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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山东枣庄曾经有过两枚“短命”的“土匪”邮票，虽然不规范，发行量极少，时间更短，但却有其特殊意义。 它阴差阳错极为巧妙的记载了一段发生在枣庄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而又使得此事件九十二年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今，它是一件收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并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从而进入集邮产品中的极品地位。 纵观此品，凡是盖有枣庄或临城的日戳销票的实寄封片，目前在世界各地能够露面的约仅有20枚左右(不排除重复出现)。其中一枚“Bandit post”由枣庄寄往上海的实寄封，右上角贴抱犊邮票5分，盖枣庄1923年6月6日日戳销票，现被日本邮票博物馆珍藏。 此品是何等珍贵有一例可佐证：上世纪70年代，在一次台湾的邮展会上，台湾的严家淦(“总统”)进门第一句话问：“这次邮展中可有“抱犊崮”邮票?”如此人物竟能为此脱口而出，其影响深度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封片在国际邮品拍卖市场上目前已处于无价无市的状态。 如此珍贵的邮票至今和我们东道主的枣庄无缘。 2014年10月21日，在峄城召开的“海峡两岸邮学研讨会”上，来自台湾海峡两岸的邮史研究会、中华集邮会、黄河集邮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就“土匪邮票”的来龙去脉以及临城大劫案进行了真相考证。在会上台湾大学何辉庆教授对“土匪邮票”抱犊崮邮史真相进行了演讲;来自青岛的国际级邮展评审员陆游先生对“土匪邮票”实寄封片存世量作了考证;笔者在《“孙美瑶事件”中的抱犊崮邮票》中讲了此票究竟在何处印制等。三人作了主题发言。 会上陆游先生将其专著《抱犊崮·邮史研究》分赠给80余位与会代表。 这次会议，《齐鲁晚报·枣庄版》2014年10月22日头条刊登了邮票图并发文作了报导。
“孙美瑶事件”的经过 1923年5月6日凌晨2点，一列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特别快车(俗称蓝钢皮)离开徐州车站，风驰电掣般地向北而来。列车要经过临城站向北方开去。车上的中西旅客大都沉浸在甜蜜的睡梦之中，列车有节奏的声响更加重了旅客睡梦的深沉。 再有十几分钟吧，列车就要穿过微山湖和沂蒙山区的中间地段进入鲁中大平原了。列车刚刚过了沙沟车站进入山东边缘的姬庄附近，“轰隆”!列车突然窜出轨道，刚刚还是活龙的长列，转眼间死蛇般地弯曲在路基上。雷鸣般的响声过后，大地死一般地沉寂下来。就在人们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铁道两旁闪过了许多彪形大汉的身影，他们闪电般地跨上豪华车厢，一片“别动”声打破了空旷沉寂的鲁南大地。 当初，除了企图抗拒的英人纳思满被击毙外，美、英、法、墨西哥、意大利等中外旅客69人均被劫持，无一例外地被连夜押送到鲁南有名的“抱犊崮”山上。 什么人如此大胆，他们竟敢采取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行动，劫走如此众多的外国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伙无法无天的“杆子”正是当时北洋政府眼中的“钉子”。在此事件两个月前也就是1923年2月，北洋政府下令：由山东督军田中玉辖五、六混成旅和二十旅、老五师等部队对抱犊崮的“土匪窝”进行彻底围剿。被围困走投无路的“土匪”司令孙美瑶，在其智囊团的策划下，利用他们外围各路“眼线”的情报，决定来一次大胆的行动，以解脱被彻底歼灭的危险。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孙美瑶劫洋人”的前因。那么后果又是如何呢?“事件”发生数小时以后，当时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团立即对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会同各自的政府扬言“如果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的话”，“他们”将联合出兵干涉!并组织以美国孔纳上将，法国英太伊为首的武官团来枣视察。这种涉及主权问题的大事确实令已经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更加混乱不堪.在中外巨大的压力之下，“高高在上”的“政府”终于向一个小小的“土匪”头子孙美瑶低下了高傲的头，“平起平坐”地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政府”和“土匪”并肩坐在了一起!尽管后来由于内奸郭琪才的阴谋出卖，孙美瑶的3000余人被招安为“新编旅”，还发了银元八万五千枚，又后来由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出面设“鸿门宴”，“请”下了孙美瑶的脑袋。但不管如何的补救方法都难以洗掉北洋“政府”的“满面羞”，前后历时二百二十余天。  