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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先说说“毛委员”。 “文革”期间，被神化的领袖的早年履历通过各种文艺形式普及给了国人。正上小学的笔者，也曾上台演过歌舞《八角楼的灯光》，“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是一咏三叹的歌词。由此我记住了，“毛委员”是秋收起义以后革命队伍对伟大领袖的称呼。 半个世纪后，笔者有兴趣解读中共党史和军史，才算大体弄明白了“毛委员”称谓的来历。 “委员”的本意，是动词+名词模式的“委派专员”之意，如“委员接印”、“委员巡查”。到了所谓的“大革命时代”，亦即以广东为中心的国共合作时期，苏共的委员会设置传入中国，国民党按苏联政治顾问的指点，亦开始在中央党部设立了某些委员会。这种委员会的成员，即叫委员。不过，对有职衔的委员，人们往往只称其职衔，如汪（精卫）主席、蒋（介石）总司令、胡（汉民）部长、宋（子文）部长等，对没有实职的成员，则尊称为某（姓氏）委员，如于（右任）委员、邓（泽如）委员。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故被人们称为“毛委员”。1927年岁首，34岁的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就被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的官员敬称为“毛委员”。几个月后，国共决裂，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中央任命为新一届湖南省委委员和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于是，在参加暴动的湘赣两省的干部和群众嘴里，他就成了“毛委员”。至于为何人们不称他为“毛书记”而称之为“毛委员”，这似与书记的社会地位有关。“书记”本是各级法院内部地位较低的文书。上世纪70年代我在青岛当工人时，车间里的记录员就叫“书记工”。由此可知，在近百年前，“书记”叫得远不如“委员”响亮。 说完毛委员，再说秋收暴动。 1927年9月19日，为期10天的秋收暴动失败了，大部分参与的农民就地溃散。由于与在长沙的省委的通信渠道被截断，毛委员力主将暴动余部带进赣省，以避湘军之追剿。在好不容易说通了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干部们之后，部队向江西境内转移了。 自民国以降，“各省自治”成为规矩，本省的主政者竞相组建省军（后编入国民革命军，但仍为地方部队）维持本省治安，越境追剿的事极少发生，因为那会惹起更大的麻烦。 最初，毛委员也不知把队伍带到哪里合适。他只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大势，力主把队伍带到没有国民党军队驻扎的两省边界地区。毛的主意遭到了师长余洒度的反对，余认为应该按照省委的既定方针，从浏阳向长沙进攻。但卢德铭支持了毛委员的主张。卢虽年少，只有22岁，却是中央委任的“秋暴”总指挥和担任本军各团、营主官的黄埔系的老大，所以，卢的一票至关重要。 之所以要往江西跑，是因为毛泽东心里有个模糊的目标。他从浏阳工农义勇军第二中队的党代表、只有18岁的宋任穷带来的一封中共江西省委的信中得知，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上，有两股土匪，首领是袁文才和王佐。失踪了的第二团团长王兴亚曾在安源向他介绍过井冈山的相关情况：上一年，王兴亚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时，袁文才加入了中共，并和另一个受招安的匪首王佐任副总指挥。 国人对土匪的客气的称呼是“绿林好汉”，简称“绿林”。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曾告诉新一任党的领袖瞿秋白说，他不愿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而是“要上山交绿林朋友”。此番，因为暴动失败，他终于有机会要上山去交绿林朋友了。 9月20日，即湖南当局发布《处置共党新条例》之日，毛泽东脱下了长衫，换上了农民的短衣服，穿上了草鞋，和部队官兵们一样，开始向江西萍乡县出发。从没穿过草鞋的他，长途跋涉，脚背很快就被草鞋磨破了。 “文革”时，有多幅署名“集体创作”的油画《秋收起义》，毛泽东都是穿着红军的灰色军装率领革命军向井冈山行进，岂不知彼时的毛泽东根本没穿过军装，而且，八角帽上缝着红布五星、领子上缝着两块红布的红军军装，那会儿也没出世。关于毛泽东穿军装的话题，可单作一文，此不赘述。 22日，部队到达江西省萍乡县的上栗市。得知萍乡有驻军后，他们便绕道萍乡城东，沿芦溪而行，于24日抵芦溪县。 因为离故土越来越远，而且前途毫无希望，军心焕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有亲历者回忆过：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人们相互询问的是：“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是权威版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里的记载。 更令毛泽东痛苦的是，25日晨，部队突遭一股地方武装的袭击。为掩护众人安全转移，卢德铭亲自指挥迎击，却不幸中弹阵亡，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没了卢德铭，毛泽东内心的闪失不言而喻。《毛泽东传》中写到，毛泽东“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骏：'还我卢德铭！’这已经是九月二十五日了”。毛泽东对他所在的第三团的团长的失望乃至愤怒，跃然纸上。 说句题外话：假如年仅22岁的卢德铭不死，而是一直跟着比他大一旬的毛泽东走到底，那中共武装力量的第一元戎理应是他而不是别人。