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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五代會要》 舊抄本考論 ✦ 王聖琳 本文原載《新世紀圖書館》2022年第8期，如需引用請核對原文。  《五代會要》由北宋王溥纂修，是研究五代歷史的基本典籍。所謂“五代亂世，文字不完”[1]，典章制度的記載更是如此，今本《舊五代史》是輯本，《新五代史》則僅有“司天”“職方”二考，所以《五代會要》有較高的價值。四庫館臣稱“賴溥是編，得以收放失之舊聞，厥功甚偉”，“讀五代史者，又何可無此一書哉”[2]，柴德賡先生亦評價道，“此書詳於典章，可補五代史之缺，更可糾五代史之乖謬”[3]。 劉安志師在研究《唐會要》時曾提示學界，清人整理《唐會要》存在的增删改補諸問題需要引起重視與警惕，這昭示我們，歷史文獻的正本清源工作，依然是當下史學工作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之一[4]。《唐會要》中存在的問題在同體裁、成書年代相近的《五代會要》中是否同樣存在，需引起重視。但《五代會要》的版本問題歷來討論不多，僅有少量論著涉及[5]，相關研究揭示了《五代會要》的流傳與版本區别，但論述較粗疏，有些結論也存在一定問題。 而今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及臺北“故宫博物院”的三種《五代會要》抄本——04217號抄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甲抄本”）、04462號抄本（現藏臺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簡稱“乙抄本”）與08105號抄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丙抄本”）已實現數字化，爲重新討論《五代會要》提供了便利[6]。本文擬從上列諸抄本的版本與價值入手，對《五代會要》作更深入細緻的討論。 一、《五代會要》的初刊與流傳 首先是《五代會要》的纂修。是書由時任監修國史的王溥所進，“故府遺規，多未暇修舉，然五十年間法制典章，尚略具於累朝《實録》。溥因檢尋舊史，條分件系，類輯成編”[7]。《五代會要》的成書年代，主要有建隆二年（961年）二月與乾德元年（963年）七月兩種說法[8]，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在進呈《唐會要》之後，宋太祖乾德元年七月，“監修國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9]。 《五代會要》成書後，初只是“詔藏史館”，北宋中期始有刻本，按宋刻本題跋，《五代會要》在宋代凡兩刊，初刻本爲慶曆六年（1046年）四月，文彥博據其家藏善本於蜀州刊行[10]。兩宋之際，“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存”[11]，北宋刻本書籍大量散佚，《五代會要》“兵興以後，久佚其傳”，於是乾道七年（1171年）三月，施元之據“舊版”復刊於衢州[12]。是書在《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13]等處均有著録。 宋刻本之後，“元明之際無刊本也”[14]。至清代宋刻本可能已佚，所謂“《五代會要》向來只有鈔本行世”[15]，按《四庫採進書目》，四庫館亦從地方征得多種《五代會要》抄本[16]，所以清前期可能主要流傳抄本《五代會要》。 雖然宋刻本清代已不存，但却存有一部宋刻本的“影鈔本”（以下簡稱“影宋鈔本”），初是王昶舊藏，卷中有“青浦王昶字曰德輔”白文、“一字述庵别號蘭泉”朱文二大方印。後由歸安陸心源收藏，其《皕宋樓藏書志》有載[17]，按氏著《儀顧堂集》卷16《影宋鈔五代會要跋》： 右影宋鈔《五代會要》五十卷，卷首題“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掌事、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前爲總目，每卷各有目連屬本文。卷末有“校勘官前將士郎試秘書郎、守奉州天水縣令宋璋”一行，又“慶曆六年四月望日樞密直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知益州事、充利益路兵馬鈐轄文彥博跋”“乾道七年三月旦日左宣教郎權發遣徽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施元之跋”。則皆活字本所無也。蓋是書自宋迄今凡三刊，文潞公始刊于蜀，施元之復刊於徽，至本朝乾隆中而始有活字本，元明之際無刊本也。此本爲王蘭泉司寇舊物，猶仍宋本書式，可貴也。[18] 跋語中“五十卷”似有誤，《皕宋樓藏書志》《靜嘉堂秘籍志》皆載“《五代會要》三十卷，影寫宋刊本，王述庵舊藏”[19]，故此處“五”字當爲“三”字之訛。跋語稱“猶仍宋本書式”是該本一大特徵。 影宋鈔本在清中後期產生了一定影響，江蘇書局重刻《五代會要》曾借校該本，按陸心源《新刻五代會要跋》： 聚珍本《五代會要》凡錯簡二，皆連而爲一。……上年蘇州書局重刻《五代會要》，陳辰田明經從余借抄本校訂，卷十六之誤已據抄本改正，惟卷二十一之誤尚仍其舊。他日當遺書明經，改刻數頁，俾成完璧。抄本卷首王溥結銜、卷末校勘官宋璋銜名，文寬夫、施元之兩跋，皆聚珍本所無。今本刻附於後，善矣。惟王溥題名，仍照聚珍本式，學者不得見宋本舊式，爲可惜也。[20] 上文稱文彥博與施元之兩跋等内容聚珍本皆無，然考武英殿内聚珍本《五代會要》（以下簡稱“内聚珍本”）存此二跋[21]，因此陸氏所見聚珍本（《儀顧堂集》卷16《影宋鈔五代會要跋》所稱“活字本”）可能并非内聚珍本，換言之江蘇書局本《五代會要》底本可能據某一外聚珍本整理，并參校過影宋鈔本。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福建外聚珍本第五次印本也稱據此本覆刻[22]，後該影宋鈔本入藏日本靜嘉堂文庫[23]。 