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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泸叙南部地区，现今有举世闻名的“僰人悬棺”，是世界现存的最大悬棺葬群。然而悬棺的主人是僰人吗？回答是否定的。这里是僰人聚居的地方，然而明代“僰国”地区主要民族却是“都掌蛮”。后来都掌蛮被称为僰人，其所行悬棺被称为“僰人悬棺”。问题是，都掌蛮是僰人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那么，悬棺和都掌冒袭僰人之名是如何发生的？需要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老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和回答。 西晋末期，发生过李势“纵獠入蜀”或“引獠入蜀”事件，《蜀鉴》引李膺《益州记》载：“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傍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獠居。”(27)入蜀僚人有留居于古僰国地区者，即《新唐书》所载戎(今宜宾)、泸(今泸州)间“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的葛僚，(28)包括后来成了气候的“都掌蛮”。都掌的直接记载始见于唐，历宋、元、明各代，史不绝书。唐代泸州都督府下羁縻州“皆招抚夷獠置”，其中羁縻纳州所辖八县，“都掌”仅居其一。(29)羁縻州一般只有数百户不等，羁縻县当然就更小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至明代，“都掌蛮”却成为泸叙地区最有势力的族群，与明政府周旋斗争了二百多年。显然，都掌有一个发展壮大的历史。寻其关键，在于北宋时期。 宋代的当地民族被称为“泸夷”，这是一个多民族的组合称谓，包括原有的僰人，晋代进入的僚人，唐宋时进入此地的乌蛮乞弟(阿永)、得盖(罗氏鬼主)、晏子(吕告)三部等，“僰国”故地成为不同民族势力角逐的舞台。不同族群之间以及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和冲突，构成了民族演变与融合的“典范”历史。在北宋，“泸夷”动荡不已，其与宋朝政府的冲突升级，都掌蛮在动荡中抓住与宋朝“合作”的时机壮大起来。 第一次是在宋神宗时期，元丰三年(1080)春，乌蛮乞弟部围攻已在宋政府控制下的“熟夷”。次年八月，宋政府诱使乌蛮得盖、晏子两部争取已初成气候的僚人都掌部配合，共同征剿乌蛮乞弟部。宋政府令各部“会合掩袭，所获夷户，令自为主”，实际就是允许任意掳掠。元丰五年七月事平后，宋政府在当地组织了“夷义军”，罗始党生界为八指挥，都党十九族团为八指挥，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30)这三部夷义军的组成就是当地的“僰夷、葛獠”，“都党”显然是在战争中壮大了自己，故而能够成为夷义军三部之一。 都掌蛮的第二次发展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长宁军“夷人卜漏”结众十多万人反抗宋王朝的压迫政策，势头很大，在宋政府的威迫利诱下，都掌、罗始党两部先后都降附了宋朝，协助宋军围攻卜漏。政和五年(1115)十一月，“都掌族首领特苗、罗始党族首领失胄皆诣赵遹献所获夷级。特苗自言：强壮者悉已斩献，余老小乞留作奴婢。遹许之”。(31)“都掌族”显然再一次壮大了自己。元朝初征发都掌和乌蛮阿永部民为兵出征，都掌两次拒不从命：“宋时未尝佥军，乞以马牛助军需，从之。未几征亦奚卜薛，酋长阿峻等亦不从命。”(32)都掌与乌蛮阿永成为泸、叙地区最有势力的两大族群。元代在此设立“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至元十五年(1278)，都掌归附蒙元，其首领成为“都掌蛮安抚使”，号“大坝都掌”；至元十七年，“授以大坝都总管”，所在地升为“戎县”(属今兴文)。元代都掌蛮显示出很强的势力，与南邻的茫部、乌撒、水西、东川、易良州等地乌蛮诸部常相结合，使元朝当局时常穷于应付。 在明代，原来被视作一体的“都掌蛮”，其构成已经趋于多元。不仅汉民，也有部分苗民甚至彝民融入。他们“在国家之外但又距离国家很近，从而形成对中央权威的持续反抗”，对于明朝政府来讲，都掌蛮成了“罪犯、叛乱者和逃税臣民的避难所”，(33)称雄于“叙南六属”(宜宾兴文、长宁、高、珙、庆符、筠连六县)，与明朝政府周旋了二百多年，但其主体仍然是都掌僚人。经过前后十余次征讨，都掌蛮最终于万历元年(1573)被明军剿灭，留下了被称作“僰人悬棺”的谜团。