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大师 第三编 大师事迹 上

朱佩弦和其他诗友

萧公权

流寓成都将近十年，所作诗的数量远超出前此或后来所作。这是因为我受了非常时期中环境和事态的刺激，同时更因为我得着十多位诗友的热心鼓励。

我在未到成都之前已经有加紧学诗的打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我乘川江轮船西上，经过奉节县时，作了一首七言诗：

杜公避乱出峡去，我行因乱入峡来。

楼船十日溯江上，五丁神速疑相推。

瞿塘过眼影一瞥，巫峰回首云千堆。

白帝孤城忽在望，夔州万瓦遥崔嵬。

航程有限未肯歇，杜公隐处空萦怀。

公昔思去我欲住，去住不得谋俱乖。

公卒东下老病死，我兹西上胡为哉。

行踪先后已异致，诗史更恨无公才。

瀼西西阁岂堪问，东屯茅屋沉荒莱。

千载萧森尚留句，倚舷高诵江风哀。

花溪草堂迹未息，会当趋谒行苍苔。

异代私淑傥蒙许，愿耗蜀笺千幅裁。

才虽无似世有似，诗句万一能追陪。

想“追陪”杜公，自属狂妄，然而尚友古人，取法乎上，似乎也未可深责。

我在成都时接交的诗友共有十多位。其中偶相唱酬的是曾履川、黄竹生、陈青筠、浦逖生、孙小孟、翁智田、洪北平、李孟书，和堂弟公逊。唱酬较多的是朱佩弦、潘伯鹰，和卢天白。朱、李、洪、翁、卢五位，那时都是大学国文系教授。曾从前和后来也任教席。如果他们可称为“职业文学家”，其余几位便是“业余的诗人”。潘未任教，但文学造诣的高深，绝不亚于任何职业文学家。陈现在台湾，曾在香港，浦在美国。朱、潘、卢、孙、黄都已先后去世。其余两位身在中国大陆，音问断绝，存亡莫卜。

朱、潘、卢三位是我时时追念的诗友。这里我只想略为追述佩弦奖进我学诗的情形。我毫不迟疑说，他是我学诗过程中最可感谢的益友。他赞许我的许多话，我虽然极不敢当，但经他屡次指点出诗中的甘苦，我学诗便有了显著的进步。

一九四一年二月初，我用“残灯”为题，步韵和他近作的《夜坐》诗两首：

残灯催客睡，倦拥旧毡青。日月光都熄，羲皇梦不经。荒唐照夜目，局趣处笼翎。无寐亦堪喜，眼前通混冥。

神共形为役，尘羁碍默存。劳生摧发短，冷被夺心温。早识书无用，翻愁昼亦昏。饥鼯凭暧昧，穿壁走喧喧。

佩弦回信说：

赐和“残灯”二律，首章三四语雄奇爽朗，所谓“调逐风云上”者。次章精炼而不失流利，此最难能。语语警醒，不容抉择，极佩。结联意新语趣，复饶弦外之音，尤令人眼明。

约一星期后，我以“呓语”为题，叠《简孙小孟白沙山居》诗韵，作七律两首寄给佩弦求正：

宰世休疑造物悭。辽东曾是令威还。瞢腾异梦三分日，旖旎残春六代山。烛炧青楼歌席换，沙沉白骨战场闲。湘累何苦传天问，未抵芳醪发悴颜。

无须高论谴梁陈。怨鸟终填海作尘。禹域奔狼胡运短，昆阳起凤汉仪新。称心仙果三千岁，翘首澄波五百春。深惜放翁赍恨没，灵山未学炼形人。

佩弦来信说：

大作奇丽沉雄，承示诸篇中似均无此境界。（“残灯”二章中有之。）贤者多能，无施不可，至深钦佩。首章中二联感慨尤深，令人辄唤奈何。二章前半并高响遏云。（中略）然弟所偏爱，尤在首章，以为盘纡蕴郁有一往不穷之妙。

佩弦接着把他叠颜字韵和作的“呓语”诗寄来。我以“梦破”为题，步韵和他：

碧落红尘分两悭。游仙梦破叹生还。天流妖火燔旸谷，地涌狂泉拍阆山。蚁酒不成千日醉，鹤丹虚费十年闲。磨砖纵可为明镜，无复清都别后颜。

佩弦回信说：

大作奇横感慨。朗诵数过，便已成诵，足知其入人者深也。全诗结体完密，似尤在呓语二诗之上。首联结联不但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且押“还”“颜”二韵均极新警，令人眼明。（中略）又大作中二联亦皆未经人道，与起句极相称，又极相贯，奇横而不失自然，尤为难能可贵也。

上面所举只是少数的几个例。佩弦的不断奖掖，不但增加我学诗的勇气，并且使我对章法、风格等重要问题更加注意。同时，从他称许某首某联而不提到其他，我知道哪些是我学诗比较成功的地方，哪些是我失败的地方。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诚然应当自有权衡，如杜工部所说“得失寸心知”。我所作的诗，或好或坏，我也未尝不试加甄别。但佩弦的评骘加强我的信心。他寄寓成都一年便回昆明去执教。这是我学诗的一个顿挫。

卢天白（美意）是安徽庐江人。九世祖卢谦，坚守孤城，御寇殉职。明庄烈帝于崇祯九年追赠光禄寺卿。《明史》有传。抗战期中，天白避兵到成都，任教光华大学。他和我都住在光华村“六三别墅”教员住宅。两家相距不过一百多码。秉性刚木，颇有祖风，落落寡合，却与我谈得来。他论诗比较推重宋人，曾举他的前辈李舍人（名字失记）的话，“要学真宋，勿学假唐”来勉励我。下面一首七律是我的答复：

诗真入宋嚼榹桃。诗假摹唐傅锦毛。异代文章见因革，一时门户自卑高。缘情丽句非浮响，称体佳人受窄袍。大乐五音须迭奏，清商独弄久为嚣。

这是我用“毛”字韵的第十四首诗。“毛”字韵的由来是这样的：公逊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夫妻失和后独居在教员宿舍里。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他把头发剃去，但留着八字胡。因他近作《郊游》诗的第二句是“春风吹鬓毛”，我和韵一首调侃他：

