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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反思“经济金融化”以及“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先后启动了“再制造业化”与“再工业化”进程。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 力求通过打造高度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实现大数据与智能生产的无缝对接；德法两国提出“工业４．０”概念。  推动欧盟制造业实现产品个性化与智能化。占据全球制造业制高点；日本提出“工业智能化”设想。 大量建造智能工厂、无人工厂。顺应时代潮流。在党和政府的统筹安排下。我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行动纲领。 正式开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战略。成为少数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的国家之一。 因此。探讨新时期如何推动和优化我国新兴产业布局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增长对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不断上升。加之疫情冲击下产业链断裂。 传统产业加速衰落。以５Ｇ、大数据、边缘计算、低轨卫星互联网以及区块链等赋能型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到来。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这些新技术、新产业存在以下三点特征： 
并依靠大型企业实施新技术研发是资金与研发机构相结合的过程。通常展现出非均衡的二元化状态。 项目投入能够实现多少技术产出。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复杂度、成熟度、资金投入规模。也与本国科研机构实力、科研体制密切相关。  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以市场为导向的传统研发策略。经常面临资金投入不足、资源整合度不高、技术进步速度以及转化率较低的问题。 在国际竞争中居于劣势。相比之下。政府和大型科技企业主导的技术研发模式。 在资金配比、技术攻关、规模布局、运营以及成本回收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优势。  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技术转化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国家卫生研究所、国防部、能源部、太空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节点的网格型科研投入与管理体制。 当前。以５Ｇ、边缘计算等为核心的赋能型技术正推进产业业态趋于数字化、服务化、虚拟化。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信息产业存在较大的技术代差。在筹措立项、研发攻关、测试以及终端应用等各环节均高度依赖资金支持与技术投入。  属于典型的重资产、高赋能项目。尤其是。由于研发的不确定性较高。如何应对风险。 完善激励机制。规避产权问题以及因技术失败而可能出现的反噬效应成为当务之急。 也进一步提升了对宏观规划、力量整合、资金流管控以及配套产业支持的需求。 因此。政府部门、银行以及大型科技企业必须在新产业研发以及应用布局中发挥节点作用。 
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和价值创造原料。其对产业发展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促进了产品架构和产业组织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模块化。 然而赋能型技术的本质是加装包。本身并不能直接促成制造业产业的更新换代。  相反。赋能型技术在应用中经常被嵌入到网络基础架构中。以新型制造业为核心应用场景。 以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为主要依托。以智能设备终端的形式面向消费者与企业。 如５Ｇ手机以及全自动化数字工厂等。显而易见。赋能型技术在赋能制造业应用于具体生产流程的过程中。 必须与必要的软硬件设施相结合。向电信运营商、制造企业和软件设计公司提供数字化应用的完整架构。  特别是在组网方式上。与基于企业内部环境的ＮＳＡ网、ＳＡ网、企业电缆利用、已有固网等实现对接与兼容。 进而规避在开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时出现不同部门、不同节点之间的脱节现象。 从而为企业与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终端服务体验。以５Ｇ为例。如果缺少全国一体化的基站布局、大规模天线以及超密集组网能力。以边缘计算和切片技术为核心的５Ｇ技术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开发与实验室阶段。 不仅制造业企业难以获得数字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消费者也难以享受到高速数据传输这样的服务。  （三）需要庞大的市场需求作为支撑从研发到应用的整个环节看。除技术、资金以及配套产业的要求外。市场需求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应当看到。新技术产业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重工业有相似之处。