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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这天，孙中山于上海法租界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  中国国民党党徽标识 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1人，代表全党总揽党务。党本部设立总务部、党务部、财务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指定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3部主任。  居正、谢持、廖仲恺 本部设在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党名加“中国”两字，以区别于1912年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 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变身为中国国民党，本意是“以革命党为根本”，建立一个“真中华民国”，依靠党的力量，“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播到各地。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从提出计划到最后付诸实施，历时数年。其间，孙中山的决策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的政治理念和主要活动就是推翻袁世凯政权，规复共和政治。随着讨袁护国战争的推展，袁世凯军阀集团发生分裂，袁氏渐成孤家寡人，竟至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宣布恢复国会。政局的突变，使中华革命党失去近期革命目标，在军事与党务方面不得不紧急收束。孙中山此时开始将主要精力从党务方面移向国事方面，与北洋政要、国会议员商讨建国事宜。孙中山的政党理念显然已从发起革命，再造共和，再次上升到实施民主政治，建设共和国家的层面。于是，在讨袁之役结束后很快提出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改组的意见。中华革命党在收束、解散军队的同时，也开始党务改组的计划。 1916年7月25日，该党本部向国内外各支部、分部发出通告，在转达孙中山关于“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之指示的同时，又要求各支、分部发表意见，“以期折衷至善”。但并未见到同意“停止”党务的报告，该党的党务建设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状况并不能令人放心，虽然国会复会，内阁产生，开始从事制定宪法工作，但”帝制余孽，潜伏北方者尚不少，中央不无投鼠忌器”，张勋、倪嗣冲等北洋军阀“亦依然跋扈”。  张勋与倪嗣冲 种种迹象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感到“今后中国能一遵共和正轨与否，事未可知”。所以中华革命党护卫共和政治的责任又不能完全放弃，不仅如此，且应“先事预防”，为“未雨之绸缪”。出于这样的考虑，孙中山又于1916年9月10日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部，要求党员自由储藏救国金，以备将来革命或建设之需。从发起党员自由储蓄救国金运动来看，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的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视的。 孙中山提出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意见，也有出于包容原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势力的考虑。 民初国民党虽然组织不纯、纪律不严、战斗力不强，但蕴藏着大批政治与军事精英。虽然袁世凯与北洋官僚的肆意迫害，使国民党组织与队伍遭到了严重摧残，也有一些党员临危变节，但还是有不少拥护共和热心革命的骨干人物。当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时，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就是不想丢掉国民党名义，要维持原来的政党旗帜。孙中山执意按着自己的理念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后，大批原国民党人士便游离于外，使新的革命党失去了部分人才资源。 国民党虽未被孙中山缔造的新党接纳，但依旧在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欧事研究会是由原国民党人结成的一个重要政团，该政团的100余位发起人中，绝大多数是原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职员。 