清代還流傳多種《五代會要》抄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五代會要》清抄本13種[24]，事實上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各圖書館藏有《五代會要》抄本20餘種[25]，并以清抄本居多。 清中期以後，《五代會要》印本漸多，按《中國叢書綜録》有“殿本、福建本、廣東本”[26]，此外一些常見的公私印本還有道光十一年（1831年）秀州王氏百花萬卷草堂活字印本、光緒十二年（1886年）江蘇書局刻本、民國十年（1921年）上海博古齋影印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張海鵬《墨海金壺》本等[27]。 當前《五代會要》通行版本之一是1985年和1998年出版的中華書局本，該本系重印自1936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牌記稱其據“聚珍本”排印。再者是1978年和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以下簡稱“點校本”），該本以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江蘇書局本爲底本，同時參校多書，是整理較精良的版本。此外杭州出版社2004年出版《五代史書彙編》第四册收有點校本《五代會要》，也是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本編入[28]。 二、三種《五代會要》舊抄本的版本 甲抄本《中國善本書提要》有載[29]，抄本共5册，行款爲10行22、23、24字不等。卷末附有四篇跋語，前兩篇是宋本文彥博與施元之跋，後兩篇是流傳過程中藏者所録。其一爲“竹垞老人”朱彝尊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予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俶擾，其君臣易置，若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録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其餘㮣置之。微是書，典章制度無足征矣。竹垞老人跋。 該跋語朱氏《曝書亭集》亦有載[30]，跋語稱朱彝尊本抄於清康熙甲戌年（康熙三十三年，西元1694年）以前，抄自“古林曹氏”本，按曹溶《靜惕堂藏宋元人集目》，收有“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31]，可能即此本。曾任《四庫全書》纂修官的翁方綱[32]撰有一部《四庫提要稿》，系翁氏等人校閱各省采進圖書時所撰札記與提要之手稿，書稿中校閱《五代會要》的札記提示了曹溶抄本的底本信息，“虞山趙氏抄本，戊子三月溶記”[33]，知曹溶本乾隆中曾被呈進四庫館，并曹溶抄本底本爲“虞山趙氏抄本”，按《中國善本書提要》，“朱本從曹本出，曹本又從趙氏本出”[34]，誠是也。趙氏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亦著録其“首頁有'虞山趙氏抄本’一行”[35]。 甲抄本雖後附朱彝尊跋，却可能并非朱彝尊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稱此本“復有竹垞老人跋，松崕所録也”[36]，即朱跋是甲抄本藏者惠棟過録。此說有一定可信性，第一，從朱跋看，甲抄本應與曹溶本大體無異，但實際却與曹溶本有一定出入。《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存有《五代會要》卷8《經籍》篇數條，極有可能是在校閱時過録自曹溶本，可與甲抄本對勘如下： 表1《五代會要》卷8《經籍》目對勘表
由上表可見甲抄本與曹溶本在傳抄譜系上并不相近，知甲抄本可能并非朱彝尊本。第二，朱彝尊《竹垞行笈書目》載“五代會要三本”，甲抄本爲五册本，亦不合。第三，甲抄本鈐有“惠棟之印”“定宇”等印，知是書可能曾爲惠棟收藏。至於朱跋是否爲惠棟過録仍存疑，但通過表1的對勘，基本可以確定甲抄本非朱彝尊本。 事實上因朱彝尊的影響力，多種清代目録書曾稱引此跋，如《適園藏書志》收有陳鱣舊抄本《五代會要》三十卷，引跋語作“康熙中秀水朱竹垞檢討鈔自古林曹氏，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鈔本，勘對無異，所缺數紙，兩本亦同”[39]；管庭芬、章鈺等在校證錢曾《讀書敏求記》時也有徵引[40]。另一例證是乾隆中編修《四庫全書》時，浙江省第四次呈送有吴玉墀家藏六册《五代史會要》抄本[41]，按《浙江採集遺書總録》，此本亦載朱彝尊跋[42]，現藏湖南圖書館的清抄本可能即該本，從保留的題名與跋語看，亦非朱彝尊本[43]。 所以甲抄本的抄成時間當不能以朱彝尊跋所述爲准。從避諱情況看，甲抄本與乙抄本相同，亦不諱“洛”“校”“檢”“玄”“弘”“曆”“丘”等字。從藏印情況看，有“春草閑房手定”“春草閑房印記”等印[44]，系金俊明（1602—1675）書印，蓋是本或抄於此間，爲金氏所藏，抑或金氏即爲抄者。 此後是書多易其主，除惠棟外，亦見“王鳴盛印”“西莊居士”等書印，知王鳴盛也或曾收藏，此間錢大昕還曾借校過該本，卷末附有幾條夾籖，即錢氏所留，中有“借人書籍，不但不損污，并能爲人訂正訛舛，弟近日頗能行之此，亦足代一瓻乎，大昕戲題”一條，錢氏所云“訂正訛舛”，甲抄本卷中行間、頁眉、頁腳處見有多條校勘記，且墨迹不一，應是在流傳過程中曾經多人校對，《中國善本書提要》亦云“此本又有據《大典》本校改處，此其所以尤爲可貴也”[45]。王鳴盛之後此本歸黄丕烈，并於卷末記有跋語： 《五代會要》向來只有抄本行世，余於乾隆己酉仲冬儲之，蓋坊間傳抄本也。曾借嘉定錢少詹本手校之，多所是正，惜寫手草率，校改紛紜，久欲重録而未暇。頃坊友携張青芝手抄本售余，缺二十二卷以下，擬借一别本補録，適坊友爲余言某骨董鋪有舊抄本，因蹤跡得之，出番餅十四枚。