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对晚清海军建设及甲午海战的影响

cat1208 2023-10-05 发布于泰国

展开全文

技术转移是指技术通过与技术起源完全不同的路径被获取、开发和利用的技术变动过程。119世纪后半叶, 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 晚清被迫变革, 重头戏是建设近代海军, 着力点是“师夷之长技”。作为近代科技集中体现的新兴军种, 晚清海军建设的成败与技术转移息息相关。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来分析晚清军事变革及海军建设, 可以发现, 洋务运动没能有效地实现技术转移是晚清海军建设及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晚清近代海军的建设离不开技术转移

近代海军诞生于欧洲, 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综合孕育的产物, 是近代工业化的浓缩和体现。作为“后发”国家, 清朝要想消除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军事形态方面的时代差距, 必须下大力气建设一支近代化海军, 而近代化海军建设所需要的技术支持最好通过技术转移来实现。

(一) 技术转移的可能:技术转移是海军近代化的最佳选择。技术转移是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更是“后发”国家消除技术代差的最佳选择。人类发明和发展技术的历史, 就是在某一区域发明某种技术和转移该技术的历史。2通常来说, 技术转移包括购买引进、吸收消化、仿制推广、自主研发等相互衔接的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又可区分为初步的技术转移、完全的技术转移、深度的技术转移三个层次。成功的技术转移就是完成这四个环节、三个层次目标任务的过程。可见, 由四个环节和三个层次搭建、铺设的技术转移是一条从量变到质变的创新之路, 是一条螺旋式上升的发展之路。因此, 对清政府来说, 技术转移无疑为消除技术代差提供了可能, 是近代海军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佳选择。

(二) 技术转移的难度: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影响和制约着技术转移。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些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对其固有技术的特征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一, 技术具有区域性特征。作为自然的基本物理量, 某一地区的固有技术受该地区所能提供的材料、能源、交通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自然环境的这些因素是技术能否成功转移的条件。第二, 技术具有社会性特征。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 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是决定科技如何转移的要素。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固有技术是在诸如社会体制、文化程度、竞争状况、社会心理等多种社会要素的影响和作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可见, 作为技术转移的实践载体、现实基础和实现路径, 不同国家国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影响和制约着各自国家近代海军建设的技术转移。因此, 为了给移植过来的技术配置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后发”国家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进行配套的变革。

(三) 技术转移的误区:近代化海军从根本上说是“买”不来的。购买引进是技术转移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讲, 一支先进的军队是“买”不来的。第一, 买不了全部。技术具有系统性, 一个完备的技术系统包含一系列的要素技术;购买全部的要素技术在实践层面是行不通的。第二, 买不了长远。技术有它的生命周期, 买进的技术有过时的一天, 买进的武器有破损和老化的时候。随时随地的修理、补充、更新等所有的技术任务如果均依靠购买, 那是不可想象的。第三, 买不了核心。历史经验表明, 除非是另有考虑, 通常情况下,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沈葆桢从国外购买船舰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自通商以来未见外国以全美之船售之中国。”1总之, 对特定国家来说, 科学技术与武器装备并不等同, 简单地购买武器装备的“拿来主义”以及“机械式”的技术转移是不可取的;2武器装备可以买来, 但科学技术单靠买是转移不了的, 必须吃透、吸收、消化才能变成自己的, 即所谓“中国之海军, 宜使其成为中国之海军, 而不可移他国之海军, 而为中国之海军”3。

二、洋务运动没能有效地实现技术转移

从技术转移的特点和规律来看, 洋务运动没能有效地实现技术转移, 也不可能为晚清海军建设奠定坚实可靠的技术基础。我们从清日两国技术转移过程的对比中可以发现, 近代科技进步的种子没能在中国土壤里发芽成长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晚清近代技术转移缺乏近代化的科技观念。对于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认识观念是技术转移的前提和内因, 在这方面清日两国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第一, 清日文化传统不同。清日文化“同源异向”。晚清朱子学因重人伦轻自然、重形而上的思辨而最终成为接受西学的樊篱;日本朱子学则强调“即物穷理”、偏重经验科学而为西学进入日本提供了思想基础。4第二, 清日文化特性不同。大清是“非并存型”文化, 日本是“并存型”文化;前者是输出型文化, 后者是引进型文化。5几千年来浸淫于“经史子集”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人, 视自然科学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 这种对近代自然科学心理上的本能排斥, 大大延缓了对西方科技的吸收和消化过程。6而“并存型”文化的日本则善于全面地吸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外来文化。即使是在闭关锁国的幕府时期, 幕府的禁书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西方科学的传入。7第三, 两国主张变革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认知也存在较大差距。在清初考证学大兴的背景下, 清代知识分子根本认识不到中西文化以及在科技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 反而认为中国“必有精其术者, 何必夷人, 何必师事夷人?”即使是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 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目的也仅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与日本希望通过全面地研究、学习西学以寻求强国之路相比, 大清先进知识分子的眼光和抱负无疑都稍逊一筹。