短发齐根剃，从兹绝二毛。髭存为寿相，禅定任魔高。观色仍三界，如僧欠一袍。镜台光彻顶，何处着尘嚣。

天白看见这诗，步韵做了一首七律。于是我们往来唱和了十五六次，直到夏初方才住手。

成都西郊草堂寺里面有杜甫、黄庭坚，和陆游三位诗人的塑像。办事人失检，把黄、陆的位置颠倒误列。天白不惮其烦，找着住持，把两像的位置改正。我曾作诗记录这事：

涪翁与放翁，诗坛伯两宋。身世同坎壈，忤时不见用。远游俱入蜀，似受造物弄。草堂有遗像，配杜作宾从。诗中圣与贤，一龛三人共。冷庙香火缘，应胜粟帛俸。崇报尽妥帖，昭穆犹错综。陆后反居右，黄先屈为仲。岂尊渭南爵，安排想倥偬。卢公今诗人，瞻谒始申控。乡党礼尚齿，礼在不从众。班行按先后，理直孰敢讼。我意无间然，观像识诗统。畴昔眠虚斋，放翁来示梦。峥嵘古衣冠，目光照垣栋。言称卢夫子，为人不趁哄。于人属吾辈，于虫则麟凤。亦作剑南游，亦有诗传诵。亦当百世下，来享草堂供。卢后陆居先，异齿而同封。才高虽抗前，后至请入瓮。言已戄然醒，落月在窗缝。走告卢夫子，勿斥我聋瞢。

天白看了，拊掌大笑，连说，“岂敢，岂敢。”抗战结束两年之后，他东下还乡，我们便永别了。

潘伯鹰（名式，别号凫公），是安徽怀宁人，和卢天白（庐江人）是同乡，但彼此并不相识。我和伯鹰订交可说一半是出于吴雨僧的间接介绍。雨僧在一九二八年冬天出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里称赞伯鹰的小说《人海微澜》，后来又为这书作序。我原是《人海微澜》的忠实读者，从雨僧的文字里才知道“凫公”的人品和学识，因而发生了向往之心。一九四一年我探听到伯鹰的重庆住址，去信向他致意，并附寄我的近作《夏日村居》七言古诗请他评正。他很快给我回信，并附寄一首步韵和我的五言古诗，叙述他的文学渊源。我又叠韵作了一首五言诗寄去求正。我把这诗抄在后面，聊当我们订交的纪念：

君诗来日边，如降天花雨。奇辉夺明霞，妙香彻下土。挥洒凌云笔，写作倾盖语。平生师友乐，历年徧十母（用《史记》律书语）。声誉动南北，小哉雷门鼓。修竹清劲姿，居炎不受暑。屈指数才人，宇内名山五（来诗有云，同学数少年，及今几寒暑。曾（履川）吴（稚鹤）贺（孔才）与方（障川），并我而为五）。昂昂龙与麟，岂屑贡苘纻。长揖公卿间，谈笑润觞俎。诗书两秀绝，人知珍片楮。骚坛白战雄，小巫见缩股，我拙如疥驼，詅痴适自苦。谬赏蒙嗜痂，心惭甚遭忤。一误缘吴公（雨僧），劝捉王家尘。再误由朱子（佩弦），遂歆长袖舞。君复宠有加，观技到鼯鼠。薄酒宁足尝，溅牙但致。笑君偏歠醨，蹙额修食谱。感君勤下问，亦思竭肺腑。危坐索枯肠，不觉日移午。琼琚竟先投，木瓜难报汝。何时能买车，谒君吟啸所。要趁身舒闲，未碍途修阻。傥许执鞭随，相期游艺府。

伯鹰的书法清隽秀润，见称于时。他知道我欣赏他的字，不等我去请求，写了杜甫《众壑生寒》一首五言诗，裱成条幅，寄来送我。我依杜公原韵作了三首诗寄去表示谢意：

十年闻美誉，尘外想瑶林。笔带江声壮，人居魏阙深。文章用才境，清俊谪仙吟。却借瀼西句，知君琬琰心。

草堂千载后，怀古敢思齐。梦隔神农世，居惭隐士泥。断琴泯羽角，安宅守奎蹄。挂壁霏烟妙，初忘瓮牖低。

避地书多散，移蕉叶半摧。贫添飘泊苦，诗阅乱离来。残日无声落，寒虫有味哀。微吟相和答，篱畔久低徊。

他寄来的信和诗，我一一保藏，不时展玩。后来被人借观，全部“遗失”，令我追悔不已。伯鹰在后方某期刊编《饮河集》，选集时人诗篇，亲手用流利的行楷抄录影印。所收的作者有成惕轩、沈秋明、朱佩弦、俞平伯、马一浮、陈寅恪、冒鹤亭、乔大壮、程千帆、叶圣陶、叶遐庵等。伯鹰采及刍荛，我的几首近作也承他选录。从后面两页，可以看见他美妙书法的一斑。

经伯鹰的介绍，我和曾履川（克耑，福建闽侯人）也偶一通信唱酬。履川和伯鹰都是桐城吴闿生先生的弟子。福州曾氏是十二传的“诗世家”。一九四一年，履川寄来“简公权三首”：

潘令尝绳子，瑶篇蔚似林。开轩孤月下，隐几碧云深。庠序存微学，兵戈杂苦吟。瀼西师法在，怆恻济时心。

短檐依锦里，时拂角巾齐。长夏阴阴木，残春滑滑泥。思方矫云翼，行不藉霜蹄。无语江天坐，沉吟日向低。

遁隧情逾烈，翻书念每摧。渐忘残劫换，端为好诗来。秋雨危楼湿，层城晚吹哀。无由歌会合，推案起徘徊。

（按，三章首句指他在行都听见空袭警报，奔避防空大隧道的心情。这三首诗收入《颂橘庐诗存》卷十三。卷末“诗本事注”里说我是四川崇庆人，那是误会。）

一九四二年，履川“为粤西严女士”作《飞无词》三首，又叠韵十五次，连原作一共四十八首。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次叠韵（共九首）是杜甫诗句而成的。他用瘦金体楷书写集杜的九首寄给我，堪称双绝。我交匠精裱为横幅，至今还珍藏着。下面选录履川自作的三首，以概其余：

