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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齐美尔 德国早期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韦伯和滕尼斯一起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基础。通过提出并回答“社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一问题，确立了将社会交往形式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思想，并基于这种观念对社会互动的形式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代表作有《货币哲学》《论社会问题》。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一）对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批评 1.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社会唯实论认为只有社会结构才是真正客观的存在；社会唯名论认为，客观存在的是个体及其行为，社会是个人及其行为的一种集合。 2.齐美尔的调和。齐美尔不否认作为社会构成基础的个人的存在，但也认为仅仅承认个人的存在是不够的；他认为社会并非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过程。 （二）对社会的认识 社会是个人之间相互作用创造的、处于永恒生成过程之中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真实存在的综合体。 社会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社会一经产生便超越个人。齐美尔认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始终是双重的，社会首先是超越社会化的个人的复合体，同时社会又是个体互动和交往形式的总和。 （三）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1.巴特莫尔和弗瑞斯比认为齐美尔的研究有四个基本关注层面： ①对社会生活的心理要素的微观假定 ②在稍微宏观的层面对人际关系的社会要素的兴趣 ③在最宏观层面，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之结构与变化的关注 ④关于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看法 所有三层结构构成第四个关注层次，涉及生活的最终的形而上学原则 2.纯粹/形式社会学：研究社会互动和交往的纯粹形式，是西美尔社会学最引人注目的特色。社会形式由活生生的人的纯粹总和建构起来，形式社会学研究目的在于将这种纯粹形式进行归纳；撇开形式中包含的质料内容，在心理学上与非社会学的内容和目的区分开来。 3.一般/普通社会学：研究领域包括经由社会而形成的全部人类历史生活。探寻各种文化事实作为社会的产物和发展的结果是何以可能的，给出社会学的分析。将社会现象视作个体互动导致的结果，在这方面，齐美尔声称，他更宽泛的兴趣存在于群体、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历史方面。 4.哲学社会学：对社会的认识论研究和形而上学研究。认识论为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各种概念、假设前提，使零碎的知识整合为整体；形而上学让研究超越日常经验的有限性，使不连续的个别事件呈现完整的意义。在齐美尔的“哲学”社会学中，他讨论了对人类本性basic nature和必然命运的看法。 二、形式社会学* （一）社会互动和交往的形式 齐美尔将互动或交往的形式与内容分离开来，他认为社会本质存在于交往的过程之中，社会学家的任务是研究社会交往的形式。 社会交往的形式是个人之间交往的方式，正是在这种方式之中，交往构成成为现实。社会交往的形式存在着不同的层次，齐美尔所讨论的各种形式可归纳为四种： 1.合作、竞争、联合、秘密等基本的社会互动形式 2.国家、教会、家庭、军事组织等作为体制化结构的形式 3.社交、体育活动、游戏等自主的游戏形式 4.艺术、政治、科学、宗教等社会本身的一般形式 其中统治是齐美尔最感兴趣的形式，他认为统治包括“压制”与“屈服”两方面，二者相互影响、不可分离。齐美尔研究了几种具体的统治形式，最常见的是一位领导者实施的统治，容易形成群体内部团结，也容易造成不和与冲突；还有在所谓客观规律下进行的统治，这种实际上是最具有攻击性、最残酷的，人们为一种非人格的力量掌控，毫无出路。 （二）社会类型 齐美尔将交往所涉及的个人角色行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种类型都被视为社会互动的结果，其中最为关注的是“穷人”和“陌生人”。 穷人：被别人援助或有权得到援助的人。强调从社会关系和交往角度来界定穷人，而非以缺少某种物品来界定穷人；认为受赠者与赠予者之间是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对穷人的援助也将成为一种非人格的机制，越发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陌生人：指今天来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漫游者，虽没有继续游移，却也没有完全失去来去的自由；距群体不太远又不太近，太远则失去与群体联系，太近则成了自己人而非陌生人；包括脱离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与固定在一个地域空间点上的两种界定的统一。 （二）社会几何学 1.群体构成的数量 成员的纯粹的数目是群体最抽象的特征之一，在不同规模的群体中，群体成员相互作用的形式不同。