(二) 晚清近代技术转移缺乏竞争性的国内市场。技术具有商品性, 它必须依靠市场竞争及技术需求来推动和培植。清日因国内市场环境的根本差别而导致了两国技术转移效果存在着天壤之别。第一, 在历史背景方面, 与洋务运动相比, 明治维新的技术转移是在较早的统一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的。早在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国内就已形成了面向市场的早期的商品生产技术体系。第二, 在社会制度方面, 为进一步完善国内统一市场, 明治时代日本在解决国家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同时, 在经济领域也实施了包括度量衡以及货币等在内的多项变革措施。与日本的制度推进不同, 洋务运动的技术转移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包括农本主义思想在内的许多阻力。第三, 在基础设施方面, 清日相比, 日本在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技术转移上的成功与其对近代交通通讯事业的重视和投入是分不开的。而洋务运动对交通通讯事业的认识和投入上比日本都要迟钝和落后得多。第四, 在经济组织方面, 近代企业市场化程度的差别给两国的技术转移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官商一体”的“官督商办”企业在晚清是普遍现象, 这给近代中国的工矿企业涂上了浓厚的官僚性色彩, 从而给技术转移带来了极大的阻力。而日本在早期虽也有一些官办企业, 但明治政府很快就将他们低价拍卖, 把产业与政治分割, 将技术发展交给市场竞争, 为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 晚清近代技术转移缺乏基础性的工业体系。技术具有系统性, 强大而完备的近代工业体系为技术转移提供“实验室”, 是技术转移的实践土壤和物质基础;清日两国能否全面引进技术并落实西方的近代机械工业体系决定着以后各自的命运。恩格斯说:“现代的军舰是现代化工业的产物, 而且还是现代化大工业的缩影, 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1清日两国在发展本国近代工业的思路和做法上存在着极大差别。第一, 与清相比, 日本近代工业化和技术转移是在较高技术水平和一定程度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明治维新之前, 100多年的兰学史和早期的殖产兴业措施让日本在技术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上有了初步积累。第二, 清日在近代工业化和技术转移的发展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别。大清国内存在反对实施近代工业化的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因此洋务运动没有对机器制造的市场需求, 其结果是没有奠定近代技术转移的工业体系基础。明治维新由天皇亲政主导实施, 日本国内不存在像大清那样的农本主义者反对实施近代工业化的主张, 所以其近代工业化和技术转移按部就班、进展非常顺利。

(四) 晚清近代技术转移缺乏专业性的技术人才。技术具有组织性, 专业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对技术转移至关重要。在这些方面清日也存在极大差异。第一, 基础性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不同。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已经有了百年的兰学史和较好的国民基础教育, 1872年政府又颁布了仿效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新学制。明治末期, 日本六年制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已达98%。2相比之下, 清政府长期忽视近代教育, 广大近代知识分子脱离现实, 困在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樊笼中无法自拔。第二, 专业性新式教育的发展状况不同。日本早在幕府时期就成立了独立的洋学研究及教育机构——兰学译局, 后经过兰学所、蕃书调所、开成所等几个阶段的发展, 1877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京大学。这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和科技人才。相比之下, 晚清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以翻译人才为例, 1862年时晚清全国可做翻译和教授西文者仅11人, 而日本当时已达500余人。第三, 引进外籍人员的标准及管理不同。日本政府招聘引进人才是有计划、有选择、高标准地进行的, 而且把引进外籍人才只是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和跳板。而清政府人才引进的招聘权及管理权全部掌握在各派系的洋务运动执行者或受其委托的外国人手中, 所聘人员素质远远不如日本, 根本不能实现人才引进的需要和目的。第四, 对专业人才的使用不同。日本开国后开始大量向欧美派遣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之后大多被委以重任, 有些人甚至成为明治维新政府的骨干, 为日本的近代化立下了卓越功绩。相比之下, 清政府的留学政策及对留学人员的使用是失败的。

相较而言, 日本明治维新的技术转移是成功的, 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观念性因素方面, 从单纯注重技术引进, 上升到全面学习作为技术“受皿基盘”的思想观念及社会制度的层面, 这是一种深层次、全方位的技术转移观。二是在主导性因素方面, 明治维新确立了新的科技体制。明治政府认识到了发展科技的重要性, 因此它把科技作为国家事业加以严格的控制和指导。三是在基础性因素方面, 明治维新采取了科学、技术、产业、教育四位一体的方略和措施。与之相比, 洋务运动则拘泥于“中体西用”这种浅层次、单层面的技术转移观, 缺乏技术转移所需的科技观念、国内市场、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 因而无法有效实现技术转移就是必然的了。

三、技术转移不足对晚清海军近代化及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

因技术转移不足, 晚清海军的近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效果不佳。晚清海军受此影响, 在武器、人、人与武器的结合等三个方面都落后于日本。

