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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两千年以来，最热门的政治、经济话题就是“经济不平等”问题。自从抛弃了原始狩猎-采集的集体生存方式，人类社会便出现了贫富分化。几千年来，财富和有价值的生产资料总是把持在少数人的手中，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持续加剧。本文则重点探究了“资本主义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并且认为在斯密看来，经济不平等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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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简介： 文献来源： Rasmussen, D. (2016). Adam Smith on What Is Wrong with Economic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0(2), 342-352.
本文作者：Dennis C. Rasmussen 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巨大且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是当代政治讨论中最突出、重要的话题之一。本文探究了“资本主义奠基人”亚当·斯密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并认为他将经济不平等视为一把双刃剑。斯密认为，高度的经济不平等是商业社会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积极有益的，因为它鼓励生产力，有助于维持“等级差别”，从而加强政治稳定。然而，很少有评论家注意到，斯密还对极端经济不平等的其他一些影响深表忧虑。现有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消极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它如何抑制经济增长、阻碍社会流动、损害民主或违背某种公平正义的标准等方面。但是，这些都不是斯密最关心的问题。相反，他主要关注的是，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扭曲了我们的同情心，导致我们崇拜和效仿富人，忽略甚至蔑视穷人，这种同情的扭曲反过来又损害了道德与幸福。或许是因为斯密本人没有使用明确的术语阐释极端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同情心扭曲和损害的道德与幸福之间的联系，有关该主题的学术文献少之甚少。因此，在本文中，作者则重点探讨了这一问题，补充并丰富了现有的研究。 亚当·斯密把穷人的福利置于其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并明确指出：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标准不是国王的国库规模或少数富人的财产，而是“贫穷劳工”的工资。他宣称，那些为全体人民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应该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分享一定的份额，使自己也能得到相当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所（WN I.viii.36，96），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平”问题。鉴于亚当·斯密对穷人的关心，本文作者试图探讨他对于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态度，这与贫困问题是不同的。那么，斯密是否只是关心绝对贫困——即人们没有“相当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所”——还是也关心相对贫困——即有些人的收入远低于社会上的其他人，即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作者表明，斯密确实指出了一些由相对贫困而不仅仅是绝对贫困所造成的深层次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他认为这些问题只有在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严重到足以扭曲人们的同情心，致使他们崇拜富人而忽视穷人时，才会出现。据此推测，非常适度的经济不平等并不会产生这种影响，尽管斯密从未明确表示何种程度的经济不平等会产生这种影响，或许答案部分地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期望。因此，本文作者所提及的“极端”经济不平等，仅仅是指足以扭曲人们同情心的不平等程度。 斯密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商业社会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哪里有巨大的财产，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少数人的富裕假定了多数人的贫穷，经济不平等是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只有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如原始狩猎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高度的经济平等（WN V.i.b.7，712）。此外，斯密及其追随者们认为，少数人的巨额财富通常会在物质方面惠及社会的其他阶层，至少从长远来看是这样。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服，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中下阶层人民的有用之物。虽然我们倾向于将极其富有的个人视为“社会的害虫”，但事实上，这些人通常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反而是对社会有利。