齐美尔试图研究群体的大小，对于群体中互动的性质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群体的大小对于个人和群体性质的影响。 （1）二人群体与三人群体* 二人群体是最简单的群体，最为明显的性质是互动的直接性，因为不以第三人为中介进行。群体性质完全取决于构成它的两个人的性质，不存在超出个人之外的群体结构，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个性，相互关系密切具有强烈排他性。 三人群体的性质与二人群体大相径庭，产生独立于个人、并在二人群体中不存在的社会结构，互动的性质、群体的结构都有根本性的变化。在三人及多人关系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现象，第三者扮演的角色包括中间人、仲裁人、渔利者、分裂和征服者等。 中间人：两人关系的建立是以对第三者的共同关系为基础的。双方会感到中间人角色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在解决两人冲突中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 仲裁人：仲裁人可以作出解决两人冲突的最后决定，双方也会感到中间人角色也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 渔利者：利用两人关系中实际或潜在的冲突以增进自己的个人利益。 分裂和征服者：故意助长两人关系中的冲突以便从中获得好处。 （2）小群体与大群体 齐美尔认为群体或社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扩展个人自由。 小群体或小规模的社会里，群体从各个方面都控制了人的自由；而在大群体中，个人往往分属于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只从一方面控制或影响某个人，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扩展。大群体也会产生小群体中没有的问题，可能危害个人的个性。 2.社会互动的距离 齐美尔认为，互动的形式、事物的价值等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与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的相对距离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由相对距离所决定。一个人如果与人的距离太近或太远，都将变得毫无价值。 三、文化社会学 （一）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 1.主体文化（或个体文化）是指行为者生产、吸收和控制各种外在文化因素的能力与倾向，是已经内化了的各种文化因素在行为者中的综合体现。 客体文化则是指人们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宗教、哲学、组织、团体等。 在理想情形中，个体文化影响塑造着客体文化，并同时也接受着客体文化的影响。 2.人们创造文化，但是由于他们有将社会现实物化的能力，文化世界与社会世界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日益支配创造它们并不断地创造它们的行动者。虽然人们始终保持创造和再创造文化的能力，但文化的长期趋势是对行动者越来越具有强制性的力量。 3.齐美尔在他著作的很多地方确认了客观文化的诸多构成要素，客观文化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和扩展：其绝对规模随着现代化而增加；文化领域的不同构件的数量也在增加；可能是最重要的，文化世界的各种要素越来越与一个更加有力的、自给自足的、越来越超出行动者控制的世界交织在一起。 4.最使齐美尔担忧的是客观文化增长给个体文化带来的威胁。齐美尔本人所赞同的是一个被个体文化所支配的世界，但他认为这种世界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齐美尔将其描述为“文化悲剧”。 5.我们可以将齐美尔关于客观文化的一般观点与他对互动形式的主要分析联系在一起。《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分析了发生在现代城市中的互动形式，并将现代大都会看作客观文化增长和个体文化衰落的“真正的舞台”。 （二）社会分化 现代社会中，许多工作都被分割为不同的劳动过程，由不同的人来进行，有许多的社会角色可供人们选择。在此情况下，人们的交往对象也往往不同于他们自己。 就群体的形式而言，社会分化引起互动形式有两个根本性变化： 1.群体组成原则发生了变化。群体的组成原则从“有机的标准”转向“理性的标准”。 有机的标准：一个家庭或一个部落的组成部分是先天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对群体有强烈地认同，丧失了自我。 理性的标准：个人是否是某一群体的成员是根据个人的目的、利益、偏好、自身条件而做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 2.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人们加入了包括职业群体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群体，而这些群体也越来越表现得更加理性，更加正式和形式化。 社会分化不仅造成了角色的冲突，而且也为个性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货币哲学* 是齐美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齐美尔试图以其独具特色的形式互动的理论，揭示互动对于社会关系本质的影响。