(一) 武器装备水平落伍。在武器装备的自主能力、先进程度、型号统一性等方面, 晚清海军都落后于日本。一是武器装备的自主能力差。因技术转移不足, 晚清海军的武器装备只能大面积地依靠购买。价格昂贵的新式武器不能及时更新换代。此外, 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储备, 没有真正吸收、消化技术, 所以装备容易损坏, 且损坏后不能自己修理。以致于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要大修还必须到日本去, 这正是洋务运动没能实现技术转移的最好证明。而日本海军技术已经能够基本自立, 相当部分的武器装备都是自主生产、供给和保障的。甲午战时清日双方参战船舰国产化率分别为10%和50%。二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低。据资料记载, 甲午海战时清日两军火力打击能力和战场机动能力差别很大。北洋舰队无速射炮, 一分钟只能发射33发炮弹, 而日本联合舰队装备新式速射炮167门, 一分钟可发射193发。据战时目击者描绘:“'定远’、'镇远’两舰仅发一炮, 而'吉野’三炮已约有40弹丛集我舰, ……且我舰甫开一炮, 烟历十四分钟不散”。三是武器装备型号的统一性差。晚清海军武器装备的来源杂、更新慢、型号不统一。如北洋水师8艘巡洋舰就分4种型号, 舰上各种火炮20多种, 给作战和后勤供应带来很大困难, 导致部队战斗力保障力效能低下。

(二) 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在技术人才方面, 洋务运动以来, 清政府兴办海军学校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 但培养的学员人数有限、素质不高, 根本不能满足晚清海军近代化建设及作战的人才需求。第一, 专业技术军官奇缺。不仅一将难求, 而且许多重要的军官岗位也不得已只有请“洋员”充任。偌大的一个中国, 竟然挑选不出一个合适的海军提督!江南制造总局几乎所有的厂长、北洋水师许多关键的技术岗位都是由“洋员”担任的!第二, 专业士兵严重不足。无怪乎李鸿章在“定”、“镇”二舰抵津后忧心忡忡地说:“铁舰为西国专门名家之学, 其机制之繁重, 理法之精深, 行阵之变化, 中国弁兵人等尚难一蹴而几。”1人员不齐整, 士兵素质低, 加之训练不足, 甚至还有临时拉夫、滥竽充数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能指望有强大的战斗力吗?

(三) 官兵“不知兵”现象严重。由于武器装备日益复杂, 但官兵素质普遍低下, 晚清海军官兵“不知兵”现象严重, 这制约和影响了晚清海军战力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军官层次的“不知兵”。19世纪晚期, 海军新武器、新技术、新战术一日千里, 但北洋水师绝大部分的指挥军官对此孤陋寡闻, “无军律学问, 不谙军律之事”, 不但缺乏基本的指挥岗位和参谋岗位的相应训练, 而且更缺乏结合最新武器装备的战术训练, 这导致北洋水师临战时灵活运用技战术的能力特别低下。第二, 士兵层次的“不知兵”。“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鲁之夫, (对武器) 不能一一辨认……况种类繁多, 即营官、哨牟尚有不能尽识者”, 2北洋水师士兵多为文盲, 战斗素质特别差, 近代新式武器尚且不能熟练地使用, 复杂一点的技战术组合就更难以掌握了, 不得不用旧阵法对新式战术加以改造。

总之, 从技术转移的角度讲, 洋务运动根本没有建成近代化海军。晚清海军几乎是“买来的”军队, 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中国古代军队的所有痕迹, 基本上是一支“中古的军队”, 根本不是一支近代化海军。缺乏技术转移支撑的这支外强中干的“舶来品”海军, 和平时期, 尚可“折他人之花以缚于庭树, 其美一时耳”3;遭遇实战, 在与已经完成蜕变、已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日本海军交锋时, 其技术转移不足的弱点则暴露无遗。由此可见, 洋务运动没能有效地实现技术转移是晚清海军建设及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军事历史》2014.7，作者：李泉）

注释

1 技术转移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技术转移涵盖地域和领域两个方面, 狭义上的技术转移仅指跨越地区或国家界限的转移。本文使用狭义的概念。

2 [日]富田彻男:《技术转移与社会文化》, 9页, 商务印书馆, 2003。

3 (1) 沈葆桢:《复奏洋务事宜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同治十三年》, 卷16, 6页。

4 (2) 参见傅正华等:《我国技术转移的理论与实践》, 6页,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5 (3) 转引自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480页,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6 (4) 参见姜振寰、谢咏梅:《中日俄近代技术发展比较研究》, 77、78、88页,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2。

7 (5) [日]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 173页, 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04。

8 (6) 转引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186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9 (7) 参见何艾生、郑崇友:《世界近代后期科技史》, 169页,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10 (1) 转引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增订本) , 4页,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11 (2) 参见姜振寰、谢咏梅:《中日俄近代技术发展比较研究》, 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