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鲁迅古诗文的一斑我上次谈鲁迅的旧诗的时候，因为从《作家月刊》二卷二号看见了有为内山完造写的长幅，又从《国闻周报》十三卷四十四号读了为新居格写的绝句，料想鲁迅遗诗留在国内，或落在海外的一定不少，所以说“还有若干首可找，俟后再谈”。他写给内山的是：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下叙辛未初春，辛未乃民国二十年也。署名的下面有着一块黑文，以打手印代名章，可谓别致。写给新居氏，见于《国闻周报》的是：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吟声动地哀。 心耳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诗据景宋从日记的抄本，“吟声”作“歌吟”，“心耳”作“心事”。写的日子是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北大教授魏建功是鲁迅的弟子，他的书法擅长汉简，曾为鲁迅写过《北平笺谱》的序文，现在愿意手写鲁迅的古体诗，以备木刻；我就函托景宋去搜集。不多几天，她寄给我回信，并附抄诗一卷，是从鲁迅日记里摘录下来的，年月分明，次序秩然，并且将《集外集》、《新苗》十一和十三册所载，校对过一番，有不同处，则用铅笔注明；后又寄来拾遗，大约共计四十首光景。信中略云：“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友朋要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哂笑。”的确，鲁迅的古诗文大都是为了有人索书而作，例如《自嘲》一首（《集外集》）是为柳亚子书的，又《所闻》一首（《新苗》十三册）是为内山夫人书的。他的古诗虽不多，而每首的意境声调，都极深闳，称心而言，别具风格。我已经将景宋抄本转致魏君了，现在只摘录数首，以快先睹而已。 二十年十月二日，有一首《送增田涉君归国》：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按增田涉曾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前年出版了。卷头有一篇鲁迅的日文序，说道：“听到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出版了，非常欢喜，但是因此也感到自己的衰退。回忆四五年前，增田涉君几乎每天来寓，关于这书有所问难，偶或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而愉快。那时候自己还有余暇，而且也有更想努力的野心。可是光阴如驶，现今是一妻一子成为累，书籍的搜集之类尤其视为身外的长物了，《小说史略》改订的机会或者未必有了。……”语多感慨，在这送别诗里，早就有了“华年”的追忆。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为高良（富子）夫人写一小幅：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同年七月十一日，为山本初枝女士书一笺：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这首诗，景宋注曰：“上海战后有感”，日文的《大鲁迅全集》第一卷，本年二月已经出版了，附送《大鲁迅全集月报》其第一号里，有山本初枝的《忆鲁迅先生》，对于鲁迅的敏感、明断、镇静、率真、善导，以及勤于研究，非常钦佩，对于鲁迅的死，表示心底的哀悼。她是一个歌曲家。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为画师望月玉成君书一笺：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为樋口良平君书一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景宋注曰：“按二十日日记，写着：'午季芾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故诗有慨而言。另一幅写给景宋，云：'酉年六月二十日作’，诗句同上。” 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云： 横眉岂争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鲁迅虽然调平仄守格律，做近体诗，但他总不肯呆板地受这无谓的限制。例如写给内山的诗，歌麻鱼韵通用，依古时歌麻合韵，麻鱼通韵而做律诗，很是奇特的；这首戏作寄静农，又蒸侵通用，也可谓“古已有之”，《大雅·大明》七章不是“林”、“心”与“兴”合韵吗？ 鲁迅又能做骈体文，做得也极工，试观《〈淑姿的信〉序》（《集外集》），便可知道：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遽释诸纷，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辍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曰，鲁迅撰。 此文格调之高，上追东晋，用典之富，旁及西方，如“思士陵天”两句，便使用着希腊神话中Icarus冒险失败的故事。全篇的思想和情绪又都是现代的。鲁迅因为一生常受诬蔑，在他的《世故三昧》文中，发着这样感慨的话：“……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人们所见不广，只看惯了金钱、亲私、受贿赂、徇情面，于是妄加推测，随意诬人，这是很可叹息的事情。我想鲁迅所指的信札集的序，大概就是这篇《〈淑姿的信〉序》罢。他对于这位金女士，确乎素昧生平，毫无关系，而付印者“属为小引”，鲁迅即不吝微劳。文字有灵，悲欢毕现，舒他人的悱愤，状恨海的缠绵，明者自会共鸣，俗子定多曲解也。 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新苗》月刊第十六册，署名上遂。） 附录二：鲁迅书信·致许寿裳一 （1910年） 季黻君监： 手毕自杭州来，始知北行，令仆益寂。协和未识安在？闻其消息不？嗟乎！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属教天物之学，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靡可骋力，姑庀足于是尔。前校长蒋姓，去如脱兔，海生检其文件，则凡关于教务者，竟无片楮，即时间表亦复无有，君试思天下有如此学校不？仆意此必范霭农所毁，以窘来者耳。斯人状如地总能如是也。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致文漱信，亦希勿忘。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入秋顿凉，幸自摄卫。 仆树上 七月十一日 树 又及：今至杭为起孟寄月费，因寄此书。留二三日，便回里矣。 二 （1910年） 季黻君监： 不审何日曾获手书，娄欲作答而忘居址，逮邵明之归，乃始询得。顾校中又复有事，不遑暇矣。今兹略闲，率写数语。君之近状，闻诸邵蔡两君，早得梗概。凡事已往，可不必言；来日正长，希冀在是。译学馆学生程度何若？厥目之坚，犹南方不？君之讲学，过于渊深，若欲与此辈周旋，后宜力改。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仆自子英任校长后，暂为监学，少所建树，而学生亦尚相安。五六日前，乃复因考大哄：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宪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间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起孟在日本，厥状犹前，来书常存问及君，又译Jokai所为小说，约已及半。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欲言者似多，而欲写则又无有，故止于此，容后更谭。倘有暇，甚望与我简毕。 弟树顿首 十月十四日 三 （1910年） 季黻君监： 三四十日以前曾奉尺牍，意其已氐左右。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昷，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府校迩来大致粗定，藐躬穷奇，所至颠沛，一遘于杭，两遇于越，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然据中以言，则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此。今年时光已如水逝，可不更言及。明年子英极欲力加治理，促之中兴。内既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青蝇绝响；即犹未已，而心不愧怍，亦可告无罪于ぺスタロツチ先生矣。惟奠大山川，必巨斧凿，老夫臣树人学殖荒落，不克独胜此负荷，故特驰书，乞临此校，开拓越学，俾其曼衍，至于无疆，则学子之幸，奚可言议。武林师校杨星耜为教长，曩曾一面，呼謈称冤，如堕阿鼻；顾此府校，乃不如彼师校之难，百余学生，亦尚从令，独有外界，时能射人，然可不顾，苟余情之洵芳，固无惧于憔悴也。希君惠然肯来，则残腊未尽，犹能良觌，当为一述吾越学界中鱼龙曼衍之戏。倘能先赐德音，犹所说豫大庆。闻北方多风沙，诸惟珍重，言不尽思，再属珍重而已。 仆树人上 十一月二十日 四 （1911年） 季茀君监： 得十一月望简毕，甚以说释。闻北方土地多茀淖，而越中亦迷阳遍地，不可以行。明年以后，子英欲设二监学，分治内外。发电以后，更令仆作函招致。顾速君来越，意所不欲。然以自为监学，不得显语，则聊作数言而不坚切。此函意已先达左右。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幸不颠陨，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今事已了，正可整治，而子英渐已孤行其意。至于明年，恐或莫可收拾。于是仆亦决言不治明年之事。惟此监学一职，未得继者，甚以为难。与子英共事，助之往往可气，舍之又复可怜，左右思惟，不知所可。君倘来此，当亦如斯。惟仆于子英谊亦朋友，故前不驰书相阻，今既谢绝，可明告矣。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鬼蜮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无趾之书，已译有法人某之《比较文章史》，又有Mechinicoff之《人性论》，余均未详。君书咸存起孟处，价亦月拂不懈，力尚能及，可不必寄与也。