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为十位部将授予元帅军衔时，论资排辈，卢肯定是排在前面的几名。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没了卢德铭，二号军事干部、师长余洒度自然顶替上来，而余氏，恰好是在浏阳开会时激烈反对毛泽东“逃避斗争”将队伍带出湖南的人。 毋庸讳言，没了卢德铭的制衡，毛泽东的日子必将更加难过。 果然，余洒度对毛泽东的不满开始公开化。 如站在余洒度等军官的角度想想也是，警卫团本不归湖南省委管辖，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正规武装，只是因为没赶上参加南昌暴动，才暂归湖南省委所辖参加“秋暴”，各作战单位主官都成了前委委员。现在，“秋暴”结束了，按说他们就应离开湖南，凭什么要听命于前委书记的话离开湖南？ 9月26日，队伍进袭莲花县城得手后，余洒度对毛泽东的反感已经不再隐瞒。《毛泽东传》记载，当天，毛泽东召集军事会议时，“严厉批评”余洒度放走县保安队队长，“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听听，这话说得实在难听，个性极强的毛泽东闻此当众讥讽，能无动于衷吗？ 《毛泽东传》继续写道：“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已晚，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可想而知，余师长的牢骚，自然会引起一些袍泽的共鸣。 三天以后，即9月29日，疲惫不堪、伤病满营的队伍，开进了永新县的三湾村。此时，全师已经只剩了800来人，700多支枪。 三湾村位于四县交界之处，非常偏僻，距井冈山只有不到一百华里的山路。 队伍离井冈山越来越近了。不过，毛泽东和余洒度等黄埔系的军事主官距离越来越远了。在那些年轻气盛的职业军人眼中，小学教员出身的毛泽东，虽是中央委任的前委书记，却是个完全不懂军事，偏要大权独揽的人。现在他的脚部因伤口感染而不得不拄着棍儿走路，一瘸一拐的，哪像个领军人物？ 余洒度们哪里知道，意志坚定的毛泽东，决意要快刀斩乱麻地对他出手了。 说来不可思议：从9月上旬毛泽东来到过工农革命军的第三团，抵达三湾村，他只随军行动了二十几天，就敢捋起袖子，要对有袍泽拥戴的余洒度和苏先骏进行决绝的组织处理。 进驻三湾村当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召集前委委员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徐恕、张子清到他借宿的泰和祥杂货店连夜开会，提议改编部队，让愿意留的留下，愿意离的离去并发饷，剩下的官兵缩编为一个团，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第一、第三营和特务连、卫生队、辎重队；在连队设党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最有争议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个议题：全军由前委统一领导，一切重大问题须由前委决定。前委一班人，书记是班长。毛泽东的心思谁都清楚。 9月30日，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讨论，部队改编方案和一切重大决定由前委而不是军事首长决定的制度，终于获得了多数前委委员的认同。团长由黄埔二期的陈浩担任，韩壮剑（一写韩昌健）任副团长，徐恕任团参谋长；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第二营缺编；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副营长伍中豪；辎重队队长范树德；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卫生队队长王某，党代表何长工。 一夜之间，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骏都失去了实权，成了专职的前委委员。 余与苏失去职务的原因，党史和毛泽东传记里都没有记载。合理的想象是这二人与毛泽东的纷争越来越大，但在前委会议上又斗不过足智多谋的“老毛”，遂决意离开部队，向中央告状。毛泽东则顺水推舟，在游戏规则之内，让他俩自己选择了放弃实权。后来的事实证实了笔者的推测。 部队架构改编之后，毛泽东通过前委让每个连设立党支部（“支部建在连上”），每个排设党小组；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代表参与部队的行政与经济管理。 在军队中设立党组织，这不是毛泽东首创的党领导下的建军制度，而是国民党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一套规矩。在团以上作战单位设立与军事首长地位相同的党代表（团称政治指导员）制度，是“党军”有别于其他军队最大的特质。但是，毛泽东让党代表制度下沉到连、排，却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那个时候，毛泽东并没想过他会成为直接指挥部队的人。 三十多年后，这位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北京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是这样回顾当年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没告诉客人的是，卢德铭的死和余洒度等人的不服，是促成他直接掌握军队的诱因。 被晾起来的余洒度当时只有29岁，自然气极败坏，他毕竟是原国府警卫团中校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也是叶挺独立团里的一员骁勇的指挥员，更是中央任命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稍后，他便以向中央汇报为由，和原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结伴离开了部队，辗转到上海找到了中央。 