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十五讲 第七讲 ----- 第九讲

【第七讲】　西汉的商业都市与国际贸易

汉成帝市里微行图

一、商业发展之一般的倾向

商业的发达主要地是要依靠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要依靠于广大的市场和安定的社会。中国当秦、汉之际，农民“叛乱”，豪杰并起，攻战杀伐，烽火连天，死伤流离，哀鸿遍野。当此之时，社会秩序纷然大乱。一方面，农村残破，田野荒芜；另一方面，城市毁灭，手工业破产。富者堡聚山谷，苟全性命；贫者或自卖为奴婢，或饿死沟壑，社会购买力，已经降低到零点。直至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臧盖”。由此可以想见秦、汉之际社会的凋零。当此之时，虽有奇货，谁能买之？而况战争阻绝，商路不通，劫夺代替了交易，征发代替了买卖。虽有奇货，又谁能私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商业自然要遭受严重的打击。

虽然，商人总是最能冒险的人物。为了追逐利润，他们往往能冒天下之大乱，而且还能利用天下之大乱，从血泊中去淘取黄金。这样的事实，自古如此，如今为甚。在秦、汉之际的大丧乱中，即有不少的逐臭之夫，利用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趁火打劫，大发横财。例如宣曲任氏，即系在楚、汉战争中，以屯聚粮食而致富的一个商人 〔1〕 。又如陈豨部下的将领，没有一个不兼营走私匈奴的买卖 〔2〕 。这还不过是见于史籍的一二例证而已。此外，利用战争的灾难而囤积居奇、冒险走私以致暴富者，当大有其人。

汉定天下，海内为一，战时关卡，多半撤废，社会秩序，渐趋安定，于是商业又从畸形的发展，回复了正常的状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同书《淮南衡山列传》亦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由此可知，当楚、汉战争结束以后，商业不久又活跃起来。

到文、景之世，下迄武帝初年，跟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向上和消费力的提高，商业遂以一日千里之势，展开了超越前古的发展。当此之时，一般“用贫求富”者，皆以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所以当时舍本趋末的现象日甚一日，以致影响农业的生产 〔3〕 。

西汉时，舍本趋末之风，何以如此其甚？其理由至为明显。盖当时农民的土地被收夺，虽欲不舍本，亦不可得。即因无本可守，故不得不趋末以求生存。如前所述，西汉时代之土地收夺者，不仅是贵族官僚，同时，也有商人。因为西汉的商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商人，同时又是地主。所以他们不仅操其奇赢，贩贱鬻贵；同时又因其富厚，兼并土地。正如晁错所云：他们“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即因土地兼并的结果，于是失掉土地的农民，遂成群地拥进城市，因而扩大了城市的人口，从而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活动。手工业的发展，唤起了商业交换的繁荣；反之，商业交换的繁荣，又转而刺激手工业的发展，二者互为因果，于是都市经济，一天天地走向兴旺。

可是手工业愈益发展，商品的生产愈益过剩，因而愈益要求商路的保障与国外市场的开辟，从而大批的农民愈益要离开土地，成为手工业工人或为商品开辟运销的道路。反过来说，商业交换愈益发展，则愈益要求商品的供给，因而愈益要求手工业生产之扩大进行，从而愈益要求农民离开土地，走进作坊，以为商人生产商品。这样一个正反相因的作用，就像魔术似地把大批的农民从农村中驱逐出来。所以《汉书·贡禹传》曰：到元帝时，“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

不仅如此，商人对于土地的兼并，又加速了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在商业资本的扫荡之中，少数残存于农村的人口，也被强迫地交出了他们的土地而逃入都市。所以到成帝时，“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

都市经济发展的反面，便是农村经济的破坏。在最初，都市的手工业作坊尚能容纳从农村中排除出来的人口。到元、成时代，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不能再扩张的境地。因为在当时，由于农村经济的萧条，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已经大大地减低；同时，国外市场，也在开始动摇，这样就限制着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从农村中排除出来的人口，就只有走入山林，转为“盗贼”。

西汉时代的手工业生产，到哀、平之际，随着国内社会矛盾之加深，转向紧缩或停闭。这样，大多数在业的工人，又相率从作坊中被排除出来，因而更扩大了盗贼的队伍。所以结果便爆发了西汉末年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叛乱”。

以上所述，就是西汉商业发展之一般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当时商人之主观的意欲所造成，而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

二、都市的分布、内容及其行政管理

西汉的都市，当然首推长安，因为长安是西汉的首都。但除长安外，还有无数大都市。据《盐铁论·力耕》篇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由此足见，当时都市之普遍勃兴与繁荣之一般。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述，西汉在武帝以前商业最发达的区域要算关中。当时的关中，即指今日陕西全境和四川、甘肃之一部而言。这个区域，特别是陕西中部渭水流域一带，是周、秦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地。在这里，有着许多古代都市的存在。例如：在周代，“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在秦代，“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始皇、二世都咸阳。在这些古代都市，并不因为政治中心的移转而堕废；反之，它们仍然跟着历史的推移而更新。所以到西汉时代，假若我们驾着小舟溯渭水而上，一定可以看到，在渭水的沿岸，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都市。这些都市，也许还保持着古香古色的面貌，却洋溢着时代的精神。

汉中、四川一带，在秦代就是重工业的中心。在楚、汉之际，又没有遭到重大的兵灾战祸，所以到西汉时代，这一带的重工业，如采取丹砂、冶炼铜、铁的事业还是继续发展。除此以外，贵金属的制造，以及竹、木之器的生产，也非常发展。当时的临邛是重工业的中心城市，广汉和成都则是贵金属和其他手工业生产者聚居的城市。即因手工业生产的发达，所以在这些城市中便召来了大批的商人，他们南贾滇、僰，西贾邛、筰，与南蛮之人进行不等价之交换。同时，又以其所得于南蛮之物，如筰马、牦牛、邛杖以及四川的土产，如蜀之枸酱，运至长安，运至今日的广州，当时的南越。所以当时“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而褒斜（褒斜道，在今陕西眉县西南至旧褒城县北）则“绾毂其口”，为川、陕之间交通的要道。

其在西北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一带，这里是中国与匈奴及诸羌交错之地，所以《货殖列传》说：“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由此而知这一带最大的买卖，是皮毛和牲畜的交易。

关中的商业区域虽如此广泛，但商业的中心还是长安。因为长安北邻戎翟，西绾羌、陇，南御巴、蜀，东通中原，所以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加以这里又是政治的中心，贵族官僚、豪富大贾皆麇聚于此。皇家的赋税，贵族的奉养，官僚的俸给，地主的地租，商人的利润，大半都消费于此。因而长安的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消费市场。据史籍所载，当时长安有东、西二市 〔4〕 。《汉书·王尊传》云：“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实际上，长安的宿豪大猾，并不只此。在武帝时，徙于长安及其附近之三百万以上的富翁不知多少 〔5〕 。以后昭帝时又有大批富豪徙居长安。即以政府对豪富的赏赐而论，每户亦有十万 〔6〕 。宣帝时又徙百万以上的富翁若干于长安附近 〔7〕 。最骇人听闻的，是成帝鸿嘉元年，一次徙来了五百万以上的富翁五千家 〔8〕 。从这些史实看来，自武帝时起，长安已经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当时全国财富集中之地。故《货殖列传》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次于关中者，为三河区域。所谓三河者，即河东、河内、河南之总称。以今日地理言之，河东即今之山西西南部，而河内、河南并为今之河南北部。这一带在秦、汉之际，虽遭受战争的蹂躏，但也因为有着古代文明的基础，故容易恢复。《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即因这一带居天下之中，而又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故能绾毂东西南北，成为中原商业之枢纽。

这一带最大的都市，其在山西者为杨（治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陈。这些都市，因为邻接陕西，迫近匈奴，所以这里的商人，大概“西贾秦、翟，北贾种、代”。

其在河南北部者为温、轵（治今河南济源南）。温、轵在黄河以北，故“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其在河南西北者为洛阳。洛阳为关中与中原商业之要站，这里的商人大概是转运关中的商品，“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其在河南南部者为颍川、南阳、宛。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颍川是一个更新了的古代城市，南阳在秦代也是重工业集中之地，而宛则为一新兴的都市。这些都市因为接近汉中和鄂北、皖西，所以这里的商人，多半西入武关、郧关，与汉中的商人交易；而东南则与江淮的商人进行买卖。其在河南东部者有陈。陈在秦末曾为农民“叛乱”的中心，这里接近淮河流域，通鱼盐之货，故其民多贾。

再次为燕、赵区域。燕在今日河北北部，赵在今日河北南部。赵之最大都市为邯郸，邯郸在漳水之南，为故赵国的都城。这里“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西邻三晋，东近梁、鲁，居于四通八达之地。在战国时代，即为富商大贾麇集之所，到西汉则更为发达。其在河北北部者为燕。“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接近匈奴与东夷，而又滨于渤海，所以大概都是经营渔盐的买卖。这里的人民，性情“雕捍少虑”，不怕危险，他们往往北贾乌桓、夫余，东贾秽貉、朝鲜、真番。

又次则为齐、鲁区域。齐、鲁，即今日之山东，“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这一带，膏壤千里，宜桑、麻，纺织、刺绣是这里的手工业之特色。同时又地滨渤海，有渔盐之利。自战国末以至秦代，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已有七万户人口。到西汉时，临淄已大有发展。《汉书·高五王传》引主父偃语曰：“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据此而知到武帝时，临淄市的人口，已增至十万户，以户三男子计之，当有三十万人。故当西汉之世，陕西之长安，山东之临淄，实为黄河流域两大都市。至于泰山之南，洙、泗之滨的邹、鲁一带，这里的人民，也忘记了周公、孔子的教训，“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又次为梁、宋区域。《货殖列传》曰：“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以今日地理言之，即豫之东北，鲁之西南。这一带的都市有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货殖列传》曰：“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又次为淮河流域。这里较大的都市为彭城与寿春（今安徽寿县）。彭城曾为项羽的都城，而寿春则在战国末年曾为楚国的都城。此外徐（今江苏泗洪南）、僮（今安徽泗县东北）、取虑（今江苏睢宁西南），并为商业荟萃之地。

最后说到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即古楚、越之地。据《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隋亦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如此说来，则江淮以南尚无富商大贾。但是此就一般而言则然，事实上亦有特殊。例如长江下游之吴（今江苏苏州市），自阖庐以来即为名都。至于西汉，吴王濞都居其地，吴都仍然是中国东南的政治中心。这里不但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为铸金、煮海者之所麇集；而且陆则资车，水则资舟，为大江南北商路之绾纽，因而又是三江五湖的商人之所交萃。所以当时的吴国富抗关中，力敌中央，成为七国叛变的根据地。自吴溯江而上，“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而江陵则为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些城市，都是长江流域商业繁荣之地。在这些地方，岂仅有千金之家，而且有万金之贾。

至于珠江流域，本为百越旧壤。自从秦代打通五岭以后，当时的番禺，今日的广州，遂成为汉族与越族贸易的中心地。所以《史记》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到西汉初，汉族的商人，遂络绎于五岭道中，牂牁江上，他们用牛群、铁器、枸酱之类的商品，去交换越人的玑珠、犀、玳瑁、果、布。所以当时南越之王，竟能以财物役属夜郎及东越，以与西汉政府相抗。除番禺以外，其他如桂林、象郡、珠崖（今广东琼山东南）等处，都已形成都市，而与汉人有着贸易的关系。

