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亲黄耀南（1905—1977），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湘鄂赣省军区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主任兼中共湘鄂赣特委统战部长。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父亲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皖南地委书记兼新四军皖南支队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旅政委、第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安徽省常委兼政法部长、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监委驻华东局监察组领导成员。  黄耀南（1905—1977） 中国有句古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父亲经历了四次“大难”，每次“不死”，拜赐于前次的“后福”，而本次的“后福”又传给了后面的“大难不死”，以此推到最后，看来都缘于第一次。 第一次大难：黄公略出手相救  黄公略是我父亲首次遭遇大难时的救命恩人。黄公略是何许人？1930年，毛泽东率军进攻长沙曾作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其中有一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毛泽东很少把革命将领写入自己的诗词中，黄公略却是例外，可见毛泽东对他的赞赏。  黄公略（1898—1931） 黄公略是彭德怀在湖南读书时的同学，又是黄埔军校中林彪的师兄。黄公略是如何救我父亲的呢？ 父亲于1925年参加革命，当时加入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父亲毅然退出国民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平江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土豪劣绅、地主老财纷纷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湖南的叫“挨户团”，就是“挨家挨户实行联保连坐”，家家户户互相“担保”、互相“监督”，非常恶毒。当时，父亲身份暴露，遭到挨户团的逮捕。在押解到平江嘉义区挨户团的途中，父亲设法逃脱，追捕的挨户团丁在后面大喊“挡捉，挡捉”（捉贼之意），立刻引来村庄里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把父亲当作“贼”又给抓了起来。 挨户团极为凶残，被抓之人只要有“赤党”嫌疑，就立刻砍头！所以，父亲这次凶多吉少！ 父亲的兄长，即我的伯父闻讯后，迅速联系了600多户群众联名具文，向嘉义挨户团要求取保。在嘉义镇某旅店，他遇见了一位国民党连长，就此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那一年，身为国民党团长的彭德怀与营长黄公略率部开进湖南，准备举行平江起义。彭德怀带团进驻平江县城，黄公略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故带了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距县城不远的嘉义镇，准备提前起义。伯父在旅店碰到的那位连长就是黄公略的部下。这位连长当即给了伯父一张名片，说：“你马上去找我们的营长黄公略同志。” 伯父很快找到黄公略，并告知父亲的情况。黄公略听后马上派人通知挨户团，要求他们立即放人。不料，那个嘉义区挨户团的主任杨某却嚣张地说：“这个黄营长是临时经过的，不是驻防部队，为什么要听他的？”黄公略得知后，二话不说把这个杨主任叫了过去，再次命令他即刻放人，并说：“如果过了下午3点再不放人，就莫怪我不客气了！”就这样，父亲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释放了。 第二天，黄公略在嘉义宣布起义。起义时他又做了两件事：一是捣毁了当地的挨户团组织，还把那个杨主任给抓起来枪毙了；二是派人到处寻找我父亲。遗憾的是，父亲出狱后就立刻转移了。 其实，在父亲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就赶回了嘉义镇，但此时黄公略已带领起义部队走了。过了两天，父亲又听到彭德怀在平江县城也宣布了起义，便马上再赶去县城，结果也扑了个空。直到两周后，他才通过地方上级党组织了解到彭、黄起义的全过程。 我母亲曾对我说，如果父亲当时与黄公略联系上的话，肯定就跟着黄公略的部队走了。 第二次大难：傅秋涛等仗义执言 1931—1934年是红军最艰难的时期，中央在“左”倾错误领导下，在各苏区开展肃反运动，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我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红军时期，你爸爸差点被自己人杀掉。” 