盈盈愁一水，迹阻思犹飞。未信相知浅，终嗟所徇微。江枯波自活，月小晕偏肥。无语残阳下，繁星万点晖。（叠韵十二）

意乱艰投笑，愁深怯举杯。但期身化石，何论骨成灰。旷劫谁真赏，弥天此独才。灵鹣窥梦苦，燕雀忍惊猜。（叠韵十一）

吾友潘花县，痴魂待汝苏。瑶光摩自眩，翠羽拾犹呼。一诺蛾眉靳，三年凤簟孤。蓝桥仙路近，可许乞浆无。（叠韵八）

当我还不曾看见履川的《飞无词》以前，伯鹰把他所作次韵的三首诗寄给我看。我误会这是“夫子自道”，学做了三首去调侃他：

碧城归去后，意絮懒犹飞。梦枕融千迹，晨窗灭九微。云摇秋水乱，霜蚀渚莲肥。特地凭阑久，将愁送落晖。

倦倚当风槛，轻斟照鬓杯。薄愁霜叶堕，小劫篆香灰。因梦翻成觉，忘情恐碍才。凌波人海步，登岸复谁猜。

旧作乘槎客，尘寰视块苏。应身千劫换，招手众仙呼。瀛海蛟珠冷，缑山凤哕孤。人间且游戏，莫问断肠无。

后来我看见履川的诗，才知道我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正想写信给伯鹰，他已来信，抄寄履川的诗，并说，“碧城懒絮，梦枕晨窗之语，宜有所归，人海沉冤，庶几可昭雪矣。”我再步韵三首寄去。第二首是这样写的：

仙游成小别，罢饮落霞杯。天雨花谁着，神山木不灰。飞琼教改句，青简岂遗才。揽袂浮邱伯，何劳曼倩猜。

其实伯鹰自己满有做《飞无词》的资格，不过另有其人罢了。履川一九四〇年在重庆所作一首“调伯鹰八叠韵”诗透露了消息：

斜阳映山月影寺。华灯偎坐谈文字。梨涡微晕眼波横，有客窥帷浪惊异。老凤将雏皖飞岷。扰扰一室声訚訚。娇莺自逗饥鹰逐，狂象宁教狮子驯。多生情劫忘年载。玉珰缄络情丝在。神光离合怎阴阳，密誓何心指山海。万谤千讥总为卿。流尘枨触客心惊。芭蕉雨滴秋窗怨，独夜孤哀不可名。

次年秋天，伯鹰来信说，“心绪极乱，久不作诗”。又说，“人能弘道，无奈命何。今日处境，略与吴雨老十年前相似”。他以“赢得”为题的一首诗，深哀沉痛，令人不忍卒读：

情海为田以几荒，心魂惊定但茫茫。身如涛底沙中粒，卷到人间陌上桑。寸寸凄凉惟自验，迟迟晷刻耐渠长。可怜滴尽疲鹃血，赢得诗篇渐老苍。

雨僧在《空轩诗话》里说，“牺牲许多时间金钱，精神物质，结果仅积得一丝情感，一点经验，写以妙文丽词，纵能惬心合律，亦不过寥寥三五句，区区数十字而已”。但他又说，“惟其耗费至极，乃诗之所以最可珍贵”。照这样说，伯鹰“滴尽鹃血”而赢得“诗篇老苍”，可见大有收获，并非全盘尽输了。

在结束本节以前，我想简单说明我为何学诗，和我关于学诗的一点感想。几十年中，徼幸得着良师益友的提携，我居然附庸风雅，西抹东涂，但始终不曾想做诗人，更不敢以诗人自命。在这里说一些外行话，贻笑大方之家，想必还不至有损诗学的光焰和尊严。

我学作诗，完全是由于喜爱这“劳什子”。此外并没有任何原因或动机。童年时代已经爱读唐宋人的诗。年纪稍大之后，自己竟想学作诗。偶然有得，不管好坏，勉强算是“吟咏情性”。

朱熹说“作诗费工夫”，“果无益”（《语类》一四〇）。他劝人“千万戒诗止酒，以时自爱”（《续集》、《与赵昌甫》）。朱夫子的话，不是无因。然而他专尊理性，忽视情感，他的主张，失之一偏。我既不打算做“理学家”，便不觉得有遵守“戒诗”教条的必要。朱夫子把诗看得太无价值，许多“先儒”又把诗看得过于重要。抱着“文以载道”的信念，他们把吟咏情性的媒介，当作维持伦理风化的工具。这种高峻严肃的主张，我也不敢接受。我作诗是因为喜欢诗。我学作诗是想培养能力去作比较像样的诗。但我绝不想做诗人。这不是因为我瞧不起诗人（其实我十分尊重，十分仰慕诗人），而是因为我短少做诗人的天赋。

作诗不是毫无益处。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感情的动物。心有所感，最好用合理的方式发泄出来。闷在肚里，不是办法。感到悲哀，可以怆然涕下，也可以号啕大哭。感到喜乐，可以莞尔而笑，也可以哈哈大笑。除了这种纯任自然的发泄方式以外，真情实感也可以采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图画、音乐、诗词是三种主要的方式。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有持久的学诗兴致。

我既不想做诗人，不想自成一家，我学诗便不分宗派，不守门户，顺意所喜，随兴所到，因遇所宜，放心去学，放手去做。同时诗既是一种艺术方式的情感表达，我便用心去体认古今作家的身世和学问，去了解他们诗中的境界和写作的技巧。我不想有意去模仿他们的作品。我认为学诗与习字不同。习字必须从临摹下手，直接模仿却不是学诗的最好方法。我们不妨多取（愈多愈好）古今风格不同的名作，熟读、细玩、深研，涵泳既久，这些作品的风格韵味于不知不觉之间，深入胸中，潜存于“下意识”里。到了自己下笔的时候，随着感触所到，题旨所需，一种恰当适合的风格韵味，也脱手而出。写成的诗，可能有点像“唐”，也可能有些像“宋”；可能有点像少陵，像玉溪，像六一，像山谷，像梅村，像渔洋，甚至一无所像。这样的诗，无论好坏，总算是自己的。我不敢附和尊唐卑宋，或扬宋抑唐的论调。学诗的人不在一千多年的诗苑菁华当中去广采博收，偏要困守狭隘的宗风，真是何苦来。