毕竟，他们巨额的消费支出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并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斯密认为，压榨所有迅速增长的财富是非常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斯密还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另一个主要好处是促进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他指出，文官政府需要一定的从属关系，任何社会如果缺乏“明显的等级差别”，就必然会经历“混乱与暴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从属关系”和“等级差别”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出身与财富”。在这里，斯密思想中最不平等的一面凸显出来：他不仅认为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尊重和顺从富人和出身好的人，而且认为在某些方面，我们这样做是好的——事实上，“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就取决于此。换言之，尽管一些当代的学者们担心经济不平等可能会破坏政治稳定，但斯密则表明，只要经济不平等有助于建立和维持必要的等级差别，它就能为政治稳定提供保障。 三、从“有用的不平等”到“压迫性的不平等” 当然，斯密并不认为经济不平等总是有利的。他强调，只有当财富的分配从非常富有的人到非常贫穷的人稳定而均匀地递减时，这种不平等才会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经济不平等有其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不平等就必然更有利。相反，斯密担心，过度扭曲的经济分配可能会导致一种金权政治，少数的富人征服了众多的穷人。对此，他主张废止造成这种影响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封建残余制度、重商主义政策。斯密感叹道：“我们的商业制度主要鼓励的是为富人和权贵谋取利益的行业，而为穷人谋取利益的产业，往往不是被忽视，就是受到压迫。”斯密还谴责了针对贫困劳工施加的不适当限制的法律，如《学徒法》，以及限制贫困人口地域流动的《定居法》。 然而，斯密倡导的措施也不全是“消极”的，为了消除市场力量的障碍，他还建议采取一些积极的举措来改善贫困劳动者的生活。他主张由国家支持的、明确针对穷人子女的义务教育；谴责雇主的联合，积极纠正雇主和工人之间谈判的不对称；提倡实行适度的累进税制。但是，斯密提出的这些措施的主要动机似乎更多地是出于他对贫困的担忧，而非经济不平等，因为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对缩小“中下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起到多大的作用。 但是，斯密确实对商业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程度感到担忧，并偶尔把这种不平等称之为压迫。他宣称：对于一个大社会的劳动成果，从来就没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分配，因为劳动最多的人得到的报酬最少，贫穷的劳动者肩负着整个社会的重担。在文明社会中，穷人的劳动和时间是为了维持富人的安逸和奢华而牺牲的，地租和利润吞噬了工资，高等级的地主与雇主压迫着低等级的工人。 历史上的一众思想家都批判着经济的不平等，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不公正的。但是，斯密却将正义视作一种“消极的美德”。他把“不公正”定义为对他人生命、自由、财产或名誉造成的“真正和积极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是指能够引起公正的旁观者的反感。斯密并不担心商业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会导致穷人直接依赖富人。在商业社会中，巨额的财富可以给富人带来强大的购买力，但却不会赋予他们任何直接支配他人的权力，因为每个人都处在一种市场关系之中，并且通常存在着大量的潜在买方、卖方和雇主。现代经济使得在业穷人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不出卖自己（Knud Haakonssen 1998）。斯密反对经济不平等会阻碍商业社会的阶层流动的观点。他认为，在制造业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富人会把大量的财富挥霍在奢侈品上，并且这种花费往往是无止境的，因为他们的虚荣心是无止境的。因此，尽管有最严厉的法律规定来防止财富的挥霍，但财富却很少能在同一个家庭中长期留存。当然，我们并不指望许多中下阶层的民众会变得异常富有，但是“从褴褛到富有”的故事我们也并非闻所未闻。巨额的财富有时也可以始于微小的起点，通过长期的勤劳与节俭来获得。 此外，斯密还认为无需特别担心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政治问题。首先，斯密认为经济不平等可以促进政治的稳定，而非造成动荡或革命。其次，斯密并不特别重视政治参与，无论是作为影响社会的手段，还是作为施展美德的舞台，因此他并不特别担心经济不平等会使社会下层在政治上“失去发言权”。最后，斯密否认经济不平等必然会妨碍公正的司法，且一再坚称，在他所处时代的英国，即使存在着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最卑鄙的英国人的权利也受到最伟大的人的尊重。 五、经济不平等如何扭曲我们的同情心 这种扭曲是如何破坏道德的 斯密强调，对富人和权贵的钦佩、崇拜，而对穷人和贫民的蔑视、忽略，是造成我们的道德情感败坏的最大、最普遍的原因。在他看来，我们对富人的钦佩之所以如此成问题，是因为富人事实上并不倾向于成为令人钦佩的人。当然，富人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但是，他们的富裕使之不必为了赢得他人的尊敬和赞许而做出道德的行为。我们对富人的崇拜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即便是富人的恶行和愚蠢也能受到广泛的推崇，成为社会的风尚，而大部分人都以效仿他们为荣。因此，正是由于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同情心的扭曲，才允许甚至鼓励富人摒弃最基本的道德行为标准。 