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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4日晚上6点，此时身在宁都的国民党26路军团级以上干部，都收到了赵博生总参谋长的指令：来参与宴会，共同商讨“进剿”事宜。  可当这些军队的中上层干部来到宴会厅，却被很快收缴了武器，手下士兵也被集中在楼下控制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路坎坷寻光明这件事情，便是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个灵魂人物，那便是今天要讲到的董振堂。  董振堂其人，从小极具爱国救民之心。可当时中华大地上，清帝仍在，军阀混战，他好不容易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成毕业，却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尴尬。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在民间口碑较好、军纪较严的冯玉祥部队。这也是他的无奈之选，因为他其实打心底里不想为军阀卖命。 不过幸好，他的眼光不错，冯玉祥将军相较于段祺瑞、孙传芳之流，还是颇有民族大义在心的。1924年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受革命感召，反戈一击回京推翻了曹锟政府。  在他的努力下，清帝溥仪被赶出皇宫。并将自己的军队更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一边向孙中山投递邀请，请他北上主持大局。当时在军中任工兵团团长的董振堂看到这儿格外兴奋。 他感觉自己跟对了人，驱逐了专制的皇权，再打倒剥削人民的军阀，日子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可没曾想时隔不久，被暂时赶走的吴佩孚、张作霖、张昌宗等军阀并不甘心失败，很快集结兵力进攻石家庄及天津等要地。“国民军”难以以寡敌众，在南口地区鏖战月余，惨败。  战败的董振堂首先不是颓丧，更多的是迷茫：为何会惨败？这样一败中国的未来又在何方？很快，从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给了他准确的答案。 1926年7月，国共合作首度达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纲领指引下，这支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直捣吴佩孚武汉大本营。 这时，正在苏联学习的冯玉祥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坚，在和他的交流中对于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包括对共产主义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理解，于是决定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同年8月，冯玉祥携刘伯坚回到西北军中。刘伯坚的到来，为迷茫的董振堂指示了一条广阔的明路。刘伯坚负责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董振堂在与他的多次交流中受益匪浅。 在这之后，经过整编的国民联军在北伐战争中一改颓败之风，仅仅用了四个月，便完成了“平陕援甘”的目标。在军中的董振堂能深刻感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建设对于军队的凝结作用。 于是，在此期间，他开始在刘伯坚的指导下用心研读《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理论著作，全面加强自己对于革命思想的建设工作。  可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蒋、汪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刘伯坚也在董振堂的万分不舍中，含泪离开了西北军军营。 1929年1月，当时已经是国民党中将的董振堂以为平复了军阀混战，人民就会迎来好日子。可转瞬即来的蒋、冯、阎三部混战更是让他在心里对国民党引导中国革命失去了信心。 因为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混战，参战兵力超过了100万，直接阵亡者更是达30万之众。董振堂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悲惨黑暗的生活，决心追求光明，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一朝起义战高台光明的道路就快要来了。 1931年，董振堂所在的国民党26路军接到了蒋介石的“剿共”命令。这让董振堂十分的气愤，因为他和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合作，深切认识到共产党全意全意救国救民的理论主张。 他的内心，十分想要做出一些“改变”。恰巧，当时26路军的总参谋长赵博生，也曾受过刘伯坚的指引。俩人有了共同的想法，想要趁机加入红军。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罔顾民族大义，坚持内战的作态引起了全中国的愤慨。当时正驻扎在宁都的26路军官兵也纷纷请愿“北上抗日，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置若罔闻，在26路军身后加派了一支嫡系部队，监督26路军执行他的“剿共大业”。这让26路军内部不少官兵觉得非常地耻辱和愤怒，董振堂和赵博生意识到“改变”的机会来了。 12月14日，赵博生以总参的名义，召集军队中团以上的干部，以雷霆万钧之势控制了部队内的顽固分子，然后宣布带领全军起义。  他们将国民党的帽徽胸章等旧身份物件一把扯下，一支1.7万人的热血军队踏着被扔在地上的国民党旗，士气昂扬地进入了中央苏区。 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我党军民的热情接待，无数群众夹道欢迎这支回家的军队，给他们送水送饭。这让许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家人亲近的战士们，不禁热泪盈眶。 而董振堂也在迎接的红军干部中，一眼就看到一个头戴八角帽，脸上带着微笑的刘伯坚。他赶紧上前一把握住这位“导师”的手，满心的感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起义，在我国的革命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时候，我党正处于被蒋介石“围剿”的低潮时期，董振堂率26路军易帜而来，大大地鼓舞了我党的革命热情和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董振堂继季振同成为红五军团的军团长，在其后的革命斗争中，他带领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打退敌人的围剿，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英勇贡献。 在红军开始长征后，他更是一力肩担主力部队的殿后工作。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每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背后，都有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那面弹孔密布的军旗。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董振堂奉命率领司令部和第 13 师掩护军委第一纵队，他们每天打掩护，走夜路，饿肚皮，一天不断的战斗还要保持行进一百多里，让人闻之动容。 在其后的抢渡金沙江战役中，更是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的殊死一战。 从最开始的三天到六天，再到最后的九天九夜，红五军团以不足5000人的疲惫之师阻挡住了10000多人的敌军主力。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走过的路是最长的最艰难的。一路走下来，他们减员达到了2/3。 这还得益于董振堂的出色指挥，要知道当时军中就有董振堂“守无不固”的说法，连毛主席也称赞他领导下的红五军团是“铁流后卫”。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会宁会师之后，董振堂的红五军奉命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在天时地利等诸多条件都不利于我军的情况下，董振堂率领部众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 河西走廊之上，无数热血儿郎黄沙埋骨。1936年底，因我西路军连连鏖战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的想法，依然由董振堂的红五军开路继续向西。 1937年初，董振堂指挥攻克高台县，等待后方主力到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马步芳一方面派重兵数万包围高台，一方面以部分兵力牵制我军在倪家营子的主力。 这一仗，红五军打得分外艰辛。马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先拿下东西两个方向的碉堡炮楼，大幅削弱了我军的防守力量。 1月18日，马家军再次重兵进攻高台西门，因部众损失严重，董振堂不得不带领50多名干部亲上战场浴血奋战。和普通士兵一样用手榴弹、石头等打击疯狂攻城的敌人。 可敌人实在太多了，而且随着我军劣势凸显，城内军心也不甚稳固。20日，原高台收编的300余民团士兵哗变，打开了城门。敌人汹涌而入，董振堂带领部队突围，不幸左胸中弹。 在他最后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催促身边的战士：不要管他，赶紧走。 杀入城中的马家军，对这支让他们损失巨大的红军部队十分着恼。他们将董振堂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城楼上示众恐吓。英雄不再，时年42岁。 解放战争胜利后，马家匪军也在人民军队面前烟消云散，可董振堂的头颅，一直却没有找到。 直到2015年，他的次子已经90岁高龄的时候，才堪堪找到让老将军入土为安。 我们现在回想董振堂将军为我党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不由得不胜唏嘘慨叹。早在他1932年，他就已经是和彭德怀同等地位的军团长了。 可惜，他老人家未能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否则可能又是一名开国元帅一般的人物。但红旗得以猎猎，中华能够崛起，董振堂老将军的革命斗争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原动力。 愿我们以老前辈的精神为指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不懈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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