中兴公司见证了这一事件 1923年5月5日此事件发生后，刚刚落成的中兴公司办公大楼立即成了处理这一事件的核心机构。从当时的在枣经理胡圣余在此亲自安排内阁要员、外交使团、山东督军田中玉、军务帮办郑士琦等等各大政要以及五光十色的各路名人的各种接待事务;到12月19日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公司大楼设“赴宴解和”骗孙美瑶进入公司大楼处即被绑架自大楼东部斩首为止，二百多天里，中兴公司从头到尾完整的见证了这一轰动世界的惊世大案。 事件发生之日，正是中兴公司兴旺发达之时，自1899年中兴开办至1924年总资产已达千万之巨。当时的峄县境内也只有中兴公司这样规模的建筑群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接待安排这些如此重大的意外突发事件。政府要员、军警各界、外交使团、各大媒体一拥齐上的来到这弹丸之地，中兴公司又有北洋政府中各类人物的背景，理所当然的担当如此重任。 据不完全统计，仅有关这一事件中兴档案竟达150件之多。 事件结束后，省政府犒赏包括矿队在内的有关职工，面粉1000袋、货币5000元。
是土匪还是革命军? “孙美瑶事件”以来，孙美瑶所领导的队伍是土匪还是革命军，历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解放前的不说，199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资料性图书《民国第一案》依然把自治军论述成土匪。1992年北京群众出版社竟然把“临案”编入了《近代中国匪情实录》，妄自给“临案”定性。由此看来是土匪还是革命军这一严肃的课题是要认真对待的。 对此问题，1996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来枣庄察看了抱犊崮，听了相关汇报后，认为对孙氏集团和临城劫车案，“要重新认识”说他们是井冈山“王佐式人物”，并作了定性讲话。 王作贤、许志强、姚奇等诸先生深入民间和史料堆中发掘出大量有力的第一手资料，对澄清混乱观点起了重大突破的作用。 盛世修史，为此事。1996年12月19日枣庄市委宣传部，枣庄市政协联合邀请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和知情人士举办了“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研讨会”。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汇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专家学者们对自治军和“临案”做出了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论证和评价。研究会认为：“二十年代初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有直接联系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北洋政府的统治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团体”。“他们被迫发动的临城劫车案，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爱国行动”。 1998年4月11日，由原枣庄市政协主席王允琳撰文的《山东建国自治军碑记》的石碑，现立于抱犊崮之巅。  碑文： 山东建国自治军碑记 清末民初，列强入侵，持武力，瓜分中国。军阀混战穷兵黩武，国无宁日。值鲁南连年天灾，官逼税，兵催款。妻啼饥，儿号寒，或离乡乞讨，或为路殍。或挺而走险。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矣!白庄秀才孙美珠及美瑶，桂芝殷实人家，官府相逼，走投无路，遂于、1918年，仿梁山，效水浒，焚居盟事，忿然起义，壮哉1920年建军抱犊崮，旗举山东建国自治军，美珠为总司令，聚众数千，纵横齐鲁，驰骋苏皖。打土豪，伐劣绅，反军阀，惩恶吏。饥民影从，儒者来归。官剿不及，仰山叹息。适广东军兴，孙中山派革命党人夏慕尧、李鸿图、朱陶、丁开法诸君赴鲁参于其事，任参谋长、联络员等职。又得同盟会元老张锦湖、张聘卿、张飞等遥相支持，攻伐目标益明。通告云：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杲杲，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严明纪律，订《十条山规》。官府视若寇仇，调兵遣将，自治军挥戈迎击，周旋于三山、西集等地。美珠身亡美瑶承兄志，率部继续战斗。上峰急如水火，令督军田中玉严剿。官兵五千， 围山困崮，山高水缺，危在旦夕。聘卿卜辞：“穷干看幻”，利在津浦线。遂1923年5月6日凌晨，美瑶率千人下山劫持京沪特别快车，掳中外旅客69人，史称临城劫车案。此案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当轴惶恐，百姓鼎沸，列强照会，使团抗议，吵嚷共管中国路政。国人持大节，主正义，据理抗争。达官政客文人闲士，纷至沓来，斡旋调和。孙氏提出：官军撤防，曹、田、何下台，吴佩孚向“二七”罢工者道歉，收回胶济路权，废苛捐除杂税，鲁南苏北自治，方可释人。数谈数散，几经反复，为保存实力迎接北伐，仿尺蠖之曲。美瑶招安，委新编旅长。桂芝等拂袖而去。