对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群体而言，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他们需要拥有美好的道德。在他们的职业工作中，扎实的专业能力加上谨慎、公正、坚定与节制的行为，将有助于他们取得成功。当然，中下阶层的人也并非天生就拥有美德。但是，他们无法指望凭借着财富而获得他人的认可，因此就必须通过道德的行为来赢得认可，这是他们通往成功的最可靠途径。然而，在一个经济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中，为了实现令人艳羡的富裕，这些中下阶层的“财富候选人”常常放弃美德的道路，而选择通过不择手段努力地加入富人的行列。因为当他们达到个人所追求的“辉煌境界”时，他们可以拥有丰富的手段来赢得世人的瞩目与钦佩，并且他们未来行为的光辉将完全掩盖甚至抹去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走过的肮脏的道路。 这种扭曲是如何损害幸福的 斯密认为，相比于穷人，我们更容易同情富人的倾向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我们的幸福感。幸福在于安宁和享受，且“安宁”是第一要素：没有安宁，就不会有享受；而在完全安宁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使人快乐的。因此，斯密坚持认为，物质财富并不能使人更快乐，穷人可能比富人更容易获得幸福。虚荣和优越的享乐很少与完美的安宁相一致，而安宁才是一切真正的、令人满意的享乐的原则与基础。如此，“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幸福”的观点似乎会使得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毕竟，如果较贫穷的社会成员在拥有“人类生活真正幸福的东西”方面毫不逊色于那些看似比他们更高贵的人，那么他们相对贫穷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花费了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去努力地渴望与寻求财富及其随之而来的地位。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自我们出生起就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向坟墓。其间，很少有人对于自己的处境是如此完全地满意，以至于没有任何改善的愿望（WN II.iii.28，341）。即使我们能够意识到财富和地位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但是我们往往更容易同情富人而不是穷人，错误地认为富人一定幸福得多，并且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描绘着那些虚幻的色彩来看待富人的状况。斯密认为，这是一种造成大量不幸福的欺骗。人们在追寻财富的过程中往往要付出近乎无休止的劳碌和焦虑，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随时可以得到的更平静、更简单的快乐。 斯密指明，人类的本性决定了相互的同情不仅是令人愉悦的，还是我们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幸福的主要部分来自于被爱的意识。相反，他认为，缺乏同情通常会使人对生活失去兴趣，当几乎没有希望享受“同胞之情”时，他们便不会感到快乐。因此，穷人的苦难主要源于同情与友谊的缺乏。极端的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穷人在外，无人理睬，在人群中是如此渺小（TMS I.iii.2.1，51）。斯密认为，在一个经济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可能不如富人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少，而是因为他们往往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他宣称，在穷人中，缺乏他人的同情，必然会抑制人性中最令人愉快的希望，并使最热切的愿望落空。 综上所述，斯密是否赞成国家通过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减少甚至消除经济不平等，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无法明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斯密确实敦促政府取消一切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富人受益的政策，并采取某些积极措施来改善穷人的命运。但是，他不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完全有问题的，相反，他宣称经济不平等有某些真正的好处，如鼓励生产力和促进政治稳定。当然，斯密也并没有忽视其严重的缺点，并指出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将导致我们更充分、容易地同情富人而非穷人，这种同情的扭曲反过来又损害了道德与幸福。 本文作者试图厘清亚当·斯密关于极端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的一系列观点，并尽可能有力地阐释这些观点。不过，作者还指出，斯密的这些观点中的一个关键前提并非完全正确，即现代商业社会的居民实际上可能并不像斯密所期望的那样不加批判地崇拜富人。当然，斯密的许多分析在今天依然适用。社交媒体对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的大量报道足以证明，即使我们并不总是钦佩富人，但我们确实普遍同情斯密意义上的富人。即使我们并不总是钦佩富裕的个人或群体，但毫无疑问，我们会追求财富本身，且狂热与执着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斯密所预言的那样。过分地忽视穷人的倾向似乎仍然存在。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理论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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