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李长吉诗集除王琦注本外，当有别本，北京可能搜得。如有而直不昂，希为致一二种。倘见协和，望代存问，旧友云散，恨何可言？君此后与俅男语或通讯时，宜少憼，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奡头同在以斧斯之之迾者也。此地已寒，北京当更甚。校课竣后，尚希以简毕来。仆治校事约须廿四五方了，假时当有暇作闲话也。 仆树顿首 十二月初二日 五 （1911年） 季黻君左右： 过年又已十日，今年是亥岁。观云当内妾，且月获五十金已上矣。去年得朱君逷先书，来集《小学答问》刊资，今附上。仆拟如前约，君将如何，希示。若与直接问讯，则可致书于嘉兴南门内徐家埭，或嘉兴中学堂。今年仍无所之，子英令续任，因诺暂理，然不受约书，图可随时逭遁。文薮谅终无复书，别处更无方术。君今年奚适？久不得消息，甚念甚念，假时希以书来。敬祝 曼福。 树人上言 正月八日 六 （1911年） 季黻君监： 得手书如见故人，甚以为喜。复知去年所奉书不达左右，则颇恨邮局，彼辈坚目人，不知置仆书于何地矣。师范收入意当菲薄，然教习却不可不为，对付今人只得如此（对付古人或亦只得如此）。燮和之事已定否？倘与相见，希为言，仆颇念之。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迩方析分公田，仆之所得拟即献诸善人，事一成当即为代付刊资也。绍兴府校教员，今年颇聘得数人，刘楫先亦在是，杭州师校学生则有祝颖，沈养之，薛丛青，叶联芳，是数人于学术颇可以立，然大氐憧憧往来吴越间，不识何作。今遂无一存者，仅余俞乾三，宋琳二子，以今年来未播迁耳。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俅南善扬人短（与在东京时大不同矣），君若与书札往来，宜留意。此事似已奉闻，或尚未，均已忘却，故更以告。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敬承 曼福。 周树人上 二月初七日 七 （1911年） 季黻君监： 得三月二日手毕，发读忻尉。月入八十，居北京自不易易，倘别有兼事，斯有济耳。协和自暌隔后，仅来一书，言离甚病，并令赓译质学，义不可却，已寄两帖，而信息遂杳，今乃知已移入陆军小学，大可欢喜。此不特面朱可退，即其旋行之疾，亦必已矣。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诸嵊为甚，山会则颇坦然，此殆气禀有别。希冀既亡，居此何事。三四月中，决去此校，拟杜门数日，为协和译书，至完乃走日本，速启孟偕返，此事了后，当在夏杪，比秋恐又家食，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小学答问》刊资已寄去，计十五圆，与仆相等，闻板已刻成，然方寄日本自校，故未印墨。此款今可不必见还，近方售尽土地，尚有数文在手。倘一思将来，足以寒心，顾仆颇能自遏其思，俾勿深入，读《恨赋》未终而鼾声作，法豪将为我师矣。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时欲入夏，幸力自摄。 仆树上 三月十四日 并希时通消息，信可寄舍间或绍城塔子桥僧立小学堂周乔峰。 八 （1911年） 季黻君监： 不数日前曾奉一函，意已先尘左右。昨得手札，属治心学，敬悉一是。今年更得兼任，至为欢忻。以微事相委，本亦当效绵力，顾境遇所迫，尚有不能已于言者。仆今年在校，卒卒鲜暇，事皆末猥杂，足浊脑海，然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思之所及，辄起叹喟；与去年在师校时，课事而外更无余事者，有如天渊。而协和忽以书来，命赓前译，且须五月中告成，已诺之矣。然执笔必在夜十时以后，所余尚二百余叶，未知如何始克告竣，惟糊涂译去，更不思惟以乱心曲矣。若无此事，心学固可执笔，今兹则颇无奈何，可不秋季再行应命？然亦希别择简洁之本，自加删存，指定孰则应留，孰则应去。若以是巨册令仆妄加存薙，则素不治心学，殊无所措其手足，有如业骑之人，操楫而涉汒洋，纵出全力，亦当不达彼岸也。如何？希昭察之。复试又在即，故友当又渐渐相聚，闻杭州师校欲请君主讲，有无消息？诺不？此承 曼福。 仆树顿首 三月二十二日 九 （1911年） 季茀君监： 两月前乘间东行，居半月而返，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廑一看丸善所陈书，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极多，遂索性不购一书。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比返后又半月，始得手示，自日本辗转而至。属购之书已不可致，惟杂志少许及无趾之书，则已持归，可一小箧，余数册未出，已函使直寄北京。又昨得逷先书并《小学答问》一大缚，君应得十五部，因即以一册邮上，其他暂存仆所，如何处置，尚俟来命。（逷先云刻资共百五十金，印三百部计五十金，奉先生一百部，其二百则分与出资者，计一金适得一部云。）越中学事，惟从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中学事难财绌，子英方力辞，仆亦决拟不就，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协和自四月以来即无消息，其近状如何，亦乞示及。写利初愈，不能多作书，余待后述。倘有暇，尚祈以尺书见投。此颂 曼福。 树人上 闰六月初六日 又及：起孟及ノブ子已返越，即此问候，稍后数日当以书相谭。 十 （1916年） 季芾君足下： 别后于四日到上海，七日晨抵越中，途中尚平安。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臧否不知所云。日来耳目纷扰，无所可述。在沪时闻蔡先生在越中，报章亦云尔；今日往询其家，则言已往杭州矣。在此曾一演说，听者颇不能解，或者云：但知其欲填塞河港耳。朱渭侠忽于约十日前逝去，大约是伤寒后衰弱，不得复元，遂尔奄忽，然大半亦庸医速之矣。杭车中遇未生，言章师在外亦颇困顿。浙图书馆原议以六千金雇匠人刻《章氏丛书》，字皆仿宋，物美而价廉。比来两遭议会质问，谓此书何以当刻，事遂不能进行。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闻本年越中秋收颇佳，但归时问榜人，则云实恶，大约疑仆是南归收租人，故以相谩，亦不复究竟之矣。此颂 曼福。 仆树人顿首 十二月九日 铭伯先生前乞致意问候，不别具。 十一 （1918年） 季芾君足下： 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中时，怀想弥苦。顷蒙书，藉审梗概，又据所闻，则江西厅较之不上不落之他厅，尚差胜，聊以慰耳。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先生耳。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再此间闻老虾公以不厌其欲，颇暗中作怪，虽真否未可知，不可不防。陈君地窃谓当早为设法，缘寿山请托极希，亦当聊塞其请也。《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罗遗老出书不少，如明器，印之类，俱有图录，惜价贵而无说，亦一憾事。孙氏《名原》亦印出，中多木丁未刻，观之令人怅然，而一薄本需银一元，其后人惰于校刻而勤于利，可叹。仆迄今未买，他日或在沪致之，缘可七折，而今又不急急也。起孟讲义已别封上。 树言 一月四日 部中对 君尚无谣言。兽道已在秘书处行走，自遇兽道，可谓还治其身矣。吉黑二厅，闻迄今尚未得一文，颇困顿。女官公则厌厌无生意，略无动作。今日赴部，有此公之腹底演说，只闻新年二字，余乃倾听亦不可辨，然仆亦不复深究也。诸友中大抵如恒。惟季上于十月初病伤寒，迄今未能出动；其女亦病，已痊；其夫人亦病，于年杪逝去，可谓不幸也矣。协和博负钱七八十，今日见之，目眶下陷，自言非因失眠，实缘小病，每微病而目眶便陷，彼家人人如此，似属遗传云云，仆亦不复深究之矣。此颂 曼福。 树顿首 作（指周作人，编者注）附笔候 十二 （1918年） 季芾君足下： 数日前蒙书，谨悉。《文牍汇编》第三，今无其书，亦无付印朕兆。所物色之人，条件大难，何可便得，善于公牍已不凡，而况思路明晰者哉？故无以报命。若欲得思路胡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子英通信处是大路俊诚陞记箔庄转交，陈君尚无事。所需书目，起孟写出三种如别纸，惟其价目，今或因战事已稍增。又第三种较深，今之学生，虑未能读，可以从缓。《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日前在《时报》见所演说，甚所赞成，但今之同胞，恐未必能解。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近来部中俸泉虽不如期，尚不至甚迟，但纸券暴落，人心又不宁一，困顿良不可言。家叔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羡其福气。至于善后，则殆无从措手。既须谋食，更不暇清理纠葛，倘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专此并颂 曼福。 仆周树人顿首 三月十日 十三 （1918年） 季芾君足下： 顷蒙书，祗悉，便赴文书科查检案卷，有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系南洋商务学堂改称），江南实业学堂，而南洋高等实业学堂则无有。又查上海江南两学堂名册，亦不见魏公之名。此宗案卷从前清移交，有无阙失，不可知。总之此公则不见于现存经传中，非观其文凭难辨真妄。然既善于纠缠，则纵令真为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最优卒业，肄业年限为一百年，亦无足取耳。部中近事多而且怪，怪而且奇，然又毫无足述，述亦难尽，即述尽之乃又无谓之至，如人为虱子所叮，虽亦是一件事，亦极不舒服，却又无可叙述明之，所谓“现在世界真当仰东石杀者”之格言，已发挥精蕴无余，我辈已不能更赘矣。《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此复，敬颂 曼福。 仆树人顿首 八〔五〕月廿九日 十四 （1918年） 季芾君足下： 日前从铭伯先生处得知夫人逝去，大出意外。朋友闻之亦悉惊叹。夫节哀释念，固莫如定命之谭，而仆则仍以为不过偶然之会，吊慰悉属肤辞，故不欲以陈言相闻。度在明达，当早识聚离生死之故，不俟解于人言也。惟经理孺子，首是要事，不知将何以善其后耶？《新青年》第五期及启孟讲义前日已寄上。溽暑尚自珍摄。 仆树顿首 六月十九日 十五 （1918年） 季芾君足下： 早蒙书，卒卒不即复。记前函曾询部中《最新法令汇编》，当时问之雷川，乃云无有。前答未及，今特先陈。