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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突围后，留在湖北的五师同志中，大部分根据“分散隐蔽，保存精干，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散居各地，现在需要联系。他们中坚持武装斗争的还不少。如：以荆钟北山为中心的襄河两岸同志、天京潜的张英武、柳以仁部和高华廷部、京山的彭有德部、鄂东的漆少川、易鹏部等等。特委决定派人分头与他们联系，传达特委决定的3条：(1)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游击战争，迎接南下大军；(2)宣传革命形势和军事胜利，鼓舞士气民心；(3)组织工作中注意因土改引起的阶级变化。同时，派李炳南同志去荆钟北山。荆钟北山，中原突围后，刘建章、许猛、丁锐、段玉美等同志以“北山工委”名义，一直都在进行着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不但掌握一支武装，而且还保存着包括上胡集、下胡集、八角庙、冷水铺等集镇及其周围农村的一块根据地和相应的政权组织。9月，李炳南到达荆钟北山，向工委传达上海局和湘鄂特委指示，并责成他们与邻近各地与坚持斗争和化装隐蔽的同志取得联系。这样，他们很快地与坚持在荆沙地区和江南的陈明、王克强等同志接上了关系。又由陈明、王克强派胡祥林去天京潜与高华廷、张英武、柳以仁等部取得了联系。南线方面，特委派人到鄂南找到了原钟祥指挥部协理员徐涛和民运干事吴玉堂。吴玉堂当即由鄂南来到了武昌。我派他速去鄂东找漆少川、易鹏。他到鄂东后,关系没接上。可能因当时南下大军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漆少川、易鹏他们与大军接上了关系。西线方面，我们派人去应城找李必超和韩起大等同志。派去的人到应城一打听，得知李必超和韩起大已先后被敌人杀害了。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到10月底，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已和分散在各地的五师同志取得了联系，传达了特委决定，有的恢复了组织，有的扩大了武装，普遍开始了活动，为迎接大军，重建解放区作了准备。湖南方面，徐楚光、李蔺田等同志一到长沙就在长沙槐树巷5号和湖南省参议会收发室两地建起了两个联络站。办起一家煤栈“裕民煤栈”以掩护活动。经过一段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组织了一支地下武装，还联合一批敌军方进步人士组建了一个“湘鄂民主联军”的武装。这期间，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正向西发展，前锋直指武汉。武汉之敌开始戒严。形势发展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得多。为了紧跟形势，统一部署，特委决定召开一次委员会议。初冬，徐楚光、李蔺田由长沙回到武汉，我们开了两次特委会。会上，对于恢复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意见一致。但关于策反起义的时间问题，意见有分歧：一种意见主张马上起义，牵制敌人，策应大军；另一种认为，如果行动过早，兵力单薄，无胜利把握。不如等大军打过来了再动手，为大军过江起到内应作用。徐楚光是主张马上起义的。本来，这些关系都是由他联系和掌握的，应当尊重他的意见。但事关大局，同志们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两种意见,经两次会议仍然不能达到统一。所以，特委决定请示上海局解决。对此，上海局当即批复：就近去中原请示刘邓首长。关于派谁去中原局的问题，开始，同志们提出派我去。但我认为，这些策反起义的关系都是徐楚光掌握的，我不十分了解情况，所以最后决定派徐去。徐楚光接受任务后，为了顺利通过封锁线，找了一个向导，这个向导把徐安排在武昌蛇山洞徐的一个亲戚家，准备第二天起程。可就在这个晚上，徐楚光同志被敌人抓走了。出事的当天晚上，李蔺田也住在附近的一个大院里。他关心徐的安全，夜间看了几次，见屋子里灯火通明打麻将有说有笑，他就睡了。但到拂晓，他起床一看，屋子里黑洞洞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了。他估计可能出了事，便马上离开了这里。这天上午，民主人士叶鸣声告诉我，徐楚光被捕了。我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知道事件涉及的范围，担心组织的安全，担心李蔺田的安全。