肃反运动波及到湘鄂赣地区。一天，父亲突然被五花大绑着去杀头，他不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行刑队丢给父亲一个简单又荒谬的理由：“你是知识分子，所以要杀！” 父亲曾任湘鄂赣省军区秘书长、湘鄂赣省委宣传部长，这两个职务都是“有文化”的人方可担任的。父亲真是个文化人吗？ 父亲出身贫农，全家倾其所有，才让他读完小学，后来他又考上长沙某中学，读了不到两年的书，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辍学回家，当起了小学教师。所以，父亲的文化程度到顶就是个初二，不过在当时的湘鄂赣地区，确实有资格充当一个“文化人”了。 就在父亲将被行刑时，他的几位领导与战友发生了争执。一派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精神，另一派傅秋涛等同志仗义执言，据理力争“黄耀南不是大学生，初中毕业都很勉强，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个知识分子’，暂可不杀”。最终，傅秋涛等同志的意见占了上风，保住了父亲的性命。  傅秋涛上将（1907—1981） 多年后，即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肃反肃错了人”“历史的教训要引以为戒”。 第三次大难：余县长义助黄耀南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启了共同抗日的第二次合作，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南方各苏区的红军与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于是，南方各苏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当局就改编进行了具体的谈判。 当时，湘鄂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钟期光提议，派时任省军区秘书长的父亲前去和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代表谈判。省委书记傅秋涛同意了，还要省苏维埃副主席刘玉堂也随行，并电告党中央，中央即派董必武赶赴武汉领导谈判。谈判结束后，湘鄂赣地区的红军队伍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北上抗日。中央指示，湘鄂赣省委、省军区撤消，改为湘鄂赣边区特委。 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设立“办事处”，新四军还专门设置了四个“留守处”，主要目的是为南方地区的一些省委、特委机关进行掩护。位于嘉义镇的“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就是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机关的掩护机构。经中央、新四军军部批准，特委负责人涂正坤和我父亲以公开身份参加留守处的工作，父亲担任留守处主任一职。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平江留守处始终如芒在背，不久后给留守处送去公文，声称：“新四军成立已久，留守处已无保留之必要，应即撤销。”平江留守处随即请示新四军军部，军部决定把“留守处”改为“通讯处”，通讯总是需要的吧。 为什么国民党对平江留守处如此耿耿于怀？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是从平江发起的；其二，秋收起义有平江的份；其三，30万农军“二月扑城”、彭德怀和黄公略发动起义皆在平江；其四，围攻长沙亦从平江开始。这次新四军又在平江设立留守处，可谓“旧恨未消，新仇又来”，蒋介石势要对平江通讯处痛下杀手！ 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四川大军阀杨森的部队奉蒋介石命令从皖南前线调到湖南。5月30日，蒋介石发出绝密电报，密令国民党军镇压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人员： 密 据中央秘书处渝（28）字第5719号公函 据报“中共在平江嘉义岭一带大肆活动，其负责人为黄耀南、涂正坤，以游击为号召……且密藏多量军火，其活动范围即在该乡西郊之吾口、汤口，专以平江为根据地”等情。查值兹抗战紧张之际，该黄、涂等竟于后方秘密活动，影响殊非浅鲜，请设法制止，以免滋蔓。等情。事关后方军事秘密活动，相应函请查核办理。等由。 除复函并电薛司令长官注意外，特电希查照。 （渝）中正。办四。陷。印。 6月初，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召见杨森。杨森即迅速布置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清剿”。几天后，杨森部的政治部主任、军统特务头子庄文炳来到平江，不久平江街上就传开污蔑我党我军的谣言，通讯处周围也发现了反动标语与传单，夜里在驻地附近还常看到有人影闪现。此时，大有黑云压城，风雨欲来之势，形势非常紧迫。 