他详尽地研究了交换关系，特别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交换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反映了社会分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化的原因和动力。 货币的广泛使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1.货币的使用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抽象的对目的作思考。 2.货币的使用推动了社会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1）促进了定量因素的产生； （2）促进了货物交换，加速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频率； （3）改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信任关系的普及； （4）改进知识及知识份子在社会中的地位，精于计算，善于抽象的思考； （5）改变了政府行为方式。对遥远的地方征税，支付薪金。 3.消极影响 （1）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生活中最崇高和最低贱的东西都可以出卖，被化约为一个共同的标尺——金钱。将所有事物都用一种标尺衡量导致犬儒态度：所有东西都有它的价格，一切事物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2）厌世态度。“所有事物好像都晦暗不明，好像都不值得为之感到兴奋”。厌世的人完全丧失了对他最终购买的物品价值加以区分的能力。 （3）人们之间的非人格化关系日益增加。进入某种职务后的具体个人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个性往往消失在很少需要个性的职务的背后。 （4）对个体自由的影响。货币经济导致对个体束缚的增加，个体在现代世界中变得原子化和孤立化。由于不再嵌入群体中，个体独自面对日益扩大和增加的强制性客观文化，现代世界中的个体因此受到大量客观文化的奴役。 （5）将所有人价值化约为用钱来计算。 齐美尔对货币影响生活方式的讨论的核心点是，以个体文化为代价的客观文化的增长，二者之间的鸿沟在以加速度的方式扩大。 四、冲突社会学 （一）社会冲突存在的必然性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社会中冲突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 （二）社会冲突的类型与功能 1.冲突的类型 从冲突的现实上划分：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 从冲突的范围上划分：群体内部的冲突、群体之间的冲突、诉讼、非人格的思想冲突。 2.冲突的功能 社会冲突对社会整合具有积极功能。社会冲突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安全阀”机制。 五、批评 1.他对形势的强调强加了一种不存在的秩序，而且他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将社会结构仅仅看作一种互动形式；另一方面又将其看作强制性和独立性的互动。 2.我们描述马克思和齐美尔在异化问题上的区别。齐美尔没有指明文化悲剧的出路，因为他认为异化是人类境况所固有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齐美尔的主要批评所在。 3.齐美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著作的碎片化特征。他被指没有一贯的理论分析，只有一系列碎片化或“印象主义”的方法。 4.尽管齐美尔主义者不多，但齐美尔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思想革新者和理论领路人”。齐美尔的思想常常被看作一种可以为经验假设开发洞察力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前后一贯的理论分析框架。承认齐美尔的理论具有实证假设的潜质，并不足以抵消对其著作碎片化的质疑。 杜波伊斯 实证主义“价值中立” 现代主义者 与韦伯、涂尔干或帕森斯不同，杜波伊斯没有设法提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他主要关注比较窄的种族或种族关系。 一、科学地研究种族：《费城黑人》 （一）一些方面使这一著作与众不同 1.它完全建立在杜波伊斯自己的田野调查之上。 2.《费城黑人》主要是一项描述性研究，它没有明显的理论视角，也没有得出任何普遍的结论。 3.杜波伊斯对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议题表现出明显的当代意识，尤其是在时间、空间及二者的交织方面。 4.他以多层面的角度审视一切事物。 （二）内容 1.犯罪分析 ·《费城黑人》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是它对黑人高犯罪率的分析。 ·杜波伊斯小心地分析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高犯罪率的社会原因： ①奴隶制的延续与解放，更多黑人（以及其他人）涌入城市，求职压力日益增大，生活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以及周围环境。 ②堆积在黑人身上的“令人痛苦的压迫与嘲笑”。 杜波伊斯拒绝将偏见（以及歧视）与犯罪（以及摆在黑人面前的其他问题）简单地连结在一起。 杜波伊斯发现：费城的整个制度、慈善机构和同情，都助长了“犯罪、懒惰和无所事事”。 2.社会不平等：等级与阶级 《费城黑人》不仅为美国黑人呐喊，而且主张白人对黑人“有礼而同情”、“慷慨大方”，而黑人需要做出“适当努力”。 