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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玉材充足，宫廷与民间玉器的制作量都很大。此时，玉器已不再只供帝王、达官贵族祭祀礼仪时佩戴，也不再是他们显示特殊身份的标志，而是走向世俗化、商品化，成为庶族地主、文人雅士、富商、城市富裕阶层也能享用之物。  明代竹节杯 明代玉器制作主要在北京和苏州。北京主要以宫廷玉器制作为代表，而苏州则是民间用玉制作主要的集散地。当时苏州的玉器手工业已成为维持市镇经济良性发展的主要产业，从业人数众多。  明代 玉条纹兽耳簋 明代的制玉工艺在文献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将玉器归入珠宝类，记载了玉料来源、开采、运输以及制玉的方法，说明当时玉器手工业非常成熟。而且从出土玉器加工痕迹推断，这一时期治玉工艺和以往唐宋元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在风格及技巧上，有些自己的特点而已。 01、明代制玉风格明代制玉风格上分为明早期〔洪武至天顺，1368~1464年〕,明晚期〔成化至崇祯,1465~1644年〕，各具特色。 01-1、明代早期制玉风格 明代早期玉器的制作工艺基本保留了宋元遗风，但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尤其是迁都北京以后，雕工趋向简练豪放，虽不及宋工精细，也受了元代粗犷简率的影响，但还是出现了一些精致且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尤其在器物纹饰造型的形神兼备和多层镂雕的工艺上，都与明晚期风格有所不同。  明代白玉镂雕蟠龙纹带环 故宫博物院藏明早期白玉镂雕蟠龙纹带环，通体镂雕团龙，并采用高浮雕、圆雕、阴刻技法，抛光柔和，有宋元遗意。此物颇有宫廷风格，又为清宫旧藏，可能原为明宫廷治玉。 01-2、明代晚期制玉风格 明代晚期玉器的雕琢风格与早期相比有了较大变化，造型趋于程式化，镂雕作品多采用分层镂雕技法。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的兴旺、海外贸易的昌盛，资本主义萌芽缓慢成长，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玉器手工业规模扩大，分工较细，制玉效率增加，制作了大量玉器。 此期的花卉禽鱼大为减少，吉祥内容的作品大量增加。雕工上趋向粗犷简略、奔放不羁，分层镂雕的器物开始程式化，较多的使用各类锦地，如“之”、“十”、“卍”字等，用来装饰玉牌、插屏、玉带板的地子。为追求制作速度，带板表面与边廓平齐，少有弧凸的器物。其他各类作品都明显留下桯钻或管钻的痕迹。一些圆雕类器物，阴刻线较多使用了宽厚砣具，很少用细小勾砣，虽也有许多精工之作，但多是一种简括潦草的作风，故在玉器行中有“粗大明”之称。这种雕法主要突出纹饰的大轮廓，实际工艺简单、粗率，与早期作品截然不同。为了适应大量快速制作的商业性需要，商家为利益所趋，往往以牺牲工艺与艺术为代价，其艺术水平和工艺技巧比宋元下降了许多。  明代玉组佩 明代曾一度恢复组佩制度，将其作为重要的礼仪用玉，但组佩各部组件简率粗糙，仅施以简单的砣刻，也不十分规整，花件居多。故宫博物院所藏玉组佩。其中人物雕刻简单，却有“粗大明”之感。 明代器皿类玉器一般胎体较厚重。后期仿古玉器十分盛行，主要集中在仿古器皿上。人物、动物的雕琢也大多只重视外表，忽略细部。童子除面部五官雕刻较为详细外，四肢及身上阴刻线衣纹均简单草率，略具象形，细部不再刻划，与宋代童子繁密的衣摺纹饰大相径庭。龙纹的凸眼和玉杯、玉圭等器物上的乳丁纹大多是先以管钻确定位置，再磨去周围地子的方法制成，故往往留下圆形管钻痕迹。此时也利用管钻的深陷圆痕表示花蕊、莲蓬、兽眼等。  明代兽面花觚 参考图片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兽面纹玉觚为例，仿青铜觚造型，器壁较厚，器身纹饰砣锋深刻、犀利，粗犷有力。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双耳乳丁纹玉杯，器身饰乳丁纹，以圆形管钻排列打稿定位，然后减地雕琢，工整有序。器物上依然留有管钻痕。  明代双耳乳丁纹玉杯 参考图片 明代文人字画的兴盛，也带动玉器装饰图案有所变化。山水、诗句等开始被直接装饰到玉雕上，采用字画的构图，利用浅浮雕的手法，营造一种悠远的空间意境。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俨若图画，时人称为佳绝。唯地子打磨不平，浅浮雕凸起极低且不明显。刻字多采用阳线凸雕技法。这些开启了清代山水人物雕刻盛行的先声。  明代“子刚”款山水人物纹方盒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子刚”款山水人物纹方盒，高6.2厘米、口径7.8厘米。盒盖上浅浮雕山水人物，底款也为阳刻文字，具有明代玉器的典型特征。 02、明代玉带的工艺特征明代玉带的工艺此时已形成定制，即一条玉带由二块铊尾〔又叫鱼尾〕，七块长方形銙〔排方〕、四块细长条形跨〔辅弼〕、六块圆桃形跨〔圆桃〕和一块三合组成，一套共计二十块。出土实物中，除明早期玉带，带銙数量有多有少外，其余大多为二十跨，符合定制，只是个别玉带的带跨形制会稍有些不同。从明代玉带的制作可以看出明早、晚期玉雕风格的变化。  明代早期，还保留有宋元多重镂雕的遗风，有些带跨表面虽平，但层次之间过渡自然，枝梗穿插出入，分层不甚明显，纹饰图案碾琢时剔地、减地和镂雕处圆润，半圆雕使用较多，使用桯钻镂孔时倾斜角度亦大，故形象饱满，立体感强。洪武二十二年山东邹县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灵芝纹金镶玉带，白玉包金，刀工虽较粗率，但灵芝纹圆润饱满，有宋元遗意。