护国战争时期，国民党人的政治与军事作用同样不可低估，护国军将领李烈钧等人均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李烈钧 还有一股势力后来引起孙中山的重视，就是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国民党人在议会中的潜在影响得以复现。 所以，孙中山归国后对国内政治的变化作出了敏锐的判断，并应时制定了包容大多数革命力量，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决策。 当中华革命党发布改组公告的同时，孙中山又委派廖仲恺、胡汉民赴京，一方面交涉有关事宜，另一方面“料理党务”，并预期“俟各事办妥，即可大张党势”。  胡汉民 廖仲恺、胡汉民到北京所料理的“党务”，自然不可能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务，而是国民党的“党务”。这是因为国会复会后，国民党议员重新聚合,成为政坛一支令人关注的政治势力。旧国民党员形成的几个新团体，从某种程度上都在寻找精神领袖。出于政治运作的需要，“在京议员及各埠同志，每有规复国民党之议”。 1916年 10月13日，孙中山根据国会出现的政治势力新格局，遂再通告全国：“国会议员隶（属）国民党籍者尚居多数，虽间有不健全之分子，但经此次变乱后，竭诚悔过者亦多，故于月前托胡汉民君入都，主持一切。而昔日进步、共和两党中之一部，深信吾党用心坚忍，至公无私，日相接近，且有图谋合并之议，以北京政争至烈，无暇及此。现弟为党务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是手续须求完备，而经费又须宽筹。日前通告各支部，复收党员月捐及入党基金，实即为此。” 同时，孙中山还对革命党的政治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迨段（祺瑞）氏组织内阁，虽位置吾党数人，实非弟之所欲，弟唯欲吾党同人，团结不解，纯取监督政府主义，以俟时机，发舒吾党之政策耳。” 这仿佛又回到国民党的“政党内阁”政策上。 10月25日，孙中山在答复海外某支部负责人关于党务改组的询问时又说：“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故百（凡）凡（百）事业，须从整顿党务入手。承询组党办法，现方编订党纲及重订规程，所有党纲未寄到以前，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 稍后，孙中山又致函海外中华革命党某支部负责人黄德源、饶潜川等人进一步指出：“政局变动靡常，……我辈正须固结党员团体，益谋多吸集党员，扩张党势，以收他日有事时之效果。如有欲入党者，可照中华革命党旧章，用国民党名义收之，以便延揽人才。国内本部，亦当不久建立，届时再将修正之党章、各支分部规则寄上照行。” 同时，原国民党议员的分化与重组依旧在进行，11月初，张继、吴景廉、廖仲恺、田桐等在京国民党议员拟将国民党、进步党中的孙洪伊派与章太炎等之新共和派合成一大党，以谋占国会2/3以上的席位，使政局操于民党之手，并望孙中山北上领导。  上：张继、吴景濂、田桐 下：孙洪伊与章太炎 11月19日，国民党议员中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在北京江西会馆成立政学会，国民党议员300余人到会。国民党本部也在上海重建。 护法运动时期，孙中山就与“上海国民党本部”电商有关政事，或通过上海国民党本部发表某种政见。种种迹象显示：孙中山正致力于改组中华革命党，规复国民党。 但是，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方案并未立即付诸实施。有些表述又显示，孙中山的改组党务思想并非坚定和果断。 他在1916年 12月4日的一份批函中说：“现下大局犹未定，而吾党亦无权，文欲从实业入手，现在正调查中”。 且在通告该党各支、分部时又说：“我党不争政权”。 甚至流露出不愿过问党事，将组党事让与他人的意思。例如他曾在一份批函中如此说：“文近不欲与闻党事，专致力于建设事业。然甚愿吾党旧同志速行组织大政党，少川（唐绍仪字少川）、伯兰（孙洪伊字伯兰）确已开始组织，此二公皆与吾等志同道合，诸君可赞助之也。以后如有疑点，可就近询问胡汉民、林子超（林森）两君便可。”  唐绍仪与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孙中山之所以放缓改组党务的步伐，可能是因为当时与北洋政府就代偿中华革命党债务的交涉，进行得不顺利。他曾表示过：因为“与政府交涉还债，故未暇筹改组之事，俟债务交涉妥当再进行”。 但实际上，不仅北洋政府未能及时代偿该党的革命债务，而且还有不少党员不时向孙中山请求经济援助，孙中山对此自然无能为力。 他曾在一份批件中这样说：“本党既经一次解散，发款于所属之各领，分发以后，尚有源源而来以请周恤，前后皆尽力应付，至今已力尽款缺。先生担负海外华侨借款200（万）余尚未还，更难再行筹借，实在困难之中，无从为力”;“中华革命党并未成功，故无从长顾党长。且自袁（死）之后，本党已将余款解散党人，并取消本党名义，此后已无共同之约束，自不能再以党名而要求党魁接济也”。 这说明经费困难无疑是造成孙中山对改组党务犹豫难行的重要因素。 除了政局不定、经费困难外，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发生转变则是他推迟党务改组的主观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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