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今既得令亲到赣，复有教师，当可稍轻顾虑。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等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覃孝方之辞职，闻因为一校长所打，其所以打之者，则意在排斥外省人而代以本省人。然目的仅达其半，故覃去而Ｘ至，可谓去虎进狗矣。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若夫新闻，则有エバ之健将牛献周佥事在此娶妻，未几前妻闻风而至，乃诱后妻至奉天，售之妓馆，已而被诉，今方在囹圄，但尚未判决也。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此布，即颂 曼福。 仆树人顿首 八月廿日 十六 （1919年） 季芾君足下： 日前蒙书，谨悉。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起孟素来注意，亦颇有译述之意，但无暇无才无钱，恐成绩终亦甚鲜。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所以当做之事甚多，而万不举一，颇不禁人才寥落之叹。大学之《模范文选》，本系油印，近闻已付排印，俟成后奉寄，不必得模胡之旧印矣。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说君坏话者已数次，但不知燮和于何处得来，或エバ等作此谣言亦未可定，此是此公长技，对于ラィブチヒ亦往往如此。要之，我辈之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其啧有烦言，正是应有之事，记之聊供一哂耳。顷在部作此笺答，而惠书在寓中，故所答或有未尽，请恕为幸。专此，敬颂 曼福。 仆树顿首 一月十六日 《新潮》第一册顷已寄出，并闻。同日 十七 （1923年） 季芾兄： 前见《校刊》，知兄已递辞呈，又患失眠，此信本该不作，然实无奈，故写此以待，因闻诗荃兄言兄当以明日到京也。 此次教部裁员，他司不知，若在社会司，则办事员之凡日日真来办事者皆去矣，留者之徒，弟仅于发薪时或偶见其面，而平时则杳然，如此，则天下事可知也。复次之胡闹，当在附属机关，弟因此颇为子佩忧，现在年数劳绩皆不论，更有可说。前闻女师校有管注册者已去，而位尚虚，殊欲切为子佩谋之，但不知兄在辞中，尚可为不？倘可，并且无他窒碍，则专以此为托也。 附上讲稿一卷，明已完，此后仅清代七篇矣。然上卷已付排印，下卷则起草将完，拟以明年二月间出。此初稿颇有误，本可不复呈，但先已俱呈，故不中止耳。已印者日内可装成，其时寄上。 弟树人上 十二月十日夜 十八 （1926年） 季芾兄： 昨得洙邻兄函，言：“案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尚须两星期也”云云。特以奉闻，并希以电话告知幼渔兄为托。 树人 二月二十五日 十九 （1926年） 季芾兄： 四日下午到厦门，即迁入校中，因未悉大略，故未发信，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玉堂极被掣肘，校长有秘书姓孙，无锡人，可憎之至，鬼祟似皆此人所为，我与臤士等三人，虽已有聘书，而孙伏园等四人已到两星期，则校长尚未签字，与以切实之定议，是作态抑有中变，未可知也。 在国文系尚且如此，则于他系有所活动，自然更难。兄事曾商量数次，皆不得要领，据我看去，是没有结果的。臤士于合同尚未签字，或者亦不久居，我之行止，临时再定。 此地风景极佳，但食物极劣，语言一字不懂，学生止四百人，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离市约十余里，消息极不灵通，上海报章，到此常须一礼拜。 迅上 八〔九〕月七日之夜 二十 （1926年） 季黻兄： 十九日来函，于月底已到。思一别遂已匝月，为之怅然。此地虽是海滨，背山面水，而少住几日，即觉单调；天气则大抵夜即有风。 学校颇散漫，盖开创至今，无一贯计画也。学生止三百余人，因寄宿舍满，无可添招。此三百余人分为豫科及本科，本科有七门，门又有系，每系又有年级，则一级之中，寥落可知。弟课堂中约有十余人，据说已为盛况云。 语堂亦不甚得法，自云与校长甚密，而据我看去，殊不尽然，被疑之迹昭著。国学院中，佩服陈源之顾颉刚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女师大旧职员之黄坚，亦在此大跋扈，不知招之来此何为者也。 兄何日送家眷南行？闻中日学院已成立，幼渔颇可说话，但未知有无教员位置，前数日已作函询之矣。兄可以自己便中面询之否？ 此间功课并不多，只六小时，二小时须编讲义，但无人可谈，寂寞极矣。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或者在此至多不过一年可敷衍欤？上月因嫌黄坚，曾辞国学院兼职，后因玉堂为难，遂作罢论。 北京想已凉，此地尚可著夏衣，但较之一月前确已稍凉矣。专此，顺颂 曼福。 树上 十月四日 二十一 （1926年） 季芾兄： 今日得廿一日来信，谨悉一一，前得北京信，言兄南旋，未携眷属，故信亦未寄嘉兴，曾以一笺托诗荃转寄，今味来书，似未到也。 此间多谣言，日前盛传公侠下野，亦未知其确否，故此函仍由禾转，希即与一确示。 厦大虽不欠薪，而甚无味，兼士早走，弟亦决于本学期结束后赴广大，大约居此不过尚有一月耳，盼复，余容续陈。 树人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十二 （1926年） 季芾兄： 昨寄一函，已达否？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亟。聘书且是正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即颂 曼福。 树人上 十二月廿九日 二十三 （1927年） 季芾兄： 十九日信已到，现校中只缺豫科教授，大家俱愿以此微职相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所教何事，今尚未定，总之都甚容易，又须兼教本科二三小时，月薪为二百四十，合大洋约二百上下，以到校之月起算，甚望于二月（阳历）间到校。可以玩数天，开学则三月二日也。 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弟现住校中，来访者太多，殊不便，将来或须赁屋，亦未可知。 信到后乞即示行期。又如坐太古船，则“四川”“新宁”“苏州”等凡以S起头者皆较佳。“唐餐楼”每人约二十五六元。 来信仍寄校中。 迅上 一月二十九夜 二十四 （1927年） 季芾兄： 昨刚发［寄］信绍，沪，今晨得二十三日来信，俱悉。兄之聘书，已在我处，为豫科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合大洋不过二百上下。此间生活费，有百元足矣，不至于苦。 至于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似乎无须怎样大豫备。 开学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所教功课，也许在本科也有几点钟。 校中要我做文科主任，我尚未答应。 从沪开来的轮船，太古公司者，“苏州”，“新宁”，“四川”等凡以S起首者最好。听说“苏州”尤佳。我坐的是“唐餐楼”（胜于官舱），价二十五元左右。 余面谈。 迅上 正月三十一日 二十五 （1929年） 季芾兄： 二十二日来信收到。中国能印玻璃版的，只有商务，中华，有正。而末一家则似不为人印，或实仍托别家印，亦未可知也。有日本人能印，亦不坏，前曾往问，大如来信之笺中红匡者，每张印三百张起码，计三元，不收制板费，倍大作每张二分计，纸（中国的）每张作四分计，则每一张共六分，倘百页一本，本钱即需六角矣。但还有一问题，即大张应以照相缩小，不知当于何处为之，疑商务馆或当有此设备，然而气焰万丈，不能询之。 关于儿童观，我竟一无所知。在北京见嘱以来，亦曾随时留心，而竟无所得。类书中记得《太平御览》有《幼慧》一门，但不中用。中国似向未尝想到小儿也。 寿老毫无消息。前几天却已见过他的同乡，则连其不在南京亦不知也。天气渐暖，倘津浦车之直达者可通，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阅报，知国文系主任，仍属幼渔，前此诸公之劳劳，盖枉然矣。 此布，并颂 曼福。 迅启上 三月廿三夜 二十六 （1929年） 季芾兄： 前几天有麟信来，要我介绍他于公侠，我复绝他了，说我和公侠虽认识，但尚不到荐人程度。今天他又有这样的信来，不知真否？倘真，我以为即为设法，也只要无关大计的事就好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与以保任，偾事亦不可知耳。 树人启上 六月廿九夜 二十七 （1930年） 季芾兄： 午后寄上《萌芽》及《语丝》共一包，现在一想，《语丝》似乎弄错了。不知是否？ 其中恐怕每期只一本，且有和先前重出的罢。重出者请弃去，毋须寄还。缺者请将期数便中示知，当补寄。 迅启上 二月十一夜 二十八 （1930年） 季芾兄： 南京夫子庙前，大约即今之成贤街，旧有江南官书局印书发售。官书局今必已改名，但不知尚有书可买否？乞一查。如有，希索取书目两份见寄为荷。仍由乔峰转。此颂 曼福！ 令飞顿首 七月十五日 二十九 （1931年） 季黻吾兄左右： 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 道安。 弟令斐顿首 一月二十一日 三十 （1932年） 季芾兄： 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倘赐信，可由“四马路杏花楼下，北新书局转”耳。此颂 曼福。 弟树顿首 二月二十二日 乔峰亦无恙，并闻。 三十一 （1932年） 季芾兄： 顷得二月二十六日来信，谨悉种种。旧寓至今日止，闻共中四弹，但未贯通，故书物俱无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冀不久可以复返，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旧寓终成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素无储积，生活为难，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钦文之事，在一星期前，闻虽眷属亦不准接见，而死者之姊，且控其谋财害命，殊可笑，但近来不闻新消息，恐尚未获自由耳。 匆复，即颂 曼福。 弟树启上 三月二日 乔峰广平附笔致候 三十二 （1932年） 季芾兄： 快函已奉到。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婴忽生疹子，因于前日急迁至大江南饭店，冀稍得温暖，现视其经过颇良好，希释念。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波数里，则亦居大不易耳。