商合作，其中包括帽子制造商、鞋匠、花边制造商、丝绸商人、亚麻供应商、条绒制造商、丝带织造商、花朵制造商、羽毛销售商、珠宝商、手套制造商、毛皮商、纽扣制造商、扇子制造商、裁缝和刺绣工人等等，俨然成为巴黎时尚贸易的核心。 随着时尚商人的兴起，其各种促销手段也让世人耳目一新，进而带动了现代营销策略的革命。这些时尚商人通过提高个人知名度，增加其商店和商品的可见性，大大鼓励了中上层女性群体对新款服饰的追求。时尚商人在兜售她们设计的新款服饰的同时，还将新的时尚理念传达给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在17世纪的法国，大多数人都不会到商店里去购买服装。有钱人会找裁缝测量和定制服装，衣服做好并且试穿合适后会直接送到客户的家中；穷人则是从流动商贩或者专门经营二手衣服的商人处购买。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服装商店在18世纪中叶之前是不存在的。跟生产加工物品的作坊一样，当时售卖货品的零售店铺也都是开在街上，通常没有窗户，更不会将货品陈列展示出来，也未能将售卖区和店主自己的生活区划分开来。即使是后来成为巴黎最有名的时尚区的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附近的小店或圣日耳曼(Saint-Germain)集市上的摊位，其陈设也都局促狭窄、灯光昏暗。一走进这些地方便会感受到嘈杂拥挤，既不卫生也不安全，更谈不上舒适高雅。这种落后的销售模式在18世纪下半叶得到了很大改观，主要归功于时尚商人。这些在18世纪发达兴旺起来的商人们偶尔也会走街串巷去拜访某位富有的大顾客，但她们大部分的生意都是在自己的私人商店里完成的。一般的裁缝、缝衣女工，以及内衣商们都散布在巴黎各处，但时尚商人却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她们将商店开在了黎塞留街(rue de Richelieu)、圣奥诺雷街、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周围和皇家宫(Palais-Royal)的艺术长廊一带，形成了一片辨识度极高的商业区。 为了能在争夺顾客的激烈竞争中拔得头筹，这些商人绞尽脑汁将自己的商店打造得越来越精致。时尚商人的精品店在推销其产品上有诸多创新之处：第一，重视外观展示，注意打造商店的外在视觉效应。与传统市场摊位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这些商店都以巨大的玻璃窗为特色。富有艺术天赋的时尚商人们十分擅长布置橱窗展览，她们将各种最新款的帽子、头饰、披肩、扇子、裙饰，以及已经完成但还没有发货的服饰商品，像艺术品一样摆放在橱窗里，形成和谐而完美的组合。此外，除了店里精美的商品，穿着时尚相貌出众的女店员们(grisettes)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来往游客的目光。商店橱窗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体验，连同所陈列的商品一道，让巴黎迅速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时尚之都。克莱尔·克劳斯顿分析说：“时尚商人不仅能销售新款式给顾客，还能将时尚观念传播给更广泛的大众，因为时尚商店的玻璃橱窗可以让那些非特权阶层的女性直观地获取最新的时尚资讯，以便她们用相对便宜的丝带、头巾和其他小饰品来加以模仿。而在商店里工作的年轻女性也提供了另一条将时尚从精英传播到大众的途径。” 第二，除了外观展示外，时尚商人们也不会忽略那些走进店内的顾客们的购物体验。顾客一旦在陈列商品的诱惑之下进入其商店，如贝尔丹的时尚精品店“大莫卧儿”(Au Grand Mogol)，便会有一位穿制服的侍者引领客人入内，可以尽情领略店内豪华的装饰风格——镀金的天花板、全身镜，满墙的精美油画，价格不菲的家具，成堆的织物与饰物以及随意安放的小摆设，让顾客仿佛置身于一家奢华的贵族沙龙。艺术史家奥利维尔·贝尼耶(Olivier Bernier)对贝尔丹的店铺作了如下细致的描述： 拜访过贝尔丹小姐商店的人，无不为她的雄厚实力所慑服。从外边看上去，店门两侧的宽大窗户，镶着紫黄两色的仿大理石窗框，吸引着顾客步入其中。穿过有两名簿记员坐台的前厅，你便到了商店的正厅。厅内挂着的肖像画，既有俄国女皇的，也有法兰西、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的王后们的，她们都是贝尔丹小姐的客户。那里是最新时尚的展示之处，展品多得放不下的时候，连隔壁的房间都会摆满。 第三，时尚商人们还擅长利用招牌宣传来引人注目。譬如贝尔丹的“大莫卧儿”，不但取了一个极富异国情调的名字，让人一听便充满好奇，还在圣奥诺雷街上挂出了画有一位土耳其帕夏(Turkish Pasha)的大幅招牌，更增加了商店的神秘感，具有不可言喻的吸引力。