舊藏王西沚光禄家，少詹亦經借校，中有夾籖，遂裝裱於後，末一條似西沚筆，并裝之。先爲紅豆齋書，有松崕印，竹垞跋語，亦松崕所傳也。嘉慶戊辰九月，復翁。 該跋亦爲氏撰《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蕘圃藏書題識》[46]收録，知甲抄本由黄氏從古董商處偶得。黄氏之後，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與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47]對該本亦有收録。 乙抄本舊藏原國立北平圖書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録有影印本，現藏臺北“故宫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其行款爲12行20字，共4册，卷内有“古雪書莊”“高氏家藏”“古平壽高慶齡珍藏印”等印記，《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有載[48]。考藏者高慶齡，字南鄭，濰縣人，卒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好金石文字，亦喜藏古籍，父其緒、子鴻裁均喜藏書[49]。該本首卷目下有王溥具銜，卷末載宋刻本文、施兩跋，但此外再無更多抄寫與流傳過程的信息。但全書不避“玄”“胤”“弘”“曆”等清諱，亦不避“洛”“校”“檢”等明諱。 丙抄本爲10行23字無格，共3册。其亦不著抄者，後附有宋刻本兩跋。全書不諱“洛”“校”“檢”“玄”“弘”“曆”“丘”等字[50]。卷中還鈐有多方印記，其中多屬明末清初藏書家，有王熙（1628—1703）“宛平王氏家藏”“慕齋鑒定”印[51]，有胡介祉（1627—1694）“燕越胡茨村邨氏”印，又有黄虞稷（1629—1691）“千頃堂圖書”印[52]。還有“商丘宋筠蘭揮氏”“己丑進士太史圖書”兩印，屬商丘宋犖子宋筠。此外，卷末署有“虞山”二字，表明其底本可能亦爲前述虞山趙氏抄本，或與虞山趙氏抄本同源于虞山某舊藏本。 前述朱彝尊本抄自古林曹溶本，并曾借觀商丘宋氏藏江西舊抄本，朱氏所述江西舊抄本可能即該本，由表1對勘可見，丙抄本與甲抄本多有不同，在傳抄譜系上確與曹溶本與虞山趙氏本相近。又朱跋稱其與“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也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綜上，從避諱情況看，三種抄本皆不避“洛”“校”“檢”“玄”“弘”“曆”“丘”等諱，從鈐印情況看，甲抄本與丙抄本均鈐有明末清初藏書家書印，結合此二點，三種抄本有較大可能是抄於明末清初甚至更早。儘管存在書印作僞等可能，使三種抄本抄成時間難以論定，但從不避諸諱情況看，三種抄本至少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所據底本原貌。從傳抄譜系上看（參見表1），乙、丙抄本差異較小，并與虞山趙氏抄本相近，可能同屬一種抄本系統，甲抄本可能屬於另一種抄本系統。 三、三種《五代會要》舊抄本的價值 前揭三種《五代會要》抄本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所據底本原貌，事實上清代“《五代會要》傳本尚多”[53]，但各本都有一些共同特徵，如闕卷、錯簡等：其一，卷23“三禮三傳附”“開元禮”“明經”僅存其目，各抄本、印本皆闕，朱彝尊在對勘“古林曹氏”本和“商丘宋氏江西舊抄本”時也發現“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54]；其二，卷21《選事下》篇存在一處錯簡：周廣順三年五月敕“三選已上及未成功下開宿引納家狀”至“三月十五日過官”五百餘字乃《選限》門周顯德五年吏部流内銓狀，上接“南曹十月内”，下接“畢三月三十日”云云，“功”字則後人所妄增也。影宋鈔本及各抄本、印本（江蘇書局本除外）均“誤同，惟《册府元龜》六百三十四引不誤”[55]。以上的闕卷和錯簡有可能在南宋施元之復刻《五代會要》時就已存在[56]。 從抄本特徵看，三種抄本可能對宋刻本原書式亦有一定保留。其一，三種抄本仍遵循宋刻本的平闕式，如卷1《帝號》“七年正月禪位於宋，其年降封鄭王”一句，三抄本“宋”字皆平出。其二，三抄本仍在遵循宋代的一些諱例，如卷中“貞明”“李茂貞”等字皆避宋仁宗嫌名而作“正明”“李茂正”等。 因此甲、乙、丙抄本可能均與宋刻本有較直接的淵源，且三抄本多有闕字，知抄者對底本失而不載處未擅自補撰，加之甲抄本卷中還存有大量校注，這爲對勘《五代會要》各版本異同提供了綫索，尤其有助於研究清人在整理《五代會要》時增删改補諸問題。 劉安志師在研究《唐會要》時，對清人補闕會造成史實錯誤已有重要揭示[57]，《五代會要》也存在同樣問題，雖然有些補闕可能有所本，但恣意添删現象同樣存在。如卷5《朔望朝參》後梁開平元年（907年）十月條： 表2《五代會要》卷5《朔望朝參》後梁開平元年十月條對勘表
該條《舊五代史》卷3[60]、乙抄本均作“請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内聚珍本、四庫本“八”字蓋“入”字形訛，爲行文通順又補一“日”字，但却造成史實訛誤，該條原文并未說明入閤的具體日期，内聚珍本補闕後訛作“初八日入閤”，四庫本更加偏離原意，形成每月初八日、望日均行延英聽政的訛舛。 當前通行點校本是以江蘇書局本爲底本整理，江蘇書局本雖是校勘相對精良的版本，但清人增删改補的問題也同樣存在。如卷6《雜録》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條： 廊下食行坐失儀，拜起無度，抵夜退朝不從正衙門出，非公事入中書，每犯者奪一月俸。[61] “拜起無度”，乙抄本、丙抄本“拜起”下没有“無度”二字，且甲抄本“拜起”下有兩字空闕。按《册府元龜》卷517“拜起振衣，退朝不從正衙門出”[62]，故《五代會要》可能原脫兩字，“無度”或爲清人所補。