雨僧说好诗必须具充实的“内质”和美妙的“外形”。这是不错的。但我不同意他一经写成，诗不可改的主张。我认为，天才妙手可能“初写黄庭，恰到好处”。普通的人没有这本事（或运道）。初稿当中如果有若干字句不能够有效地或妥帖地表达下笔时的感想，作者尽可，也应当，斟酌修改。修改字句不是改变“内质”而是使这些字句更能够表达感想。我们不必学杜甫“诗不惊人死不休”的作风。但我们可以学他“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办法。为求情感畅达，诗要放手写出。为求“外形”妥惬，诗要小心炼过。

我学作“旧”诗，不学作“新”诗。原因很简单：我喜欢旧诗，不喜欢新诗。我并不鄙视新诗，也不反对别人作新诗。同时我希望作新诗的朋友不反对作旧诗。文艺的园地广大无垠。作者各从所好，各尽所能，各自耕耘，各自收获，不须舍己从人，更不可强人就己。

我反对两种“诗”：陈言滥套的旧诗，粗制滥造的新诗。两者都不能算是真诗，都是“死文学”。从前“斗方名士”的七言八句应酬诗当然看不得。近来陈西滢先生曾说，“新诗如雨后秋蛙”，这种聒耳刺目的东西我也不能欣赏。

好诗，无论新旧，都值得欣赏，不过我始终偏爱旧诗。好诗，无论新旧，可能人人爱读，但不一定人人要作。我既无文才，又少修养，本来没有作诗的资格。只因内心爱好，又能困而学之，加上师友的提携，居然也学作起来。虽然成绩欠佳，师友或者会说，“其志可嘉”。

《传记文学》十四卷第一期里刊载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十几年前所作送徐文镜的一首诗：

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别，更泛沧浪万里长。

西洋人能够作这样典雅工整、出色当行的旧诗，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更不妨大着胆尝试一下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八卷第三期（一九七一年三月号）

藏书、印书、校书的张元济

苏精

一、生平简历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省海盐县人，生于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九月二十八日。他的父亲张森玉，字云仙，号德斋，历任广东会同、陵水等县（均在今海南岛）知县。张元济幼年随宦在外，十四岁才回海盐，光绪十年入县学为生员，十八年中壬辰科二甲进士，同榜有蔡元培、叶德辉等人，张元济选授庶吉士，二十年散馆后改分刑部主事，翌年考充总理衙门章京。这时他的思想转变维新，与陈昭常、张荫棠等在京开办“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又协助《时务报》在京师的发行工作。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诏定国是后，张元济由德宗召对一次，他面奏请实行新政，另上折建议新政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并奉命搜集新学图书进呈德宗阅读，八月慈禧太后政变，张元济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即南下上海，应南洋公学聘请管理该校的译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并筹设编译所，介绍蔡元培担任所长，不久蔡氏离职由张元济自任，主持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的编辑；三十三年七月，朝旨授他邮传部左参议而不就，同年十一月浙江教育会推举他为会长；宣统二年五月，学部在京师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奏派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与傅增湘为副会长，会议结束时他即发起组织全国性教育团体，定名“中国教育会”，以谋全国教育之发达及改良为宗旨，他并被推为会长，张謇与伍光建同任副会长；宣统三年袁世凯内阁成立后，十一月初任命他为学部副大臣，仍辞不就职。

民国以后，张元济专一经营商务印书馆，担任经理职务，曾于民国四年赴欧美各国考察及联络出版事业；一九二〇年，商务实行总经理制，他和高凤池二人改任监理，一九三〇年商务召开董事会，张元济当选董事长，以后继续蝉联直到一九五九年病卒为止，他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先后将近六十年，使商务从草创初期的印刷业，蜕变成编译、印刷、发行一贯的出版事业，以协助教育、传播文化为经营的宗旨，从而奠定了中国最大规模出版机构的基础，与清末民初教育、学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举院士，张元济因为“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原因而当选，在同年九月举行的第一次院士会议揭幕典礼中，他当众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以从事学术研究的演说。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元济自上海前往北平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然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人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等职，但他在一九四九年底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不幸中风，最后的十年都卧病在床，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逝世，年九十三岁。①

二、涉园藏书

张元济出身于读书和藏书的世家，“涉园”一名起自明末他的十世祖张奇龄（字符九、号大白，万历举人）的书斋命名② ，九世祖张惟赤（字君常、号螺浮）是清顺治朝进士，继承父志将涉园辟建成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开始着意搜藏图书。绵延数代之后，到乾嘉之际元济的六世祖张宗松（字楚良、号青在，监生）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巅峰，除了家族公有的涉园旧藏外，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都以藏书著名，以张宗松自己的“清绮斋”为例，其书目所载共有一五五九部，一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五十部、抄本二九〇部，他和当时江南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吴骞、鲍廷博等，都有往来借书校勘，张宗松还曾刊刻《王荆公诗注》等四部书。

张氏一门在道光朝后较为中落，公有的涉园藏书先售于苏州书肆，各房所有的清绮斋、芷斋、研古楼、坚斋等藏书，也先后相继散亡，连清绮斋书目都沦落到僧院的破纸篓中；接着太平天国之役，涉园名胜毁于兵燹而告荒废，园中所存刻书板片也荡然无存，数世盛业就此化为云烟，以致光绪末年叶昌炽为历代藏书家撰写“藏书纪事诗”时，虽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录有涉园张氏一首，却因不详其人而列入无考者之内，到宣统中经张元济函告家世才重新补撰，叶昌炽为张氏写的纪事诗如下：“盐官城畔螺浮宅，月落乌啼唤奈何；欲续清河书画舫，图画松下已无多。”③

从上述可知，张元济虽承继了涉园之名，却没能承继涉园之书，他后来收藏的每部图书，都是自己一手获得的，不但如此，张元济又努力收回先人旧藏，只要得知书市中出现盖有涉园印记的图书，便不惜高价购回，各地好书的朋友如傅增湘也经常在北平代他留意，日积月累的结果，竟也陆续收回了五十二部之多，包括辗转落入于右任手中再售出的《荀子》《庄子》两部宋刊本，这些重返涉园的书中，最早的可溯至他的八世祖张?（字云渠、号皜亭，康熙举人）旧藏。