由于城市的繁荣与商业的发展，于是在城市与城市间之重要的商路交叉地点，或大城市的附近，便发生了一种小的市聚。西汉时代，长安附近这种新兴的小市聚大概不少。如长陵、高陵等皇室陵墓附近，都已聚成小市 〔9〕 。

此外，在军队驻扎的地方，为了供应军队日用的需要，也往往成为商人逐利之场。在这些地方，最初大概是不定期的市易，以后发展为定期的市易，更后则形成一种小的市聚，这种市聚谓之“军市”。“军市”在战国末年即已发生。在西汉时，沿边一带有军队驻屯的地方，大概都有“军市”了 〔10〕 。

由此看来，可以概见西汉初叶商业都市之蓬勃的兴起。一方面是古典都市之更新，另一方面是新兴的都市之形成。自武帝时起，由于国际商路的开辟，都市更加发达。到宣帝时，则：“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11〕

如前所述，当时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纵横交错。住宅区与商业区好像是分开了的。因为在每个城市中，都有一个称为市的地方，如长安城中之东市、西市。在这种市场区域内，有着各种各样的店铺，买卖各种各样的货物。《汉书·张敞传》云：“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从“百贾”二字看来，足见当时长安市中商业种类之多。这些“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用近代语说，即大商人则囤积居奇，小商人则开铺摆摊。

当时的商店凡同类的都集合在一处。这种情形，在春秋时代就是如此。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述郑伯有为驷带所破而死的一节有云：“伯有死于羊肆。”由此足见当时卖羊者都集于羊肆。以此类推，则贩卖其他各物者，亦皆有其各自之市肆。西汉时的市肆组织，还是承袭前代的旧制，于城之中有市，市之中有肆，而各种商业皆以类列肆。如长安有东、西两个市场，而在这两个市场之内，又别为九市 〔12〕 。九市之名，今虽无从确考；但顾名思义，当系各种类别的市肆。史称汉时长安宿豪万章在城西柳市，后王尊为京兆尹，杀章于酒市，则当时长安实有柳市与酒市。又称张敞为京兆尹，“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便面，扇也）拊马”。则当时卖淫的娼妓，亦有一定的区域。又称赵广汉为京兆尹时“为钩距（钩距即密探也）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贾者卖价也）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据此，则当时马、牛、羊、狗等牲畜的买卖，也是集合在一个地方 〔13〕 。

当时的都市，皆设有专官管理，领长安市者，为东、西市令；领普通市者，为令或长。《汉书·食货志》谓王莽时，对于市政组织曾有所改变，当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当时市令的任务，第一是征收商税，如主父偃言临淄市租千金，冯唐言军市之租，《食货志》言：“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这些都是例证。

其次是主管市民注册。《晁错传》云：“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由此而知当时都市居民，皆须向市政府注册。但所谓市籍，则系专指商人之注册而言。因当时征收人头税，“贾人倍算”，所以必须令其注册，以便考查。其不注册而经商者，谓之私贾，私贾则犯法。

以上所述，就是西汉都市的分布、组织及其行政管理的大概情形。由此可知当时都市的发展，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前代的规模。

三、大商人的出现及其活动

都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表征。这从西汉初出现了无数大商人可以证明。当时的大商人，有些是前代的宿豪，有些则是新兴的商人。

例如在秦代，即“富至僮千人”的蜀卓氏，和“富埒卓氏”的程郑，到西汉初，仍然冶铸临邛，“贾椎髻之民”，富倾滇、蜀。

在秦代，即“连车骑，游诸侯”，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的宛孔氏，到西汉初，仍然“大鼓铸，规陂池”，“通商贾之利”，“雍容”于南阳。

在秦代，即“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致使“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的曹邴氏，到西汉初，仍然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

在秦代，即以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的刁间，到西汉初，仍然是因奴虏之力，“连车骑，交守相”。

在秦代，即以“贫人学事富家”，而“致富七千万”的师史，到西汉初，仍然是“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听不至”，为洛阳巨贾。

这些都是前代的富商大贾，他们多以盐、铁事业起家，拥有矿山炼炉和盐场，一面生产，一面贩卖，故能世世相承，屡代不衰。

西汉初新出现的大商人当首推宣曲任氏。《史记·货殖列传》云：“宣曲任氏之先，为（秦）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由此看来，乘天下之乱，而囤积粮食者固不仅今日之官僚。

其次为桥姚。同上书云：“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又次为无盐氏。同上书云：“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这些大商人大概都是利用国家的危急、战争的灾乱，囤积居奇、垄断物价，或高利倍息、权衡子母而起家的。他们并不生产，只是利用别人的生产物或现存的货币，投机取巧，操奇乘急，以致暴富。像这一类商人，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此外，据《货殖列传》云：“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这些富商大贾，大概都是来自中原各地。

汉初的大商人当然不仅上述诸人，上述诸人，不过是人中佼佼而已。故司马迁于记述上述诸人以后，又说：“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自武帝以后，由于国际贸易的展开，又出现了无数新的大商人。《汉书·货殖传》云：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

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

此外，“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

此外，还有一些富商大贾为《汉书·货殖传》所不录者。如《张汤传》谓武帝时，长安有富贾田甲鱼、翁叔。《宁成传》谓武帝时，宁成“贳 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致产数千万”。《田延年传》谓昭帝时，“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

从以上记载看来，武帝后的大商人，竟有积资达一万万者，足见当时商业资本蓄积之雄厚。

当时富商大贾，除经营盐、铁业外，还经营一些什么买卖呢？据《史记·货殖列传》所示，当时商业种类之多与规模之大，已足惊人。

（一）酿酒业：“酤一岁千酿。”据《汉书·食货志》云：“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千酿则需用粗米二千斛，曲千斛，得成酒六千六百斛。

（二）酱园业：“醯酱千 ，酱千甔。”

（三）屠宰业：“屠牛、羊、彘千皮。”

（四）粮食业：“贩谷粜千钟。”

（五）薪炭业：“薪槁千车。”

（六）造船业：“船长（共）千丈”，例如造五丈长的船，即有二百只。

（七）竹木业：“木千章，竹竿万个。”

（八）造车业：“轺车百乘，牛车千两。”

（九）油漆业：“木器髹者千枚。”

（十）铜器业：“铜器千钧。”

（十一）铁器业：“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

（十二）牲畜业：“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

（十三）筋角丹砂业：“筋角丹砂千斤。”

（十四）布帛业：“帛絮细布千钧。”

（十五）绸缎业：“文采千匹。”

（十六）皮革业：“榻布、皮革千石。”

（十七）生漆业：“漆千斗。”

（十八）油盐业：“蘖曲盐豉千合。”

（十九）鱼业：“鲐鳖千斤，鲰千石，鲍千钧。”

（二十）干果业：“枣、栗千石者三之。”

（二十一）皮毛业：“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二十二）毡席业：“旃席千具。”

（二十三）蔬菜水果业：“果菜千钟。”

（二十四）高利贷业：“子贷金钱千贯。”

（二十五）“节驵会”（徐广曰：驵，“马侩也”）：“贪贾三之，廉贾五之。”

以上的数字，皆指每一大商人在一年中的买卖量而言，所以司马迁曰：这些商人，都可以“比千乘之家”。

在当时，只要善于经营，无论什么买卖，都可以赚钱，甚至掘冢发墓、聚赌抽头，也可以致富。《史记·货殖列传》曰：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

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

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

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

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

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

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这些发了财的商人，大半都投资于土地而为地主，故同时又为农产物及畜群之所有者。据《史记·货殖列传》云：“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即因商业是发财的捷径，所以当时一般贵族官僚，也以其超经济强制的榨取之所得，转而投于商业的经营，以从事于经济的再榨取。例如霍光的儿子博陆侯禹，便私营屠酤的商业 〔14〕 。京兆尹赵广汉的部下，也私营酤酒的商业 〔15〕 。以上所举不过一二例证而已。实则西汉自武帝时起以迄哀、平，皇帝的许多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无不利用政治的地位，人人私营商业，与民争利 〔16〕 。即因“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 〔17〕 。所以武帝时，因桑弘羊的建议，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置均输盐铁官，于是天下货物，尽入大农诸官之手，“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美其名曰平准物价 〔18〕 ，而实则以堂堂的官僚，坐于市列，贩物求利 〔19〕 。从“亨弘羊，天乃雨”的民谣，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感受物价腾贵的人民对于官僚商人之痛恨。

由于商业资本之聚积与集中，于是造成社会之广大的贫困，因而当时的富商大贾，又向贫困的社会中，伸出了高利贷的魔手。如前所述，无盐氏即以十分的利息，行贷关东。罗裒即曾赂遗贵族曲阳侯和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又如武帝元狩四年，山东被水灾，政府亦曾募富豪人相假贷。这些高利贷者的富商大贾，他们“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凡所赊贷，人莫敢负，“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除富商大贾以外，当时的官僚也盗窃公款，私放高利。《汉书·韩延寿传》云：“延寿代望之为左冯翊，而望之迁御史大夫。侍谒者福为望之道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延寿闻知，即部吏按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廪牺吏掠治急，自引与望之为奸。……上由是……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实事。而望之遣御史按东郡，具得其事……及取官钱帛私假使吏，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延寿竟坐弃市。”像韩延寿这一类以公款放私债的官僚，在当时一定不少。而韩延寿者，不过是其中之一被暴露者而已。

此外，政府也在赈恤贫民的名义之下，往往以谷物或钱币假贷贫民而取其利息。例如武帝时，曾假贷徙于关以西的贫民以产业。元帝永光元年，“令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王莽时“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这些都是例证。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由此想见西汉时代商业资本的蓄积与活动。

四、货币的铸造与种类

随着商业交换的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物的货币，也就必然相应地发展起来。

我们已经说过，秦代的货币，只有两种：黄金以镒（二十两）为主币，铜钱重半两为辅币，其他珠玉、龟、贝、银、锡之属，只用为器饰、宝藏，不用为货币。西汉时，仍以黄金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但除此以外，西汉又有银币，而且在王莽时，又曾一度使用龟币、贝币。

首先说到金币。如前所述，西汉时使用为货币的黄金，已铸为麟趾及马蹄之形，此种麟趾金或马蹄金，其单位皆以斤。这由当时赐金皆曰金若干斤，可以证明。

当时黄金的价格，还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贵重，《汉书·惠帝纪》云：“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颜师古注曰：“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又《王莽传》云：“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由此可见黄金价格，通西汉一代，似无变更。

当时的黄金，除用于巨额的交易之清偿，大概多用于宝藏。如前所述，梁孝王死后，“府藏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即黄金用于宝藏的例证。

其次说到银币。《汉书·食货志》云：武帝时“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据此，则武帝时银币，共有三种，这三种银币，重量、形制、花纹，各不相同，所代表的价值，亦各不同。

西汉时的银币与铜币

汉武帝所铸银币，似乎流行不广，而且不久即行废止。以后王莽时代，又曾使用过银币，《食货志》云：“（当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可是行之不久，也取消了。

按武帝时重八两的银币，其值三千，而王莽时重八两的朱提银，则仅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成分较劣的银子，则仅值千。这如果不是武帝时的银币的名义价格超过银币实值一半或三分之二，就是在西汉末银价跌了一半或三分之二了。