再如卷9《議刑輕重》晉天福三年八月條： 左街史韓延嗣爲百姓李延暉沖者，本街使連喝不住，敺擊致死。 “左街史韓延嗣”，甲、乙、丙抄本“左街”與“韓延嗣”間皆有闕字。按《册府元龜》卷150“左街使從人韓延嗣”，又《事物紀原》卷10“按王溥《五代會要》曰：'左街從人韓延嗣徒二年半……’”[63]，故抄本可能闕“使從人”，“史”字或爲清人所補。 除了清人整理《五代會要》存在的問題，江蘇書局本因爲曾據影宋鈔本校勘，故影宋鈔本的很多訛誤也爲江蘇書局本保留，點校本雖有所是正，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影宋鈔本的訛舛，清沈鎮等人在據以覆刻福建外聚珍第五次印本[64]時已有揭示： 又借到歸安陸氏所藏宋乾道時衢州刻本……惟宋本亦間有訛誤字，復考之薛歐兩史及《通鑑》諸書，更正一二，若史文所闕而閩本中或勝於宋本者，亦擇善從焉，爰將參訂諸條及各本各書異同悉數録出，作校勘記坿後。[65] 跋語提到“歸安陸氏所藏宋乾道時衢州刻本”，前文已述歸安陸心源所藏乃宋刻本之影寫本，此處“刻本”應即影宋鈔本。跋語稱“惟宋本亦間有訛誤字”，故沈鎮本校勘記提示了很多影宋鈔本訛誤的綫索。如卷5《祥瑞》後唐同光三年（925年）三月條小注： 表3《五代會要》卷5《祥瑞》後唐同光三年三月條小注對勘表
點校本作“意張讓護幼帝出奔，掌璽者投之甄井故也”，“張讓”甲、乙、丙三種抄本均作“張護”，無“讓”字，四庫本與内聚珍本均作“張讓”，無“護”字；“幼帝”甲、乙、丙三種抄本均作“㓜帝”，内聚珍本、四庫本作“刧（刼）帝”。沈鎮本校勘記考證道： 注“意張讓刦帝出奔”。“刦帝”宋本作“護帝”，聚珍本作“刦帝”。國瑞案：《後漢書·張讓傳》“讓刦質天子”，“天子”指靈帝也，靈帝業已年長，不得稱幼，此外又别無幼帝，“幼”蓋“刦”之誤字，“護”乃“讓”之衍文，今依聚珍本。[69] 此句影宋鈔本有訛，宜從“張讓劫帝出奔”。亦有影宋鈔本訛誤而三抄本記載正確的例證，如卷20《州縣分道改置》“隴右道”“秦州天水縣，隴城縣”條小注，沈鎮本校勘記云： 注“南冶鐵務五鎮”。宋本“冶”誤“台”，聚珍本誤“治”。福泰案：薛史《郡縣志》注引《會要》作“冶”，今依改。[70] 而該條丙抄本即作“南冶”。說明三種抄本在校勘上也有重要價值。 四、結語 以上探討了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故宫博物院”三種《五代會要》抄本，從避諱、書印等推斷，三種抄本可能抄於明末清初甚至更早，且保留了一些宋本原書式，能夠爲探討清人整理《五代會要》存在的問題提供綫索，對校勘通行點校本《五代會要》也有一定價值。 《五代會要》版本問題十分複雜，“聚珍本”“影宋鈔本”等問題都需作進一步探討。作爲研究五代歷史的基本典籍，《五代會要》有重新討論、校勘的必要，而對抄本尤其是便於查閱善本的研究，不僅是探討版本流變的切入點，也爲後續研究準備了條件，對現階段正確利用《五代會要》研究相關歷史問題也有一定參考意義。  附識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受到導師劉安志先生的悉心指導及華中科技大學陳文龍老師的熱心幫助，初稿撰成又蒙武漢大學及山東大學多位師友指點，并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舉辦的“湖南省研究生創新論壇暨第十二届全國高校史哲論壇”上宣讀，期間得到羅琴、許超傑等老師的耐心指正，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作者王聖琳，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注 釋 ✦ ✦ ✦ ✦ [1] 《新五代史》卷60《職方考》，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804頁。 [2] 《四庫全書總目》卷81《史部·政書類·五代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 [3] 柴德賡：《史籍舉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27頁。 [4] 劉安志：《清人整理<唐會要>存在的問題探析》，《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78—188頁。 [5] 相關研究有朱仲玉：《王溥和會要體史書》，《晉陽學刊》1985年第6期，第35—38頁；王勳成：《關於中華書局影印本<五代會要>的錯版問題》，《學術月刊》2002年第7期，第88—89頁；梁祥鳳：《王溥與<五代會要>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近年來陳文龍先生對《五代會要》抄本、四庫全書本與内聚珍本的研究，揭示《五代會要》存在不同的版本系統，有較大啓發意義，參見陳文龍：《<五代會要>版本源流》，武漢宋代文史同人會小型研討會，2017年8月，未刊稿。 [6] 參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http://read./user/index）、臺北“故宫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rbk-doc./npmtpc/npmtpall）。 [7] 《四庫全書總目》卷81《史部·政書類·五代會要》，第694頁。 [8] 《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等采建隆初成書說，《續資治通鑑長編》《玉海》等采乾德元年成書說，梁祥鳳考證其更可能爲乾德元年，今從其說。參見梁祥鳳：《王溥與<五代會要>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19頁。 [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太祖乾德元年七月甲寅”條，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97頁。 [10] 參見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82頁。 [11] 《宋史》卷202《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033頁。 [12] 參見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82頁。 [13]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14《類書類》，孫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9頁；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5《典故類》，徐小蠻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2頁；《文獻通考》卷201《經籍考·史》，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772頁；《宋史》卷207《藝文志》，第5299頁。 [14] 陸心源：《儀顧堂集》卷16《影宋鈔五代會要跋》，王增清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8頁。 [15] 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2《五代會要》，潘祖蔭輯、周少川點校，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62頁。 [16] 四庫館從地方征得《五代會要》四種，依次爲：兩江第一次呈送抄本四本、浙江省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抄本六本、山東巡撫第一次呈送四本、國子監學正汪呈送四本，《四庫採進書目》前兩種注爲“抄本”“寫本”，但後兩種是否爲抄本已無從考證。參見吴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33、86、149、180、250頁。 [17]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第2册，許靜波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99—600頁。 [18] 陸心源：《儀顧堂集》卷16《影宋鈔五代會要跋》，第317—318頁。 [19]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第2册，第599—600頁；河田羆：《靜嘉堂秘籍志》，杜澤遜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65—767頁。 [20]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4《新刻五代會要跋》，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70—71頁。 [21] 參見王溥：《五代會要》，《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第20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0729頁。此外，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武英殿聚珍本《五代會要》第16册亦後附文、施二跋，參見臺北“故宫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rbk-doc./npmtpc/npmtpall）。 [22] 參見馬月華：《略論福建本“外聚珍”》，《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2期，第73—85頁。 [23] 參見河田羆：《靜嘉堂秘籍志》，第765—767頁。 [24] 參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18—1119頁。 [25] 參見中國古籍總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26頁。另參見“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資料庫”（http://gjpc./xlsworkbench/publish）、“高校古文獻資源庫”（http://rbsc.:8086/aopac/jsp/indexXyjg.jsp）、“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https://metadata.）等。 [26]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録》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9頁。福建本的情況很複雜，據馬月華先生考證，福建本外聚珍有以下五次印本：第一次，乾隆四十二年（1777）福建首次刊刻外聚珍123種；第二次，道光八年（1828）吴榮光修版重印，新增12種書，合計135種；第三次，道光二十七年（1847）陳慶偕修版重印122種；第四次，同治七年（1868）鄧廷枏修版重印132種，同治十年（1971）增加重刻3種；第五次，光緒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92—1895）對以前刻印之書進行校誤補遺，重刻2種，并新刻25種，共刻書148種。福建外聚珍本這五次印本均包含《五代會要》，第二次至第四次印本是修版重印，第五次是據影宋鈔本重刊，參見馬月華：《略論福建本“外聚珍”》，《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2期，第73—85頁。