张元济因爱家而爱乡，数十年中搜罗海盐及嘉兴府（海盐旧属嘉兴府辖）地方文献极多，抗战时他和叶景葵等人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为率先提倡，便将这些故乡文献全部捐入图书馆，包括三部分：嘉兴先贤遗著四七六部、海盐先贤遗著三五五部、涉园先世著述刊印及旧藏一〇四部，共计九三五部、三七九三册，合众图书馆曾编成《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叶景葵在序文中认为这等于是一部嘉兴艺文志了，又说如果人人效法张元济从自家做起，用心搜罗乡里文献，联家而乡、联乡而县而省，则积小成大、化零为整，全国图书文献何患不备？

地方文献之外，张元济收藏的古本秘籍不少，尤其嗜好宋本，原因是“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④ 他曾为专收藏宋本的潘明训代撰一部《宝礼堂宋本书录》，书录前他的一篇长序至今也还是讨论宋本板刻印刷的圭臬，但却不曾为自己涉园中的宋本汇编过目录，因此除了收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的部分外，并不确知他究竟收藏有多少部宋本书，目前台湾已知曾经张元济旧藏的宋本原书，是“中央图书馆”的写本《宋太宗实录》、黄庭坚的《山谷琴趣》、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权德舆《权载之文集》等几部，数目虽不多，却每部都是连城般珍贵！

三、涵芬楼藏书

一九三一年以前，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图书馆，它的前身是张元济自光绪三十年手创的涵芬楼，以善本古籍及方志享誉学术界；到一九二五年时经王云五的建议，与商务编译所其他中外新书并成一处，改称东方图书馆，以藏书之多及公开阅览闻名全国，但不久便在一九三二年初毁于日本发动的淞沪事变中。

张元济最初加入商务后，提出筹设藏书楼供编译所同人参考，以求提升出版水准的建议，原计划以八万元收购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不料日本岩崎财阀开出更高价的十万元，使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的皕宋楼，变成了东瀛汉学重镇的静嘉堂文库。张元济继续努力，经同年好友蔡元培的介绍，收购蔡的绍兴同乡徐氏“镕经铸史斋”五十余橱藏书⑤ ，成立涵芬楼，接着吴县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谀闻斋”散出的书，也大都由张元济网罗入涵芬楼。民国初年因为获得三个重要的大藏家：盛昱“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善本不少，加上张元济屡次从北京书肆购回、及在上海陆续收得的书，涵芬楼便在商务的雄厚财力和张元济的主持擘画下，崛起为上海有数的藏书楼。

张元济自己有涉园藏书，又为商务印书馆经营涵芬楼，其间分际必需不相混淆，才不致遭人物议，这可举一部《宋诗钞初集》为例说明他的态度，当初他为涵芬楼购入第一批徐氏镕经铸史斋藏书时，便已发现其中有这部涉园先祖旧藏的书在内，上面还有他六世祖不少的手泽，张元济当然极渴望收回，但因书属商务公有而罢，事隔多年之后，他偶然在书肆中又发现一部同样的书，而且还是自前一部抄录的，当即买下并向商务同人商换其先祖旧藏，这件事始于公私分明而终于情理兼顾，他感叹地说：“吾家旧物，先人手泽，经百数十年流传于外，而复能为其子孙所有，岂非冥冥中有呵护之灵耶！”⑥

涵芬楼并入东方图书馆以后，仍继续不断地收藏善本，一九二六年左右，上海富商兼大藏书家的蒋汝藻（字孟苹，吴兴人），因为事业失败，其“传书堂”（密韵楼）典押于银行的藏书，辗转流入涵芬楼，这批曾由王国维费数年之力编撰书志及校勘过的珍籍⑦ ，成为涵芬楼历来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到一九三一年时，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的善本部）共收藏三七四五部，三五〇八三册的善本书，其中宋板一二九部、元板一七九部；此外，涵芬楼还有二六四一部，二五六八二册的方志，在当时仅次于北平图书馆，高踞全国第二位。以上并不包括涵芬楼最后整批收入的江阴何氏“悔馀庵”四万册，因这批书才于一九三一年购得，尚未动手整理，翌年初的淞沪事变爆发，炮弹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的五十余万册书，也炸毁了张元济多年心血经营的涵芬楼，“战事至烈之际，飞灰漫天，残纸堕地，无一非吾商务印书馆之书。”⑧ 张元济寥寥数语，道尽近代图书文献的一大灾厄。

事变发生之前，张元济已觉得环境的不安，为保护得来不易的图书，曾陆续将珍本移藏公共租界的金城银行保险库中，但先后也只五四二部，五三〇〇余册而已，其中包括宋板九三部、元板八九部，涵芬楼被毁后不久，张元济即就这部分存书编成《涵芬楼烬余书录》，但迟至一九五一年时方才出版。

事变的第二年，商务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计划每年从盈余提拨的公积金内，以三分之一专做恢复图书馆的准备，这个委员会由张元济担任主席，他个人并捐出一万元，可是迄今半个世纪之久，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却始终没有实现。

四、校印古书

张元济的两大贡献，一是主编学校教科书，供给清末兴办新教育的亟需；一是校印善本古籍，协助民国以来的学术研究。教科书是有时代性的，学术用书则可历久不朽，他辑校印行的成套古书，先后有《涵芬楼秘籍》十集、《四部丛刊》三编、《续古逸丛书》、《道藏》、《续藏经》、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其中尤以《四部丛刊》和《二十四史》的印行，是张元济最杰出的成就。

《四部丛刊》是从一九一九年起，以涵芬楼的藏书为基础，纠合二十五位著名公私收藏家的善本，就经史子集四部中切合实用的书，选择最精良的版本，以影印存真的方式广为流通，初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收书三百多种，装订成二千一百册，续编和三编相继在一九三四、三五年出版，共收书一百四十多种，装订成一千册，四编虽已辑成，却只印行了两种。