当然，其他时尚商人的店铺招牌也不可小觑，如帕热勒小姐(Mademoiselle Pagelle)的“优雅神韵”(Au Trait Galant)，勒尼奥夫人(Madame Regnault)的“优雅花结”(Au Noeud Galant)，均以富含韵味的名称取胜；又如图尔农小姐(Mademoiselle Tournon)的“高雅装饰”(à l ’Ornement des Graces)，圣康坦小姐(Mademoiselle Saint-Quentin) 的“富丽堂皇”(Au Magnifique)，都在彰显其奢华风格；而专门给王室提供纽扣的供应商达尔诺德里先生(Monsieur Darnaudery) ，则将其店命名为“皇家梳妆阁”(à la Toilette Royale)，以此炫耀他与王室的特殊关系。 第四，充分利用人们日益丰富的夜生活节奏是时尚商人的又一营销策略。法国大革命前后，随着照明设施的改进和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城市夜生活得到了合理开发，“成为一天中最有生活情调的时段，为了享受这种生活方式，人们等待夜幕的降临”。时尚商人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夜晚的商业价值的群体之一。一到晚上，她们的橱窗便用灯光照亮。市中心的商店会开到很晚，这样顾客在附近的剧院看完歌剧后也可以顺道过来逛一逛。每个星期二晚上，看完歌剧之后去逛贝尔丹精品店已成为上流妇女流行的生活节奏，因为这样便可以穿着最新款的裙子去参加王后每周三的舞会。 最后，除了在招牌名称和商店设计上别具匠心外，时尚商人还是现代广告模式的引领者。巴黎的商店装饰得再精美，也只能将时尚信息传递给当地人和有限的来访者，而难以波及外省乃至境外为数众多的时尚追随者。时尚之都的名声仅靠巴黎几条街道上的精品店来维持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通过各种媒介，将巴黎时尚传到欧洲各地。从英格兰到俄罗斯，不仅一些穿着讲究的贵妇们对法兰西王后的服饰风格垂涎三尺，在这些地区操着同样业务的时尚商人们也对她们的法国同行亦步亦趋，但凡有点名气的都学着说法语，并取个法文名字附庸风雅，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她们在自己的国家销售法国时尚产品。 在时尚杂志出现之前，时尚的远程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时尚玩偶(fashion doll)来完成的。用穿着新款服饰的时尚玩偶来传递时尚信息是一种古老的方法，至少始于14世纪，但其作用在法国时尚业全面崛起的18世纪显得尤为突出。在路易十五时代，曾有人做过一个貌似蓬巴杜夫人的时尚玩偶送到英国，还为这个玩偶配备了一套完整的衣橱，里面放有正式场合的宫装以及早上穿的晨起休闲装。每套衣服都配有相应的饰品和发型，并且还附上了如何打造时尚形象的说明书。这个时尚玩偶一抵达英国便受到了热捧。一位讽刺作家在《伦敦观察家》上撰文抱怨女士们在教堂祷告的时候都心猿意马，心思全在这个刚从巴黎送来的潘多拉身上。 极具商业头脑的贝尔丹当然不甘示弱，她也按照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模样为其打造了一款真人比例大小的模特玩偶，发往伦敦和其他外国宫廷。根据梅西耶的观察，全欧洲的时尚女性都为这个时尚玩偶而疯狂。面对这个模特，她们既激动万分，又媚态十足，崇拜程度犹如她们在与王后本人会面。贝尔丹还遵照王后的要求，每月都向王后在维也纳的母亲和姐妹们运送时尚玩偶，以保证她们紧跟最新的时尚潮流。所有欧洲的达官贵人们都对这些据说“每一个褶皱都出自法国贝尔丹小姐工作室”的时尚模特趋之若鹜，即使正在开战的军队双方也要为这些神圣的人体模型让路放行。长袖善舞的时尚商人以她们的才智和品味在18世纪欧洲舞台上占据了一席特殊的位置。
无论是当时的观察家还是后世的历史学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时尚业一直是旧制度下法国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而在以服饰为主的时尚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包括时尚商人在内的众多法国女性。如果我们承认包括时尚消费在内的奢侈性消费导致了法国经济中再生产的扩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我们关注到时尚商人这样一批商业女性在冲破社会等级、促成时尚平民化中的作用，那么能否以此为视角对传统史学中经常缺失的女性在法国社会现代化中的角色加以重新认定？ 首先，女性是从宫廷到民间的法国时尚的引领者。