6月8日，平江县长余达美途经嘉义，他向父亲透露，杨森部队对通讯处很注意了，要小心。 这个余县长可不简单！当时，红帮（即洪帮）是平江地区最大的帮派，上至区长、乡长，下至保安队，多为红帮成员。而余达美就是当地的红帮首领。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党的工作提供便利与帮助，父亲作为特委统战部长，与红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尤其同余达美甚至发展成了朋友。 特委几位领导听了余达美的话后，立即开会决定尽快将驻嘉义的通讯处（即整个特委机关）搬到平江县城附近，以避开在嘉义的杨森部队。经征得余达美的同意，涂正坤让我父亲先随余同去平江县城，准备新的住地与办公房。 6月10日下午，父亲带了一个警卫员便与余达美一块儿出发了。临行前，涂正坤一直将我父亲送到镇外，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千万要警惕呀!”父亲走出一程，回头看去，见他依然站在街头，久久地注视着。没想到，父亲这一回首，竟是和涂正坤的永诀！ 当晚父亲和余达美到了距县城半道的三眼桥镇，考虑到安全起见，住宿在他的家中。6月11日上午，父亲到达县城，立即展开工作。6月12日上午，一个在紫云公馆做事的女共产党员突然跑来告诉我父亲：“嘉义来了几十个便衣，都带着短枪，在紫云公馆住下了，行迹很可疑。”这时余县长也匆忙找来，说：“杨森总部派来一个张参谋，并带来十几个人，说要找黄耀南，要开什么会，感觉气氛有些诡异，要小心了！” 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阴谋可能已经开始实施了。父亲立即与城内工作的同志们商量，认为县城不宜住了，必须立即转移到城外。6月13日上午，父亲获悉嘉义的通讯处已在昨日下午出事，由于惦念特委的同志们，他立即带着警卫员向嘉义镇奔去，走到三眼桥时，忽然碰到了伯父。伯父对他说：“嘉义不能去了，反动派包围了通讯处。”父亲立即跑到附近一个开明绅士（也是红帮成员）家里打探消息。这人告诉父亲：“通讯处被抄了，通嘉义的电话已被切断，平江戒严，到处在搜捕共产党员。”父亲马上电话联系余达美，余说“那个张参谋正率人进行全城大搜捕，要抓你黄耀南呢，不能再来县城了，也不可再回嘉义镇了”。 挂掉电话，父亲就与警卫员一起换了便衣，走山上的小道，于傍晚赶到横江（距嘉义只有三里路）。在群众掩护下，他们来到涂正坤家里，见到了涂的爱人朱引梅，她是在房东及群众的掩护下逃脱的，一同逃出来的还有几个在特委机关工作的女同志。 父亲一进门，朱引梅就放声痛哭，并诉说了事件的经过：6月12日下午3点钟左右，通迅处的同志们正在休息，涂正坤和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在办公。忽然，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的一个副官和一个姓余的连长走进屋子，表面上和往常一样，约请涂正坤一起去看公路，于是涂正坤就随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就在一个下坡的地方，突然从背后射来一阵乱枪，涂正坤被击中倒地。应着枪声，一群恶狼似的国民党士兵冲进通讯处，秘书吴渊同志也当场被乱枪打死。除几个女同志在房东的掩护下逃出虎口外，其他同志都被抓走了。那晚，国民党反动派审讯了罗梓铭、曾金声等4人，要他们交出共产党员名单，结果毫无所获。为避人耳目，深夜零点左右，反动派将罗梓铭等人押往嘉义镇附近的虎形岭，推入一个数丈深的淘金坑里活埋了。 6月14日，父亲回到嘉义附近，秘密联络了20多个同志，大家擦干眼泪，在小油灯下商量后面的行动计划。连续两个通宵，终于写出了控诉反动派滔天罪行的快邮代电，致平江县政府的抗议书和对杨森的警告书，并连夜派人到长寿街印了大批代电，分发到大江南北。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平江惨案”，除了新四军通讯处的十几名干部惨遭杀害外，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者被杀的有千余人。 7月7日，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为平江通讯处遇害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8月1日，延安召开万人大会，追悼平江烈士。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此文后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当晚延安各界举行火炬游行，队伍绵延长达数里，愤怒的吼声响彻夜空。这种场景在延安是极为罕见的。 “平江惨案”发生后，全国大多数的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或通讯处都停止了工作。不久，上级决定将父亲调往江西省委工作，任省委组织部长。于是他在交通员护送下，化装后并利用公开的新四军护照去了江西。 作为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主任、湘鄂赣特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父亲居然在“平江惨案”中毫发无损地侥幸逃脱，实属奇迹！为此，上级党组织须对我父亲进行严格审查。 