每块玉銙都有金片包镶，背面用铁丝固定于带上。  明代灵芝纹金镶玉带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白玉凌霄花玉带板，镂雕凌霄花及叶纹，纹饰分层，花下压花，有一定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十分精良，受到乾隆帝的喜爱，配匣并刻诗、题款。  明代白玉凌霄花玉带板 明代后期透雕玉带的碾琢逐渐程式化，纹饰基本不再高出边框。特点是先用减地的雕法留出所需形象，然后在主体纹饰边缘把地子均匀降低，减地时过渡不再似早期那般圆润，而是相对陡直，同时在降低的地子上镂雕卷云、花叶枝梗、“卍”字、“十”字、“工”字等细密均匀的底纹。镂孔依旧采用桯钻，表面所留纹饰上用加阴线、打溜、压地等雕法加工，并加以磨光，光亮而有纹饰的主体纹饰在暗影中的细密底纹衬托下显得很突出，有一定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尤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给人以“花下压花”的感觉。而器物背面则为平面，可以看出使用桯钻时，倾斜角度并不大。有些玉带板的边框往往采用压地凹线的做法，呈现出狭窄光滑的凹条状轮廓线。有些纹饰图案类似剪影。 03、明代抛光工艺明代治玉工艺中十分注重抛光工艺，光素无纹的玉器以及多重镂雕玉器的主体部位大多琢磨光滑，抛光莹润，具有玻璃质的光泽感，俗称“玻璃光”。但明代玉器的次要部位往往处理潦草，甚至不打磨，不抛光。镂雕的玉器常常表面一层琢磨平滑、抛光，但里层较粗糙，留有桯钻的加工痕。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为了节省工时，降低成本，在精工和省时之间寻找平衡，从而省去了背面和非主体部分的进一步打磨和抛光。  明代太监墓出土的明代玉带板 明代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独具艺术效果的玉雕作品，即器物主体画面的光洁莹亮与磨砂地子相结合的新工艺，这种工艺在片状玉器，如玉带板上常常出现，因辅助纹饰或地子略下凹并处理成磨砂面，使得器物在折光的情况下更具有立体感。北京海淀区明代太监墓出土的明代玉带板，以减地隐起的方法碾琢出寿字、寿桃等，并抛光精亮，地子不打磨抛光，而似石雕般处理为麻地，别有一番情趣。此外，明代玉器根据材质的优劣，在抛光工艺上也有一定的不同，优质玉抛光极好，有较强的玻璃光泽。而玉质稍差的玉，抛光后器表常有疏密不等的点状小坑，难以打磨平，并易受沁蚀。 明代玉花卉纹万寿执壶 故宫博物院的明代玉花卉纹万寿执壶便是如此。玉质石性很重，表面也有许多糟坑，易被侵蚀成麻坑点。因玉质不好，抛光效果较差。 04、金玉结合工艺金玉结合工艺是唐代“金玉宝钿真珠装”的延续，盛行于北京和工商业较为发达富庶的东南地区。因珠宝金玉工艺要兼顾珍珠、宝石、金银等各种材料，所以要涉及到金细工艺和珠宝镶嵌工艺。如定陵出土的金盖、金托玉碗。金细工艺中可能会涉及模铸、錾刻、金叶的掐累以及金粟珠等精细手工艺，而珠宝镶嵌工艺中珠宝格外凸出、炫目，使得这些“宝钿真珠装”的玉宝器十分富贵华丽。 明代宝石镶金玉簪 北京昌平区十三陵定陵出土的宝石镶金玉簪，中间一件为孝端皇后棺内所出，背后有“万历戊午年造”款，玉质洁白。玉簪抛光极好，镶嵌红蓝宝石及猫眼石，十分华贵。 05、明代后期的仿古工艺明代后期仿古风气盛行，明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曾说：“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玦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明人张应文也记录隆庆四年三月，曾去观看“吴中四大姓作清玩会”，会上展示了大量各式古玉，有白玉圭、羊脂谷璧、白玉蒲璧、白玉璋、子母螭玦、各式带钩等等”，显示了当时人们对古玉的喜好，当然，这里可能也不乏当时的仿古玉。而宋代编印的古代器物图谱：《宣和博古图》与《考古图》，在1588至1603年间竟然翻印了七次，这大大启发了仿古玉器的制作，使得当时仿古玉器的制作十分活跃。 著名苏州玉工陆子刚不仅制作时作玉，也制作了许多仿古玉，如“仿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以及“制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上嵌青绿石片，法古旧形，滑熟可爱”。而陆子刚琢制的玉水中丞：“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从中可见陆子刚是当时苏州仿制古玉的一把好手。 但是明代的仿古玉从传世及出土实物看，并非完全地摹古，而是在一种似与不似的仿古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些仿古玉从形制上来说主要以器皿类玉器为主，大多仿青铜器，也有仿汉的佩饰，所用治玉工艺也较为古拙粗犷。 明代白玉辟邪砚滴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白玉辟邪砚滴，辟邪造型仿汉，但纹饰风格又非汉，腹部掏空，加上滴注管，成为砚滴，为明代常见造型。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夔龙纹带盖玉卮，通高11.2厘米，造型及纹饰风格皆仿宫廷旧藏的一件汉代玉卮，但两者比较，差异很大。纹饰亦有明代常见风格，故并非刻意完全模仿汉器，而有自己独特之风。 明代夔龙纹带盖玉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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