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升|蜀汉屯田考

摘要：魏、蜀、吴三国均行屯田,因蜀汉特殊的地理与军事形势,故其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衰败最快,直接目的是打破运粮瓶颈。蜀汉屯田以军屯为绝对主流,在汉中及其他地方似存在民屯踪迹。屯田前期由诸葛亮主管,后期则主要由姜维负责,但由于内忧外患,屯田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蜀汉也终至覆亡。本文对蜀汉屯田这一史实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结论可丰富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屯田;蜀汉;诸葛亮;民屯;

屯田制导源于西汉,至三国曹魏时形成完整制度,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强制征发军民耕种国有土地, 同时征收一定租税,主要形式有民屯、军屯和商屯, 而以军屯为主流,一般推行于边疆地区。

曹魏屯田最早且史料丰富,故研究最多1; 孙吴屯田虽有特色,但只有高敏、陈连庆、林志华、陈玉屏等少数学者进行研究2。至于蜀汉屯田,则迄今未见专文,察其缘由,一方面是其政权在三国中规模最小、时间最短,另一方面则因史料奇缺,难以深入。

蜀汉屯田材料虽少,但并非全然无存,且前人已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本文不过铺衍排比现存史料, 试探蜀汉屯田始末。

一、屯田之缘起

三国期间,诸雄并起,但许多军队囿于粮谷不足,往往无故自破。蜀汉屯田主要在诸葛亮时期施行,孔明殁后,姜维继其志,一直到被西晋侵并,直接原因是前线军粮不足,《蜀书·诸葛亮传》叙述甚详: “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1]925

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分析魏、蜀、吴情况后提出: “盖蜀本天府,颇无屯田之必要也。”[2]47此语甚要紧。三国之中,论户籍土地、兵士军马,蜀汉最次,但却能与曹魏、孙吴抗衡近四十年,与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关系甚巨。蜀汉约有三条防线,其中北线以汉中为中心; 东线以永安为外层,江州为内层; 南线主要是柯、越、朱提等郡,时称“南中”[3]。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形为蜀汉立国奠立雄厚根基,所以邓芝敢对孙权言: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1]吴、蜀各有天险,而论坚固程度,毕竟蜀胜于吴,只是崎岖地形既让蜀汉获益,也让其损耗不少。

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给蜀汉政权带来军事特色,同时也使其经济发展别具一格。战国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4]1689,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大获其利,从此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也”[5]202。到了西汉时期,蜀地仍然“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6]1645,后又开凿望江源,引郫江灌广都农田。到了东汉桓帝元嘉时, “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7]3281,紧接着诸侯鏖战,更是生灵涂炭。然而蜀地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小,到刘备建国时,仍是“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8]94,都江堰其时名“都安堰”,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故诸葛亮“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主护之”[9]482。蜀汉的农业和手工业极其发达,蜀锦尤名动一时,当时织锦业“魏则市于蜀矣,而吴亦资西蜀也”[10]101。正如王仲荦所言: “在当时蜀汉地区,要形成一个割据的政治局面,经济上各方面的条件是完全成熟的。”[11]79同时也由于蜀汉相对于魏、吴两国,人口稀少,农业发达,一般情况下实在无屯田必要。

只是当时处于三国争持状态,尽管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要筹集“决敌之资”[12]196,随时动员十万以上军民与曹魏作战,不得不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再者,刘璋治蜀时,奢侈风气颇盛,刘备入蜀后即贯彻“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1]903的政治方针,极力削减民生开支,使财政重心逐渐倾斜到军事方面去,并最终建立了日人柿沼阳平所阐发的“军事最优先经济体系”[13]。

一方面是特殊的经济环境使屯田之事并不显得急切,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实行屯田。这两种关键因素的纠缠磨合,使蜀汉屯田的政策与情形与他国迥乎不同。