廣東本牌記作“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重刊成”。 [27] 《五代會要》清印本情況參見“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資料庫”（http://gjpc./xlsworkbench/publish）。 [28] 參見傅璇琮：《<五代會要>點校說明》，傅璇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五代會要》，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963—1964頁。 [29]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3頁。 [30] 朱彝尊：《曝書亭序跋》卷11《五代會要跋》，杜澤遜、崔曉新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9頁。 [31] 曹溶：《絳雲樓書目一卷附靜惕堂藏宋元人集目》，南京圖書館編：《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6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335頁。 [32] 黄愛平：《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甘肅圖書館、甘肅四庫全書研究會編：《四庫全書研究文集——2005年四庫全書研討會文選》，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99頁。 [33] 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史部·政書類》，吴格整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386—389頁。 [3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政書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53頁。 [35] 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4，黄明、楊同甫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0頁。 [36]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12，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7頁。 [37] 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史部·政書類》，第387頁。 [38] 該抄本（04462號）現藏臺北，“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載有全書影像。該本鈐有“豐府藏書”“檀尊藏本”兩方書印，應系禮親王昭槤的舊藏本（參見胡坤：《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録>再考》，《文史》2017年第1輯，第201—216頁），卷末有“虞山趙氏抄本”的題記，但諱“玄”“弘”“曆”等字，應系虞山趙氏抄本的傳抄本。 [39]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5，中國書店編：《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6册，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第316頁。 [40] 參見錢曾：《讀書敏求記校證》卷2，管庭芬、章鈺校證，佘彥焱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113頁。 [41] 吴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第86頁。 [42] 沈初：《浙江採集遺書總録·丁集·掌固類·總領》，杜澤遜、何燦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1頁。 [43] 該抄本朱跋僅節録爲：“五代干戈擾攘，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録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餘槩置之，微是書，典章制度莫考矣。竹垞朱氏跋。”且有抄者“金匱繍嶺居士滕大椿”的題名，知其亦非朱彝尊本。 [44] “春草閑房手定”與《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所收是印相同，參見上海博物館：《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81頁。 [45]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政書類》，第153頁。 [46] 參見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2《五代會要》，第62頁；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3《史類》，余鳴鴻、占旭東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2—154頁。 [47] 參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29，黄曙輝等標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461頁；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12，第306—307頁。 [48]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政書類》，第25頁。 [49] 參見王紹曾、沙嘉孫：《山東藏書家史略》，濟南：齊魯書社，2017年，第273頁。 [50] 丙抄本原不避前述明、清諱，但有書中凡“玄”“胤”“弘”“曆”等字皆爲人用紙丁遮蓋，并“丘”添作“邱”，推測是本原系舊抄本，補丁應爲乾隆以後藏者所加。 [51] “宛平王氏家藏”“慕齋鑒定”兩印與大連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閩書》所鈐王熙書印相同（參見王雨霖：《大連圖書館善本古籍藏書印鑒輯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1頁），知丙抄本應曾爲王熙收藏。 [52] 丙抄本所鈐“千頃堂圖書”印，與《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所收亦同，然檢黄氏所著《千頃堂書目》，未收有《五代會要》，參見黄虞稷：《千頃堂書目》，瞿鳳起、潘景鄭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3]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64頁。 [54] 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2《五代會要》，第62頁。 [55]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4《新刻五代會要跋》，第70—71頁。 [56] 王勳成先生通過對比中華書局本與江蘇書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之底本）《五代會要》，發現前者存在錯版問題，認爲“很可能是《四庫全書》的館員們抄寫所致，而後爲'武英殿聚珍版’和《墨海金壺》的編纂者所輾轉誤刻，以至於以訛傳訛”（參見王勳成：《關於中華書局影印本<五代會要>的錯版問題》，《學術月刊》2002年第7期，第89頁）。從甲、乙、丙抄本均存在錯簡看，錯簡起因可能更早，而非四庫館臣抄寫所致。陳文龍先生《<五代會要>版本源流》一文也認爲卷21的錯簡是陸心源首先發現，而讓江蘇書局本刊刻者改正的。 [57] 參見劉安志：《清人整理<唐會要>存在的問題探析》，《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78—188頁。 [58] 王溥：《五代會要》卷5《朔望朝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7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88頁。 [59] 王溥：《五代會要》，《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第20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0524頁。 [60] 《舊五代史》卷3《梁太祖紀》，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9頁。 [61] 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2頁。 [62] 《宋本册府元龜》卷517《憲官部·振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32頁。 [63] 《宋本册府元龜》卷150《帝王部·寬刑》，第267頁；高承：《事物紀原》卷10《律令刑罰部·配》，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8頁。 [64] 參見馬月華：《略論福建本“外聚珍”》，《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2期，第73—85頁。 [65] 廣雅書局本亦收有沈鎮本的跋语與校勘記，參見王溥：《五代會要》，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刻本，第6册，第77頁a—84頁b。 [66] 王溥：《五代會要》卷5《祥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7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81頁。 [67] 王溥：《五代會要》卷5《祥瑞》，《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第20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0518頁。 [68] 王溥：《五代會要》卷5《祥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3頁。 [69] 王溥：《五代會要》，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刻本，第6册，第79頁b。 [70] 王溥：《五代會要》，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刻本，第6册，第82頁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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