总之，姑且一试，倘不可耐，当另作计较，或北归，或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时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较廉也。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掠，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此上，即颂 曼福。 树启上 三月十五日 三十三 （1932年） 季芾兄： 近来租界附近已渐平静，电车亦俱开通，故我已于前日仍回旧寓，门墙虽有弹孔，而内容无损。但鼠窃则已于不知何时惠临，取去妇孺衣被及厨下什物二十余事，可值七十元，属于我个人者，则仅取洋伞一柄。一切书籍，岿然俱存，且似未尝略一翻动，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要之，与闸北诸家较，我寓几可以算作并无损失耳。今路上虽已见中国行人，而迁去者众，故市廛未开，商贩不至，状颇荒凉，得食物亦颇费事。本拟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暂在旧寓试住，倘大不便，当再图迁徙也。在流徙之际，海婴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一星期，贪其有汽炉耳。而炉中并无汽，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但海婴则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全愈，颇顽健。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钦文似尚不能保释，闻近又发见被害者之日记若干册，法官当一一细读，此一细读，正不知何时读完，其累钦文甚矣。回寓后不复能常往北新，而北新亦不见得有人来，转信殊多延误，此后赐示，似不如由内山书店转也。 此上，即颂 曼福。 迅启上 三月二十一夜 再者 十七日快信，顷已奉到，因须自北新去取，故迟迟耳。 乔峰事经蔡先生面商，甚为感谢，再使乔峰自去，大约王云五所答，当未必能更加切实，鄙意不如暂且勿去，静待若干日为佳也。 顷又闻钦文已释出，法官对于他，并不起诉，然则已脱干系矣。岂法官之读日记，竟如此其神速耶。 迅上 二十二日下午 三十四 （1932年） 季芾兄： 四月二日惠函，至十一日始奉到，可谓慢矣。弟每日必往内山书店，此必非书店所搁也。乔峰因生计无着，暂寓“法界善钟路合兴里四十九号”友人处，倘得廉价之寓所，拟随时迁移，弟寓为“北四川路（电车终点）一九四Ａ三楼四号”。旧寓损处，均已修好，与前无异矣。 当逃难中，子英曾来嘱代为借款，似颇闻我为富人之谣也，即却之，但其拮据可想，今此回绍，想亦为此耳。 此颂 曼福。 弟树启上 四月十一日 三十五 （1932年） 季芾兄： 久未通启，想一切尚佳胜耶？乔峰事迄今无后文，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此间商民，又复悄然归来，盖英法租界中，仍亦难以生活。以此四近又渐热闹，五月以来，已可得《申报》及鲜牛奶。仆初以为恢复旧状，至少一年，由今观之，则无需矣。 我景状如常，妇孺亦安善，北新书局仍每月以版税少许见付，故生活尚可支持，希释念。此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友人至有函邀至彼卖文为活者，然此究非长策，故已辞之矣，而今而后，颇欲草中国文学史也。专布，并颂 曼福 弟树启上 五月十四夜 三十六 （1932年） 季芾兄： 文求堂所印《选集》，颇多讹脱，前曾为之作勘正表一纸，顷已印成寄来，特奉一枚，希察收。 乔峰有信来，言校务月底可了。城中居人，民兵约参半，颇无趣，故拟课讫便归，秋间最好是不复往。希兄于便中向蔡先生一谈，或能由商务馆得一较确之消息，非必急于入馆，但欲早得着落，可无须向别处奔波觅不可靠之饭啖耳。但如蔡先生以为现在尚非往询之时，则当然不宜催促也。此上，并颂 曼福。 树启上 六月十八日 三十七 （1932年） 季芾兄： 十八日寄奉一函，谅已达。顷阅报，知商务印书馆纠纷已经了结，此后当可专务开张之事，是否可请蔡先生再为乔峰一言，希兄裁酌定进止，幸甚感甚。此布，即颂 曼福。 弟树顿首 六月二十六日 三十八 （1932年） 季芾兄： 上午得七月卅日快信，俱悉种种，乔峰事蒙如此郑重保证，不胜感荷。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 王公胆怯，不特可晒，且亦可怜，忆自去秋以来，众论哗然，而商务馆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关于此事之文章，《东方杂志》只作一附录，不订入书中，使成若即若离之状。但日本不察，盖仍以商务馆为排日之大本营，馆屋早遭炸焚，王公之邸宅，亦沦为妓馆，迄今门首尚有红灯赫耀，每于夜间散步过之，辄为之慨焉兴叹。倘有三闾大夫欤，必将大作《离骚》，而王公则豪兴而小心如故，此一节，仍亦甚可佩服也。 近日刊物上，常见有署名“建人”之文字，不知所说云何，而且称此名者，似不只一人，此皆非乔峰所作，顾亦不能一一登报更正，反致自扰也。但于便中，希向蔡先生一提，或乞转告云五，以免误会为幸。原笺附还。此复，即颂 曼福。 弟树启上 八月一日夜 蔡先生不知现寓何处，乞示知，拟自去向其一谢。同夜又及 三十九 （1932年） 季芾兄： 昨晨得手书，因于下午与乔峰往蔡先生寓，未遇。见其留字，言聘约在马先生处，今日上午，乔峰已往取得。蒙兄及蔡先生竭力设法，始得此席，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归途过大马路，见文明书局方廉价出售旧书，进而一观，则见太炎先生手写影印之《文始》四本，黯淡垢污，在无聊之群书中，定价每本三角，为之慨然，得二本而出，兄不知有此书否，否则当以一部奉呈，亦一纪念也。此上，即颂 曼福。 弟树顿首 八月十二日 四十 （1932年） 季芾兄： 日前往蔡先生寓，未遇，此后即寄兄一函，想已达览。兹有恳者，缘弟有旧学生孔若君，湖州人，向在天津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办事，近来家中久不得来信，因设法探问，则知已被捕，现押绥靖公署军法处，原因不明。曾有同学往访，据云观在内情形，并不严重，似无大关系。此人无党无系，又不激烈，而遂久被缧绁，殊莫明其妙，但因青年，或语言文字有失检处，因而得祸，亦未可知。尔和先生住址，兄如知道，可否寄书托其予以救援，俾早得出押，实为大幸，或函中并列弟名亦可。在京名公，弟虽多旧识，但久不通书问，殊无可托也。此上，顺颂 曼福。 弟树顿首 八月十七日 四十一 （1932年） 季芾兄： 上午方寄奉一函，而少顷后即得惠书，商务印书馆编译处即在四马路总发行所三层楼上，前日曾一往看，警卫颇严，盖虞失业者之纷扰耳。乔峰已于上星期六往办公，其所得聘约，有效期间为明年一月止，盖商务馆已改用新法（殆即王云五之所谓“合理化”），聘馆员均以年终为限，则每于年底，馆中可以任意去留，不复如先前之动多掣肘也。 《文始》当于明日同此信一并寄出，价止三角，殊足黯然，近郭沫若有手写《金文丛考》，由文求堂出版，计四本，价乃至八元也。 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昨今一看，虽不肉麻，而亦无大意义，故是否编定，亦未决也。此上，顺颂 曼福。 弟树顿首 八月十七日下午 四十二 （1932年） 季芾兄： 顷接来函，才知道我将书寄错了。因为那时有好几包，一不留心，致将地址开错，寄兄的是有我作序的信，却寄到别处去了。 现在将《淑姿的信》一本，另行寄上，内附邮票一批，日本者多，满邮只一枚，因该地无书出版，与内山绝少来往也。 此外各国邮票，当随时留心。 《三闲集》似的杂感集，我想不必赠蔡公，希将两本一并转寄“北平后门皇城根七十九号台静农收”为感。 上海渐凉，弟病亦日就痊可，可释念也。 此布，即颂 曼福。 树顿首 九月廿八日 四十三 （1932年） 季芾兄： 孔若君在津，不问亦不释，霁野（以他自己名义）曾去见尔和，五次不得见，孔家甚希望兄给霁野一绍介信，或能见面，未知可否？倘可，希直寄霁野，或由“北平后门皇城根台静农转”亦可。弟阖寓均安，可告慰也。此颂 曼福。 弟树顿首 十月廿五日 日耳曼邮票三枚附呈。 四十四 （1932年） 季芾兄： 顷接一日手书，敬悉。介函已寄静农，甚感。邮票已托内山夫人再存下，便中寄呈。顷得满邮一枚，便以附上。 此次回教徒之大举请愿，有否他故，所不敢知。其实自清朝以来，冲突本不息止，新甘二省，或至流血，汉人又油腔滑调，喜以秽语诬人，及遇寻仇，则延颈受戮，甚可叹也。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经心，视一切事如儿戏，其误一也。及被回人代表诘责，弟以为惟有直捷爽快，自认失察，焚弃存书，登报道歉耳。而彼局又延宕数日（有事置之不理，是北新老手段，弟前年之几与涉讼，即为此），迨遭重创，始于报上登载启事，其误二也。此后如何，盖不可知。北新为绍介文学书最早之店，与弟关系亦深，倘遇大创，弟亦受影响，但彼局内溃已久，无可救药，只能听之而已。 上海已转寒，阖寓无恙，请释远念。此复，即颂 曼福。 弟树顿首 十一月三日 广平附笔问安。 四十五 （1932年） 季芾兄： 十日因得母病电，次日匆匆便回，昨得广平函，知承见访，而不得晤谈，至为怅怅。家母实只胃病，年老力衰，病发便卧，延医服药后，已就痊可，弟亦拟于月底回沪去矣。北新以文字获大咎，颇多损失，但日来似大有转圜之望，本月版税，亦仍送来，可见其必不关门也，知念特闻。此间尚暖，日间出门，可无需着外套，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况，亦见兼士，皆较前稍苍老矣，仲云亦见过，则在作教员也。专此布达，即颂 曼福。 弟令飞顿首 十一月廿六夜 四十六 （1932年） 季芾兄： 顷接一日惠函，谨悉种种。故都人口，已多于五六年前，房主至不敢明帖招帖，但景象如旧，商店多搭彩棚，作大廉售，而顾客仍寥寥。敝寓之街上，昔尚有小街灯，今也则无，而道路亦被煤球灰填高数尺矣。此次见诗英一回，系代学校来邀讲演者，但辞未往，旧友中只一访寿山，已往兰州，又访幼渔，亦见兼士，意气皆已不如往日。联合展览会之设，未及注意，故遂不往。北新版税，上月尚付我二百五十元，而是否已经疏解，则未详，大约纵令封禁，亦当改名重张耳。此次南来时，适与护教团代表同车，见送者数百人，气势甚盛，然则此事似尚未了，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现今仅其发端，窃疑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也。肃复，敬颂 曼福。 弟俟顿首 十二月二日 广平敬问安不另。 四十七 （1933年） 季芾兄： 近日见蔡先生数次，诗笺已见付，谓兄曾允转寄，但既相见，可无须此周折也。乔峰已得续聘之约，其期为十四个月，前所推测，殊不中鹄耳。知念并闻。此上，即颂 曼福。 弟树顿首 一月十九夜 广平附笔请安。 