再次说到铜钱。西汉的铜币，时有改变，轻重不一。据史籍所载，汉初本用秦代的半两钱，高祖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所谓荚钱者，即钱薄如榆荚，其重约三铢。当时的一铢，等于当时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而当时之一两，又仅合现在的半两，故当时的荚钱，其重量仅及现在一两的十六分之一。这种劣币出现以后，自然物价腾贵，所以《食货志》说：“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实际上，高帝虽新铸荚钱，而秦代之半两钱并未销毁，历惠帝、吕后直至文帝时代，半两钱仍然流通于市场。《高后纪》云：二年秋七月，“行八铢钱”。又云：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注云：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五分钱即荚钱。足见吕后时，半两钱与荚钱还是同时并行。

文帝时，以“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同时，又以当时商业交换关系日益繁多，货币的需要量日益增大，于是“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但当时的法令，人民只许以铜、锡铸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而，诚如贾谊所云：“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所以当时人民抵罪者，多者一县百数，而为官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更多，然而一般人民仍然“释其耒耨，冶熔炊炭”，虽有严法，不能禁止巧伪。而且刑法所及，只是细民。至若贵族达官，则又为法之所不及。故文帝时“吴、邓钱布天下”，而钱法遂紊乱不堪。

文帝时，国内流行的铜币，大概有三种，即半两钱、四铢钱、荚钱。所有的私钱，大都皆依照这三种钱币而铸造。这三种铜币，重量不同，名义价值也不同。所以当时“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所谓“用轻钱，百加若干”者，即今所谓贴水；所谓“平称不受”者，即以一当一有余，不能受也。由此而知，当时钱虽有轻有重，而价亦有高有低。

到武帝时，国家收回了铸币权，禁止人民自由铸钱。建元元年，废文帝时的四铢钱，另铸三铢钱以代之。五年春，又罢三铢钱，行半两钱。五年之中，铜币经过两次的更易。以后对外的战争开始了，军费浩大，“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加以当时水旱为灾，情形惨重。“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赈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费以亿计，县官大空”。在财政这样困难的情形之下，对于货币的需要，自然非常急切。乃“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然而这种卖爵赎罪的收入，仍不足以供应日益扩大的军费和灾民的赈济。于是乃又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除此以外，更新为皮币与银币。所谓皮币者，即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其银币三种，已于前述。但是所谓皮币者，不过是向诸侯王捐款的一张收条而已，它本身并不代表额面的价值。而银币则以吏民盗铸者多，又“（当时）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结果还是要从铜币上想方法，以救济财政上的困难。

元狩五年春三月，有司以三铢钱轻，易作奸，乃令郡国更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使奸猾吏民，无法磨取其熔。并重申禁令：“盗铸诸金钱，罪皆死。”然而利之所在，人不畏死，而当时“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当时虽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但是他们的报告，是“郡国铸钱，民多奸铸”。于是又“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并规定，“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者，一曰“子绀钱”。据如淳云，乃是用赤铜为郭，而令钱的轮廓作赤色。但是不到两年，“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

变来变去，总是变不通。于是武帝决然下令：“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铸币政策的这一改变，遂使吏民盗铸者“计其费，不能相当”，“而民之铸钱益少”。但“真工大奸”，仍然盗铸如故。

所谓三官钱，就是五铢钱。因统于上林三官，故曰三官钱。三官钱既行，于是以前所有的各种铜币如半两钱、五分钱（即荚钱）、四铢钱、三铢钱、赤仄钱以及银币、皮币，一律废止，而铜币遂归划一。自此以后，历七八十年，直至平帝时，通行的铜币，都是五铢钱。在当时，此种五铢钱的铸造额，竟达“二百八十亿万余”。

到孺子婴时，王莽专政，曾造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但是当时五铢钱并未废止，仍然同时并行。这种一当五十的大钱、一当五百的契刀、一当五千的错刀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物价高涨，筹码不足，不能不以一当五十、当五百、当五千。这在今日也是一样，每当物价高涨的时候，便会出现额面金极高的纸币。

恶劣的货币驱逐良好的货币，这是一定不移的真理。自从王莽所铸的大钱、契刀、错刀，这些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的恶币出现以后，于是黄金、白银及过去的五铢钱，都纷纷从流通过程中被驱逐出去，攒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的钱柜之中，再也不肯出来。这样一来，筹码更感不足。所以王莽即位之后，索性把契刀、错刀和五铢钱，一齐废止，而另外发行钱、金、银、龟、贝、布六种新币，凡二十八品，谓之曰“宝货”。其中计铜币六品 〔20〕 ，金币一品，银币二品 〔21〕 ，龟币四品 〔22〕 ，贝币五品 〔23〕 ，布币十品 〔24〕 。把龟、贝当作货币，这就可以想见当时贵金属已经完全封存在富人的库藏中了。

王莽所行的新币，种类实在太繁杂了，对于买卖换算，极感不便。而且当时政府的用意，显然是企图用一些不值钱的龟甲和贝壳吸收人民的金、银和铜币。所以史称“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政府的国库，却因此而换来了黄金六十余万斤。但是人民对于龟、贝与黄金的价值之差别，分得很清楚，他们当然不愿意用他们光彩夺目的黄金，去换那些一钱不值的龟甲和贝壳。所以史称当时“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王莽又不得不翻然变计，“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但是到天凤元年，又下令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值而罢大、小钱，并作值一的货泉 〔25〕 与值货泉二十五的货布 〔26〕 同时并行。此后不久，王莽的政权也就覆亡了。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时代是以黄金为主币，铜币为辅币。贯通西汉的全时代，黄金的价格，没有什么涨跌，大概都是黄金一斤，值钱一万。至于铜币，则经历了不少的变更。如高帝时铸荚钱，文帝时铸四铢钱，但自高帝至文帝时，秦代的半两钱还是同时并行。武帝初，先后铸三铢钱、半两钱，以后又作银币、布币，更后又铸五铢钱、官赤仄，最后则废除一切以前的铜币，而专行三官所铸的五铢钱，谓之三官钱。由武帝历昭、宣、元、成、哀、平之世，均行五铢钱。到王莽时始新铸大钱、契刀、错刀，又为宝货六种二十八品，以及货布、货泉之类的货币。但直至西汉之亡，而五铢钱仍然是最通行的货币。这种货币制度的改变，就恰恰反映出西汉社会经济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

五、国际贸易的发展

汉武帝时，以长安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南至川、黔、滇和印度，东南至闽、粤和安南、南洋，东北至辽东和朝鲜、日本，都有中国商人的活动。同时，东南西北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

张骞奉使西域，回国以后的报告，使中国人正确地知道当时西方世界的具体情况以及通达西方世界的道路。据张骞的报告，中亚诸国，如大宛、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大月氏、康居之属，兵虽强，可以赂遗设利，使之入朝进贡。诚得以义属之，则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惟通达中亚，只有一条捷径，即必须经南山北麓，而这里有匈奴人遮断通路，甚为危险。此外尚有一条通路，即从四川、贵州、云南经缅甸、印度以达中亚。因为在大夏，曾见邛竹杖和蜀布，据大夏国人云，此等竹杖和蜀布是从身毒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几千里，其国临大海。身毒既有蜀物，其地必去蜀不远，而且必有商路可通。因此照张骞的意见，如欲通中亚，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征伐匈奴，打通南山北麓之南道和北山南麓之大道，这是两条天然走廊；第二，是通西南夷，打通西南的国际通路。

这位探险家的海外奇谈，把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说得心花怒放。为了打通到中亚的商路，他决定从西北和西南两方面同时并进。讨伐匈奴的远征军，不久就继续不断地出动了；同时，派赴西南的政治使节，也“四道并出，出 ，出莋，出徙，出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汉书·张骞传》）。结果，西南方面的国际商路，被阻于西南夷，始终没有打通，只能通过西南夷的中介，与印度商人进行间接的贸易。而在西北方面，则不久便打通了南山北麓和北山南麓的走廊，与西域诸国畅通无阻了。

南山山谷间的森林

南山北麓之东段，在过去本来是一片荒凉的溪谷，在这里，只是稀稀落落有些匈奴人的帐幕和畜群，但是自从被西汉占领以后，这里便筑起了四个大城市，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所谓河西四郡者是也。当时为什么要选定这几个地方设立郡治呢？其原因即因这几个地方，都有沙漠田，足以为屯戍军队的给养之补充 〔27〕 。自武帝时起，迄于西汉之末，河西四郡日趋繁荣，这些城市，不仅是汉朝往来西域的吏卒的补给站，也是国际贸易商人寄顿之所。

当时国际贸易的商人，由长安出发前往西域，他们都必须经过河西四郡，由武威、张掖、酒泉而至敦煌。敦煌是河西走廊极西的一个都市，过此而西，则为西域的境界。这里在当时是汉军的根据地，驻屯着雄厚的边防军，屯积着如山的粮草，有巍然雄峙的堡垒，有大将军的行营，有太守和田官的官署，有各种商店。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都是以敦煌为根据地出发的。

敦煌之汉代古垒

因为敦煌是汉朝西部的一个城市，西域商人到了这里，就算是蹈入了汉朝的边境，他们如果要再向东进，必须于此办理一切入境手续。而且在经过了盐泽沙漠之艰苦的旅行以后，亦必须于此略事休息。同时汉朝商人由内陆到达敦煌以后，亦必须于此办理出境手续。而且为了开始横断盐泽沙漠的旅程，亦必须于此作慎密而充分之准备，如雇赁骆驼、购备粮食、装载饮水等，亦需要相当的时间。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敦煌市上，一定到处可以看到军队、田卒、商人和一群一群的骆驼队。

自敦煌而西，汉朝的商人便西向玉门。玉门关是当时汉朝极西的大门，过此而西，则为荒旷的盐泽。足足有一百二十英里的沙漠旅程，才能达到塔里木盆地极东的一个城市，即所谓楼兰者是也。

商队通过盐泽的情景

盐泽在今日已干涸为一望无涯的罗布泊沙漠，除了北风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据斯坦因的报告，这里在汉代，库鲁克河尚挟其水量流贯楼兰，曲折以入于盐泽。直至今日，在干涸了的库鲁克河之狭窄低槽的两岸，尚倒卧着成列的白杨和红柳的死干，指出汉代盐泽中的风光。

在汉代，横断盐泽，都有延续相望的堡垒，驻屯着守卫商道的戍兵。这些汉代戍兵留下来的铜箭镞、铁匕首、铁勒及建筑物上的木雕和器具，现在都已发现了。由此又知西汉时的商人通过盐泽时，沿途都有休息的驿站。

盐泽南岸所见之冰块和芦苇

又据斯坦因报告，在罗布泊沙漠中一个较小的堡垒之北，发现了许多用树枝构成的房屋。在这里，发现了用古佉卢文、婆罗门文、窣利文及汉文等文字所写的木简。此外还有许多遗物，如美丽的漆盒、有画的丝织物、毛织物残片及木制农具等。在盐泽沙漠中的另一地方，又发现汉代古钱、金属零件及陶器碎片。又在距古楼兰遗址四哩左右之一突出的土台上，发现一葬地，其中除人骨棺木残片之外，尚发现各种殉葬物，如镂刻花纹的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汉简、美丽的彩绢、地毡、绣品残片、堆绒毛织物及粗毛织物等。据斯氏说：“此等遗物，可以指定的时期，是在汉代，其时中国的贸易和国力第一次向中亚扩展，约在西元前第二世纪的终了。”又据斯氏报告，在盐泽的古道中，“沿途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古钱、小件金属器物、珠子之类的东西”。在某一个地方，“明明白白散布二百枚左右的中国古钱，距离相隔约三十码左右……这些方孔钱，都是汉代形式，似乎是新铸的一般，显然是护路人员（或商人）带的钱，绳子松了以后，从钱袋或箱子孔中逐渐漏了出来”。

