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回说到，陈铭枢和张发奎在北伐中发光发热，半年中双双晋升为军长。而三人中最先升旅长的陈济棠却留在后方原地踏步。不过让他更郁闷的事还在后头。 1926年北伐期间，陈济棠在广东南路（今粤西南和钦廉一带）维持地方治安，他对当地的农民运动不太支持，引起投诉不断。这在一期北伐如火如荼的高潮期，是被认为不“进步”的。 于是李济深在次年春安排他到苏考察，要求他通过学习，提高认识。陈济棠出国门后，李即着手准备改组他的十一师，意让更亲近的副师长邓世增接任师长职。但邓世增一向以厚道见称，他拒绝出任此职，认为这样对不起老同学（两人是陆军速成学堂第三期的同学）。李济深见团队一时也找不出有资望的嫡系人选，此事遂作罢。  陈济棠 陈济棠听闻此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很快“四一二”事变后，局势有了新的变化，他的“不进步”帽子也自然而然摘掉了。陈回国后通过背后师爷古应芬的支持，复任了十一师师长职位。 陈济棠这次差点被李济深剥夺了兵权，心里愤愤不平，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暂时不动声色，对李面上仍是表现出一贯的顺从。  李济深 在武汉的陈铭枢与张发奎，也在1927年初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汪精卫派系势力和蒋介石派系势力，逐步因争夺权势引发迁都之争，进而激发到双方对峙的局面，即后来史称的“宁汉分裂”。 张发奎当时是坚定的拥汪派。陈铭枢则一向亲蒋，为武汉方面不信任，他的十一军时已被唐生智部监视。在武汉派系势力的压迫下，陈铭枢于1927年3月被迫离开部队，投向南京的蒋介石。在离开部队前，陈铭枢曾主动邀请张发奎作过一次谈话，话不投机后，两人自此除公开场合外，再无私人交往。 不过这也正常，他俩自打在第一师相识，除公事交往外，私人方面一直谈不上融洽。  陈铭枢 陈铭枢离开前，对部队做了一些布置，劝勉骨干们不要因一时艰难而灰心，需想办法保存实力，待时局变化时相机行事。作为团队的创始人，他有绝对的号召力，其回忆，在交待完离开时，蔡廷锴都“差点要哭了”。 陈铭枢离开武汉后，到南京政府任政治部副主任（实际负主要职责），这是他初次在部队外担任高职。蒋介石委以高位，并非出自对其有多么的信任，更多的是考虑在地位尚不牢固时，蒋必须联合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武汉方面势力。 从张发奎透露的一事可一窥其中，宁汉分裂前夕，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与张在南昌见面，蒋曾不经意的说过一句话“陈铭枢这人喜欢干预政治，而不顾自己要负的军事职责”。 陈铭枢离开武汉后，由张发奎兼任十一军军长。不久蒋光鼐和戴戟也跟着走了，因为他俩认为自己跟陈铭枢的关系太深，留下的话不可能取得武汉方面的信任，徒增无益，不如辞职将部队交给蔡廷锴。 蔡廷锴则不同，他是行伍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给人印象是纯粹领兵打仗的职业军人，外部关系简单。将部队交给蔡廷锴的话，更有机会取得信任，从而利于部队的保存。  蔡廷锴 蒋光鼐的计策是老道的，他俩离开后，张发奎对十一军进行人事调整，二十四师以叶挺继任师长，骨干基本上换成了叶的独立团人马。二十六师以福建人吴仲禧任代师长，吴与陈铭枢的关系相对浅一些。同时发表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当蔡廷锴扭扭捏捏表示也不想干时，张发奎鼓励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并答应给他充分的人事权利。 蔡廷锴得到张的表态后，也主动表示“忠诚”，他提议让张发奎的铁杵兄弟许志锐任他的副师长。张发奎当然很乐意，满以为通过坦诚相待收服了老实忠厚的“高佬蔡”。 如此，在陈铭枢、蒋光鼐离开后，第十一军唯有第十师的基干力量得以相对完整的保存下来。 （未完待续，竟然看到这里了，如果觉得不错，随手点个赞鼓励吧。关注我，看真实而有趣的历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