二、屯田之施行

诸葛亮为刘备说隆中对,拟想“跨有荆、益,保其岩阻”[1]913,只是夷陵一役,荆州为孙吴所取,发展空间更显局促。蜀汉经济重心在成都平原,法正言 “计益州所仰”[1]959,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继任益州牧,“南方诸郡,并皆叛乱”[1]918,平叛耗资甚巨。在建兴五年( 227年) 诸葛亮感叹: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1]918,次年十一月也说道: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1]此时蜀汉财力匮乏,已不可与昔日富庶同日而语。诸葛亮曾于建兴五年“出屯汉中”[1]894,张泽咸谓此正为蜀汉屯田之始[14]46,而高敏则认为“屯”有屯田和屯驻两义,不可据此确认蜀汉实行军屯[15]249。查孔明曾与其兄诸葛瑾书云: “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 伯苗相闻而 已。”[16]26按赵云逝世于建兴七年( 229年) ,之前与邓芝败于箕谷,退军时烧毁赤崖以北栈道。之所以烧毁栈道,似是为了保护屯田所得粮草,《通鉴》胡注“赤崖即赤岸,蜀置库于此,以储军资”[17]2288一语可证。

综上,知蜀汉屯田必在建兴七年前,且建兴六年 ( 228年) 时诸葛亮出兵北伐,令赵云、邓芝为疑军, 此时应无时间进行屯田,故又可上推两年,恰好是出屯汉中之时,张泽咸所言应为确论,诸葛亮正是为了北伐,才在汉中屯田一年,惜铩羽而归。

要分析蜀汉 屯田,须注意到“督农”一职。《蜀书·吕传》载 “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1]988,《蜀书·蒋琬传》载: “督农杨敏曾毁琬曰: '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1]1058又《三国职官表》谓“蜀置督农 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考”[23]46。督农职责在供应军粮似无疑问,但是否即为管理屯田的官员呢? 初“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 调发诸郡,多不相救,( 吕)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1]988。可知诸葛亮北伐之初兵粮草征调于诸郡,后来徙吕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估计即为屯田。《后主传》载诸葛亮曾于建兴十年( 232年) “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1]896,而据《水经注》 载: “汉水又东,黄沙水右注之,水北出远山,山谷邃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估计即为屯田。《后主传》载诸葛亮曾于建兴十年( 232年) “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1]896,而据《水经注》 载: “汉水又东,黄沙水右注之,水北出远山,山谷邃为其助手,“督农”一职确为屯田事务官,证明《三国会要》“蜀有督农之官,主屯田供给军粮”[20]566所言非虚。

然汉中屯田为军屯抑是民屯? 此甚易解,在刘备占领汉中前,曹操早已把大部分百姓迁走,刘备攻汉中前曾询周群,群对曰: “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张裕亦谏曰: “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1]1020刘备执意征伐,果得地而不得民也。既然不得其民,汉中屯田定以军屯为主, 且“因拥有大量的屯田而成为国外徙民的目的地, 并迅速发展成能够驻扎十万士兵的计划性军事都市”[13]。

汉中应为蜀汉最早且最重要的屯田点,此外有屯田迹象的地点还有以下这些:

赤崖。孔明云: “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21]26

渭南。《晋书·宣帝纪》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22]8,《蜀书·诸葛亮传》载: “十二年春,( 诸葛) 亮悉大众出斜谷口,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1]925此次屯田明显为军屯,直接目的是为持久对抗司马懿做准备。

兰坑。此处屯田与渭南军屯有关,《魏书·郭准传》载: “青龙二年,诸葛亮出 斜谷,并田于兰 坑。”[1]734按青龙二年( 234年) 即建兴十二年,当时“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1]926,八万士兵每月轮换,且耕且战,为军屯无疑。

涪县。《蜀书·后主传》载: “( 延熙) 五年春正月, 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1]897汉中一直为军屯重地,姜维从汉中还屯,知涪县应为军屯点。

南中。《水经注》言: “仆水又径宁州建宁郡。州,故康降都督屯,故南人谓之屯下。”[23]485既有水利,又派都督节制,似为军屯。

沓中。《蜀书 · 姜维传》载姜维于景耀五年 ( 262年) “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1]1065。注引《华阳国志》,谓: “后主敕( 黄) 皓诣 ( 姜 ) 维陈谢。维说皓求 沓中种麦,以避内逼 耳。”[1]1066大概是屯田效果显著,魏少帝称: “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 往岁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1]149可知动用了不少羌人进行劳作。据胡三省议论,司马昭从此决计困姜维于沓中以伐蜀[24]3509。

蜀汉屯田点大概为以上所列,下面探讨一个重要问题: 究竟有无民屯存在?