题外的话是这二人的结局都很惨。余氏后来投降了国民党，却在少将政训处长的位子上因走私并贩卖毒品而被人举报，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了。苏氏则跑回湖南投身国民党，成了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湖南清乡司令部参议兼铲共法院处长，两年半后，彭德怀率红三军攻占了长沙，未及逃跑的他被搜出，并被押上了长沙公审大会的台上，当场遭到了处决。 至于留在毛泽东手下的那几个黄埔系的军事主官——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恕和一营营长黄子吉，并不甘心听从“老毛”的指挥。两个月后，在余洒度与苏先骏离去后，陈浩率部队驻茶陵湖口时，趁毛泽东不在，突然下令说要回湖南打酃县。不过，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却意外截获了他欲带队伍投奔国军暂编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密信，而方某曾是黄埔军校的代校长，陈浩等人的老师。毛泽东闻宛希先送达的鸡毛信后，不顾脚背感染创口未愈，立即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赶到湖口，当然，他带着自己的秘书和警卫员。当晚，在干部会上，毛泽东决然宣布将陈浩等四人逮捕，并于第二天公审后予以处决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或也是唯一一次直接下令处决“自己人”。试想，如果不是事先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应变措施，让陈浩等人跳将起来返回营房，则当场被“拿下”的，就是毛委员和他的支持者了。后来在井冈山成为“朱毛红军”战将的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伍中豪、曾士峨、罗荣桓、何长工等，当时不是营级主官就是特务连的主官。如果这几位军官不是“毛派”，他一个读书人出身的前委书记再有胆量，也不敢贸然把团的主官一锅端了，并以极端的方式彻底解决了隐患。可怜那四个因“预谋投敌”而被处决的黄埔毕业生们，本来个个都是心怀远大目标的革命军人，还都是从北伐血战中冲杀出来的勇士，却倒毙在了自己的军队里，论年龄，他们没有一个超过30岁。 毛泽东凛然解决陈浩等军事主官一事，从没为党史专家所谈及，但却给人留下了极富想像的空间。 题外话，不多说。
我去过赣西四县交界的三湾村，是个至今也很偏僻的村庄。不过，因为有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还因为靠近1949年后被誉为革命圣地的井冈山，这里成了游客攒动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村外停车场和纪念广场占地之大，可以窥知旅游旺季这个小山村的热闹非凡的景像。 村里最庞大与华丽的建筑，是近年新建的“三湾改编纪念馆”。 老少村民，大都从事旅游业，年轻人大都穿着统一工作服，中老年人则多在街道上设摊售卖红色纪念品。 村头一片草坪，因有一株古枫树而名枫树坪。旁边立的标牌称：毛泽东当年在对部队改编后，就曾在这棵古树下召集全团官兵训话。 中央文献研究室版的《毛泽东传》写道：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看来，在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之前，湘西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就已经传得很广。 在三湾村休整了四天以后，10月3日，毛泽东和改编后的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转移。在三湾村，他已经和占据井冈山的头号绿林好汉袁文才有了联系。 毛泽东进行的“三湾改编”，使队伍更加精干，也开始了他亲自掌握军权的生涯。 若按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毛泽东未经中央或湖南省委的同意，自主改编了“秋暴”之余部，并越权处决了好几个中共稀缺的黄埔系骨干军官，实属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要受严厉追究的。但是，由于躲到上海的临时中央并不知道毛泽东和“秋暴”余部的确切行踪，所以，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们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毛泽东只因“秋暴”的失败而被“开除（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至于他在江西小山村里自主改编部队，越权处理干部的做法，与会代表无从知晓。等中央再度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时，毛泽东已经与朱德所部会合，并在井冈山成功地为中共建立了第一块武装割据的根据地。而且，毛泽东一手创立的“党指挥枪”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党的领导人统管军队的规矩，得到了莫斯科和临时中央的高度认可，并成为中共在各根据地强力推行的范本。 现在，纪念馆里正面最醒目的地方，红色壁墙上，就嵌着几行大大的金字，可谓把“三湾改编”的历史意义说透了：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摄于2020年10月1日
题字 张白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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