以上考古学上的诸发现，不仅指明西汉商人穿过盐泽的一条古道的痕迹，并且具体地指明了他们携带的什么商品，以及往来盐泽中的商人不仅是中国人，也有中亚各国的商人。

过了盐泽，便到达楼兰。楼兰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终末，正是汉朝商人西入塔里木盆地之第一站，亦即盐泽沙漠之西边的桥头。汉朝的商人，经过了长途沙漠旅行之后，到了楼兰，必须休息几天；同时，由此东行的商人，亦须于此作渡过盐泽之一切必须的准备。因此，汉代的楼兰，也是欧亚国际商路上的一个重要站口。

楼兰古城，早已埋没于沙漠中了。晚近西欧考古学者于罗布泊北发现一座古城，最初发现者为俄人希亭，彼于此处颇获古书。后德人喀尔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据其所得古书，定此城为古楼兰之墟。沙畹氏考证斯坦因所得遗物，亦从其说。但王国维氏根据汉简及史籍遗文考证此罗布泊北之古城，决非楼兰废墟，而谓系古之龙城 〔28〕 。不论此古城为古龙城亦或为古楼兰，在西汉时，罗布泊之北有一城市，为当时商人寄顿之所，则已为考古学的发现证实了。

据斯坦因氏的报告，在这座被认为古楼兰的废址中，发现用红柳条和泥土相间筑成的城墙，以及排成行列的枯死的树干，足见这里在西汉时代是一座白杨、红柳掩映的城市。汉朝的商人到此以后，可以一洗盐泽中的风尘之苦。

骆驼经过塔斯马干沙漠之情景

“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一所大建筑物，一部分是用土砖造的，虽已十分残破，尚能看出是一座衙门的遗址。其中有一小室，原来或系用作监牢的”。其旁有粗陋的小屋，“大约是供非中国人之本地官吏所住的” 〔29〕 。在这里，除发现金属、玻璃、石质小件、金属扣、石印、镂刻花纹的汉镜及汉代的方孔钱以外，还发现中国文、佉卢文和窣利文的简牍。在中国文书中，“有从西域长史发出或呈长史的文书，及显然不属于当地军事行动的纪录之残简。但其中有一大部分文书，却是关于当时中国一个小屯田区的一切统治事项的纪录，如种植、存贮及运输粮食之类的纪录。对于官吏及士兵，常有减少口粮的命令，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由此可以显示出来了” 〔30〕 。

“又在遗址东南一哩左右，发现了一个大住宅区，这里有一所环以篱笆的果园。其中还残存着死去的古代果树，这是这个遗址中所见的古代种植遗迹之唯一的证明。在这大住宅区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遗物。其中有雕刻华美而又加了漆的家具的残片，装饰用的织物，以及饰以西方式地毡图案之拖鞋” 〔31〕 。

从以上考古学的报告，我们可以想见，这座古城在西汉时代，有着壮丽的衙门，鳞比的市肆，阔人的住宅，青葱的果园，还有东来西往的国际商队，这是何等的繁荣啊！

到了楼兰，汉朝的商人如果要深入塔里木盆地的西部，有两条道路可通。其一，经塔斯马干（塔克拉马干）沙漠之南，沿昆仑山北坂而西；其二，经沙漠之北，沿天山南坂而西。前者谓之南道，后者谓之北道，由南、北两道而西的商人，最后皆会于疏勒（治今新疆喀什市）。因为疏勒是塔里木盆地极西的一个大都市，从此再往西，便是高入云霄的帕米尔高原的大雪山了。

从南道而西的商人，离开楼兰以后，第一站是且末（今且末县南）。且末也只有沙漠田三十八方公里，在沙漠田之四周，皆系流沙。这里在西汉时只有二三○户居民，一六一○人，他们就依靠这小小的沙漠田，种植谷物、果树和葡萄。斯坦因氏已经在这里发现了古代葡萄园和果树园的遗址，但这恐怕是东汉之物。

第二站是小宛（今且末县南）。这里在西汉时代，只有一五○户居民，计一○五○人。因为这里可耕的沙漠田更为狭小，而南边的昆仑山北坂，又都是草木不生的石山，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第三站是精绝（今民丰县北）。精绝在小宛西北，只有四八○户居民，计三三六○人。

第四站是戎卢（今民丰县南）。戎卢在精绝西南，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有居民二四○户，一六一○人。

和阗沙漠中的沃土

第五站是扜弥（今新疆于田县城东北）。扜弥是戎卢与于阗之间的一个城市，有居民三三四○户，二○○四○人。到扜弥后，当时的商人可南到渠勒（今于田县南一带）。渠勒在扜弥西南，是一个小城，只有居民三一○户，二一七○人。

第六站是于阗（今和田西南）。于阗是南道最大的一个都市，位于于阗河的西岸。当时的于阗河，还是挟着昆仑山的水源，由南而北，纵贯沙漠，因之当时的商人，可以由于阗河的水路，通达北道诸国。于阗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城市，主要地是因为这里有很宽广的沙漠田，其面积约达一六○○方公里。在西汉时，这里即有居民三三○○户，一九三○○人。当地的居民大抵以农业为生，而城市手工业，则以雕琢玉器闻名于当世。往来南道的商人，大都以购买于阗的玉器为主要的经商目标。

第七站是莎车（今莎车县）。莎车已经进到塔里木盆地西端大沃野之东头，这里有沙漠田二六○○方公里，是盆地中的第二大沃野。在西汉时，这里有居民二三三九户，一六三七三人。

第八站是疏勒。疏勒在塔里木盆地之极西，是南北两道商人总汇之所。这里，沙漠田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五○公里，其面积达二六五○方公里，为盆地中第一大沃野。有居民一五一○户，一八六四七人。但在这里，往来的商队，其人数，或许超过土著人口。因为这里是南北两道商人汇合之地，亦为东西商人必须寄顿之所。一方面，由中亚东来的商人，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之后，必须于此休息；另一方面，由此往西的商人，亦须于此作逾越帕米尔高原之必要的准备。所以疏勒在当时，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国际城市。

现在，我们再折回楼兰，去追踪北道商人的旅程。从楼兰采取北道西进的商人，他们经过艰苦的沙漠旅程之后，才能到达尉犁（今库尔勒东北）。尉犁在焉耆河谷附近，有一小小的沙漠田，在西汉时，有土著居民一二○○户，九六○○人。当时汉朝政府在这里驻有戍兵，并派有田官田卒，在这里进行垦殖，以巩固这个军事据点。从这里北向焉耆（今焉耆县西南）的途中，沿途都有堡垒，以保障这条商路的安全。

第二站是焉耆。焉耆是北道的一个大城，在博斯腾湖的北边，当时有居民四○○○户，三二一○○人。在博斯腾湖的西南岸，有一百余方公里的沙漠田，出产谷物。这里在西汉时，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占重要的地位。

第三站是乌垒（今轮台东北）。乌垒是焉耆与龟兹之间的一个小城，只有居民一一○户，一二○○人。据斯坦因氏推测，这里附近的布古尔沙漠田，就是西汉时西域都护所在的轮台，可是并没有找到什么古代的遗迹，只是在从此西向龟兹去的土质沙漠中，沿路发现一群庞大的碉堡遗迹而已。

第四站是龟兹（今库车）。这里分布的沙漠田，其面积达一一七○方公里，想见当时有着繁盛的农业。当时这里向北逾过天山，可以通达山北诸国，向南沿于阗河，可以横断塔斯马干（塔克拉马干）沙漠，直抵于阗。地理的地位，既适宜于贸易，又想见当时有着繁盛的商业。据《西域传》云，这里在西汉时有居民六九七○户，八一三一七人。人民从事田畜，亦能冶铸。

第五站是姑墨（今阿克苏）。姑墨在今拜城县西南一个小小的盆地之中，这里有沙漠田二二○方公里。当时有居民三五○○户，二四五○○人。

第六站是温宿（今乌什）。温宿位于今日阿克苏沃野之中，阿克苏沃野中的沙漠田，面积达一六五○方公里，为盆地中第三大沃野。这里在西汉时，有居民二二○○户，八四○○人。

第七站是尉头（今阿合奇一带）。尉头是温宿以西的一个小城，在当时只有居民三○○户，二三○○人。过此而西南，则为疏勒。

从疏勒而西，中国的商人，便开始越过帕米尔高原之艰苦的行程。关于西汉时代中国通达中亚的古道必须经过的山地，斯坦因氏曾作几度冒险的探索。斯氏以为当时西行的商人，离开疏勒以后，即向着今日乌鲁克恰提关口和那一方面的帕米尔高原前进。第二天便要越过高达一万六千尺的险峻隘口，陡然下降。在这险峻的高山上，如果纵目一望，“只见横越摩吉大山谷以达帕米尔东端的坚垒，白云弥漫，有若大海，真是汪洋大观”。当此之时，中国的商人，假若再读“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句，恐怕要发笑了。

帕米尔高原之大雪山

据斯氏报告，从这个隘口往下看，可以看到从南方冰峰上流下来的一条冰河的中段和下段，长约十里，这种壮大的伟观，真是人间稀有的奇景。过了这个隘口，山势陡然下降。当“下降时，要经过一连串险峻的山峰，附近是一些小冰河穿插其间。全程甚是困难，有些地方驮东西的牲口，真是无法通过”。过了这些险峻的山路以后，便到达了摩吉下面大山谷，这里在当时，大概有些塞种人放牧，来往的商人，大概可以在这些塞种人的帐篷里，得到休息的机会。

从此往西，沿着帕米尔的极北边，上到今日喀什噶尔河西源的峡谷，经过五六天的路程，于是又要横越高达一万三千八百呎的克什贝尔山。在这个山口，可以看见横亘东西高峰在二万呎以上的外阿拉山，再向前进，便升到流向疏勒的玛尔堪苏河的河床，这里的温度，常在零度上下。

从这里往下去，商人们便走到了称为红水河的肥沃的克则勒河谷，这就是大阿拉山谷。古代从中原及塔里木盆地来的丝商，即沿这条山谷而下，以达中亚。从阿拉山谷一直下到大宛，塞种人的村落，足足有七○哩之多，在这一路是塞种人夏季的大牧场。沿路上，南面大雪岭的山脉以及高近二万三千呎的高夫曼峰，远远看去，如在画中。

在这一带，斯坦因发现了一些古代垦殖和形制草率的石屋遗迹；同样，在疏勒方面伊尔克什坦木和上面高度相同的处所，也找到垦殖的遗迹。因而可以想见古代商人在这条横越世界屋脊的大路上，除去阿拉山最高部分七○哩长的那一段以外，沿途一定可以找到给养和安身之所。为了篇幅所限，我不能再描写古代中国商人爬过帕米尔的情形。总之，他们必须经过最大的艰苦，才能越过这作为东西两个世界之障壁的帕米尔，而达到有阡陌井然的麦田和果树林的今日的费尔干，古代的大宛。