1940年6月，父亲奉中共东南分局的命令，去了新四军军部，由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负责对他进行审查。审查结果认定：“黄耀南政治上没有问题，并同意黄耀南对脱险成功的分析报告，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到了以余达美县长为首的平江红帮势力的帮助。”余县长后来因秘密放走父亲，被国民党当局撤职查办了。 审查结束后，中共东南分局将父亲调往皖南特委，父亲从此离别湘鄂赣地区。之后不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涂正坤烈士  罗梓铭烈士 曾金声烈士 吴渊烈士 第四次大难：险遭叛徒暗杀 抗战时期，在我党高级干部中也曾出现过叛徒，但是叛变后去投靠日寇当汉奸的，张经武是一个！ 张经武，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旅建制）政治部副主任，叛变前，他决定暗杀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作为自己投靠日本人的“投名状”。1941—1944年，父亲担任皖南地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政委、皖南军分区政委，司令员是梁金华。父亲和梁金华就是张经武要刺杀的对象。 1944年11月初，皖南地委与支队部队机关驻扎在安徽无为白茆州胡家大屋。一天，父亲因准备第二天去基层检查工作，约梁金华与张经武谈话后，到晚上10点多才睡下。父亲住的屋，在日本兵进攻时被打毁了房门，他睡在内屋，外屋住两个警卫员，与梁司令相隔一房。凌晨4点，正是人们熟睡之时，张经武轻步走入父亲房间，举起菜刀向我父亲的右脸猛砍一刀。父亲惊醒后，本能地用手护着脸，张经武又向父亲手上砍了一刀，父亲放声大喊，与他拼命搏斗。正当张经武疯狂地拿刀砍向父亲双脚时，一个警卫员醒了，他跑到我父亲住的屋门口连着打了几枪，因子弹没有了，回转去取子弹时，屋对面有人打手电筒照过来。透过光线，父亲看清了行凶者的面目，就是张经武。这时，张经武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索性拔出驳壳枪，朝我父亲连打两枪，其中一枪击中了父亲的右脸。打完后，张经武就立即跑了出去。 紧接着，警卫员和梁金华，以及其他人闻声赶到父亲屋内。梁金华问道，是谁搞暗杀？父亲说，是张经武。梁金华听罢追出门外，径直跑到张经武的屋门口。张经武从屋内向梁金华连打三枪，均未击中，乘着梁金华躲闪之际，他冲出屋逃走了。梁金华立刻命令特务连前去追赶。然而，因当时天未大亮，张经武对地形又熟悉，故还是让他逃之夭夭。 张经武叛逃后，投敌到无为县的日伪据点，之后经常带着伪军扫荡、抢劫群众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后来，张经武又去了芜湖、南京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军南下，张经武率领的地方反动武装（保安队）在湖北被我军包围，他居然还妄想搞投诚，被发觉身份后遭到逮捕，押解到上海。经华东公安部审讯，张经武于1950年解送到无为白茆州，在群众大会上被公审枪毙。 其实，张经武还曾策反皖南支队特务连副连长范某，两人计划暗杀我父亲与梁金华后，拉部队去投敌。后因暗杀时间失误，范某来不及策应配合，计划没能执行。张经武叛逃后，范某由七师锄奸部部长李丰平（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委书记、省长）亲自抓审，押到师部将其枪毙。 解放战争打下枣庄时合影（左起：梁金华、曾希圣、黄耀南） 父亲早已察觉张经武有问题，他身为政治部副主任，利用工作之便，与周边据点伪军有勾搭之嫌，还搞了烟土进行贩卖，说要补贴家用等。父亲和梁司令多次找他谈活，并给予严肃批评，并将他的表现上报师部。当时，他们只认为张经武此人的思想意识有严重问题，却没料到张早已叛变成了特务。 后来，七师政委曾希圣告诉我父亲，张经武于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被捕，监禁在国民党南昌行营。那时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监禁的同志，需经我方严厉交涉后才得以释放，而张经武却是南昌行营主动打电报给新四军军部，通知我方派人去领出狱的。张经武出狱后，回到新四军军部，得了一个副官处长的职务，然后被派去华中局党校学习，之后分配到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一分析，事实上，张经武在狱中就已经叛变，国民党早就将他作为特务打入我方内部。 淬火成钢。父亲在经历了这四次大难之后，终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名成熟的党的干部。 2017年黄小平参观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 END 编辑：曹 琪 审核：冯 晔 签发：吴一峻 本期选自2023年第9期《上海滩》杂志 我知道你在看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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