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纵横》2023年10月新刊发行新型国际体系已显露雏形
▍新的体系正在出现 2023年8月中旬，金砖机制第十五次峰会在南非召开，60多个南方国家参加会议，并完成了金砖扩容，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加入了金砖组织。这次会议影响巨大，意义十分深远，它预示着，自俄乌冲突以来剧烈波动的国际格局正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一个以非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新的世界体系的雏形正在出现。 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至拜登政府执政至今，美国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全方位竞争战略，遏制中国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意志。至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与欧洲矛盾激化，连带中国与欧洲关系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美国挟北约、G7机制，不断构筑并强化具有新冷战特征的结盟体系，并将北约体系向亚洲延伸，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一时十分逼仄。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面向以西方为主导的传统国际体系开放并融入的改革开放战略遭遇尖锐挑战，中国亟须在维护与现有国际体系关系不发生破裂的同时，构建新型国际体系。这一体系与西方主导的体系是一种并列的体系，它并不以与西方体系相对抗、相脱钩为核心诉求，但具有新的特质，它以南方国家为主导，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和愿景，并将在金融、货币、贸易、投资等方面形成与传统西方体系相当不同的经济政治行为方式。 导致金砖机制不断扩容与新体系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性原因在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传统国际体系的不满，西方对他国主权的随意侵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西方主导的经济组织对发展援助的西方标准、美国对他国的任意制裁，以及美元利率潮汐涨落对南方国家的伤害，等等。传统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引发的不满是普遍性的，这是金砖机制从一个纯粹经济议题的讨论平台逐渐转变为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中国的国家战略选择能够在俄乌冲突仅一年多时间后便迅速实现突破的主要原因。天下苦美久矣，并不是金砖国家之间有多大的相似性，而是不满美国霸权使它们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金砖机制与一般性的南南合作有两点重要的区别。第一，它有着明确的价值观和文明叙事，它以发展为旗帜，以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为特征，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别于西方“民主vs.威权”的陈旧意识形态教条，具有崭新的意义，正在深刻影响金砖机制和全球南方国家。一般而言，区域性的南南合作的主要诉求是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能够形成文化政治叙事的少之又少，而金砖机制正在形成以“发展、多元、包容”为理念的新型价值观，这是它具有强大感召力的首要因素。第二，它有强大的物质手段，金砖机制成立了新开发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融资贷款，这开辟了有别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的新渠道和新选择。这种由南方国家设立、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贷款的国际性开发银行，在世界上尚属首例。可以想象，随着金砖机制的不断扩容，它的金融力量会不断加强，经济影响力会日益扩大。 2023年的金砖会议，其意义堪与1956年在印尼召开的倡导不结盟的万隆会议比肩。不结盟运动塑造了冷战时代广大第三世界的外交和政治行为模式。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一家独大，第三世界国家被裹挟进入西方秩序和西方体系，不结盟运动难以维系。而金砖会议，让我们看到了不结盟精神的回归。只不过这一次的不结盟，不是重复冷战时代在两极体制之间的逡巡徘徊，而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一个与西方性质不同的新型国际体系。这一体系虽然稚嫩，其内部矛盾冲突也并不鲜见，但假以时日，这一不断上升的体系必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经营国内到经略全球 面对中美战略对峙，面对金砖机制等新型国际体系的兴起，中国内部的改革开放战略也遭遇重大变数，面临重大的战略调整。 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面向西方的开放与发展战略，国家自东向西形成了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追求的梯次开放格局，各经济区域定位虽有不同，但总体上是以引进西方资金、技术、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发展。然而，自中美战略对峙发生以来，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国际资本流向发生重大转变，在美国“友岸外包”“小院高墙”“去风险”等政策的压力下，外资大量转移至墨西哥、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的财务资金就更加敏感，流出速度加大，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出现重大变化。 在上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化下，中国内部各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格局势必受到冲击，并面临着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刻调整。 9月中旬，香港召开了第八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个论坛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中东国家在香港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成立了“香港-中东经贸协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剧烈变化的地缘政治面前，已经开始构建面向南方国家的金融格局。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过往的以引进西方资本技术为主要开放内容的经济发展定位必须有所调整了，应该代之以更加全面的对西方与对全球南方同等开放的经济发展定位与发展战略。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其他建设也成绩卓著。目前，“一带一路”引领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正蔚成风潮，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以世界为布局、以南方国家为重点的新型跨国企业，下一个十年，应该是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亚非拉地区大发展的十年。 如果我们将对外开放划分阶段的话，则第一阶段应是以引进来为主的对外开放，那是中国面向西方的单向开放；第二阶段则是以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这是中国不仅对西方开放，也对南方国家开放的全方位开放阶段。换句话说，前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是以经营国内为主，而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国则进入了经略全球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全面开放阶段，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选择，必然是在维系与传统国际体系关系的同时，构建新型的国际体系。这一新型国际体系，将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战略空间。 从经营国内到经略全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中国社会领域的适应能力，都面临重大挑战，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和转变：行政管理体系的风格必须转变，从追求内部稳定的行政逻辑，向适应全面开放时代的行政逻辑转变；教育体系必须转变，从拼命追求高校排名，向为配合走出去企业建设更多培训体系转变；学术体系必须转变，将以西方研究为主的内容更多转向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必须转变，从内部的金融风险防范，转向更多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务…… 新的国际体系正在形成，中国业已进入经略全球的时代，我们的观念、体制机制、经济发展战略，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如此，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新时代。 去美元之后，国际金融秩序不会自动走向和平与再全球化，这仍有赖于中国与南方国家的选择。 超越债务问题——非洲的开放性发展融资之路 将非洲债务一笔勾销绝不是其债务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必须激发非洲国家各阶层对经济发展的共识，推动工业化转型，增进资金使用效率， 掌握自主驾驭资本的能力。 铁路技术曾在陆地国家克服海洋霸权包围、建立新型地缘网络的过 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史上的“陆上风景”。 随着“华盛顿共识”趋于消散，中东主要政治力量趋向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正迎来新 的发展阶段，而中亚各国也正在把握超越“海陆之变” 和“国族转型”的历史性机遇。 在中美斗而不破、保持竞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试图同时与两大国合作，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与两国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展开不同合作。 高新产业发展不仅要解决技术积累和科技创新的难题，需要不以短期利益回报作为目标，而能容忍更长期 和不确定性的发展的“耐心资本”。 中国对非合作政策必须建立在对非洲各个国家情况的准确把握之上。本文为我们了解当前南非与东南非洲各国的真实情况提供了来自一线的观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