我马上采取措施：首先要找到李蔺田。第二，调整组织，通知有关同志马上转移。第三，设法营救徐楚光。幸好李蔺田没出事，这天下午我们就见面了。我们反复分析：徐楚光究竟暴露到了什么程度?敌人是否已经发现了湘鄂特委这个组织?敌人只是知道他要去解放区呢?还是掌握了他的全部历史和现在的身份?如果敌人全知道了，那么，徐的处境就困难了。但不管怎样，我们的营救活动必须抓紧进行。徐楚光有个叔父叫徐文煌，在国民党军界有相当的威望。因此，我们决定去找他出面营救徐楚光。徐文煌也很着急，表示义不容辞，理应尽力。当天晚上，我召集李蔺田、张冰在武昌水陆街徐文煌先生寓所举行特委紧急会议。会上，首先决定由张冰替补徐楚光为特委委员，接着，对全面工作进行了反复讨论后决定：(1)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调整组织；(2)了解徐楚光目前的处境，与徐文煌先后配合，积极营救徐楚光；(3)特委分工：谢威去中原局向刘邓首长汇报工作，请示有关起义和各方面的问题；李蔺田迅速去长沙，领导起义工作；张冰留武汉负责组织联系和营救徐楚光。后来才知道徐楚光同志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解放后，南京军区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是，李蔺田去长沙连路费都没有。为筹措路费，我当天过江到桥口找韩昌林，请他想点办法，他爱人何苗慨然拿出一只金镯子给了我。我拿着这只镯子往回赶时，因风浪太大，轮渡停航了，过不了江。为了让李蔺田同志尽快去长沙，我只好拿一块大洋，冒险搭乘一小木船过江。那时刻，风高浪险，波涛中的小木船如一片落叶掉进了大海，时而被抛上浪尖，如置身群山之巅；时而飘入浪谷，四周江水壁立，涛声雷鸣，惊心动魄。那样恶劣的气候，连江轮都被迫停航，而我一叶扁舟，赶过江来，想起来都有些害怕。不过，总算及时让李蔺田去了长沙。武汉的工作作了安排后，我就奔赴中原了。那时已是初冬时节。我长袍礼帽，扮成商人，离开了武汉，徒步往北绕黄陂，过麻城,进了大悟山。这天，在木子店看到一些宣传土改的标语，估计离北不远就有我们的部队了。于是，在木子店找了个客栈，草草过了一夜。第二天，来了几个武装对我进行检查。他们究竟是敌人还是同志，我不知道，所以始终坚持说我是做生意的，要求他们送我去见他们的“长官”。路上，我仔细观察，听他们彼此间称“同志”，还喊“指导员”，我就有了底。被送到连部后，我仍坚持商人的身份，要求他们送我去营部。就这样，我被一级一级地送到了纵队司令部，见到了纵队政委杜义德同志。杜义德见到我，低声问：“你是不是有任务要见首长?”我首肯后，他安排我休息，嘱我不要出门，并立即和野战司令部联系。然后，给我一匹马，派出一个班武装送我去野司，见到了刘邓首长。我进入室内，首长们正和乔明甫、罗厚福谈话。刘伯承司令员戴眼镜，像个长者，给人以慈祥，和善的感觉，完全不是想象中的叱咤风云、决胜千里的大将形象。而邓小平政委则很像一名教师，完全是一副诲人不倦的样子。那时正是罗厚福在向首长汇报。当他讲到他们处境非常困难，连弄饭吃也感到困难的时候，小平同志批评他们连游击也不会打，说：“游击游击嘛，当游则游，当击则击。不当击的时候你偏要去击，弄得鸡飞狗跳墙，结果，连自己的饭碗都砸了。这不！你们连吃的都困难了吧。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啊！”刘司令员补充说：“游游—击击，击击一游游。游，就要鱼游大海，无往而不自由；击，就在鹰击长空，击中要害。这是一门科学，我们学了几十年，已该毕业了。”首长们富有哲理的讲话，使我也受到启发和教育，印象极深，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轮到我了，小平同志告诉我说：“电报早就收到了，知道你要来。”接着两位首长都只问我武汉的物价、报纸内容、群众生活、学生运动、社会秩序、公教人员思想动态等等问题。最后才让我说了工作。等我汇报结束，小平同志说：“行了，你们司令员政委都来了，具体工作，你去找他们谈吧。”那时，我还不知道师长和大姐到了湖北，小平同志这么一讲，我就更高兴了。 我告别刘邓首长，走出司令部没多远，就碰到几个熟人，他们亲热地和我打招呼，把我让进屋，一进门就看到郑绍文同志在那里打电话。他见到我，把电话听筒一扔，跳过来抓住我猛摇说：“哎呀，老兄，你还活着呀！”真的，从中原突围到大军南下，经过激烈而残酷的斗争，老同志能再相见，其感情之激动是可以想象的。没谈上几句话，他就跑出去了。一会儿，又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高兴地说：“我给你找个好地方住，去供给部那里，去那里有马骑。郑绍文同志讲的供给部是江汉区供给部。原来那时候江汉区党委和江汉军区的机构已经组成，只等命令一下，就打过平汉线，重返江汉。这样，我被安排到了军区供给部，见到了供给部长张旺午同志。