四十八 （1933年） 季芾兄： 来函及诗笺早收到。属写之笺，亦早写就，仍是旧作，因无新制也。邮寄不便，故暂置之。近印小说《二十家集》，上册已出，留置两本在此，当于相见时一并面呈。至于下册，据书店言，盖须至三月底云。此上，顺颂 曼福。 弟飞顿首 二月二夜 四十九 （1933年） 季芾兄： 二月廿七日手书敬悉。关于儿童心理学书，内山书店中甚少，只见两种，似亦非大佳，已嘱其径寄，并代付书价矣。大约此种书出版本不多，又系冷色，必留意广告而特令寄取，始可耳。 旧邮票集得六枚，并附呈。 此复，顺颂 安康。 弟飞顿首 三月二日 五十 （1933年） 季芾兄： 来信奉到。迁寓已四日，光线较旧寓为佳，此次过沪，望见访，并乞以新址转函明之为荷。又，明公住址，希于便中示及，因有数部书拟赠其女公子也。 傅公文已读过，颇哀其愚劣，其实倘欲攻击，可说之话正多，而乃竟无聊至此，以此等人为作家，可见在上者之无聊矣。 此上，即颂 曼福 弟飞顿首 四月十六日 五十一 （1933年） 季芾兄： 来函奉到。HM诚如所测；白果乃黄坚，兄盖未见其人，或在北京曾见，而忘之也，小人物耳，亦不足记忆。 《自选集》一本仍在书架上，因书册太小，不能同裹，故留下以俟后日。 逸尘寓非十号，乃第一帀第九号也。 近又在印《杂感选集》，大小如《两地书》，六月可成云。 此复，即颂 曼福。 飞顿首 五月三夜 五十二 （1933年） 季芾兄： 日前寄上书籍一包，即上月所留下者，因恐于不及注意中遗失，故邮寄，包装颇厚，想必不至于损坏也。别有小说一本，纸张甚劣，但以其中所记系当时实情，可作新闻记事观，故顺便寄上一阅，讫即可以毁弃，不足插架也。 新寓空气较佳，于孩子似殊有益。我们亦均安，可释念。 明之通信处，便中仍希示知。此上，并颂 曼福。 弟飞上 五月十日 五十三 （1933年） 季芾兄： 惠函诵悉。钦文一事已了，而另一事又发生，似有仇家，必欲苦之而后快者，新闻上记事简略，殊难知其内情，真是无法。蔡公生病，不能相渎，但未知公侠有法可想否？ 敝寓均安，可释念。附奉旧邮票二纸，皆庸品也。 此上，并颂 曼福。 弟飞顿首 八月二十日 五十四 （1933年） 季芾兄： 十五日函，顷奉到。前一函亦早收得。钦文事剪报奉览。看来许之罪其实是“莫须有”的，大约有人欲得而甘心，故有此辣手，且颇有信彼为富家子弟者。世间如此，又有何理可言。 脚湿虽小恙，而颇麻烦，希加意。昨今上海大风雨，敝寓无少损，妇孺亦均安，请释念。 此复，即颂 曼福。 弟飞顿首 九月十九日 宁报小评，只曾见其一。文章不痛不痒，真庸才也。 五十五 （1934年） 季芾兄： 顷得惠函并有剪报，得读妙文，甚感。 卖脚气药处，系“上海大东门内大街，严大德堂”，药计二种，一曰脚肿丸，浮肿者服之；一曰脚麻丸，觉麻痹者服之。应视症以求药，每服似一元，大率二服便愈云。 上海天气渐温，敝寓均安好。此复，即颂 曼福。 弟飞顿首 二月九日 五十六 （1934年） 季芾兄： 久未闻消息，想一切康适为念。 《笺谱》已印成，留一部在此，未知何时返禾，尔时希见过为幸。 此布，即颂 曼福。 弟飞顿首 三月廿八夜 五十七 （1934年） 季芾兄： 《嘉业堂书目》早收到。日来连去两次，门牌已改为八九九号，门不肯开，内有中国巡捕，白俄镖师，问以书，则或云售完，或云停售，或云管事者不在，不知是真情，抑系仆役怕烦，信口拒绝也。但要之，无法可得。兄曾经买过刘氏所刻书籍否？倘曾买过，如何得之，便中希示及。 此布，即颂 曼福。 弟令飞顿首 五月八夜 五十八 （1934年） 季芾兄： 顷收到惠函；《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则昨日已到，其中力作不少，甚资参考。兼士兄有抽印者一篇，此中无有，盖在下册，然则下册必已在陆续排印矣。 来函言下月上旬，当离开研究院，所往之处，未知是否已经定局，甚以为念，乞先示知一二也。此布，即颂 曼福。 弟飞顿首 五月廿三日 五十九 （1934年） 季芾兄： 廿二日信奉到。师曾画照片，虽未取来，却已照成，约一尺余，不复能改矣。 有周子竞［兢］先生名仁，兄识其人否？因我们拟印陈老莲插画集，而《博古叶子》无佳本，蟫隐庐有石印本，然其底本甚劣。郑君振铎言曾见周先生藏有此画原刻，极想设法借照，郑重处理，负责归还。兄如识周先生，能为一商洽否？ 此布，即颂 曼福不尽。 弟索士顿首 六月二十四日 六十 （1934年） 季芾兄： 二十三日嫂夫人携世玚来，并得惠函，即同赴筱崎医院诊察，而医云扁桃腺确略大，但不到割去之程度，只要敷药约一周间即可。因即回乡，约一周后再来，寓沪求治。如此情形，实不如能割之直捷爽快。因现在虽则治好，而咽喉之弱可知，必须永远摄卫；且身体之弱，亦与扁桃腺无关，当别行诊察医治也。后来细想，前之所以往筱崎医院者，只因其有专科，今既不割，而但敷药，内科又须另求一医诊视，所费颇多，实不如另觅一兼医咽喉及内科者之便当也。弟亦识此种医生，俟嫂夫人来沪时，当进此说，想兄必亦以为是耳。又世玚看书一久，辄眼酸，闻中国医曾云患沙眼，弟以问筱崎医院，托其诊视，则云不然，后当再请另一医一视。或者因近视而不带镜，久看遂疲劳，亦未可知也。舍下如常，可释远念。匆布，即请 道安。 弟飞顿首 十月二十七日 六十一 （1934年） 季芾兄： 惠函早收到。大约我写得太模糊，或者是兄看错了，我说的是扁桃腺既无须割，沙眼又没有，那么就不必分看专门医，以省经费，只要看一个内科医就够了。 今天嫂夫人携世玚来，我便仍行我的主张，换了一个医生，姓须藤，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经诊断之后，他说关键全在消化系，与扁桃腺无关，而眼内亦无沙眼，只因近视而不戴镜，所以容易疲劳。眼已经两个医生看过，皆云非沙眼，然则先前之诊断，不大可怪耶。 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弟飞顿首 十一月廿七日 六十二 （1934年） 季芾兄： 顷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玚来就医时，正值弟自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至于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账来取，届时自当将世玚及陶女士之帐目检出寄奉耳。 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悠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希勿念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曼福。 弟飞顿首 十二月九日 六十三 （1934年） 季芾兄： 医药费帐已送来。世玚兄共七元五角，此款可于便中交紫佩，因弟在托其装修旧书也，并请嘱其倘有余款，不必送往寓中，应暂存其处，为他日续修破书之用。陶小姐为十六元，帐单乞转寄，还款不必急急，因弟并无急需也。 弟前患病，现已复原；妇孺亦安，可抒锦注耳。 匆此布达，即请 文安。 弟飞顿首 十二月二十六夜 六十四 （1935年） 季芾兄： 去年寄奉一函并医院帐目，想早达览。近闻郑君振铎，颇有不欲久居燕大之意，此君热心好学，世所闻知，倘其投闲，至为可惜。因思今天［年］秋起，学院中不知可请其教授文学否？既无色采，又不诡随，在诸生间，当无反对者。以是不揣冒昧，贡其愚忱，倘其有当，尚希采择，将来或直接接洽，或由弟居中绍介，均无不可。如何之处，且希示复也。专此布达，并请 教安。 弟飞顿首 一月九夜 六十五 （1935年） 季芾兄： 从曹君来信，知兄患肺膜炎入院，后已痊愈，顷又知兄曾于二星期前赐函，但此函竟未收到，必已失落矣。 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译作，看稿，忙而无聊，在自己这方面，几于毫无生趣耳。 蔡先生又在忙笔会；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 专此布达，并颂 春绥。 弟飞顿首 三月二十三日 六十六 （1935年） 季芾兄： 顷奉到三月三十日手示，知两星期前并无信，盖曹君误听耳。五［三］月一日函及月底一信，均已收到无误，似尔时忙于译书，遂未奉复。近亦仍忙，颇苦于写多而读少，长此以往，必将空疏。但果戈尔小说，则因出版者并未催促，遂又中止，正未知何时得完也。 专此布复，敬颂 春绥。 弟飞顿首 四月二日 （1936年） 季芾兄： 顷奉到惠函并译诗，诵悉。我不解原文，所以殊不能有所贡献，但将可商之处，注出奉上，稍稍改正，即可用，此外亦未有善法也。 兄有书一包在此，应邮寄北平否？乞示遵办。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颇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专此布复，并请 道安。 树顿首 四月五日 六十八 （1936年） 季芾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顷得曹君信，谓兄南旋，亦未见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书教，毫无所知，嘱弟一探听。如可见告，乞即函知，以便转达，免其悬悬耳。 日前寄上版画集一本，内容尚佳，想已达。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树顿首 七月十七日 六十九 （1936年） 季芾兄： 得《新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故宫博物馆印刷局，以玻璃板印盈尺大幅，每百枚五元，然则五十幅一本，百本印价，不过二百五十元，再加纸费，总不至超出五百，向种种关系者募捐，当亦易集也。此事由兄发起为之，不知以为何如？ 与革命历史有关之文字不多，则书简文稿册页，亦可收入，曾记有为兄作《汉郊祀歌》之篆书，以为绝妙也。倘进行，乞勿言由我提议，因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弟飞顿首 九月二十五日 附录三：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陈平原 一、文学家还是著述家 作为教育家的许寿裳（1883—1948），已经日渐隐入历史深处；而作为章太炎弟子、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则仍然被广大读者所记忆。这自然是“立言”的结果——只要你稍微涉猎章太炎或鲁迅研究，就很难回避许先生所撰《章炳麟》（1945）、《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47）、《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等。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寿裳先生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或者称“许寿裳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专家、作家”，也无不可。 