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2023年8月13日，Muses跨学科读书会成员共同研读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美]杜赞奇 著）第五章，即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本章杜赞奇关注到西方史学研究对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讨论，从而考察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两种话语的竞争形态。杜赞奇突破了一种客观主义的判断，而是追问叙述结构化的问题，即20世纪市民社会并未壮大起来，如何认识其失败，并理解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的胜利。

一、市民社会与西方中国史研究

杜赞奇对市民社会的观察吸收了哈贝马斯对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论基础，试图在顾及多种公共领域及群体存在的前提下，探讨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乃至公共领域的潜在成分。

杜赞奇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指涉“一种致力于公共问题的话语及捍卫其自治的团体生活的自治领域”，但自治并非绝对化的词语。对此，杜赞奇与查理斯·泰勒的观念一致，对强调自治社会优先于国家的思路持警惕态度，而主要采纳孟德斯鸠传统以来社会与国家并存的制衡模式。

在杜赞奇看来，社会与国家二者并立的模式更有助于理解世界现代组织的出现。对罗威廉、玛丽·兰肯、戴卫·斯特兰德等人研究工作的梳理，可见晚清民初中国市民社会的若干特征：地方精英在官方控制下开展混合型的团体自治生活；精英团体与下层社会结合形成自治空间并抵御政府侵犯；公众与精英阶层的脱节；缺乏法律保障并仰赖政府等等。

即便如此，杜赞奇认为得出市民社会在中国注定失败的结论是一种谬误。结合泰勒对西方市民社会理想化的警告可见，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成分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已然出现，伴随着同一时期限制其自由的成分。杜赞奇在本节中明确了分析的目标，即探究市民社会在现代组织的崛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在可能性。他谨慎地指出，超出此点，则可能犯历史决定论的错误。

二、对市民社会的混杂叙述

基于前节，杜赞奇进一步将思考引向了“中国历史是否具备潜在解放能力”这一问题本身。杜赞奇简要概括了这种解放的潜在可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作为启蒙运动叙述结构的市民社会成分在19世纪后期与中国本土的“封建”叙述结构交织在一起，最终又被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消灭。

杜赞奇以“封建”一词为例，阐释了市民社会的混杂叙述。可以看到，晚清以来“封建”观念不再用来对抗皇权国家，而用作限制皇权的变法计划。如顾炎武、黄宗羲、梁启超等，均诉诸“封建”来保护地方社会自治并将之带入现代化的变法之中。在梁启超看来，“封建”论述之所以能推动中国进入现代，正是因为其将古意的分封建制嫁接至西方现代政治对权力的限制和分化。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借助学会，描绘了自治的社会团体培养舆论并伸张民权的图景。杜赞奇表示，这种混杂的话语处于历史的中间位置，时代的历史演员在新旧嬗递的过程中创造一种对当代世界理解相适应的叙述结构。然而，在世纪之交，市民社会出现的同时，现代化国家权力的全球性话语也逐渐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三、实践中的叙述结构：建国与市民社会

现代化必然与建国问题相联系。杜赞奇指出建国是一个现代国家试图拓展、强化社会控制的过程。而杜赞奇进一步要问的是国家在引进现代化体制时如何开发乡村社会的团体生活，他围绕国家民族主义与封建市民社会混杂体两种策略展开讨论。

以山西巡抚赵尔巽为例的“封建”传统改革，旨在把“封建”传统注入地方政治体制，通过地方精英人士自下而上地实现改革目标，并制衡国家权力的强取豪夺。不同于调和的、本地化的赵尔巽方案，袁世凯政府仿照日本，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建制模式，如引进现代警察制度和建立区级机构，试图绕过传统士绅的权力中心增强对地方的控制。由袁氏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新政遭到了地方士绅的抵制，而这种中央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失败控制也可见于国民党类似的国家主义现代化策略之中。在没有发动乡村社会力量、乡村领导人物缺位的过渡情况中，反而在官员任用体系内产生了一种政治投机的倾向。

四、孱弱的国家与国家主义话语

需要注意的是，杜赞奇并没有一味倒向市民社会的改革力量，也没有否定建国计划本身，他认为缺少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为市民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才促成了排斥地方社会创造性的后果。他再一次回顾了泰勒对于国家和社会同等重要的强调，并澄清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存在国家弱、国家主义话语强的历史特征。

本节中，杜赞奇阐述了梁启超受德国有机国家论的影响，转变为国家主义者的思想历程，并试图审视此间“封建”等市民社会叙述结构如何被消解。通过回顾梁启超的儒家进化论可知，公羊三世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递演，而“封建”或多君主、多中心的时代是升平世对据乱世的克服对象。杜赞奇指出，梁氏可能是第一位用启蒙模式撰写中国线性进化历史的思想家。由此可见，“封建”逐步成为无害的政治表述，失去了批评的可能性，这种丧失又一步导致能够调动民间社团生活的叙述结构的失落。历史，已经演变为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倾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下的统一化竞争。

在后记中，杜赞奇在梁启超的《封建制之附论》中，解读出了梁氏对线性进化论运用于中国历史时的局限性的考量。可以说，虽然梁启超转向了大国家主义，但他仍然看重封建自治传统中地方的自立性，换言之，梁氏的思想恰恰映证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而当下，我们依旧生活在这种紧张的潜在可能性之中。

领读人：林嘉悦

编辑：耿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