从敦煌到大宛，还有一条道路可通，这就是取道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高原。采取这条道路的商人，离开敦煌以后，必须经过楼兰东北之荒凉的盐泽以达到今日吐鲁番盆地。据斯坦因考察，这一带的盐泽，自古以来就是地球上一个最低陷之处，最低陷的地方低去海面五十四米以下。因之，在夏天来往的商人，往往在这里碰到奇热的天气。而且在这一段沙漠的旅程中，商人们不能看到一点有生命的东西。一直到库鲁克塔格山麓，才能偶尔看见到一些胆小的野骆驼。再向前进，走到库鲁克塔格山中，便可以看到疏疏落落有四百五十户人家散居山谷之中，这就是《西域传》上所谓山国（今新疆东部博斯腾湖东）。这里大约有五千左右的土人，大都以狩猎与畜牧为生，无城郭，随畜转徙。来往的商人，可以在这些土人的帐篷中，获得一次喘息。

这一段沙漠的旅程，不但荒凉不毛，而且经常有匈奴小组骑兵队袭来的危险。因为这里正当天山东麓的缺口，而这个缺口是匈奴人进出塔里木盆地的孔道。历史上记载匈奴人从这里袭入塔里木盆地的史实，不止一次。但是西汉政府沿着库鲁克塔格山麓，却建筑了成列的堡垒，用以保障这条商路的安全。

向天山北路行进的商人，到了山国以后，大概还是经过焉耆，然后北向车师。车师在今日吐鲁番盆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附近，土地肥美，农产丰富，在西汉时代，为汉与匈奴必争之地。因为匈奴人既不能南入黄河流域，就必须占领这个盆地，然后才能养活他们的畜群，并进而向沙漠田中定住的人民征收贡赋。而汉朝方面，如欲巩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以及保障欧亚商路的安全，也必须占领这个盆地。西汉政府把这个盆地占领以后，汉朝的商人，才能经由天山北路进入中亚。

由车师而西，汉朝的商人，沿着天山北坂，便走进了准噶尔高原，通过卑陆（今乌鲁木齐市东北）、且弥（今乌鲁木齐市）的境界，以入乌孙。在准噶尔斜坂的高处，自古以来，就有很大的松林。稍为下去，则为广阔的牧场。这里的人民，大概居住在帐幕之中，以游牧为生。由此而西南，则进入大宛，与天山南路的商人相会。所以大宛是中国商人进入中亚以后第一个站头。西汉的政府不惜劳师动众，两度远征大宛，就是为了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军事的据点，以保障在中亚的贸易。

大宛在今日的费尔干，这里是希腊人极东的一个控制区。有人口六万户，三十万人。在这里，布满了葡萄园和各种果树，有广大的牧场，出产名马，汉朝称之曰天马。汉朝的商人，有不少从大宛买了葡萄和天马就回国了，但有少数，则由此再向前进，或北入康居，或南入大月氏，而尤以南入大月氏者为最多。因为到了大月氏，就可以碰到安息、条支、印度乃至罗马的商人。

当时中国商人，在中亚究竟到了一些什么地方呢？据《汉书·张骞传》云：“（张骞第二次使西域）既至乌孙……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同《传》又云：“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由此而知当时中国的政治使节，已远至于里海之北，波斯、阿拉伯与印度了。

在任何时代，特别在封建主义时代，国际贸易的进行，必须以政治力量做先锋。强国对弱国，则表现于军事的掠夺和政治的榨取。弱国对强国，则表现为朝贡的形式。因之西汉时代的所谓政治使节，实际上就是商队的领导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史籍上可以看出在这些外交使节的后面，跟随着大群的商人。《张骞传》谓自骞以后，前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以后虽渐减少，但在一年之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些打着国旗做买卖的商队，他们赍操的货物与资本，“大放博望侯时”。而博望侯时的赍操，则为“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这些商队依照各人买卖的目的，走向不同的地方，“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又据《张骞传》云：“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复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由此而知，当时派赴西域的成群结队的外交使节，并非朝廷的正式官吏，皆系一些妄言无行的冒险商人，他们利用政府的资本、货物，而贱卖以饱私囊。这些重装的外交使节，所以往往在路上遭到劫掠。

关于西南的国际贸易，史书所载极为简略，而又无考古学的发现足以印证，故无从详考。惟西汉时大夏市上有邛竹杖与蜀布，而此等货物又系自印度商人转贩而来，则当时四川与印度间之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又为确切之事。

汉武帝为了打通这条商路，曾派出许多使节，但据《张骞传》云：“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虽然如此，汉卒因此而通滇国。《张骞传》云：“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滇国在今日之昆明，与分布于今日滇、缅边境的哀牢夷，有着贸易的关系，当系可能之事。故以今日之地理度之，当时西南的国际商路，必系以蜀为中心，经犍为、越嶲、滇以至于昆明，通过西南夷的中介，由缅甸、印度以达于中亚之大夏。

现在，我们说到西汉时代的海洋贸易。《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以上所记的地名，我们虽不能确证其为今日何地，但以航行的时间计之，已在一年以上，以每日航行六十里计之，自合浦（今属广西）出发至其终点已程不国，当有二三万里的海程。

据晚近学者推测，谓黄支国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如此，则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国，当即当时之狮子国，今日之锡兰岛（今名斯里兰卡）。而介于合浦与黄支之间的诸国，则当在今日婆罗洲、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一带。究竟如何，这还要有待于将来考古学的发现之证明。惟东汉时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人与中国有着往来，则为文献所证明。张衡《西京赋》有云：“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又云：“非都卢之轻 ，孰能超而究升也。”这里所谓“都卢”，就是“夫甘都卢”的简称。

再说东北方面的国际贸易。所谓东北方面，即指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而言。中原与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的诸种族，自古以来，即有着交易的关系，这已经从考古学的发现上获得证明。至于日本，在秦代亦以蓬莱三岛之名而出现于中国的史籍。徐巿等或者已经到达了这里。惟史籍记载不明，无从确证而已。

东北方面的国际贸易之畅通，当始于汉武帝征服朝鲜以后。史载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以海军与陆军两道并发，陆军出辽东，海军浮渤海，两军会于朝鲜之首都王险城（今平壤市），并在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于是朝鲜遂成为大汉帝国的疆土。我们从武帝征朝鲜之水陆并进，又知当时通达朝鲜，有水陆两道。而其贸易之中心地，则为当时之乐浪郡，这从乐浪已经发现许多汉代的漆器可以证明。

当时从陆路出发的商人，大都以今日的北平（今北京市），当时的燕（蓟）为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谓当时的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由此可以想见，这些商人从燕出发，或北入今日热河（原热河省，辖今河北省东北部承德地区、辽宁省西南部及内蒙古东南部），与乌桓交易；或东入辽西、辽东，与夫余（在今吉林农安一带）交易；或由辽东更进而南行，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秽貉（今朝鲜东部）、三韩（今朝鲜南部）贸易。其由海道赴朝鲜者，则大半由山东之罘出发，因为之罘在秦代即为海洋探险的商人麇集之地。到西汉初，当然更加发展了。

除朝鲜以外，当时中国与日本，也发生了繁盛的贸易关系。《后汉书·东夷传》云：西汉武帝时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又《汉书·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从这种简略的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想见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可惜东入倭国的商人之中，没有一个像张骞那样的人物，把这百余国的风土人情出产，详细记载出来，因而我们至今无从确考。但这些诸国，必系今日日本西北的诸部落，则可想见。因为只有这一带最接近于西方的大陆。当时日本的商人之入中国，大都先浮海至朝鲜之乐浪，《汉书·地理志》谓“乐浪海中有倭人”，即其明证。到乐浪后，舍舟陆行，经辽东半岛而入中国，故《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考一》云：“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

西汉时代，中、日之间确有贸易关系之存在，近来已有考古学发现的证明。日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谓在日本博多罗湾沿岸，发现中国古代的铜剑、铜 ；在筑前国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须玖、并系岛郡怡土村大字三云发现瓮棺，内多中国古镜、璧玉之属；又由系岛郡小富士村之海岸遗址，发现王莽时的货泉。这些器物和货币在日本沿岸之发现，即足以确证当时日本沿海岸，已有中国商人的活动。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了然于西汉时代国际贸易的概况。当时中国已有三条商路通达中亚，其一由今日之甘肃、新疆越帕米尔高原而入中亚；其二，由今日之四川、云南经缅甸、印度以入中亚；其三，由今日之广东之合浦（今属广西）沿安南海岸，经南洋以达印度，再由印度登陆以入中亚。此外，则由水、陆两道通于朝鲜，并远至于日本。当此之时，中国的商人翻山越岭，乘风破浪，海浮陆行，遍于世界，真可谓盛极一时。

同时，外国的商人，也由四方八面来到中国。如《张骞传》谓：“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地理志》亦谓倭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又谓南洋诸国，“武帝以来，皆献见”。所以当武帝出外游历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碰到外国商人。《汉书·张骞传》云：“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这段史实，一方面指明了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之多，同时也指明了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人民贫困之时，而惯于向外国人表现一种虚伪的阔绰。从古以来，就是如此。

注　释

〔1〕 　《史记·货殖列传》云：“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这样看来，任氏者乃系一个囤积居奇的官僚商人。

〔2〕 　《汉书·高帝纪》谓陈豨反，高帝讨之，“问豨将，皆故贾人（故贾人者秦时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按陈豨为代相，代在山西北部，地接匈奴，这里的贾人，当然是以奇缯物贾匈奴的商人。高帝深知商人的心理，是黄金第一。所以黄金一到，豨将皆降。

〔3〕 　《汉书·文帝纪》二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又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汉书·景帝纪》后元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武帝纪》元狩六年诏曰：“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末众。”此外《东方朔传》云：“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魏相传》亦云：“民多背本趋末，为陛下（宣帝）之忧。”

〔4〕 　长安西市，辟于惠帝六年。东市始于何时，不可考。

〔5〕 　《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又“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

〔6〕 　《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

〔7〕 　《汉书·宣帝纪》：本始元年“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

〔8〕 　《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

〔9〕 　《汉书·外戚传》云：孝武“皇太后微时，所为金王孙生女俗，在民间……武帝始立……自往迎之，其家在长陵小市”。又同上《王尊传》云：“有诏左迁尊为高陵令。”

〔10〕 　《汉书·冯唐传》云：冯唐言：“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

〔11〕 　《盐铁论·通有》篇。

〔12〕 　班固《西都赋》有“九市开场”一语，李善注引《汉宫阁疏》曰：“长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东。”据此则当时长安西市又分六市，东市又分三市。但余以为九市者言其市别之多也，实则当时长安，百贾列肆，何止九市。

〔13〕 　关于市以类分的遗迹，我们今日尚能于具有历史的城市之街道的名称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在北平（今北京市）有珠宝市、骡马市、花儿市、绒线胡同、琉璃厂、米市大街等街名。在成都有打金街、打铜街、金玉街、铜丝街、皮房街、棉花街、锅锣巷、珠市巷、鹅市巷等街名。这些街名，现在多半不能名符其实，但它们的得名，确系因为它们各自所卖的特定的商品，盖即古代货别隧分的遗迹。