不过，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学家”，大都是才情横溢、文采风流，与许先生的诚挚、笃实、平淡、自然，相去甚远。更何况，许先生不以驰骋想象见长，所撰多为“实录”性质的传记或回忆录。因此，称其为“著述家”，或许更稳妥些。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转化视角，在学术史上，而不是在文学史上讨论许先生的贡献。 去年逝世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对许著《亡友鲁迅印象记》等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而文笔醇朴，亲切动人，其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而近年活跃于学界及文坛的孙郁，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读许氏的著作，深感其温和敦厚之气，内中有着质朴、纯正的风韵。许寿裳国学根底深，又通西学，故对鲁迅的感知，视界开阔，不拘于凡俗。虽然缺少哲人的目光，对鲁迅精神深广之处探颐有限，但对其人品、文风、境界的把握，独到深厚，非外人可及。”对于这些表彰许著的文字，我心有戚戚焉；只是谈到单靠这几本好书，能否“使许先生厕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家之林而毫不逊色”，我始终有些犹豫。 说白了，我对于许寿裳先生的文学才华，其实是颇有怀疑的。与鲁迅、许寿裳交往甚多的孙伏园，曾用小说笔法，讲述许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逸事： 在东京求学时代，鲁迅先生兄弟与许先生同居一处，许先生于学术研究之余，亦颇有志于创作。一夕，他对鲁迅先生说，今晚一定要创作了。鲁迅先生见他亲自到西洋料理店去买了点心来，而且亲自准备咖啡，鲁迅先生兄弟相约不要去扰乱他。等到夜深入静，鲁迅先生将要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去窥探他的创作已经有了多少。出人意料，鲁迅先生说，“西洋点心只吃了一块，咖啡已经冷了，季黼靠在桌上睡着了，而稿纸还是空白的。” 既然是逸事，难保没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不过，如果了解当初许寿裳曾与周氏兄弟等相约，筹办《新生》杂志，这故事或许还有些影子。我甚至还怀疑，这故事的讲述者，很可能就是鲁迅，因其幽默中包含着善意，不伤人，但很能见性情。 本不以文学见长的许寿裳先生，受尊师章太炎的教诲、挚友鲁迅的感染，再加上那代人普遍良好的古文修养，一旦著述，颇见神采。换句话说，许先生回忆鲁迅等书之所以可读、可传，“工夫在诗外”。因此，我主张暂时搁置其“文学技巧”或“修辞手法”的探讨，也无须汲汲于将其抬进本就相当拥挤的“文学殿堂”。 二、从《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到《章炳麟》 读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大概都会记得该书第七节“从章先生学”。此文以及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任鸿隽的《记章太炎先生》、刘文典的《回忆章太炎先生》等，都涉及令人神往的章太炎东京讲学。其中，许寿裳的“追忆”，是“始作俑者”。《亡友鲁迅印象记》明明迟至1947年方才出版，为何将其置于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前？那是因为，“从章先生学”一节的轮廓，其实早就见于十年前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熟悉鲁迅著述及史迹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鲁迅撰于1936年10月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与许寿裳撰于1936年8月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关系极为密切。一强调“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一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二者互相发明，配合默契。细读文本，你还会发现，鲁迅的引录《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二诗，摘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及专门提及章先生为八人小班讲授《说文解字》等，都是依据许寿裳文章提供的资料。 叙述角度颇有差异，文章境界也显高低，但鲁文基于许文的提示，这点毫无疑义。撰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名文前半个月，鲁迅曾给许寿裳去信，其中有曰： 得《青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末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 章太炎的狱中诗，许寿裳编《浙江潮》时曾予以刊出，“原纸至今藏在行箧，弥可珍惜”；至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许文竟抄录了整整四页，原因是： 此演说录，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如上。 许寿裳的这些追忆，显然很让鲁迅动容，也因此勾起了不少陈年往事。对比鲁迅之抱怨浙江所刻《章氏丛书》，“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以及称“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其实是吃亏，上当的”，与许文的上述表达，可谓若合符节。 至于鲁迅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的“欲以佛法救中国”，指的是许寿裳文章中的这么一段话： 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之怯懦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先师《答梦庵书》中语，见《民报》第二十一号），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其不善者改良之，善者顶礼膜拜之，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心，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对于鲁迅的批评，许寿裳是口服心服的。日后所撰《章炳麟》一书，虽设专节谈论章太炎“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却不再发挥“佛法救国”的空想了。 其实，这段“公案”，许寿裳本人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三节“看佛经”中，已经公开挑明。除了全文引录鲁迅去世前二十四天写的这封长信，许寿裳还对同是读佛经的太炎先生师徒，下了这么个断语：“先生和鲁迅师弟二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 三、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 从善如流的许寿裳先生，显然很看重鲁迅的这封回信，日后撰写《章炳麟》，不只不再妄谈佛法救国，更重要的是，一再强调章太炎的革命家身份，希望其不被“国学大师”所遮蔽。而在我看来，许的这一坚持，与其对鲁迅的尊崇与信任大有关系。 1944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来信，邀请许寿裳为其主编的丛书《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撰写《章炳麟》一书。虽“山居无书参考，颇费踌躇”，许还是当仁不让，开始四处寻觅资料。好不容易借到1936年《制言》杂志的章太炎先生纪念专号，上面既有许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也有诸多师友的怀念文章，《章炳麟》的撰写，这才得以顺利展开。半年后，全书杀青，在寄稿的同时，许寿裳给潘公展去信（1945年3月31日），郑重声明： 章先生为革命元勋，同时为国学大师，世人仅注意后一点，不足以明真相，拙稿双方并重，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成此字数。 同年11月，应邀为《教育全书》撰一万五千言的“章炳麟传略”，交稿时，许寿裳同样奉上一“附带声明”： 章先生为国学大师，著述精深独到，三百年来无第二人，贡献于学术上及教育上者甚大。又为革命元勋，惜世人多不明了。今拙稿于此双方兼顾，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故不超过所限字数。 如此叮嘱再三，可见许先生对此兼及“学问”与“革命”的论述策略，是何等重视。 主编《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将章太炎置于第三辑“学术先进”，很大程度是全书体例使然。潘公展为这套丛书所撰“编纂旨趣”，称：“我认为建国文化是建筑在两大基础上：第一是发扬固有的优良文化，从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学工艺，迎头赶上。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个基础上的许多基石之一。”至于选择“基石”的标准，不外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与此相适应，也就有了第一辑“民族伟人”、第二辑“历代贤豪”、第三辑“学术先进”的区分。 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相当可观，要不当时已成名家，要不日后大有发展。