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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江，一路东行，在青溪镇折向西南，不久便到了被称为“东方威尼斯”、“苗疆古城”的镇远县。
镇远，是黔东南州的一座县城，也是一座千年古镇。美丽的舞阳河呈S型从城中缓缓而过，将城一分为二：北岸，是旧府城，是过去的行政中心；南岸，是旧卫城，是曾经屯兵守卫的地方。从高处远眺镇远，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因此，镇远又称为“太极古镇”。下图是网络图片。
贵州有两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是遵义，另一个就是镇远了。据史书记载，镇远古称“竖眼大田溪洞”，属“鬼方”。从夏到商，世居着荆、梁二州的西南裔，泛称“荆蛮”。从春秋开始，镇远就有建置，秦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设无阳县，属荆州武陵郡。因此，镇远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的汉、苗、侗等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进步，使镇远成为“滇楚锁钥”、“湘黔咽喉”、“黔东重镇”，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镇远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下图是网络图片。
镇远现存的府城、卫城，都建于明代，并且都是顺山势而建。府城屹立于石屏山绝顶处，全长1.5公里；卫城南跨五云山，北临舞阳河，全长3公里，舞阳河则成为府、卫双城的天然护城河，镇远古城更因此显得气魄不凡。即便在今天，当地人仍然习惯将城内舞阳河北称之为“府城”，将舞阳河南称之为“卫城”。整座县城的风貌是“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山水城浑然一体。蜿蜒的舞阳河上，自东向西坐落着旧大桥（祝圣桥）、新大桥、盘龙桥、舞阳桥，将南北的卫城和府城连为一体。
新大桥，是镇远的中心，我们的古城之旅就从新大桥南桥头开始。
从新大桥南桥头顺着和平街向西南行不多远，街道左边，是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和平村旧址。
和平村旧址，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的中营衙门，设在镇远卫城十字街东侧的五云山下，坐南向北，是一组由高大土石围墙圈围起来的建筑群。民国初年，改建为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于1938年2月在湖南常德成立第二俘虏收容所，主要关押中国南方战场上俘获的日军俘虏。
1939年3月，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迁至镇远，并改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训练班”。由于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领袖、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称其为“和平村”，故此名沿用至今。下图是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平村）迁移图。
和平村旧址由前院和后院组成，有办公楼、礼堂、炊事场、岗楼等建筑，占地面积5895平方米。外观上，仍保留着当年和平村半圆拱形大门和高高的围墙，内部则恢复了当年的新生班、研究班、训练班、所长室、职员室、监禁室等，供游客参观。这是大礼堂，是当年日军俘虏居住和活动的主要场所。
礼堂底楼外侧，主要是收容所管理人员办公室。这是中山室，是第二俘虏收容所内国民党区分部的党支部办公室。当时的支部书记是少校编译员舒汉生，他办这个中山室是为了方便职员们阅览书报，每个星期一，还在这里举办“总理纪念周”活动。
这是所长室，墙上则挂着蒋介石的画像。
这是康大川先生的寝室。康大川原名康天顺，台湾苗栗人。1938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后即回国参加抗战，1942年6月，受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共特别支部及郭沫若、冯乃超派遣到第二俘虏收容所任主人管理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国际新闻局人事科科长，《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主编、副总编辑、总编辑，长期从事日文翻译工作。1953年负责筹建了《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担任过《毛泽东选集》日文译本的定稿人。日本出版的《日中友好架桥人》一书，把他列为100位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
旧址礼堂内部，有和平村旧址陈列展览，分为前言、战争·灾难、优待·感化、觉醒·反战、和平·友谊和结束语等，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展示了和平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礼堂二楼，主要是日军俘虏居室。由于俘虏不断增多，俘虏居室从最初的单人床变更为上下铺、通铺。这个俘虏居室里曾住着两个日俘，他们的名字写在床头：东山滕市、吉冈昇。
据介绍，第二俘虏收容所在镇远期间（1938年12月——1944年11月），先后关押日军俘虏600多人，在管理上实行优待俘虏政策，以学校教育方式对日俘进行教育和管理，对被俘的日军士兵不杀不辱，而是在生活上给与优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从思想上进行转化教育，使许多战俘从军国主义分子转化为反对战争的和平先锋。俘虏中的顽固分子，关押在监禁室，对于那些冥顽不化的日俘，则送往五云山上的监狱关押。下图是收容所向日军俘虏发放生活用品。
下图是日军俘虏每日活动时间安排表，从表上可以看出，日军俘虏在收容所其实还挺清闲的。
这是和平村反战同盟会员的学习书籍。
这是收容所的厨房和炊事场，是收容所俘虏做饭和洗漱的地方。1941年1月1日，这里采取“俘虏自治会制度”，成立了炊事小组，改善了日军俘虏的伙食。
期间，日本共产党员、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来到中国，在周恩来、郭沫若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从俘虏收容所内选择觉醒日俘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工作队，开展反战宣传活动，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到1944年12月，同盟会员从1941年9月的38名发展到137名。下图是鹿地亘夫妇在编写敌情资料，据介绍，鹿地亘曾多次访问镇远，他撰写的《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所访问记》一书出版发行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国际红十字会特派一名瑞土人士来“和平村”考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从此，镇远“和平村”的名称累累见诸于世界各地报刊，传扬海内外。
战争结束后，1944年12月，第二俘虏收容所迁至重庆巴县，1946年4月撤销。和平村的反战同盟会员则回到日本，长期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和中日友好工作。这是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队员从上海登上回国的轮船。
回到日本后，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队员把和平村称作他们的“再生之地”和“第二故乡”，1982年8月，以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队长长谷川敏三为团长的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友好访华团首次回访和平村。下图是康大川陪同长谷川敏三（左）重回镇远。
此后，他们又于1985年和1987年两次带着亲人一起回访镇远和平村，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下图是1987年长谷川敏三及家属一行在康大川的陪同下，第三次回访和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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