杜波伊斯因“有才能的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这个短语而闻名，他以此描述黑人社区中处在上层的少数人，他们是社区领袖。 3.仁慈的独裁者 如果《费城黑人》中存在可以指望的人，那就是“仁慈的独裁者”benevolent despot，常常是仁慈的资本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杜波伊斯对白人、有力而慈善的领袖和资本家存有信念。 杜波伊斯并没有一直对来自专制的独裁者，或更具体地说来自资本家的帮助，抱有很多希望。 4.诉诸白人的自我利益 杜波伊斯在他的早期研究中采用并在职业生涯中所以运用的方法是，设法通过诉诸白人的自身利益来改善黑人的环境。也就是说，他认为白人以及整个社会，会从黑人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以及黑人社区问题的改善中获益。 尽管白人有使黑人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集体优势，但他们不愿意帮助他们，甚至可能带来较多伤害。 二、理论贡献 （一）种族主义与种族自尊 1.在早期论文中，杜波伊斯指出，“种族观念”是“一切历史的核心思想”，接下来给出了种族的定义：“一般具有共同血统和语言，一直具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冲动impulses的一群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团结在一起，努力实现某种或多或少是明确想象的生活理想”。 2.杜波伊斯明确指出，他不反对隔离本身，而是反对歧视造成的隔离。 只要隔离的设施或多或少是平等的，并基于相同的原则运作，他便对它们建立在种族之上的隔离没有异议，但他后来认识到这种“分隔但平等”的设施“几乎是不可能的”。 3.种族是杜波伊斯所谓的著名的“黑人问题”或美国社会中种族冲突的基础。 杜波伊斯认识到，并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种族之间的多数差异源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差别。 （二）面纱 杜波伊斯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就是“面纱”Veil。他用这一概念意谓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分隔性障碍物。这个比喻不是一堵墙，而是稀疏带孔的物质，透过这个物质，每个种族可以看到其他种族。但是，无论这个面纱是多麽稀疏带孔，无论它多么容易看穿，它依然明显地将种族分隔开来。虽然面纱被认为能够被看穿并揭开，但有时杜波伊斯认为面纱更不透明也不可能揭开，更不用说打破它了。 杜波伊斯认识到，虽然面纱是一种想象之物，一种观念，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观念，但它不容易被揭开、切断或破坏掉。揭开面纱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而且不会很快实现。他关于面纱的所有观点，具有持久性意义。 （三）双重意识或“二重性” 与面纱概念密切相关的——双重意识，他以此意谓一个黑人具有一种不平常的感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既在白人统治的社会（自然是通过面纱分开的）之内，也位于其外。一方面，这种处境使他们对整个社会具有与众不同的而且可能是增强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它制造了大量紧张，这些紧张存在于黑人社区的各种病状中。 卡尔·曼海姆 匈牙利犹太人，师从齐美尔，提出计划重建理论，是创建知识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成功地在传统社会学领域中发展出知识社会学这一分支，勾勒出知识社会学的广阔轮廓，澄清知识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代表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一、意识形态的本质 以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批评为起点，构建知识社会学。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中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曼海姆是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首先是一个评价性概念，特指那些同社会实际状况不一致的思想观点，是有偏见和局限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质是特定阶级意识的普遍化，有虚假性。 任何阶级都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其思想意识一定是特殊的，从时间上考察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的界定，它研究的是“人类思想与一般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辨识知识的意识形态分析与知识的社会学分析的区别时，曼海姆将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区分开来。如果人是从自己所属的群体内部向外看，往往认为这一群体产生的是“观念”，而所有其他群体生产的是“意识形态”；但如果采取了社会学家的外在视角，人们会发现，一切观念体系，包括那些出自所属群体的观念，都是意识形态。 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1.意识形态以及乌托邦是一种观念体系、一种世界观。意识形态是一套观念，这种观念“试图根据过去理解当前来掩饰当前”。