《四部丛刊》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同被认为是明代以后六百年来纂辑文献的四大书⑨ ，但《四部丛刊》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张元济用于辨析版本、校勘异同、考证真伪的精神更多，这就纯粹是学养深浅的功夫了，许多书后都附有他的跋文或校勘记，同时在编印过程或再版重印时，如发现某书有更好的版本，便予增补或调换，即使毁弃原版重制也在所不惜，因此这部丛刊颇受读者欢迎，初编计划发行的一千五百部，在出版前已被预约至只剩数十部，以后除曾再版外，在台湾又经影印，但内容和版式都已有更异。

《百衲本二十四史》原计划包括在《四部丛刊》内，后来单独刊行，因为是集合各种不同版本的历代正史，而每一史又往往以两种以上版本配成，有如到处补缀的衣服一般，所以称为百衲本，这些版本也是他向国内及日本的公私藏家商借的，其中就有十五种宋本、六种元本，“遵古影制”的气势似乎不可一世，其实有的古本漫漶垢蔽、不堪卒读，尤其是自宋书至周书的所谓“宋蜀本眉山七史”为甚，影摄后的底版非经过繁复费事的描润手续不可，张元济订下严格精密的程序，毫不放松地要求工作人员照办，因此从一九三〇年开始从事，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完成出版，装订成八二〇册，读者见到的是描润后字迹清朗的影印本，但如将原本两相对照，任谁都会惊诧于不相容的存真与描润两者，竟能达到“矛盾统一”的地步，这也只有张元济的热忱和他主持下的商务才能如此，出版界是再没有像他这般对人对己的了。

学术成就当然不是单凭热忱便可获致的，张元济在辑印的同时，除就每一史的版本异同写有要旨跋文外，并逐页逐行的读校和笔记，先后完成多达一百余册的校勘记，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校史随笔》，其实还不到全部校勘记原稿的十分之一，傅增湘推崇他的成就，足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撰《二十二史考异》）先后辉映，他的校印工作正如王氏自为期许的：“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⑩ 而任劳居难的张元济之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实也就是学术界对他的贡献的肯定！

注释

①关于张元济的生平，资料虽多而言人人殊、各有出入，尤以生卒时间为甚，本文张氏生辰及家世，是根据合众图书馆编《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两书，至于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经历及逝世日期，是根据顾廷龙撰《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一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英文本《中国名人传记》。

②一九五六年，顾廷龙为祝贺张元济九十生辰，辑印《涉园序跋集录》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七九年照本翻印，抽去顾廷龙后记而加进王云五一跋，王氏或不知涉园之名远承自明末张氏先祖，而于跋文中推揣张元济命名之意。

③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卷四。

④张元济撰、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第150—156页，《宝礼堂宋本书录序》。

⑤蔡元培与徐氏、张元济及商务三方面都有交谊渊源，他从光绪十二年起在徐家读书校书，长达五年之久，光绪十六年入京会试，十八年补行殿试，成为张元济的壬辰科同年，两人同选庶吉士，散馆后蔡点翰林，张改分部主事。戊戌政变后，张元济被黜出京，蔡也请假返绍兴，任徐氏所办中西学堂监督。光绪二十六年两人成为上海南洋公学同事，张元济加入商务后，并推荐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

⑥同④，第264—265页，《宋诗钞初集》。

⑦王国维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止，应蒋汝藻之聘为编藏书志，详情可参见王德毅著《王国维年谱》。

⑧同④，第131—132页，《大清一统志》。

⑨郑鹤声、郑鹤春撰《中国文献学概要》第204—205页。

⑩张元济撰《校史随笔·傅增湘序》。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一期（一九八二年元月号）

记王国维先生

王德毅

海宁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号观堂，生于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幼通敏，好读书，且负才名，年十六入州学，与同郡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交好，号称海宁四才子。先生不喜时文，不为章句帖括，年十八，应乡举，不中式，遂自此绝意于科名。及甲午中日战起，我国败绩，翌年，康有为公车上书陈时事；又翌年，梁启超创《时务报》于上海，鼓吹变法维新，先生始知世有所谓新学。于是北游上海，入罗振玉所创办之东文学社，是为与罗氏结识之始。在学社专习日文、英文，喜读西洋哲学书籍，尤爱叔本华、尼采、康德之说。光绪二十七年东渡日本留学，习物理、数学、英文等科，留半年以病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先生于治哲学之外，兼治文学，于诗词戏曲无不穷究，著《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等书。于词宗五代北宋，对其所自作尤自负，谓在北宋诸大家间，南宋以下不足与论。于元曲的文章特为推崇，其妙处在以自然胜，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为近代认识通俗文学价值，开创平民文学风气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成功后，先生随同罗氏东渡日本，居留五年，每日精读《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涉猎罗氏大云书库所藏古籍、彝器及金石拓本，于是兴趣由文学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学，乃是乾嘉诸老所做的纯粹考据的工作，不过先生又应用西洋实证的科学方法，以地下新发现的实物，以返求于我国的经史旧典，而卒不为旧典所束缚。其间曾助罗氏编辑《齐鲁封泥集存》，考释金石甲骨文字、流沙坠简，又著《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简牍检署考》等书，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扩展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盖先生毕生唯此时为学最力，进功亦最猛。罗氏又介绍与海内外学者如国人沈曾植、柯劭忞，法之伯希和，日之内藤虎次郎等往返书翰论学，于是名扬中外。一九一六年春返国，居上海，为英人哈同编广仓学宭《学术丛编》，凡两年，月出一册，每册皆有先生新著，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汉魏博士考》《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尔雅草木虫鱼释例》等都是。其所用方法的缜密，可谓已尽考据家之能事。此后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为乌程蒋汝藻编藏书目录，于古今秘本，世传善本，辨审之精，校勘之勤，为近世所仅见。一九二一年，先生取前所发表的论文，删繁挹萃，编写《观堂集林》二十卷，罗振玉序谓：“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人以为知言。盖先生于乾嘉以来纸上之旧学与近时出土的新材料，皆探其根本，观其会通，得以解决数千年来所未解决的问题。

