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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年，我国的高校知识分子群体在我国人民群众当中的名声，有日渐公知化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成为高级职称的主体，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些文革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所以有不少显得高职低能，不时做惊世的雷人之语，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才实学。 之所以产生高职称人群尤其是高校的高职称群体没有真才实学的现象，属于极为不正常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形势造成的必然结果： 第一，运动期间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原本真正合格的高职称人群。 运动期间，各高校年轻人纷纷起来造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新中国成立后评定的高级职称知识分子，很多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或其他农村劳动。剩下的留在单位的，除了革命基本上没别的事，基没有人再敢做反动权威。 尽管后来很多人平反后回到了原单位，但是单位早就物是人非，各部门负责人除了闹派性根本什么都不懂。因此不管是教学还是科研活动，都陷于停滞状态。 哪怕后来很多人回到原来的岗位，因为脱离本职工作时间很长，又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理论知识，很多人的专业水平已经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原来。更何况这些人回来以后，原单位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原本与世界差距不大的我国教育科学，在这几种作用力的共同作用下，距离世界越来越远。 第二，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校真正有真才实学的教学科研人员严重稀缺，教学水平差距明显。 由于1973年到1977年，全国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制度，入学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多数需要补充中学知识的教育。因此哪怕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国的所有高校除了教学，科研水平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更为严重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录取的，最主要是1966年阶段的老三届学生，知识水平是经过了10年蹉跎之后的。因此刚开始，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距离文革之前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更何况各个院校的各级领导都是原来的那些运动健将。 第三，特殊年代的特殊的高招政策政策带来的结果是高校教师不是最优秀的人才。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因为全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严重落后，国家不得不从基础教育抓起。因此全国有很多的地方，在中考的时候采取的是拔尖录取的政策，把智力最好的学生招录到了中等专业的师范学校。 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是，恢复高考后，从初中到高中的几届学生，基础知识都处于严重欠缺的状态。这就导致当时的高考，有好几年都是录取的以复读生为主的学生。而复读生最典型的特点是，用时间熬出来的高考成绩，并不是真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很强。 这两种情况叠加，致使刚恢复高考那几年，我国的高校录取的学生，根本不是最顶尖的人才。同时由于全国人才总体匮乏，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急着到高校毕业生当中择优录用，导致留校任教的老师，用当时学生的话来说“大多数都是不行的”才留校当老师。因此从八十年代初期到后来的一段时间，高校教师的水平是不难想象的。 第四，我国职称评定恢复以后，很多高职称评定都存在矬子里拔将军或论资排辈现象。 通过以上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我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高等院校的老师本来就基础薄弱，何况并不是最出色的毕业生担任？因此我国1986年恢复职称评定的时候，大多都是论资排辈，或者矬子里拔将军。 我以前写过我的老首长职称评定考试，“把8给正过来”的故事，说的就是那时候的职称评定，并不能完全反应知识和水平。况且由于原本就存在的，和被从领导岗位上免职的运动员们很多都被分配到了教育岗位，导致教育领域的很多部门领导都是搞派性出身的，学术水平根本谈不上。 这样的双重作用下，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管是高校还是研究机构亦或是工厂，很多人的高等职称评定都是“拉关系”搞定的。因此其中有多少人的高等职称是有水分的，就没办法说清楚了。而且这样的情况并不限于当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说，这都是文革给我国的教育科研领域留下的后遗症。 所以此后，论资排辈，各种圈子，花钱发论文出专著等现象，一直到现在都难以彻底根除。这些是中国教育科研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相比较之下所谓的“意识形态渗透”什么的，连根毛都算不上。真正的人才没有机会脱颖而出，真正的顶尖人才不能在擅长的领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这样的现状比一些人渲染的什么渗透严重一万倍。只要文革的派性造成的派性和利益圈子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就是一句空话。 说的再严重一点，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科研，永远看不到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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