桑巴特认为女性所代表的爱与美在中世纪晚期从意大利传到了法国，并在17-18世纪的法国达到极致。从宫廷到民间，时尚的引领者们既包括蓬巴杜夫人、玛丽王后这样的宫廷显贵，也包括贝尔丹这样的出身低微却能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时尚商人，足见女性在时尚业中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 其次，以女性为主的时尚商人是服饰时尚的主要设计者和传播者。尽管在时尚杂志崛起以后，很多知识男性参与到时尚的设计和传播当中，但活跃于17-18世纪时尚舞台的主要还是时尚商人这样的社会女性。一般认为，早期的时尚业只被看作一种商业或者贸易，只是在时尚商人主导了时尚潮流以后，时尚才成为一种艺术。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也写道：“时尚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进入王宫后受到热烈追捧。时尚商人们可以穿过卫兵，进入显贵们都无法企及的内室。”贝尔丹对于她在时尚设计中展现的艺术才能充满自信，有客户抱怨她标价过高，贝尔丹曾这样回答说：“难道有人买下韦尔内的画，付给他的只是画布和颜料的费用吗？”《时尚衣橱》在其1785年11月的创刊号上也对时尚商人点石成金的本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法国人能用最简单的布料和质地最轻的纱罗来制造时尚，其价值完全不能等同于它们所用的材料的价格。”由此可见，时尚商人不仅是商人，还是当时一些流行艺术风格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最后，女性是时尚引领的奢侈性消费的主要承担者。根据服装史家珍妮弗·琼斯的调查，1700年前后，一般贵族妇女拥有的服装数目是她们男性伴侣的两倍。普通家庭妇女和女性工作者在服饰方面的开销也是她们丈夫的两倍。只有在最贫困的底层，男性的服装才比女性相对好些。然而在18世纪中叶以后，无论处于什么阶层，女性对服饰的需求和保有量都迅速增加，增长速度通常是男性的5倍到10倍。到了大革命前夕，一名男性工匠可能拥有15件衣服，总价值约为38里弗尔；而他的妻子一般会持有50件衣服，总价值约为346里弗尔。在新时尚的推动下，女性服饰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每一种服饰的样式也在不断翻新，价格随之飙涨，“甚至最便宜的女性头饰价格也都是普通男帽的四倍以上”。无疑，这些消费大多超出了妇女们的基本需求范围，属于奢侈性消费，因而也拉动了再生产的不断扩大。 时尚商人在18世纪法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转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同时也成为饱受争议的话题人物。她们身处具有绝对王权的旧制度下的法国，不仅自身的奢侈和言行经常被视为僭越的例证，而且其引领的新的消费形式也被视为导致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根源之一，让她们成为法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焦虑和不满的汇聚点。 时尚商人的崛起对旧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构成明显的挑战。在阶级区分严格，阶层固化严重的旧制度下，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商人，时尚商人的地位都是低人一等的，但她们却能轻易进入宫廷甚至王室重要人物的内室并与之亲密会面，这不免会引人侧目。此外，不同阶层的人也都能在时尚商人的精品店里出现和碰面，让她们充当了连接贵族和第三等级的桥梁，也因而成为各种非议的焦点。 法国文化史专家卡罗琳·韦伯(Caroline Weber) 指出，贝尔丹遭到了人们的怨恨，这种怨恨带有性别和阶级两种性质。在大革命前财政危机和简单化风潮兴起的几十年里，贝尔丹的那些华丽精致、价格昂贵的衣服和帽子固然会受到非议，但更尖锐的批判却是针对她在上层圈子里的特权地位。这个来自乡下的女人出身卑微却雄心勃勃，试图在贵族客户和时尚商人之间创建一种新型关系，并以此获得了巨额财富。所以，贝尔丹对于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就是威胁和挑战。更糟糕的是，贝尔丹还是傲慢和高调的，她的成功让她的行为和想法总是凌驾于她的地位之上，她丝毫不会掩饰其优越感。她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她认为不值得为其服务的贵族客户，特别是来自外省的中小贵族。 