〔14〕 　《汉书·赵广汉传》云：“大将军霍光秉政，广汉事光。及光薨后，广汉心知微指（微指者，皇帝的暗示），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涕泣。”

〔15〕 　《汉书·赵广汉传》云：“广汉客私酤酒长安市。”

〔16〕 　《汉书·贡禹传》云：贡禹“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17〕 　《汉书·食货志》。

〔18〕 　《汉书·食货志》云：“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19〕 　同上书云：“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20〕 　铜币六品即“钱货六品”：

（一）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

（二）幺钱——径七分，重三铢，文曰：幺钱一十。

（三）幼钱——径八分，重五铢，文曰：幼钱二十。

（四）中钱——径九分，重七铢，文曰：中钱三十。

（五）壮钱——径一寸，重九铢，文曰：壮钱四十。

（六）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即前铸大钱。

〔21〕 　黄金重一斤，直钱万。银币二品，已如前述。

〔22〕 　龟币四品即“龟宝四品”：

（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

（二）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

（三）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

（四）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

〔23〕 　贝币五品即“贝货五品”：

（一）大贝——长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二）壮贝——长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

（三）幺贝——长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

（四）小贝——长一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

（五）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

〔24〕 　布货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一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

〔25〕 　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值一，与货布二品并行。

〔26〕 　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值货泉二十五。

〔27〕 　陈正祥氏《河西走廊·沃野与都市》一篇中，谓“河西沃野之分布方式，东西两部显然不同，嘉峪关以东，沃野大致互相连接，可称为'连续沃野’。嘉峪关以西，沃野零星分布，孤悬于荒漠之中，可称为'孤立沃野’”。陈氏于《河西走廊》一书中，曾列举沃野十处，而以张掖、酒泉、敦煌、武威为大。据云：“张掖沃野，自东南之古城子以迄西北之黄家堡，延长六十五公里，南起祁连山北麓，北迄合黎山南麓，南北宽度在十五——三十公里之间，全部面积约达一五○○方公里。”“酒泉沃野，东西宽约三十二公里，南北长约四十公里，全部面积九三○方公里”。“敦煌沃野，东西宽约二十四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七公里，全部面积达三五○方公里”。“武威沃野之面积，约为一二○○方公里”。

〔28〕 　《流沙坠简·序》。

〔29〕 　《西域考古记》98页。

〔30〕 　《西域考古记》99页。

〔31〕 　《西域考古记》101页。

【第八讲】　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画像

一、非变不可的时代

王莽改制，是出现于中国史上的第一次改良运动，但这件事，写在西汉史上，却变成了一幅滑稽的插图。

王莽改制之被滑稽化，主要地是因为王莽曾经用了一种政治手段，篡窃了西汉的天下；而这在中国政治道德上，是不允许的。不仅如此，在篡窃的过程中，王莽又动辄称引圣经贤传，以文饰其奸逆。例如他本来是一个乱臣贼子，而到处自比于伊、周；本来桀、纣不如，而晏然自以为黄、虞复出也。当王莽之时，圣经贤传的文词充满文告，仁义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例如当王莽辞新邑田时，当时大司徒司直陈崇曾有一封颂圣的奏书，其中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辞，都搜集起来，歌颂这位篡窃的“圣人”。其中有言曰：“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公之谓矣”。“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这诚如《汉书·王莽传》所云：“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我们读史至此，不觉深有慨乎圣经贤传之往往为奸人所利用，而仁义道德之往往为篡窃者所假借也。

虽然奸逆终非文辞所能粉饰，是以千余年来，王莽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中国历史家残酷的裁判。王莽的名字，直至现在，还是被当作篡窃者的符号，足见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即因如此，所以王莽改制，也被滑稽化了。

但是，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可看出王莽的改制，并不是一种纯理想的企图，而是西汉历史发展到不得不变之结果。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西汉的政权，至于成帝已开始其崩溃的过程。当此之时，五侯专政，外戚用事，阻塞贤路，浊乱天下，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达到极点。例如“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元后传》）。当时贵族之骄奢也如此，其他官僚亦“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埋葬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成帝纪》）。这种情形，即以成帝之昏庸，亦知似此“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当时的贵族官僚，其贪污所得，过于庞大，用之于雕梁画栋而不尽，用之于声色狗马而又不能尽，于是出其余裕，用于土地之收夺，以再生产其财富。如：“红阳侯立，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孙宝传》）又如：“张禹占郑、白之渠田数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通考》）这样就加速了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

与政治的收夺的同时，又来了一支扫荡农村的生力军，这就是商业资本。其一部分囤积居奇，垄断人民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涌进农村，而且即刻就抓住了那些渴望货币的贫苦农民的头发，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家屋以及一切有价物，都当作利息交付出来。最后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身体，也以奴婢的形态提供出来作为债务的清算。

由于贵族官僚与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的竞赛，于是土地日益集中，贫困日益扩大。当此之时，诚如王莽诏令所云：“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又如荀悦所云：“西汉之世，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数千百顷，富过王侯。”

又况人祸之外，复益之以天灾。成帝有诏曰：“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成帝纪》）

当时农民，其土地之被剥夺者多已饿死沟壑。即有土地者，“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王莽传》）。加以急征暴敛，敲骨入髓，地租之外有稿税，算赋之外有更赋，此外盐、铁有税，酤酒有税，车船有税，海有税，山林园池市肆乃至六畜，亦无不有税。农民若不能交出此种税款，则“一人有辜，举宗拘系狱”（《成帝纪》）。如此，则当时的农民，虽欲不女为娼，而男为盗，岂可得乎？果然，颍川的铁官徒（铁场的工徒）首先爆发了叛乱。接着在广汉，在尉氏，在山阳，也相继发生了民变，自是而天下萧萧然矣。

到哀帝时，外戚幸臣把持国柄，贪污腐败，日甚一日。据史载，哀帝一次就把农民的土地赏给他的男宠董贤二十万亩以上，又赏给董贤的钱合计四十三万万，其他不及细举。当时谏议大夫鲍宣曾上书曰：“（陛下）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

当时社会的情形，鲍宣曾慨乎其言之曰：“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汉书·鲍宣传》）

在七亡、七死的灾难之中，当时的人民，遂骚然大动。《哀帝纪》云：“（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在堂堂的首都而饥民公然“持火上屋，击鼓号呼”，这是何等骇人的现象！

由此看来，西汉至哀帝时，天下萧萧然已呈变局，有王莽的改制固变，无王莽的改制亦变。王莽知变可以制变，故为改制之图。其主观动念，固在欲因天下之变，以巩固地主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正是当时人民的愿望。盖当时除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族富商外，所有的人民，无不希望有一种政治的改良，以打破当时黑暗腐败的局面。所以我以为王莽的改制，在客观上，是顺乎人也；顺乎人者昌，是以王莽得以变而致身于皇帝。但在主观上，是私乎己也；私乎己者亡，是以王莽虽篡窃大位，不旋踵而遂血肉狼藉于人民之前。

二、改革的内容

不论怎样，王莽总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看清了当时社会，已经非变不可，与其任其自发的变，不如先为之变以制其变，如此则变之权操于己，变之用存于己，从而导天下之变于自己有利的方向，以巩固其统治。同时，王莽又看清了当时社会的危机，是从社会最深刻的内部爆发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贵族、官僚、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使农人失掉了土地；其次是商人之高利盘剥与物价垄断，造成了社会的不安。所以他针对着这种社会症结，展开其改良政策。

王莽知欲天下之安，必须消灭“部落鼓鸣，盗贼横发”的现象。欲消灭此种现象，必须农着于土。欲农着于土，必须耕者有其田，故为王田之制。所谓王田者，即将兼并者的土地，收为国家所有，再由国家计口授田，以之分配于人民。《王莽传》云：“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如制度”者，即一夫受田百亩也。王莽对于执行此种土地政策似有决心，他曾有诏曰：“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跟着土地之政策而来的是劳动政策。为了发掘劳动力，王莽又在“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颁布了禁止奴婢买卖的诏令。其令曰：“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为了打击豪商巨富之囤积居奇，操纵生活资料，王莽又曾为六筦之政。筦者，专卖之意。六筦者，即对于六种重要经济事项的垄断经营。王莽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汉书·食货志》）

为了打击豪民富贾之垄断物价及高利盘剥，王莽更为五均之政。五均者，即于当时商业最繁荣的城市，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各置五均司市师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其职务一方面是征收商税，另一方面，则是平准物价，及对农民作小本贷款。当时的平价，据《汉书·食货志》云，并不是追随黑市而高涨，而是“万物昂贵过平（价）一钱（者），则以平贾（价）卖与民，其贾氏贱减平（价）者，听民自相与市”。政府并不希望利用平价政策作发财的企图。其贷款也，亦不仅豪民富贾始能享其利，而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这样一来，垄断物价者与高利盘剥者遂无所施其技矣。

为了集中现金于政府的手中，王莽又为币制的改革。据史载，王莽曾废当时通用之五铢钱，更为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凡二十八种，并严申私人盗铸之禁。此种新币如龟贝之类，大抵一钱不值；其他亦多为额面金与实际价值不符之钱币，实即后来之所谓不兑现之法币也。这种新币的发行，则豪民富商之现金，遂可以转移于国家之手中。

王莽的经济改革大概如此。此种经济改革，显然是集中打击于豪民富商，同时贵族官僚，亦不得不遭受其殃。因此王莽在当时的贵族、官僚、豪民、富商看来，简直是自己集团中的叛徒与败子。反之，在农民看来，则是一种意外的希望。假使王莽的经济改革能顺利进行，逐步实施，则未始不可使当时的社会转危为安，而王莽的政权，也不致昙花一现。可惜他的政策遭遇了贵族、官僚、豪民、富商之激烈的反对；同时，王莽在新政的推行中，又用非其人，以至半途而废。

据《王莽传》所载，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因“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区博公开反对王莽没收土地的政策。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即因土地所有者之反对，于是王莽遂于建国四年，下令取消。其令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五均六筦者，所以制止豪民富商之垄断物价、高利盘剥者也；然而王莽用以执行此种政策之人，皆系豪民富商。《汉书·食货志》云：“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即因五均六筦之权操于豪富之手，于是他们与地方官相互勾结，利用平价政策，贱买于民而贵卖于市。因而愈平价而价愈高，以致“米斗万钱”，“黄金一斤，易豆一斗”。像这样的平价政策，比不平价还要坏百倍千倍，当然引起人民的痛恨。所以到地皇三年，五均六筦也取消了。

至于新币制，则以种类复杂，单位太多，以致人民“每一易钱，辄因破产”。所以人民更不乐从，而仍多盗铸五铢钱，私相流通。于是王莽令“伍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钟官者主钱币之官），愁苦死者什六七”。虽然如此，新币仍不能行。

由此看来，王莽的经济改革，无一不半途而废。以是而知王莽之败非由于变也，实不能坚持其所变而使之及于通。换言之，乃不及于通而遂不变也。

三、回到暴力政策

王莽的改良政策，曾经给农民以一种新的希望。一旦皆半途而废，则农民皆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以致于叛乱，此自然之理也。王莽深知欲镇压此辈失望之农民，必须用更大的残酷，而这就是王莽在后来走向暴力政策的原因。