即作为技术成果。 其产业布局和应用的方向是特定的。资本投入与市场反馈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置办一台纺纱机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迅速从市场中获得收益反馈。  然而。修建铁路和制造客运列车却并不能达到相同目标。只有客运服务开通。消费者才能消费此类产品。 实现投资回收。同理。一座高成本的５Ｇ基站。本身并非直接面向市场的终端产品。 只有５Ｇ服务开启。消费者、企业或运营商拥有５Ｇ信号设备。基站投资的市场反馈机制才能形成。 而且。此类赋能型技术难以在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产生效益。换言之。 新技术布局必须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如建立某一覆盖省级行政单元的５Ｇ基站网络。 进而依托市场内需产生投资乘数效应。因而。想要从新产业布局中获利。就必须建立在强大的资金流水之上。 对一国而言。如果缺乏市场纵深。或者人民普遍缺乏消费力。出于对成本回收以及利润前景的考量。 新技术应用无疑将面临较大阻力。因此。经济发达、技术强大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法国等。 倾向于开拓海外市场、建立国内外循环以弥补内需不足。而另一些缺乏资金、技术与海外人脉的国家。则更可能出现制造业内卷的情况。如印度。 我国新产业布局中面临的阻力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但同时。我国在不少领域仍存在短板。制约了新产业布局的进一步推进。具体而言： 我国居民与企业对新产业的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不足数字经济时代。 得平台者得天下。２０２０年是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人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在改善住房、医疗、教育、通勤以及退休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但在上述方面。新产业的实际应用情况与人民的实际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该现象的出现。 除相关消费群体对新产业的实际认识不足外。新技术消费的高成本也是重要原因。 如５Ｇ套餐资费就大幅高于４Ｇ。令许多消费者望而却步。无独有偶。大数据背景下兴起的远程医疗。 由于当地医疗机构激烈竞争等因素也面临着布局阻碍。从企业投资看。在许多中小型企业看来。 进行设备的更新升级是难以负担的资金支出。对于一些对信息实时共享、数字产品管理以及智能物流并不敏感的企业而言。 此类支出不具必要性。而即便是那些对大数据应用具有现实需求的企业。在应用新技术时仍存在诸多考量。 特别是对于部分新进成长起来的中大型企业而言。生产设备依旧较新。设备的更新换代成本远高于原设备的折旧成本。 加之算法优化水平不足。企业在应用新技术过程中的获得感不强。利润预期不足。 传统ＶＰＳ模式仍有很大竞争力。故而对应用新技术采取保留态度。历史上。大量英国企业正是不愿抛弃旧有设备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失去了先机。 我国基础设施覆盖水平与整体布局尚待优化一方面。从基础设施看。 在我国东部部分发达省份。近年来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如以高速铁路、公路与航空枢纽为支点的立体化区域交通网络。以地铁、城市环线为核心的城市快速通勤圈、高校人才输出网络、智能商圈、中央商务区。 以网格化管理为特征的工厂、公司以及物流运输体系等。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设施基础。而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等地区。基础设施完善水平不如东部发达地区。 高速铁路与公路覆盖率、城市通勤状况、高校与科研机构人才辐射能力以及工厂、物流数字化建设等方面难以满足新产业的布局需求。 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在成本上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从“新基建”看。 就目前而言。支撑新产业稳定、快速、优质部署的基础结构。如服务器、算法以及数据库等主要来源于国外的大公司以及科技企业。 我国在这些“新基建”领域的探索仍处于较初级阶段。尤其是在芯片研发、制造、智能传感器以及机器学习等领域依旧存在短板。大量依靠进口。处于被国外企业“卡脖子”的境地。大大制约了５Ｇ技术能够形成的整体带动效应。 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采用移植的方法搭建基础架构。不可避免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可及性问题。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敌意不断上升。遏制手段层出不穷。 包括打击供应链、限制市场准入以及技术壁垒等。特别是中国企业在互联网基础架构等领域的技术探索。 引起了西方国家政府与科技企业的高度不安。二是技术适配问题。中国的新技术发展必然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与实践经验的特色之路。 这意味着在技术标准制定、数据库调用等领域必须嵌入更多的中国标准。 然而此举必然与西方形成竞争关系。阻碍顶层终端与基础架构的对接。增加技术适配的挑战与维护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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