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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让“委屈精神” 见鬼去吧 文/江兮源 企业管理者与劳动者是权益共同体和尊严共同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建构，都必须严格依循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行事。当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员工身心受到双重损害时，企业高层绝不能打着“委屈文化”的光鲜旗号，以牺牲员工的合法权益来构建所谓的“企业精神”。 一些牛人自恃有钱或者有权、有身份、有地位，就产生幻觉认为自己可以肆意妄为、称王称霸，随时可以对那些“不顺眼不顺心的人”出手施暴。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媒体报道说：事情发生在北京东城区富贵园小区内。当时一名骑三轮送货车的快递小哥，在派送过程中与一辆黑色京B牌照小轿车发生轻微碰撞。没想到，小轿车驾驶员(中年男子)下车后不由分说，连抽快递小哥几个大耳光，并拳打脚踢、破口大骂。“在随后的相关视频中，中年男子至少连续5次击打快递员面部，快递员已被吓得不敢吭声，而周围人几次试图拉开中年男子，但仍然无法阻止他冲上去继续扇快递员的耳光，简直是猖狂至极。”除了快递员之外，环卫工、公交司机、超市收银员等“社会身份较低”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常常成为这些自诩“身份高贵”者施暴的对象。诸如此类的“新闻”充斥网站，似乎已无“新闻性”可言，但这一次却大有不同。我特别注意到：这起“恶性事件”发生以后，顺丰集团总裁王卫在“第一时间”强硬表态：“如果这事不追究到底，我不再配做顺丰总裁！”在接受了媒体采访时，他又强调说：“我们顺丰钱并不多，但是我们认为，你给再多的钱，我们都不会对这件事妥协！”可谓出语铿锵、掷地有声。紧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严正表示：每一位劳动者的工作尊严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尊重，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过去我们通常见到的是这样一种反映“模式”：比如，环卫工或者公交司机被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无端或“有端”辱骂、殴打，他们所供职的单位以及领导往往在“第一时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和“自豪感”向媒体，也向全社会介绍，他们的这些员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一种“高风亮节”，同时还“劲拌拌”地表示要向这些“抗打抗骂”的员工隆重颁发“委屈奖”，甚至“最佳委屈奖”！多年来，这类处理模式和新闻报道套路，人们已见惯不惊。的确，在某些企业大佬看来，似乎这是一种彰显“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佳话”，而不是一件以牺牲职工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为代价而“换取企业美誉”的丑闻。  以上为顺丰集团的严正声明因此，当我看到顺丰总裁“挺身而出”积极为普通员工维权撑腰时，一时间竟然有种“不适”之感。何以如此乖张？因为按照以往的“豪迈”套路，像王卫这样的高层领导此时此刻应该做出的“高姿态”，就是把“打落牙齿和血吞”当作“企业美德”来宣扬。在面对记者和被打员工时，企业领导的“当务之急”似乎应该是“豪情满怀”地向公众诠释“委屈”所蕴含的至高无上的“企业文化意义”和“非凡的精神价值”，至于是否积极帮助职工通过法律手段去伸张正义、讨回公道、赢得尊严等等，显然不是这种极为傲慢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反正挨打挨骂的不是他们这种高居“企业文化”顶端的“高大上”人物。试想，如果挨骂挨打的是他们这些“高贵人士”，他们能耿直爽快接受这种打着“委屈”神圣旗号的道德赏赐吗？王卫作为企业的高层领导，他的表态本来十分正常，却竟然赢得社会公众很高的评价，并且居然成了“大新闻”。在我老张看来实在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员工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时，其所属单位或者企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站在法治的立场，积极支持和帮助员工维权讨回公道和尊严，应该是他们分内之事，而且应该是文明社会的常理和常识。令人不解的是：现在居然被有些人，特别是有的媒体视为“壮举”，岂不有点怪怪的味道。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王卫是值得称道的。他之所以没有按照过去那种“经典”的“委屈剧本”的套路，去继续扮演荒诞的“伪善”角色，在我看来，并不是他有什么“卓越”的思维。而是因为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企业管理者与劳动者是权益共同体和尊严共同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建构，都必须严格依循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行事。当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员工身心受到双重损害时，企业高层绝不能打着“委屈文化”的光鲜旗号，以牺牲员工的合法权益来构建所谓的“企业精神”！如果企业高层习惯于利用这种表面温柔，实则强势的手段迫使员工接受这种畸形的“委屈文化”或者“委屈精神”，事实上是将皇朝时期社会结构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支配和被支配关系美化成了所谓的“新道德、新风尚”。如果现代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必须通过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犬儒精神”来建构彰显，那么该是多么的荒唐和可耻！行文至此，我不禁要大吼一声：让那种披着伪道德、伪文化外衣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以及由它们孵化出来的“委屈精神”见鬼去吧！
张育仁，亦名柳下卉，江兮源，1954年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77级学人；知名作家、评论家、新闻学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重庆分会副会长、重庆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秘书长。 大学期间积极响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热忱投身于校园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参加“普通人”文学社而遭到保守愚顽的极左势力的忌恨，毕业时被发配到川西北大山深处饱经磨难。1984年成为所在地区首位由选民自主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后历经艰辛返回重庆。有学术著作多部及500余万字的各类文章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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