当时一份专门刊载八卦小道消息的小册子《秘密书信》就曾不厌其详地描述过贝尔丹的这种行为。《秘密书信》在1778年4月11日的一段报道称，一位贵妇光顾了贝尔丹的精品店，想要订购几顶帽子送到外省。而这位穿着精美短外套躺在贵妃椅上的女商人，并没有像普通下层妇女那样站起来行屈膝礼，只是稍微探起身向这位女士轻轻点了点头，就算是打过招呼了。当另一位随后进入的贵族小姐提出要看一些比较新款的帽子时，这位时尚商人傲慢地答道：“那是不可能的，夫人，上一次我与王后合作的时候，我们便决定了最新款的帽子要延后一周才能上架展示。” 珍妮弗·琼斯认为，出现这种在世人看来很不正常的局面的原因是，“时尚商人的产业在18世纪下半叶得到极大提升，而正是这种提升模糊了艺术和手工艺之间的界限，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和反转。因此，这些女性商人会以一种高于她们客户的姿态自居，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是时尚的缔造者。”的确，贝尔丹太过恃才傲物，除了对知己王后完全效忠，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也包括一些知名的大贵族客户。法尔斯子爵夫人(Vicomtesse de Fars)抱怨道，“奉承和卑躬屈膝已经冲昏了可怜的贝尔丹小姐的头脑。”而经常从阿尔萨斯到巴黎做时尚朝圣的欧伯克尔希男爵夫人(Baronne d’Oberkirch)也在回忆录里批评了贝尔丹的傲慢： [1784年5月28日]我来巴黎后还没有去拜访过贝尔丹小姐，但对于她的传奇故事早有耳闻。她一直都站在时尚的最前端，所有人都为她制作的帽子而疯狂。今天，她亲自(elle-même)向我展示了至少30种不同风格的帽子，其实这也并不意味着受到特别的照顾。……贝尔丹小姐对我友好是因为我和她的另一位客户北方伯爵夫人(Madame la comtesse du Nord)是好朋友。贝尔丹也将她的画像挂在客厅里，摆放在王后肖像的旁边。……王后那和蔼可亲的态度让她习以为常，纵容了她的无拘无束，也让她有了一种错觉——可以藐视这个世界的权力。 一般说，时尚商人为客户服务时都应该表现得谨慎和恭顺，但贝尔丹却非常高调，经常大胆地炫耀她是和王后一起工作的人。正如欧伯克尔希男爵夫人所述，她在自己的沙龙里挂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其他皇室贵族客户的肖像画，而“王后的御用时尚商”(marchande de modes de la Reine)几个字也用大号字体落款在她的每一张账单上。她的各种派头都像是一名显要的贵妇，出行乘坐精致的马车，连身边的仆人都身着镶着金边的绿色制服。就连其同行，贝尔丹在时尚界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博拉尔(Beaulard)也挖苦说，贝尔丹“总是端着公爵夫人一样的架子”，甚至都不像是一名资产阶级。一本1651年出版的小册子指出，女性对奢华时尚的热衷是造成普遍的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 “虽然服装不能作为区分财力和地产的绝对可靠的标志，但如今走在卢森堡公园或是杜伊勒里宫中，已经很难分辨谁是公爵夫人，谁是书贩，谁是侯爵夫人，谁是糕点师了。”可以看出，时尚引领的服饰潮流已经打破了旧制度固有的等级秩序，其所带来的恐慌加剧了18世纪后期法国普遍的社会紧张。 按理说，出于职业需要，时尚商人应该穿得光鲜靓丽。亚当斯夫人在1784年也观察到一位时尚商人：即便她身居陋室，粗茶淡饭，但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总是“穿着带裙撑的丝绸长裙，发型蓬松宽大”。来自英国的斯托蒙特伯爵夫人(Lady Stormont)在1776年写道：“我今天早上派人去请女帽商蒙特克莱尔夫人(Madame Montclair)……她脸上搽粉、头发微卷，身穿黑色宽身长袍，手持折扇款款而来，真是一个大美人。”事实上，尽管人们都知道时尚商人自身的服饰风格便是最好的广告，但当出身低微与服饰靓丽同时发生在一个女性身上时，世人便会生出许多怀疑的目光。 除了部分女性报刊将女店员们视为男性压迫下的牺牲品外，大多数观察者都将她们看作主动色诱路人和顾客的问题少女。不可否认，姣好的外貌经常成为时尚精品店女店员被雇佣的优势条件，路人们对这些打扮时尚的女孩暗送秋波也是常有的事。在时尚店里，对于那些当时还没有固定价格的商品，女店员们和顾客交易时往往要依靠奉承、调情等手段来控制双方的心理变化。这些场景也成为许多讽刺漫画的偏爱题材，譬如，罗伯特·戴顿(Robert Dighton)的《晨起漫步，或女帽商店铺》(A Morning Ramble/The Milliners’Shop)描绘了这些女性商人们“一边与男性顾客调情，一边推销她们'爱’的服装”。 