1946年南京版《章炳麟》后面，附有该丛书的总目，值得选摘（括号里面是该传的作者）：第一辑“民族伟人”共九种，包括黄帝（钱穆）、孔子（黎东方）、秦始皇（顾颉刚）、汉武帝（缪凤林）、唐太宗（罗香林）、明太祖（吴晗）、孙总理（邹鲁）等；第二辑“历代贤豪”共十五种，包括勾践（卫聚贤）、诸葛亮（祝秀侠）、武则天（蓝文徵）、岳飞（邓广铭）、文天祥（王梦鸥）、郑成功（郑德坤）、洪秀全（罗尔纲）、林则徐（魏应祺）等；第三辑“学术先进”共十五种，包括老子（张默生）、墨子（罗根泽）、屈原（游国恩）、司马迁（汪辟疆）、韩愈（李长之）、玄奘（苏渊雷）、徐光启（方豪）、顾炎武（谭其骧）、曾国藩（萧一山）、梁启超（吴其昌）、章炳麟（许寿裳）等。细察丛书的整体框架，置章太炎于“学术先进”，定位其实相当准确。况且，对于许著的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主编并无异议。 以弟子身份为尊师作传，好处是见闻真确，态度虔诚，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可也面临很难回避的陷阱，那就是“为尊者讳”，拼命拔高，言过其实。比如，称“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这样的说法，便很难让人信服。好在接下来的具体评说，还是很有见地的： 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 熟悉章太炎著述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品鉴，大都是借用或化用章氏本人的自述。这正是此书的最大特点：熟读《章氏丛书》，大量摘引原文。如此“以章说章”，对于学术评传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其实，这种写作，大有来头，追摹的是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及清代的谱牒学，称自撰年谱价值最高，其次便属“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也”。而“可以观一时代思想”的“学者之谱”，要想写好，并不容易。 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 以我的观察，许寿裳之为尊师作传，所凭借的学术资源，并非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式的“传记文学”，而是清人的“学案”以及梁启超所评述的“学者之谱”。 《章炳麟》一书，最见功力的，无疑是“革命元勋的章先生”和“国学大师的章先生”两章。可第一章“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这大帽子的功能，一如梁启超所说的：“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至于第四章“先生晚年的志行”，涉及章太炎晚年的日常生活、学术兴趣以及政治立场，是全书的补充，也是必要的强调。全书的结构很特别，始终将政治史与学术史的思路扭结在一起，不即不离。落实到具体事件，便是不完全遵从时间顺序，随时“按下”与“提起”。比如，第二章讲述章太炎《民报》时期的工作，故意按下最为精彩的为鲁迅等讲学不表，留给了第三章，以便突出其“革命不忘讲学”（第十四节的题目，真的就叫“革命不忘讲学”）。而在第四章设“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专节，既符合全面抗战这一著述背景，同时再次凸显全书宗旨：章太炎不仅仅是“国学大师”。考虑到丛书第三辑的命名——“学术先进”，这样的提醒十分必要。 四、传记文学与师友情谊 在追忆许寿裳先生时，孙伏园说了这么一段话：“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们，既不忘师说，也不泥师说，日有进境而成为纯科学态度的学者的，许寿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笼统地说许先生学业有成，那没问题；可要说章太炎的弟子中“不泥师说”且“日有进境”者，许先生其实算不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二年（1910年）则，提及其亡命日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称： 弟子成就者，蕲（州）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太炎先生一贯特立独行，评论时事以及品鉴人物，不太受流俗影响。在“自定年谱”中，不提声名显赫的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有政治立场歧异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角度考量，这三位“文化名流”都不能算是其“得意门生”。鲁迅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并非只是自我调侃。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主要在思想与人格，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鲁迅撰有《门外文谈》，也有编《中国字体变迁史》的计划，但并非以此名家；许寿裳去世前一年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讲授“文字学”，课余编著《文字学概要》讲稿，可也说不上光大师门。 作为学者的许寿裳，虽有若干教育学文章，以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历代考试制度述要》等著作传世，但都说不上十分精彩。真正让读者难以忘怀的，还是《章炳麟》、《亡友鲁迅印象记》等传记作品。好友台静农在《追思》一文中，提及许先生谦冲慈祥、临事不苟的个性，以及弘通致用的学术风格，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先生一生与章太炎、蔡孑民、鲁迅先生关系最深，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以先生长于传记的文笔，不幸仅写出章先生一传，蔡先生传尚未及下笔，鲁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记一书，而一代文献所寄的前辈，竟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事变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 称许寿裳乃“一代文献所寄”，表彰其“长于传记的文笔”，我以为是知人论世。实际上，日后学者之褒扬许先生文章“朴实淡雅，具有一种自然之美”、“言简意赅，毫无渲染”、“他的叙述既客观，又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等”，指的也都是这几种传记作品。 说到“传记”写作，自然不能忽略许先生曾在大学开设“传记文学”课程。据许世瑛编《先君许寿裳年谱》，我们知道，1940年就任华西大学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许先生开设的课程是《传记研究》和《中国小说史》；同年5月2日撰有《谈传记文学》一文，只是未详出处。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许寿裳的学术工作，主要围绕传记的研究与写作。至于具体成果，除了广为人知的章太炎、鲁迅的传记，还包括《〈宋平子先生评传〉序》、《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蔡孑民先生的生活》、《俞曲园先生的思想》和《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单从表面上看，文体五花八门，有序，有考，有回忆，也有评述，但大的思路相当一致，那就是借对于乡里先贤或师友的生平及著述的考辨，展开人物研究。广义地说，这些都可以称作“传记写作”。 读袁珂的《悼忆许寿裳师》，我们大致能领会到，许寿裳先生的“传记文学”课程，不是很成功。只有两个学生，可“许师却丝毫不苟，每上课前一定要在图书馆里钩稽群籍，作充分的准备”；有一回只剩下袁珂一人，面对如此难堪局面，“许师却从容一如平时，干脆不去写黑板了，而把他写好的讲义，放在我的课桌上，亲身站在我面前，认真讲课直到下课铃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来”。这些描述，固然显示许先生教学的认真，以及处变不惊的绅士风度，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味到其内心的寂寞。许先生认真编写的“传记文学”讲义，未见行世；但这一不太成功的“研究”，对其写作却很有意义。 要说许先生的传记写作，相对于其学术准备，我更看重的是“师友情谊”。孙郁表扬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文采与气象，后面还有一句：“鲁迅有这样的知己，可谓幸事。”这是从著作方面立论；反过来，正因为有了鲁迅这样的知己，方才成就许寿裳的文章。文章的好坏，固然依赖于个人才情，但与描写对象不无关系。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劈头就是： 予尝谓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这话大有讲究。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从小见识各种非同寻常的人物，眼界很高，其追怀朋好，杂糅见闻，这样的文章自是有别于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特别赞扬全祖望“最会描写学者面目”，比如说黄梨洲、顾亭林，刘献廷、钱谦益、毛奇龄等，都是三言两语，就能写活一个人。所谓全氏“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固然在理；但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当世第一流人物，本身行事特异，性格鲜明，确有可写处。换句话说，不管是黄宗羲的《思旧录》，还是全祖望诸多慷慨壮烈的碑传，确实是“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同样道理，许寿裳的传记作品之所以可读、可传，与其得天独厚的师友交谊大有关系。