一般而言,有军屯即有民屯,曹魏、孙吴都是如此,而蜀汉屯田既与军事活动紧密相关,且土地狭小,人口稀疏,故钱穆、张泽咸等认为并无民屯踪迹, 而高敏、刘静夫等则坚称存在民屯。笔者赞同后说, 略加申述。

不错,蜀汉屯田确实与其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史念海甚至认为南征和北伐的目的都在确保军粮[25]289,但既然可以发动军士屯田,为何不能发动民众? 按民屯要素有二,人口与土地,下面试作分析。

关于三国户口,陶文牛已有详细考证[26]。《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901据《中国人口通史》推算,此时蜀汉应有两百万人口[27]182。两者数字的差异是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能录入户籍的只是负担主要赋役义务的自耕农,而军士、官吏入士簿,其他依附人口如奴隶、部曲等并不入籍,还有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并无统计入内。事实上,蜀汉对户籍管理是颇为重视的,早在荆州时,诸葛亮就对刘备说: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 可语镇南( 刘表) ,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1]913建国后留心平叛,多能令其“枝党星散,悉复民籍”[1]。蜀汉虽长期与曹魏作战,但内部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故招募流民进行屯田很困难。同时,诸葛亮提倡“唯劝农业,无夺其时; 唯薄赋敛,无尽民财”[28]64,所以农业非常发达。但奇怪的是,到蜀汉灭亡时,在籍人口与建国时差别不大,排除大规模战乱影响,很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脱籍。

    《蜀书·吕传》载: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 诸葛) 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 吕)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1]988经劝导后自首的就有一万多人,瞒报的更是不计其数了。尽管诸葛亮 “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1]934,但长年累月的征战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赋役,官民矛盾不断激化,便产生了严重的逃籍现象,致许多人口失载。笔者推测,逃籍人员多成为依附人口,要么隶属豪强; 要么归附官府,复籍,或是成为屯田客。

假设蜀汉能有足够人口进行民屯,民屯地点会在哪里呢? 前述成都平原为经济重心,理应最有可能在此屯田,但《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 '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 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1]950

刘备归还田宅给民众,承认原有土地占有情况, 足证并无太多政府公田,同时益州内部稳定,应该也不会有大量荒地以供屯田之用。

从上述对军屯的分析,可得三点印象: 一、屯田点几乎都在蜀魏交冲地带; 二、屯田与军事活动紧密联系; 三、屯田最大目的是实现军队粮食自给。如果蜀国有民屯存在,想必不会偏离这三个特点,而同时符合条件的,怕只有一个地方: 汉中。

如前所言,刘备攻占汉中不过是“得其地不得其民”,既然人烟稀少,且处于边界,可以肯定会有相当荒地,但屯田客从何而来? 当地编户齐民已基本迁出,蜀汉国内又不存在大量流民。援引史例,汉武帝曾“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29]3912,曹魏也曾“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30]1083,那蜀汉徙民于汉中以屯田也并非全无可能。史载:

( 张嶷) 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1]1052

( 诸葛) 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1]922

( 姜) 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1]1064

这些降民和徙民可能成为屯田客,又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而安氏由是兴焉。”[31]112让少数民族贡献金银、丹漆、战马不足为奇,贡献耕牛则值得注意,再联系官府对铁器的垄断,可以推测蜀汉在推行公共生产,安氏靠贡献发家,知耕牛数量肯定很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民屯的存在。

《蜀书·刘敏传》载:

“刘敏,左护军、扬威将军,与镇北大将军王平俱镇汉中。魏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议者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1]1060

刘敏认为若听曹爽侵入汉中,则农谷尽失,这 “布野”的“男女”,其中会有屯田客吗?

回溯上文蜀汉“督农”一职,查《宋书·州郡志》知孙吴典农校尉别称“督农校尉”[32]1034,清人俞正燮在《魏典农说》称曹魏典农校尉,“蜀谓之督农,吕杨敏为之”[33]553。再者,孙吴典农都尉和典农校尉既为民屯事务官,又往往领地方官,而吕正是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类似东吴制度,故蜀汉“督农”很可能为民屯事务官,汉中应该存在民屯组织。