对于道德家来说，这些女店员的大量增加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在他们眼里，巴黎时尚精品店几乎等同于妓院，是一个充斥着性兴奋和性威胁的女性世界。由此引发的对阶级逾越和社会流动性的担忧也经常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从事这一行业可以让长相俊俏的中下层阶级女孩穿上时髦的衣服与贵族男性来往，因此也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当时一些流行的色情小说，如巴蒂斯特·努加雷(Pierre-Jean-Baptiste Nougaret)的《女时尚商的美丽罪恶》(Les Jolis péchés d ’une marchande de modes，ou Ainsi va le monde)等，为了迎合公众的口味，更是对时尚商人的负面形象捕风捉影、大肆夸张。此外，在18世纪的一些小说中，时装商店(magasins des modes)还经常是孕育阴谋、密会和欺骗的地方，是一个为私密约会提供空间的场所，交易中传递和散布着各种八卦新闻和小道消息。 到大革命前夕，时尚商人这一职业已变得臭名昭著，连热衷于性诽谤的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Rétif de la Bretonne)都感到必须站出来为其申辩。他认为这一行业从高尚到堕落是由于八卦长舌妇们的嫉妒心理，她们羡慕这一职业的从业者们能随时穿着精美的衣裙，“店里漂亮优雅的时尚女孩，确实更受纨绔子弟的追捧”。但真正的时尚商人们理应受到与从事其他工作的女性一样的尊重，因为她们都在法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允许妇女进入时尚行业不仅没有使她们堕落，反而保持了女性的贞洁，因为这可以让女性的试衣、买衣和穿衣都由女性来负责，而不必再经男性裁缝之手。而且，这一事业的繁荣还能使陷入窘境的妇女摆脱贫困，免于堕落。总之，以女性为主体的时尚商人队伍的崛起，给人们固有的性别成见造成了很大冲击，足以让世人重新思考性别角色的合理结构与社会意涵。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女性能够像法国妇女那样，在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如此突出的作用。人们可能对法国大革命中妇女攻克巴士底狱的历史画卷记忆深刻，却未必了解法国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也经历了各种曲折。在社会文化史的新视野下，学术研究的触角伸向了近代早期法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在关注生产的同时也注意到消费，尤其是奢侈性消费在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妇女在法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中的角色因而得以跃然纸上。 以女性为主体的时尚商人的崛起，不仅扰乱了旧制度下法国的等级秩序，也对其传统的性别角色构成挑战，因此可以断言，旧制度下那些出入宫廷而立足于城市的时尚商人，是争取妇女独立地位的先驱。女性从事某种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特别是在服装行业，她们一直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她们的工作因缺少社会性而被遮掩在男性的阴影之中。直到18世纪，得益于时尚商人的成功，女性的工作才从家庭转到商店甚至街道上。跨越出传统家庭工作环境局限的时尚商人，在街头巷尾和时尚精品店里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才能、劳动、财力甚至美色，无疑会引发人们的好奇心，成为社会的话题人物。但从性别史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针对1776年时尚商人行会获得独立，罗什评价说：“这一变化表明时尚商人不仅从法律上得到了独立，她们也可能从经济上分离出来。但也许更为最重要的是，这象征着一场家庭和性别的决裂。”走出家庭，走出男性的阴影，是近代女性寻求经济独立和政治权利的开端。巴黎的时尚商人在推动法国时尚产业崛起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法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