乌托邦是一套“超越当前并指向未来”的观念。 那些使用意识形态的人试图通过遮蔽某些事物来维护现状，而那些运用乌托邦的人则试图通过强调可选择社会形态的优势来推翻现状。 2.采用乌托邦的人在寻找一种目标，这种目标“仅从来自既存社会秩序中的观点出发似乎无法实现”，因此，接受乌托邦的人和那些卷入意识形态的人之间，始终存在根本冲突。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通常是一个群体给反对群体的观念所施加的标签。 3.为了能够判断观念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曼海姆需要一个较为客观的基点，这个基点来自于他的适当观念adequate ideas概念，“符合具体存在和实际秩序的观念被称为'适当的’或符合情境的。这些观念是相对少有的，只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充分阐明的那种心理状态，才能通过复合情况的观念和动机发挥作用”。与这些“恰当地”根植于当下的观念相反的，是那些根植于过去（意识形态）与未来（乌托邦）的观念。 4.在进行这种判断时的一个复杂因素是，在历史事实中，这两个方面不是彼此截然分离的。曼海姆不得不认为，一个人能真正地说出他所论及的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的唯一方式是历史的后见之明，“那些后来证明只是歪曲地说明过去的或潜在的社会秩序观念，都是意识形态；而那些在后来的社会秩序中得到适当实现的观念则是相对的乌托邦”。 5.从适当观念的观点来看，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都是被歪曲了的心理结构。知识社会家的一项任务就是揭露这两种观念体系中被歪曲的部分，更重要的目标是，揭示它们的社会来源。 （一）意识形态 1.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进行了区分。特殊意识形态指的是我们的反对者的观念，通常被看作是有意识的歪曲distortions。总体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群体或整个时代或时期的观念，一般不被视为有意识的歪曲。 2.二者之间区别： ①对于特殊意识形态而言，一个对手的观念体系只有一部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而在总体意识形态中，一个对手的整个世界观都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 ②对特殊意识形态来说，各个反对群体始终有某种共同观念；相反，各个反对群体的总体意识形态在所有方面都是不同的，它们“在根本上是差异性的思想体系”。 ③对特殊意识形态的研究，涉及卷入这种观念体系中的那些人的利益进行心理分析，而对总体意识形态的研究涉及功能分析（或社会学分析），包括“对既定社会情境与既定观点的一致性”进行研究。 3.特殊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意识形态术语一致，而总体意识形态反映了知识社会学的取向。 （二）乌托邦 1.区分乌托邦的是，它不仅超越现实，而且打破既存现实的束缚。虽然乌托邦是革命性观念，但它们能影响行动，这种行动“会部分或者全部破坏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事物的秩序”。 曼海姆对乌托邦持一种辩证观点，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内含自我毁灭的种子，曼海姆将这些观念看作能够颠覆现存秩序的“爆炸性物质”。 2.所有乌托邦观念必须战胜相反的对抗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助于保护既存的社会秩序，而乌托邦承担着“冲破既存秩序束缚的功能”。 3.信奉一种乌托邦的群体可能获得权力而成为社会中的统治群体，这样的话，乌托邦心态便能够实现其最终目的，但由于持有这个想法的群体开始掌权，乌托邦便逐渐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早晚会产生出一种更加反叛的乌托邦。 4.乌托邦来自于何处呢？乌托邦可以来自一个单独的个体，但超凡魅力个体的乌托邦观念若要存在和延续，就一定触及当时在诸多方面都与某个群体相连的集体性问题。一方面，个体的观念必然与一个更大群体的集体驱力一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乌托邦若要在撕碎现存秩序上有效，这些观念就必须在某个群体接受并将其转化为行动。 5.曼海姆确认了四种历史性的乌托邦理想类型： ①狂热的千禧年主义。 ②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乌托邦。 ③保守主义乌托邦。 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 6.为什么乌托邦趋于消逝？ ①当一个信奉乌托邦的群体的地位已经确立起来，它便更倾向于使其观念适应于既存现实。 ②乌托邦之间的战争，“不同的并存的乌托邦心理在彼此冲突中相互破坏。” ③较为普遍的趋势——对包括乌托邦观念在内的所有观念的历史与社会根源进行批判性分析。 （三）脱魅 我们见证的是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消逝。 世界处在脱魅之中。但曼海姆认为，这种脱魅值得惋惜，因为人们需要乌托邦（以及意识形态）。 虽然曼海姆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消逝感到惋惜，但乌托邦的消亡是更严重的问题。原因是，虽然意识形态的消亡可能给信奉它的社会阶级带来危机，但乌托邦的消逝将对人性以及整个人类发展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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