据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称： 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他与我在院子里闲聊，当谈及他的著作时，他忽然说：“我有鲁迅、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一生总算没有白过。”说这话时态度非常庄重，我听了不由得一愣。是啊，有这么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人为知己是光荣的，也值得自豪！ 这虽是家属几十年后的追忆，但大致可信。对于许寿裳来说，“值得自豪”的，不仅仅是蔡元培、鲁迅这两位知己，还有宋恕、章炳麟这两位尊师。据《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许寿裳残留的自传手稿，恰好谈的是“余年十九在杭州读书，最得益的老师是宋平子先生”，以及留学东京时，“曾于每星期日到太炎先生寓所听讲小学”。 许寿裳对这二师二友，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1937年，应夏丏尊之邀，许为《中学生》杂志撰稿，批评何健的“明令读经案”，称：“我对于嗜好的读书。愿意贡献一点小小的意见：（一）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二）少捧国粹，多捧'人粹’。”接下来的论述，引证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和《十四年的“读经”》、宋平子的《国粹论》、章太炎的《广论语骈枝》，以及蔡元培关于公民道德的一段话。在同一篇文章中，“四大护法”全部出场，正所谓念兹在兹。能服善，肯表彰师友，而且语调不卑不亢，此乃许寿裳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 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许寿裳称，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这二十五年中，“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这并非高自标榜，许广平也曾描述鲁迅与许寿裳的“兄弟怡怡之情”： 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不（？）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所谓“师友情谊”，与学问大小没有关系。就像今人之谈论陈寅恪与吴宓、钱锺书与郑朝宗，如果非要挑剔双方学问上是否旗鼓相当，未免过于势利了些。许寿裳的思想不及鲁迅深刻、文章也不如鲁迅华美，但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再说，鲁迅孤寂的心灵，其实是需要亲人以及朋友的安慰与支持的。 表彰尊师的“大传”，与追怀好友的“回忆录”，不用说，后者更容易放得开。同样朴实真挚、情深意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挥洒自如，与《章炳麟》的体例谨严，各有千秋。更重要的是，二书同样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许广平为《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读后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赠《章炳麟》： 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 不是肯不肯，而是能不能。没有几十年的交谊以及足够的崇敬之心，还有大致与之相副的笔墨，是写不出《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章炳麟》这样的好书的。 五、荡开去的笔墨 撰写传记时，不管是专书还是单篇，许寿裳总喜欢荡开去，引入一些个人交谊以及生活琐事。这样一来，文章不刻板，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清初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称，善于经营文章者，除了“三史八家”，深厚的学识，还必须添上“竹头木屑”以及“常谈委事”。否则，文章洁是洁了，但没有生气。对“传记文学”有过专门研究的许先生，肯定懂得这个诀窍。 轮到我来谈论许先生及其著述，同样希望将笔墨荡开去。像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一样，我之关注许寿裳，最初确实是由于鲁迅以及章太炎的缘故。许著之由“资料库”变成“研究对象”，很大程度缘于两次有趣的游历。十年前，在东京大学访学时，我曾对照旧地图，从鲁迅及许寿裳等居住的“伍舍”，步行到章太炎讲学的民报社旧址。经历过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及“二战”末期美军的大轰炸，民报社遗址云云，自是荡然无存。穿行于车水马龙之间，遥想八九十年前的往事，只能说是一种“心灵的游历”。但冥冥之中，感觉上离章太炎、周氏兄弟、许寿裳等又走近了一步。 前年秋冬，我有幸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讲学一学期。上任的第二天，系主任送了一册刚刚印制完成的《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1929—2001）》，其中的“沿革”部分称：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这所创办于1929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名“国立台湾大学”，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文学院下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得以正式成立： 唯当时百废待兴，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邀聘教员，参与规画（划）。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中由许寿裳、乔大壮二先生相继担任系主任，二先生旋相继去世。三十七年八月，台静农先生出任系主任，其后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对本系之稳定与发展贡献甚巨。 细读“年表”及“传记”，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1948年2月许寿裳被害，一个月后，原本任教于台师大的许世瑛被台大中国文学系聘为兼任副教授（13页），1952年8月改聘为兼任教授（17页），1972年7月方才离职（45页）。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位小许先生，可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详：五岁时鲁迅为其开蒙、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时鲁迅为其开列书目。又比如，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如毛子水、董作宾、洪炎秋、戴君仁、台静农等，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稣，难怪我到此讲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的办公室在文学院二楼，正对着为纪念傅斯年校长（又一位北大校友！）而建的“傅钟”，每回在走廊里漫步，想象着许寿裳、毛子水、台静农等我熟悉并景仰的先辈，也曾在这里徜徉、攀谈、嬉笑，有一种充实且幸福的感觉。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文化氛围”。记得周作人说过，“我们于生活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还有，追求生活在历史文化氛围中，这些“无用的装点”，确实像周作人所说的，“愈精练愈好”。 真没想到，回北大一年后，我再次遭遇许寿裳先生。不过，这回是在书本上。拜读过许先生的诸多著述，最想推介的，还属《章炳麟》。那是因为，许先生所撰鲁迅各书，包括1947年10月上海峨眉出版社初刊、1953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1947年6月台湾文化协进会初刊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编的《我所认识的鲁迅》等，广为研究者阅读与征引；需要专家“导读”的，是相对落寞的《章炳麟》。 说《章炳麟》“落寞”，也只是相对而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林辰编《许寿裳文录》，其中的《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一文，实即《章炳麟》第三章；1987年，重庆出版社推出重排的《章炳麟》。这两种书，各印了千余册，依据的都是“字迹模糊之处甚多”的土纸本（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2003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刊行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上下卷，其中《章炳麟》一书用的是1946年南京胜利出版公司的本子。上海版收罗颇广，除几部专门著作外，更旁及集外文、诗集、书信以及纪念文录（据《编辑说明》，此举得益于许先生家乡先后出版的《许寿裳纪念集》、《许寿裳诗集》、《许寿裳书信选集》等），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即便如此，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一册轻便且校勘精良的《章炳麟》，还是十分必要的。 2004年2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新居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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