都掌覆灭后，明朝采取了强制性的“用夏变夷”政策，决定性的措施有二，一是改名，戎县本以都蛮得名，“都蛮既破”，乃“易戎县为兴文”，其他地名也相应改易；二是“均田授甿，籍甿为伍”。(34)自唐至此，都掌蛮一般都没有被指称为僰人，对当地夷族，《宋史》有“杂种夷獠散居溪谷中”(35)的叙述，《舆地纪胜》记作“夷族”“山獠杂种”，(36)或者称为“僰戎”“夷族”，(37)皆是泛称而非专指。南宋淳熙十年(1183)，当地官员称：“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棘(僰)夷、葛獠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38)与汉民杂处的是“僰夷、葛獠”两种族类。 从姓名上来说，《北史·獠传》说，“(獠人)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39)这与都掌蛮是吻合的。如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中所记其称呼，即有蛮王阿苟以及阿肉、阿缪、阿□、阿王保、阿汝、阿正朝、阿关等等。“都掌蛮”使用铜鼓，其覆灭之役，一次被明军剿获九十三面铜鼓，酋首阿大见铜鼓而泣；葬行悬棺，留下“僰人悬棺”；打牙凿齿，明军斩获首级，“多穿耳凿齿”者，(40)这里不再赘述。而僰道之僰人，没有这些习俗。所以可以断定，僰人与都掌僚人，不是同一族类，把僰人冠于悬棺之上是不正确的。 先得说明，这个“冒袭”不是都掌蛮自身所为，而是别人加在其头上的。朝臣王廷相于都掌覆灭之前在四川为官，曾上《四川事宜疏》说：“乌芒之北，戎泸之南，中有小夷杂居，曰僰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41)都掌与僰人是不同的族类还是分明的。都掌蛮并不自称为僰人，前往镇压的明军也不称其为僰人，宜宾籍潼关兵备周爻在都掌蛮被剿灭的当月写下的《平蛮颂碑》(42)中说：“叙南四百里许，有夷曰都掌，从鸟名也。在昔夷种实繁，叛服不常，国朝分山都六乡、水都四乡，属隶戎县。”并未称其为僰人。南充籍经筵讲官任瀚于万历二年所撰《平蛮碑》中也称其为“都蛮”：“蛮中推夜郎部最号枭雄，是称都蛮，窃据犍僰要害，四塞险绝。”(43)称其为“夜郎部”，足以证明在时人眼中，都掌并非僰人。万历二年中秋，四川巡抚曾省吾回顾万历前事，也称其为“都蛮”：“方隆庆改元(1567)，蜀抚按以都蛮上变，时公偕内阁诸老视草，有叹者曰：'都蛮不灭，蜀叙、泸赤子且无噍类矣。’”(44)都掌平后，朝臣张佳胤仍称其为“都夷”；后来在诸葛元声辑《隆、万两朝平攘录》、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中，都以“都蛮”为题录其事迹。(45)综上可见，都掌本无“僰”称。 有笼而统之称叙泸诸夷为“僰羿苗猓等种蛮夷”者，(46)但较含混。也有专称都掌为僰人者，但极少，较早如朝臣李长春于万历二年所撰的《平蛮碑》中直称都掌为“僰人”。翌年他撰《新修建武所城记》中亦然：“建武，故山都地，僰人屯聚寇钞葆此，盖巢穴云。异时戈矛所指，往往搏景而还，故僰人盘互自坚，若虎豹咆哮于九关，谁其揕胸而传之仞也。”(47)清初以来，大兴地方修志之风，所谓“僰人悬棺”便频频见于记载了。如乾隆《珙县志》载：“僰棺崖，县南上下罗计诸山中，僰酋悬棺之崖甚多，世代姓名皆无可考。”同治《高县志》载：“白云硐，在正一甲，岩壁悬白硐，可容百余人，昔僰人有岩葬者，今犹有存。”光绪《叙州府志》载：“兴文县：古僰人墓，建武一带，凡悬崖峭壁上，凿崖为穴，置棺其中，重叠相望，今其棺尚有存者。”(48)本地人称其为“僰子洞”“蛮洞”“挂岩子”等，数量不少。包括近些年新修的地方志几乎全都记为“僰人悬棺”，似乎成为定论，借用习惯用语自然没有问题，但应清楚它的内涵。 综上而言，笔者以为，将悬棺系于僰人实乃误传。然而此误由来已久，较早如林名均、郑德坤等人的研究普遍将悬棺和僰人联系在一起。(49)白族学者张旭认为“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僰人行悬棺葬，而白族没有这个葬俗，(50)也是把行悬棺的僚人当作僰人了。但是，悬棺僰人的身份早就引起学界怀疑，1946年夏，民族学家芮逸夫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派遣前往调查，结果认为：“考之载籍，僰人实无此俗。是悬棺而葬，当为僚人或仡佬之俗。岂僰人借僚人或仡佬之俗乎？”(51)1980年代初，学界展开过一场关于悬棺问题的广泛讨论，其中悬棺葬的族属“争论尤为激烈”，(52)有多种不同意见。这是民族学的重要课题，值得深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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