旺午同志和我小叙之后就安排我住下了，除给了我一个通信员外，还真的给我配备了一匹马。我因任务在身，请他带我去见师长和大姐。他带我到了司令部，见到了我们的老师长李先念同志。师长见到了我，非常高兴，主动迎过来和我握手，并拍着我的肩头说：“我到处找你未找到，这下可找到了。快跟我过铁路打天下去！”我向他汇报工作后，请示马上回汉。可他说：“武汉你就不要去了，那里的工作叫别人去好了。你的工作，找建勋谈谈去。”他说的建勋就是江汉区委书记刘建勋同志。于是，我又到了江汉区党委，见到了刘建勋同志。我向他汇报后，交待了特委的组织关系。区党委决定我去襄南，在我来此之前，杨殿魁、李人林他们就带着部队，越过平汉线打到襄南去了。我没法去报到，只好相机再去襄南。一天，走到随县境内，碰到了文敏生同志，他当时任二地委书记。战友重逢，彼此都很高兴。交谈中，他动员我留二地委工作。但我想，现在不是抗战了。留在襄北，地方关系太多，不好处理,还是避籍(不在原籍工作)去襄南为好。但他苦苦挽留，我只好推说请示区党委，哪知他认真了，说“也好”，当时就拉着我去找郑绍文。绍文同志说：“这事好办，建勋那里我去讲，问题是谢威自己愿意不愿意。”都是老同志了，话说到这份上，我再也没法推了，于是我就留在了二地委。1947年12月21日，我军打下京山，我和张旺午一起随军进了京山城。那时候，国民党到处造谣，污蔑我军说：“刘邓大军可不是以前的新四军，他们前面走的新四军，后面跟的八路军，中间夹的日本鬼子皇卫军，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群众受了欺骗，不明真相。往往我军初到一地，人们见了就跑。为了宣传党的政策，稳定群众情绪，江汉独立旅旅长吴世安，政治部主任余潜他们几个在一起商量以京山县爱国民主政府的名义出个“安民告示”。布告正文已经写好了，可就不知道让谁来当县长。正在为难的时候，我和张旺午闯进门来。刚打过招呼，吴世安他们就大呼起来，说：“这不是县长来了吗?”这一下，把我弄得莫名其妙。经他们说明，才知道因京山人民对我比较了解，他们想让我出个名字当县长。对此，我大不以为然。但都是老同志，不好发火，只是欲嗔还笑地说：“你们还有个组织纪律没有，不经区党委就在这里封官许愿，这行么？你们把这事儿当成拉壮丁！”哪知这张旺午也和稀泥地走过来,把我肩头一拍,嘻嘻哈哈地说：“阁下，要是旧社会，这县太爷可是个美差，人家拿钱还买不到呢，你还客气什么！”就这样，在布告上“县长”衔下加上了“谢威”二字。布告一贴出，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程序进行到“县长讲话”一项时，场子上爆起一阵掌声。我还是武汉来时的一身装束—长袍礼帽，外加一双皮鞋，走上戏楼子（大会主席台），形势、政策、方针、任务…讲了一通，完了，散会。会后半小时，我军主动撤离京山城，我的县长卸任了。从走马上任到免职另调，前后5小时。我可能是京山县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任县长了。离开县城往西走，京钟县委书记彭天奇似乎对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沿途和我套交情、拉关系，说：“老朋友，帮个忙吧。”我笑着说：“什么老朋友?我们才认识半天哩。”“'相逢何必曾相识?’就算不是老朋友也总是革命同志嘛。屈驾到我京钟来给我当个高参如何?”文敏生也在一旁打圆场。我说：“你看，地委书记也向着你，我能不从命吗?”这样，我的工作定到了京钟县。一天，我们县委机关移驻孔石家冲。可一进村，村子里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原来这里的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见我们来，都跑了，只留下一些老年人观风看门。我们正在发愁，忽然一位老年人看到了我，惊喜地喊道：“谢专员！这不是谢专员吗?谁知道是你们回来了?”他来不及和我说话，就向村子里高喊起来：“出来呀！出来呀！是谢专员他们回来了！”这一喊，老人们都跑出屋子，围了过来，有的和我打招呼，有的跑到后面山上，连声高喊：“回来呀！回来呀！是谢专员回来了！”一会儿，人们纷纷从山上跑回来了。这些抗日战争时期的村干部、民兵、老房东们，见到了我，还像当年一样地说说笑笑，问长问短，村子里马上热闹起来了。接着，我们开了群众大会，我和彭天奇都讲了话。第二天，附近一些村子里又来了好多人。没有用我们去宣传，群众情绪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华北的同志见此情景都说：“看，到底是老解放区啊！”同月，我又被调到了天京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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