王莽最初本想招来一个“四夷来王”的盛事，用外来的光辉来替自己镀金，藉以在国内人民之中建立威信。据史载，他曾大派使节，分道四出，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扶余；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至句町；西出者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但四夷并不捧场，他招来的不是“四夷来王”，恰恰相反，而是“四夷叛变”。首先叛变的是匈奴，跟着高句骊、秽貉遂反，以后西南夷和西域诸国也叛变了。

为了维持自己在人民中的信仰，并欲以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是王莽大发兵征四夷。据史载，王莽曾派孙建等十二员大将，十道并出，征匈奴，派严尤击高句骊、秽貉，派冯茂击句町及其他西南夷，派王骏远征西域。在这些东西南北的战争中，除了东征之军以诱杀高句骊侯驺而结束，西域之军以王骏死于焉耆之袭击而消灭，此外北伐匈奴、南征西南夷的战争则变成长期战争了。

为了支持征伐匈奴和西南夷的战争，于是王莽下令，大募天下丁男以实边塞，苛征暴敛以给军食。《王莽传》曰：“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资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国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云：“（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

战争长期地持续。据《王莽传》云：“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皆西南夷名）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之七。”最可笑的，是王莽派出征伐匈奴的将军，“先至者屯边郡”，“不敢与匈奴战”，只是“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这些将吏，他们在自己的战区“各为权势，恐猲良民，妄封人颈，得钱者去，毒蠚并作，农民离散”。

对外战争，并无结束之望。当时每年运往西河、五原、朔方、渔阳一带的钱谷，每郡以百万数。又令郡国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长安，前后仆于道路。而贪官污吏又假借战争之名，苛征暴敛。据《王莽传》云：“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黄金白银，尽入私囊，槛车铁锁，无非冤枉。又“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长安变成了贪污的中心，杀人犯的窠巢了。

与战争平行，又大兴徭役。据《王莽传》云：“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九庙）者，络绎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诸宫）……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殿皆重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当建筑时，“将作”日夜督工，“卒徒死者万数”。

王莽又听说古有黄帝，曾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乃派中散大夫及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淑女，上其姓名，由王莽挑选一百二十名，于是王莽遂与这些淑女，讲求所以为神仙之道。但同时，也不忘记和公卿大夫，宣扬六经，讲求所以为圣人之道。更没有忘记发号施令，南征北讨，与诸将讲求所以为英雄之道。他想做神仙，想做圣人，也想做英雄，实则他已经踏入了荒淫、暴虐、糊涂的深坑而不能自拔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要一手揽尽天下的大权，专制独裁，刚戾自用，命令如牛毛而又朝发夕改。据《王莽传》云：“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质问者请示也）乃以从事（从事者实施也）。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县宰缺者数年，郡守兼任”。

又据《王莽传》云：“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遴者吝也）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官吏俸禄“不能尽得”。但是据同传所载，当新市、平林围长安时，王莽“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然则王莽之不发官俸，并非无钱。

像这样的政治，当然要使得天怒人怨。史载王莽时，严重的天灾，如大雨雪，大风雹，大虫蝗，大旱灾，大疠疫，河决地震，几乎年年都有。同时农民也以穷困，纷纷流亡道路了，当时“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

据说王莽亦曾派员赈济饥民，但“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廪，饿死者十七八”。后来“莽闻城中饥馑，以问王业（赈济专员），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 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然则以王莽之明，亦颇受左右之蒙蔽也。

不久，农民大叛乱爆发了，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南北并起，于是王莽通令全国，就地剿灭。但当时地方官皆畏“贼”不敢进剿，“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以卸责任。即有讨“贼”者，而讨“贼”之军，“郡县苦之，反甚于贼”（《王莽传》田况语）。

“盗贼”之势日益扩大，王莽乃命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大军进讨。但这些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所以廉丹一出马，便被赤眉杀死，而王匡也全军覆没，落荒而逃。

跟着四方“盗贼”的挺起，而王莽肘腋之下也发生了不稳的现象，这首先就是刘歆、王涉等的叛乱阴谋之暴露，接着他的儿子王临，也要谋杀他。众叛亲离，已至独夫末路。为了巩固首都的秩序，玉莽曾“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但巨鹿男子之谋刺王莽如故也。

一切的暴力，都没有得到效果，不久新市、平林攻破长安，而王莽之头遂高悬宛市矣。

《汉书·王莽传》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汉书》之言是也，但王莽之所以陷于惨败者，以其由改良政策走向暴力政策之必然归宿。盖天下既已变矣，而王莽亦曾利用其变以登于宝座矣，此已变之天下，决不能因王莽之不变而遂不变，王莽不变而天下自变，此王莽之所以败也。

（重庆《中华论坛》创刊号，1945年2月1日出版）

【第九讲】　论东汉末的党锢之祸

何进谋诛宦官图一、外戚宦官轮流专权

当东汉末桓、灵之际，中国曾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屠杀士大夫的惨案，历史家称之曰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中国士大夫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也是中国士大夫所领导的政治抗争之第一次的失败。这件事虽然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士大夫为什么要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

我们知道，士大夫的阶级属性，大半都是地主或小所有者，他们都有足以保证其生活的土地或小小的田园，进可以升官发财，退亦可以活命。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中国士大夫的人生观。即因他们进退有据，可穷可达，所以他们是社会中最富于弹性或忍耐性的一个阶层。同时，中国的士大夫，都读过圣贤之书，知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即使皇帝混蛋一点，政治黑暗一些，他们都能安之若素；最了不得的表示，也不过是逃避山林，去当隐士。因此，当士大夫而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发动政治抗争的时候，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政治的暴虐与黑暗已经不仅为贫苦的农民所痛恨，而且也为有教养的地主和小所有者所不能忍受了。东汉末年的中国士大夫之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正是这一历史原理的说明。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东汉的政权，自安帝以后，由于四周诸种族的叛变，土地的兼并与天灾的流行，已经走上了没落的道路，降至桓、灵之际，外戚宦官相继爬上政治舞台，贪污腐化，暴虐恣睢，遂使东汉的政权崩溃决裂，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了。

据史载，桓帝继位以后第一道诏令，便是大封外戚。当时，外戚梁冀官至大将军，食邑四县，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政府又赏赐梁冀金钱、奴婢、彩帛、车马和甲等的第宅。并且特许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 〔1〕 。在朝会时，与三公绝席（不站在同一席子上），十天到尚书台办公一次。当时，事无大小，都要梁冀批准，才能执行，不但文武百官的升迁须要梁冀裁可，就是皇帝的卫队，也由梁冀派遣。梁冀的兄弟、儿子和孙子，都受封为万户侯。梁冀之妻孙寿亦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总计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 〔2〕 。子弟、亲戚、宾客，布在列郡；其奴秦宫，亦官至太仓令。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就是天子也只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一条小狗也是人民的上帝；而况是与皇帝有连皮带肉关系的外戚。在封建时代一条裙带，已经足够把他的兄弟子侄拖上金銮宝殿，而况梁冀还有九条裙带。因而当时梁冀就仗着这种皮肉的关系，变成了政治上第一等的要人。他把他姊妹的媚态转化为他的权威，毫无忌惮地贪污无耻。他不仅剥削贫苦的农民，同时也公然绑架富豪。据史载，当时梁冀绑架扶风富人孙奋，便得钱一亿七千余万。此外四方征发，都有他一份，而且他的一份，比皇帝的还要值钱。特别是卖官的收入，更为庞大。所以后来梁冀诛死以后，政府拍卖他的财产，其价值竟达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经费，减天下租税之半。

不仅梁冀本人贪污，他所引用的亲戚宾客无不贪污。例如梁冀的妻党孙氏，冒名而为中央及地方官者十余人，皆贪污残暴。此辈各派家奴逮捕其属县的富人，绑票勒索，出钱少者，则诬以他罪而致之于死。当时宛县县令吴树，在宛一次就杀了梁冀宾客之为人害者数十人。宛县如此，其他郡县，亦无不如此。实际上，当时外戚之党，布满朝廷，散在郡县，这从梁冀诛死以后，其所株连之多，可以证明。据说：“其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 〔3〕 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天下，竟是谁家的天下。

奢侈和贪污是不可分的。据史载，当时梁冀的骄奢淫佚，真是惊人。他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城里，大起第宅，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踈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在这富丽堂皇的第宅里面，各有“藏室”，在“藏室”里，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又有“厩房”，在“厩房”里，豢养着外国来的“汗血名马”。此外，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 〔4〕 。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每当春秋佳日，梁冀夫妇，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当此之时，梁冀着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其妻孙寿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若于此时，有客来拜，例不得通。客人贿门者，门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5〕

……

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6〕

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伎（妓）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7〕

像梁冀的这种骄奢淫佚，在今天看来，自然不算什么；然而在当时的人民看来，已经觉得这种吃裙带饭的东西是“穷极盛满”了。因为当时的梁冀，不仅残害人民（从贫民到富豪），而且也威胁着皇帝。皮肉的关系，究竟敌不过权利的冲突。到延熹二年，跟着梁后死，裙带断，皇帝便在家奴的支持之下，发动了政变，把梁氏一门，无分男女老少，斩尽杀绝了。但是从外戚手中接受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外戚绝了种，奴才又当权。

据史载，当时主谋诛梁冀的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之曰“五侯”。又小宦官刘普、赵忠等八人，亦封乡侯。此外，以冒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等。宦官登台以后，他们的威风并不减于外戚。当时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8〕 只有单超早死，没有编入人民的歌谣。

宦官这种东西，是中国封建史上的特色。这种东西之出现为政治上的要人，就是当时封建政权走向了崩溃道路的特征，因为只有在封建政权走向崩溃道路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才会不相信任何臣民，而把自己的政权，委之于宦官。为什么？因为宦官是割去了生殖器的奴才，这种奴才，一入宫廷，便断绝了任何关系，他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只有一个领袖——皇帝。中国讲五伦，这种东西，只有一伦——君臣之伦。即因如此，所以皇帝相信他们，而且他们又最接近皇帝；同时，又能在皇帝的拳打脚踢的侮辱之下，表现笑容。因而每当封建政权临于崩溃之际，皇帝便依仗他们作为最后的打手，从而他们便能一手拿着皇帝的尿盆，另一只手掌握着全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权。

从外戚政治到宦官政治，其意义只是宣告贪官污吏的换班而已。据史载，当时五侯，或养疏属，或养异姓为子，或养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单超之弟为河东太守，左悺之弟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为沛国相，皆所在蠹害。徐璜之侄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宦官侯览，“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 〔9〕 。“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 〔10〕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侯）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 〔11〕 。总之，当时“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 〔12〕 。他们党羽，“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

这些宦官，就用白昼打劫、黑夜杀人的方法，封百姓的房产，夺百姓的田地，而暴富。他们暴富之后，也和外戚一样，“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 〔13〕 。据说当时侯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 〔14〕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看来，也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人民看来，他们就觉得这些奴才太可恶了。

由于外戚宦官之轮班搜夺，于是天下财富，从农村集中首都，从政府的国库转移到私人的钱柜。洛阳变成了金穴，而全国农村则变成了一片沙漠；外戚宦官变成了倾国的豪富，而农民乃至小所有者则变成了赤贫；所以当时陈蕃说：“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15〕