后美瑶被诱杀，余部遣散，悲哉!义勇惊世而无马列政党领导，焉有不败，其局限在时在人。星移斗转，芦沟桴鼓，桂芝携子参加中共人士领导的邹坞暴动，并任临、费、滕、峄四县边联大队中队长。二次义举功不可没。拂去尘埃，瑕不掩瑜。其反封抗暴反帝爱国精神足与天地共存。本文意在记其事，明其理，彰其义，补史书之不足，匡书刊之谬误，昭示天下。 王允琳撰文 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抱犊崮国家级森林公园 碑文高度概括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深度剖析。 至此，研究会的“结论”为山东建国自治军是土匪还是革命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Bandit post”也就理所当然的加上了引号。  “Bandit post”的前因后果 由于当时各国被扣押者十分迫切地需要对外沟通，政府和“土匪”也需要互相制约的手段。 因此“Bandit post”也就随之应运而生。 最早著录介绍这种“邮票”的是1932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卷8号，上面载有“临城被掳人员使用的邮票”的行文并有该票的照片。参与此案的北洋六旅万伯龙的回忆文章《临城劫车案始末回忆》文中对此论述：“当时外籍旅客为通信自由以免检查起见，还印制了临时邮票使用，为时甚短”。台湾田少仪在《孙美瑶与临城劫车案》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邮票是孙美瑶为了向“肉票”勒索而印制的。 众说纷纭，到底真相如何呢? 据1981年香港《邮票世界》载文介绍：当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Caricrow)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临城负责传送信函衣食等物品给被押人员。后来，来往信函骤增至每日百余件之多，克劳特制一木箱写上“Bandit post”加锁来往于抱犊和枣庄之间。这期间他和助手麦根见到枣庄街头有印刷所，便印制了此两枚面值有5分和1角的“邮票”。各印三百枚。面值1角的票面文字是克劳书写的，印在淡黄色纸上。5分票图案是麦根画的，而且写错了面值的数字，“5”的后面多加了一个“0”，这种票是用土红色印刷的。600枚“邮票”全部送到抱犊崮，告知人质以后自抱犊崮寄出的信件均贴此种邮票。因为克劳垄断，人质别无选择.因此得以通行。其实这种邮票并无邮资效力，信件到枣庄后克劳再补贴民国邮票寄出，由于印有“Bandit post”人们都认为是“土匪自行印刷的”。 克劳利用洋人在华特权。他的所为得到山东地方最高当局默许，当时也有人提出异议，上海总商会孙筹成曾向山东军务帮办郑士琦陈述：“请禁此票”时，郑表示“本人既已同意在先，且此系临时通行办法未便更改”。由此看来此票未被拒绝使用，当权者也有他们的难言之隐。 由于此票印量只有600枚，加上事件本身的复杂特殊和年代久远等各种因素，所以此邮票包括实寄封在内的社会存有量肯定是极为罕见的。 印制在何处 这款奇妙无比的邮票，究竟出于何处印刷，目前见到的众多说法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说是在临城，一类则说克劳偶然散步在一小村庄发现刻字店等等，其实都是癔猜，1923年5月枣庄的实际情况是拥有近千万资产的中兴公司大门外面已是车水马龙，聚集在周边的人们绝大数都和中兴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依傍矿大门前已经很繁华的老街又发展了一条新街：“1920年，中兴煤炭公司兴建十字形'中新街’，筑砖瓦市房200余间”，此街6年后(1929年3月27日)毁于大火。这条有数百家商号的街区正如有人说是“日进斗金”的风水宝地。当年学生李鉴昆在作文中写道：中兴公司门前 “……市廛栉比，街衢棋布，商贾辐辏，行旅云集，亦一繁富场也。”这种在当时新兴工业突起的小城中，畸形发展的“繁富场”绝非乡村集市可比，已是五脏俱全的新兴市场了。 “临城劫车案”发生以后，在极短的时间里，能够接待安排要员权贵能力的只有中兴公司，戒备森严的大墙内豪华设施及大院内有停火车的长长的备用线道。而克劳等二、三类人员。住不进豪宅、“花车”，作为临时办事处的列车车厢也只能停在此大院内长长铁道上。他们要逛街，门前的车水马龙的街衢正是最好的去处。数百家商店有几处刻印店铺是不足为怪的，早在1918年，济宁人朱姓在金庄街、南马路均开设了印刷、照相等业务，据行业人员82岁的宋先生回忆：听前人说中新街的路南就有一家印刷店铺，除正常业务外，还对学校业务有往来。当时卡尔·克劳雇挑夫去山里送衣物邮件，肯定要和这些街区打交道，印制此类邮票也只能在此解决，别无选择。由此推论所谓乡村刻字小店及临城的说法都是一些没有到过现场的猜想。 纵观此事件中的邮品风波，始作俑者美国驻上海的广告商人卡尔·克劳及其助手麦根在劫车事件发生后，他们依红十字救援团的身份周旋于其间，给山里传递物资及邮件时，别出心裁的设计出此两枚不伦不类的邮品怪物，从而引发了近百年的极品风波。更出乎意料的是，时至今日其余波在集邮界依然风光无限。 作者简介： 文庆珍，1932年生，济宁市任城区东门大街人。枣庄矿业集团退休。主要文稿收入《金瓶梅研究》，著有文集《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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