一九二三年春，先生应清逊帝之命来北平，为南书房行走，负责检点内府藏器、书籍，于是所见益博。先生先于一九二二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校外通信导师，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乃又转其治学方向，于后此的两三年中，专治辽金元边疆民族史地，著有《蒙古史料四种校注》《金界壕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萌古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文，其魄力虽远不及魏源、李文田、屠寄、洪钧、柯劭忞等人功大而烈伟，然专门精确之处，亦有非诸前贤所可及的。此一转变，乃纯受沈曾植的影响，沈为他一生所唯一最佩钦的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先生自沉于北平西郊颐和园之昆明湖，如再假寿十数年，则其在学术上的建树当是难以估计的。先生一生治学，绝不死守一个方面，每当研究某一问题到一个段落时，即转入另一方向，所以常常保持着恒远而勃发的兴趣。其所以能有多方面的成就，道理即在此。先生一生与书籍古物为伴，尝说这是最难舍去的伴侣，细味此言，便可知道先生终生尽瘁于学术之研究了。人但见先生脑际如具灵光，任何问题经此灵光一照，便迎刃而解，殊不知先生储积之厚，涵养之深，不是常人所能及其万一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八卷第六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号），

原题为《记海宁王国维先生》

亡兄苏曼殊的身世

苏惠珊

关于曼殊上人苏玄瑛的身世，中日作家传说纷纭，多有讹误，亟待澄清。姑幸得阅与曼殊同父异母之九妹苏惠珊（又名德西）女史致罗孝明君长函，真相乃白。罗君昔在日本横滨营业，幼年肄业东京大同学校，与曼殊为后先同学，因仰慕其人，努力从事搜集其一身一家的事实，以及其遗著与书画，历二十余年。所得资料盈箱，书画照片数十。本拟亲为作传，不幸病逝未果。所得的一概资料，后由其子遵遗命送交其香港至友郑宗樑君代为编印。郑君不负所托，代编为《曼殊大师传补遗》，署款仍标明罗君遗著。复由罗君亲友醵赀刊行，于一九七五年在港出版，为非卖品，只分赠亲友及对曼殊夙感兴趣者。内容丰富，罕见的资料甚多。其中最有价值者，为惠珊女史长函。缘罗君生前曾访得女史教学于香港，为托郑君与其通讯，提出有关曼殊一生的问题多端。女史逐一答复。长函全文，披露书中。余幸得一本，今征得郑君同意，将原函转录（只校正数字及删去无关宏旨之数行），以为当世之关心曼殊一生者告。苏女史今仍健在，与家人移居加拿大。谨附笔致谢。

又闻郑君之将罗君所遗有关曼殊的资料，全部赠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保藏。世有研究曼殊一生者其知所问津焉。

一九七八年新春前简又文识

孝明先生大鉴：

一九六九年八月承郑宗樑先生交来惠书，关于亡兄曼殊身世事实，今有以奉答如下：

（一）先父苏杰生，嫡母黄氏有子煦亭、女亚燕，次子早逝。第二庶母河合仙氏，入苏家已多年，未有所生。煦亭兄自幼随仙姐居横滨。及长，随嫡母归乡，攻读于家塾。斯时仙姐有妹，名若子，年在妙龄，已随其姊入苏家，愿作偏室。惟先父事亲至孝，谨守家法，未得双亲允许，仍未再纳偏室。但同居日久已身怀六甲，正是曼殊兄在出世前之时期。及至二叔德生在石岐拣选及聘娶第三庶母陈氏后，即带来横滨，依照家乡法例，歧视日女，不容为家妇。于是二叔将河合仙姊妹逐出家外。后经先父另觅房屋安置河合仙姊妹，生活尚称安定。不数月，若子则产生曼殊。暂依外祖父母居住，抚养三年。三庶母陈氏生二姊惠龄已三岁，三姊惠芳已两岁，四姊惠芬已一岁。到这时嫡母及三庶母俱已连年生女，未得男孩，深为感叹。先父因见状，趁此机缘揭晓已有亲生子藏于外室。家人闻之大喜，即着带子归家。当时只要儿子回家，其母被摒于外。闻若子交还子后，另配日人。在那年曼殊四岁，惠龄三岁，其二人随嫡母挈返家乡，抚育成人。攻读于家塾，受名师教训，文字甚佳。遗像中有一双日人同影，即是曼殊之外祖父母也。

（二）《断鸿零雁记》，所说宗郎或系其母之朋友。可怜他年幼无知误认他人为己父。又有一说，谓曼殊乃宗郎与河合氏所生，宗郎殁后，河合氏携曼殊改嫁先父。这段是非，我可证明确是错误，请作罢论。以上所说曼殊有生的事实，是三庶母陈氏，因忆念曼殊而悲伤，故将一切情形对我诉说。而我幼年时，常得堂兄维騄，翻开家谱指给我看，故此确知曼殊是同我一父亲生的。

（三）二母河合氏自少年随父侧，家乡各人也认识她。至由二叔驱逐后，先父念其年老，已另贾一屋给她静养。当时与其父母相依，以后并无来往。

（四）三兄曼殊素爱文学，书法极端整齐。所读的书，犹是如新，一圈一点，无不注重。我在幼年时也读古书，每到藏书室时，皆喜选读三兄所读过的书。如其作文、作对、诗词等，重箱叠叠藏于书室内，而其画刊卷卷笔生，贮于书柜中。及至一九二一年我则辞别家中，直达中东境地，经吉林、辽宁、黑龙江，旋后又归河南、河北等地。竟然一去十八年，更兼遭遇不景，致把家中诸事置若罔闻，悉由长辈庶祖母及三庶母陈氏等料理。他们不知爱惜，或被虫蝎所侵，或有些存在于堂兄维騄处，以待有便为兄访查，或有或无，不可预料。至于日本人展出之物或真或假，尤难证实。但其僧袍已与他埋葬，何以又得僧袍展览？这是伪冒者也。因在一九二二年秋末时，申报纸上曾载一段《人间地狱》说曼殊病在广慈医院。有一日下午柯连孙先生往探之，翌日亡兄曼殊魂归天国。柯先生闻讯赶到，心悲戚惜，惋叹连连。其枕头边际，遗有一粒纸球，书写着“僧衣葬我”四字，于是其良友柯先生为先兄穿僧衣埋葬，以偿其志愿。今闻展出之遗物有“僧衣”，恐其中有诈以图利润耳。