此节约略勾勒蜀汉七处屯田点,强调其与军事联系,并着重揭示可能在汉中存在的民屯痕迹,以证蜀汉屯田形式不止军屯。

三、屯田之作用

三国屯田,魏国最先,吴国其次,蜀国最后。早在献帝初平三年( 192年) ,毛就向时任兖州牧的曹操建议: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 ……宜奉天予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1]胡三省称赞毛王介目光锐利, 谓曹操统一北方,不外“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 二事乃发其谋也”[34]1982。孙吴正式推广屯田, 应至少不晚于黄武五年( 225年) ,其时孙权下令: “曰: '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 '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1]1132蜀汉屯田则应从诸葛亮建兴五年出屯汉中开始。所以从屯田看,也许蜀汉与孙吴时间仅差数年,但与曹魏相差十年以上,这其中的差距基本是不可弥补的。

“综观魏、蜀、吴三国的屯田制,在规模和数量上,魏国最大最多,吴国次之,蜀国又次之”[35]251。《魏书 · 武帝纪》称: “州郡例置 田官,所在积谷。”[1]14尽管不全属实,但普兴屯田是没有疑问的, 据西定生研究,至少有许昌、洛阳、颍川、魏郡、 邺、汲郡、河东、野王、襄城、弘农、睢阳、原武、河内、 长安、宜阳、列人、荥阳、沛等。孙吴屯田,则至少有寻阳、皖城、毗陵、丹阳、豫章、鄱阳、江夏、宣城、陆口、沙屯、江津等[36]216。至于蜀汉,穷尽文献也不过汉中、赤崖、渭南、兰坑、涪县、南中、沓中,且有几处存在时间极短。

形式上,曹魏、孙吴军屯与民屯并举,蜀汉基本全是军屯,有无民屯仍待考。只是蜀汉人口和土地均稀缺,所以前期并没实行屯田,而是着力发展自耕农经济。建安廿二年( 213年) ,蜀郡太守法正劝刘备攻伐汉中,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吞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1]961,虽然后来只得到一座空城,但也在前线赢得了一个良好据点。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因( 曹) 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1]1019,一心准备北伐事宜。

其实,与其说蜀汉屯田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不如说是转运问题。《华阳国志》云雒县与绵竹“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37]259,收获不可谓不丰硕。但屡次因道路不通而缺粮:

“六年冬,( 诸葛亮) 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1]896

“春二月,( 诸葛) 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夏六月,亮粮尽退军。”[1]896

“昔诸葛亮 数窥秦川,道远运艰,竟不能克。”[1]1058

“( 李) 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1]999

“夏,( 姜) 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 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1]1064

蜀地特殊的地形与气候条件给转运带来极大麻烦,连司马懿也推算: “( 诸葛) 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38]7尽管诸葛亮采取精兵政策,消耗不多,“远征时甚至考虑到了曹魏方面的军粮问题”[39],可一旦北出,粮食运输顿时困难,容易遭受敌军袭扰。为了击碎这个瓶颈,蜀汉采取了屯田与西征两个策略。屯田在诸葛亮时期已经实行,但总体来说效果不甚显著,只是稍微缓解前线窘境。故“练西方风俗”[1]1064的姜维逐渐调整战略,重点经营陇右,招降了一大批羌人,史载“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耳毛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1]1090。

兵法有云: “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 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姜维竭力征抚陇右,汉中由之前的“错守诸围”变成“敛兵聚谷”[1]1065,骤觉空虚。国内多思偏安,不愿远征,姜维“每欲兴军大举”北伐,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1]1064,将相不和,体现了军政合一的霸府体制趋向瓦解[40]; 加之宦官黄皓与尚书令陈祗弄权,更加深了国内腐败。吴人薛玥入蜀,归后言“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 闻正言,经其野民 皆菜色”[1]1255。正始二年( 241年) ,曹魏遣邓艾于在淮水沿岸大举屯田,任姜维沓中种麦效果再好,也不过是强弩之末。蜀汉政权已日薄西山。

马植杰坚认蜀汉极度重视屯田[41]278,但即如推行最力的曹魏屯田,黎虎也提醒不可对其作用估计过高,况国力绵弱如蜀汉乎? 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 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 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 ,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42]13显然蜀汉在这三方面均表现不佳。屯田之于蜀汉,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以化解北伐军粮转运问题,但由于地理、内政、强敌三面掣肘,卒至覆亡。

麦金德说: “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取得的动量的产物。”[43]45三国时期的屯田也是如此,其兴衰与各国内政外交息息相关。蜀汉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败亡最快,纷纭乱世中,最终获胜 的不是标 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920的蜀汉,而是懂得“高筑墙,广积粮”[44]9的曹魏。

作者简介

谢国升(1994-),男,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