为了挽救社会的危机，当时的政府也曾以其剥削农民之所得，转而施行所谓“赈济政策”。但是膏药贴不住地震，农民暴动不煽而起者遍天下。据史籍所载，自桓帝以迄灵帝之初，农民暴动连年都有。如刘文、李坚、陈景、裴优、李伯、公孙举、劳丙、叔孙无忌、李研、胡兰、朱盖、盖登、戴异、许生等，都先后出现为农民暴动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四川、湖南，到处攻陷城市，诛杀贪官污吏。到桓帝末年，甚至在堂堂的首都，也有了暴动的“火光转行”。这样的情形，当然是农民大暴动的预告。

就在这样危急的局面之前，当时的士大夫起来了，他们展开了反宦官的政治斗争。而这到后来，便演成了中国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二、党锢祸起

外戚宦官走进朝堂，士大夫就必须退回田里，这几乎是中国史上的一个规律。

据史载，东汉自顺帝时起，当时的士大夫就相率毁裂冠带，避迹深山。到桓帝时，跟着政治之进一步的黑暗，那些有教养的士大夫，他们要逃出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像要逃出地狱一样，因而就更加扩大了这个零落的小所有者之群。这些士大夫逃入山林以后，或躬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过着所谓“隐士”的生活。他们自以为从此与人无争，与世无涉，谁知现实是逃避不了的，他们要逃避现实，而现实却要追逐他们。不久安车玄 ，又络绎于深山穷谷之中，要敦请这些逃避者回到朝堂，不是要他们主持国家大政，而是要请他们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歌颂宦官的杀人与放火，歌颂他们的白昼行劫，当众奸淫，歌颂他们一切无廉耻、无人性的下流行为。但是士大夫究竟读过圣贤之书，知道何谓廉耻，所以宁肯饿死，也不愿与奴才为伍。据史载，桓帝曾派安车去征聘处士徐樨、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人，结果都是空车回来。又征安阳魏桓，也不来。这些事实，就证明了桓、灵时期的政治，已经为士大夫所不齿了。

士大夫之最大的忍耐性，是建筑在他们都有“独善其身”的小小田园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到桓、灵之际，这种经济基础也被外戚、宦官剥削殆尽了，现在他们已经到了“食无求饱”的境遇。他们和贫苦农民不同的，就是他们还有一件破旧的长衫。到了这个时候，士大夫如果再忍耐，就是一声不响地饿死。但是士大夫不愿无声而死，所以东汉末的士大夫展开了积极的反宦官政治的抗争。《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士大夫反宦官的政治抗争，在桓帝末年，在陈蕃、窦武、李膺、刘淑等的领导之下，广泛地展开了。在当时，所有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几乎都参加了这个斗争。这些士大夫因为喊出了人民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面正义的旗帜。《党锢列传·序言》有云：当时“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 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 〕、翟超为'八及’。及者，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在上列士大夫中，有在野的名流，有在朝的中下级官吏（也有高级官吏），也有太学的学生。总之，在当时，所有社会各阶层，无不痛恨这个反动的政府，无不要求这个政府略加改良。而成为改良之障碍的，则为宦官，只要说反对宦官，没有一个人不举起双手的。

当时的中下级官吏为什么要反对宦官？因为这些中下级官吏，有不少是出身于小所有者的家庭，他们虽参加统治机构，仍然是受压迫的一群，他们既受宦官的压迫，又受商人地主的压迫。前者如白马令李云、弘农杜众，即因弹劾宦官而被处死刑；后者如南阳太守成瑨，即因劾举豪右而征诣廷尉抵罪。同时，他们的薪俸也非常之少，已经不能活命，所以他们对现状不满。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匹夫抗愤，胆子也大起来了，因而开始在现实的政治上，去制裁宦官和与宦官狼狈为奸的商人地主。例如史载当时河东太守刘祐，其属县令长，多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任，黜其权强，平理冤狱。魏朗为彭城令时，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更相章奏，检举其罪恶。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到任，追还诸豪姓前所夺人之田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前线的，就是东汉末的太学生。东汉至桓帝时，太学生已有三万余人。在这些太学生中，有不少小所有者家庭中的子弟。他们感到自己家世的没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觉得政治有改良的必要。当时郭泰、贾彪出现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郭泰一方面在太学生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与宣传；另一方面，又从社会上吸引大批小所有者的子弟，使之进入太学，以扩大自己的队伍。例如陈留茅容，本为农夫；巨鹿孟敏，本为担卖陶器的小贩；陈留申屠蟠，本为油漆工人；鄢陵庾乘，本为看门的厮役，皆因郭泰的援引，先后进入太学为学生。此外，出身于屠沽卒伍之士，因郭泰之援助而入太学者，尚不知有若干人。这样，当时的太学，便变成了零落的小所有者政治活动的中心。

在桓帝末，这些太学生便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他们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的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子。据史载，朱穆为冀州刺史，时冀饥荒，人民流亡者数十万，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僭为玉匣。朱穆下郡按验，吏发坟墓，剖棺出之。皇帝听了，大为震怒，征朱穆下狱，罚作苦工 〔16〕 。这件事，引起了学生的愤怒，于是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走到皇宫之前请愿，并上书为朱穆诉冤。其书有曰：“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17〕 。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 〔18〕 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这一次是为了皇甫规的案子。据史载，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之敲诈不遂而诬以“余寇不绝”之罪，也是被判决要罚作苦工，因而又有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的大请愿，皇甫规因此得以赦免。由此看来，当时的太学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态，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历史。

由于在野的处士、在朝的中下级官吏和当时的太学生三种力量的平行发展，相互声援，于是就形成了士大夫反宦官政治的浪潮。在斗争的高潮中，接连发生了几件严重的事件：一件是南阳太守成瑨与其功曹岑晊，诛杀了一个与宦官勾结“用势纵横”的商人地主张泛；一件是太原太守刘 诛杀了一个“贪横放恣”的小宦官赵津；再有一件，是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宦官侯览的家财；还有一件是东海相黄浮诛杀了一个曾经射杀太守李嵩之女的宦官徐宣及其一家老幼。这几件事，当然要引起宦官与豪强地主的愤怒，结果，成瑨、刘 诚心去恶而反伏殴刀，翟超、黄浮奉公不挠而并蒙刑坐。天下之人，无不冤之。

宦官的反攻，日益凶猛，恰恰又发生了张成的事件，于是黑天的党狱，遂发生了。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言》云：“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19〕 当此之时，皇帝的诏令，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钩捕党人。州郡为了报命，只有乱捕善良。只要是一个士大夫，就加他一顶党人的帽子，而予以逮捕。所以，当时每一州郡，所捕党人，多者至数百。天下士大夫，几乎一网打尽。当时只有平原相史弼，未捕一人。使者责曰：“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史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20〕 实际上当时所捕的“党人”，都是一时的人望，诚如陈蕃所云：“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尤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 〔21〕

党狱一天天扩大。当时，太学生首领贾彪乃潜入洛阳，求援于城门校尉窦武。窦武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戚。他看到宦官鱼肉天下的士大夫，也感到不平。乃上书皇帝，请赦党人。其书有曰：“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禼、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 〔22〕 同时尚书霍谞等亦为“党人”诉冤。宦官见天下舆论哗然，乃于次年赦党人二百余人，放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永不录用。从此以后，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满朝文武，尽是奴才。虽然如此，而当时士大夫，仍然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没有一个人向宦官投降。这种为正义而斗争的高风亮节，是值得他们的后辈学习的。

士大夫的灾难，并不到此为止。桓帝死，灵帝立，胜利的宦官威风更大，侯览、曹节、王甫、郑飒、公乘昕等与灵帝的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荼毒海内。为了巩固他们反动的政权，于是发动政变，展开对士大夫的大规模屠杀。在这次政变中，士大夫的领袖大将军窦武、太尉陈蕃均被害，太学生被屠杀者数十人。

到建宁二年十月，再兴党狱，于是李膺、杜密、虞放、朱 、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俱被诬杀，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传家有行义者，一律加他一顶党人的帽子，或杀，或徙，或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当时，郭泰私为之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 〔23〕

士大夫的灾难还没有终止。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其书曰：“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24〕 这一封奏书，又激怒了宦官，除将曹鸾免职，掠死黑狱，又诏州郡更考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之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从此以后，当时有气节的士大夫，遂无遗类，而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

现在，留在东汉朝廷中的，只是一群戴着人冠的狗子。据史载，灵帝时，“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后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统国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 〔25〕

三、党锢之祸的影响

东汉末年，士大夫反奴才政治的抗争是失败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页血肉狼藉的历史。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写成了一篇慷慨悲壮的政治宣言。在这血写的宣言中，明白而有力地指出了当时的暴虐与黑暗的政治已经没有改良的希望。换言之，当时的反动政权决不接受任何修改的建议，它一定要坚持反动，而且要反动到底。如果人民不能忍受这种反动，惟一的办法，只有武装暴动。因此，跟着“党锢之祸”而来的，再不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学生请愿”，而是“黄巾的大暴动”；再不是士大夫被屠杀，而是屠杀者被屠杀了。

跟着东汉的士大夫之后，中国的士大夫，继续不断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发动改良运动。例如在唐则有牛僧孺、李宗闵反贵族政治的运动，在宋则有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在明则有东林党人反宦官、反锦衣卫（特务）的运动，在清则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这些运动，在本质上都是改良运动，不是革命运动，但是都不能为当时的反动派所接受。结果，都和东汉的士大夫一样，“衣冠填于阶陛，善类殒于刀锯”，一个跟着一个失败了。不过，跟着他们的失败而来的，也和东汉一样，再不是士大夫的哭脸，而是农民的大刀。例如跟着牛、李反贵族政治的失败而来的，是黄巢大暴动；跟着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失败而来的，是宋江、方腊的大暴动；跟着东林党人反宦官、反锦衣卫的失败而来的，是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大暴动；跟着康、梁变法运动的失败而来的，是辛亥大革命。从这些史实，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即“士大夫政治抗争的失败，就是农民大暴动的信号”。

现在中国的士大夫又在为了和平与民主而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我希望他们再不是失败，如果不幸而失败，我敢预言，跟着而来的还是人民的武装革命。

（上海《理论与现实》第三卷第二期，1946年7月25日出版）

注　释

〔1〕 〔2〕 〔3〕 　《后汉书·梁统列传·梁冀传》。

〔4〕 　二崤，山名，在今河南灵宝东南的崤山，东为土峭，西为石崤。

〔5〕 〔6〕 〔7〕 　《后汉书·梁统列传·梁冀传》。

〔8〕 〔9〕 〔10〕 〔11〕 　《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12〕 　《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

〔13〕 　《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14〕 　《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

〔15〕 　《后汉书·陈王列传·陈蕃传》。

〔16〕 　《后汉书·朱穆传》：“输作左校。”李贤注：“左校，署名，属将作，掌左工徒。”

〔17〕 　季孙，春秋鲁国执政；伊，伊尹；颜，颜回；桀，夏桀；跖，盗跖。

〔18〕 　《后汉书·朱穆传》。

〔19〕 　《集解》惠栋曰：《考异》云：“膺时为司隶，非尹也。”

〔20〕 　《后汉书·史弼传》。

〔21〕 　《后汉书·党锢列传》。

〔22〕 　《后汉书·窦武传》。

〔23〕 　《后汉书·郭太传》。

〔24〕 　《资治通鉴·汉纪》灵帝熹平五年。

〔25〕 　《后汉书·五行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