（五）亡兄为人重于情感，甚爱女子。当其年十四岁时，父母居上海，委其及堂兄墨斋二人同往日本东京读书。下了船，忽闻船主宣布，有展期开行之说。他竟急急离船赶到花粉店选购各式胭脂及水粉送与其各幼妹即惠龄、惠芳、惠芬等。家人见之，一笑置之，知他爱胭脂水粉近女子之人物。其到横滨读书，寄寓林紫垣表兄家内。表兄是其监护人，事事遵从指导。越数年，林表嫂病逝，表兄因悲怆过甚，对于大小事务，及林表嫂殡葬等事，悉交曼殊办理，井井有条，得表兄夸奖其大有能为也。是年曼殊十八岁。自办丧事之后，心有所感，不久则向表兄提议，要回家省亲。表兄未允其所请，复再三考虑，后与以船票一张，但不给与钱钞。由此曼殊愤愤而去。临离日本时则寄函表兄，内有一字条写着“今日黄浦投江死”之句。表兄接得此信忧惊甚。不久，曼殊兄经上海，到广州，逗留一短期，参拜海幢寺禅师，互相倾谈，意志相投，得禅师款留，教以念经，声音婉脆，授以抄疏，笔走龙蛇，故得禅师过爱，劝化凡心，后乃皈依为僧。此段经历，是林紫垣表兄作闲谈，给我了解。似此情形，未闻有何女子相恋，传有静子与雪梅二人，小妹向未有所闻也。

（六）曼殊三兄皈依后，云游各处。一九一三年曾返香港，与堂兄墨斋晤叙嬉游，回复儿时之乐。驻港三个月，往南洋各地优游。相识者有谁，我难奉告。

（七）曼殊三兄去世时，嫡母与兄嫂在日本神户居住，我和三母从港回乡。三兄曼殊亡故之事尚未有人通知，三母仍朝思暮想，盼望三兄回家。至一九二一年我婚后居于黑龙江省，有一天见申报登载《人间地狱》之一段小说，始知三兄已亡故多时，使我之悲伤正是“纷纷白云横飞过，行行红泪洒衣衿”。这种凄凉无处解释，无能慰藉，至现在常萦于心，今生难解也。

（八）三兄自幼随嫡母返乡，好学聪明，且有良师指导。嫡母慈祥，长嫂贤良，对三兄至为温暖，而仆役众多，其日常生活颇为欢乐。时或婶婶辈言语不检，有重此轻彼之分，使三兄感怀身世，抑郁不安。闻他十三岁在乡居，偶患疾病，颇得嫂嫂照顾，为其医治并设戒口菜肴等。但有婶婶辈，预定其病不能治，将其置之柴房以待毙。过些时病渐痊可，三兄即整装往沪与其父母重叙，故将这一段苦衷诉诸父母，并说一家数十人，最爱他者，是我的祖母也（即林紫垣之姑姑）。长嫂尚贤良，婶婶及附居之亲戚等或有轻视他，由此淡观一切，矢志永不回乡。

（九）三兄曼殊自幼在家教养，延师指导，守家规，敬师长。其老师，名为苏若泉，是清朝一举人，学识渊博。同学者，有三叔秉章、四叔达章、大哥煦亭、二哥墨斋，及三兄曼殊、二姊惠龄等共六人。曼殊与墨斋最相善，时或朔望期休假一天，共招三数人同往河中钓虾，作为游戏。煦亭为人纯良，时受曼殊及墨斋戏弄之，曼殊与墨斋哈哈大笑。此是他童年时之趣谈。

（一〇）大哥煦亭是嫡母之子，跟随河合氏抚养之。有一项可录的确作事实：嫂陈氏，其子绍贤，在日本出生，八岁时回乡一次，和我一起读书。翌年返神户，数年后添一妹，名绍琼。此侄女读书聪颖，品貌俱佳，十六岁时夭逝了。侄儿绍贤，长大服务某洋行。娶妻后怀孕数月，绍贤因腿部肿胀而逝世，遗孀及遗腹女，至七七事变，吾嫂挈媳及孙女回乡居住，讵料其媳携女改嫁于绍贤之世弟。其女媚媚今已长大，不婚，现居香港自食其力。

（一一）曼殊兄生平好学，而其写作，幸蒙一般学者赏识。我的小儿在拔萃书院念书时，尝闻老师谈及三兄曼殊事迹，是以小儿代我买了一本全集。今蒙罗孝明先生之盛意，小妹不胜铭感。

（一二）二庶母河合氏素来娴静居家，抚养煦亭兄之时，她正是少年，并常有随我父还乡，闻里闾者均有认识之，向未闻有任何的子女，想是讹传。

（一三）先父去世，我年尚幼，在第三项所述，先父已置产与河合氏以娱晚景，尚未悉她有无改志与异样的行动。

（一四）三兄曼殊，身世凄凉，可惜他自己的亲生父母尚难辨认。我从三母陈氏之口中说出曼殊兄确实是河合氏之妹“若子”所生。曼殊是同我一父亲生骨肉，在第一项详述无讹。

（一五）煦亭兄证明曼殊是亲兄弟，俱是真实。在第一项说明，曼殊是河合氏之妹“若子”在苏家受孕所生，同父异母是本树同根生，乃为真亲兄弟也。我见家谱中注明，大兄煦亭、三兄曼殊之生辰年月日。他二人是亲兄弟，一些不错。

（一六）曼殊在笔墨中之流露，说“有难言之忍”。他在幼年在家庭中常因小事，以致引起误会。一父数母，各爱其子女。在四岁之孩童曼殊者，未明人性，则离母亲怀抱，随嫡母回乡。虽有祖母钟爱，在第八项已详述。祖母最爱他则表明除祖母外俱是冷眼者，不得温暖。而有些藐视异国人所生之子女，以致纯洁无邪的小孩子当作陌路人，甚至以为自己是无人所认的日本人，误将自己高贵之身世，作为流浪客，故有说“难言之恫”。此情形极为他痛心，所以他不力争世途，竟然走入空门。

（一七）其在童年与外公、外婆同影之照片，误说是大父、大母，此是错误，以后希予改正。前于一九二七年，承柳翁亚子，曾去函天津向林紫垣表兄调查曼殊所经之属实。是年我由汉口返天津，三母从家乡特来探我。于是，林紫垣表兄与三母对谈，便知真实和详细。以下说：曼殊生母“若子”早已远去他方，故使他单纯误认河合氏为生母。其他的夏子、荣子，不知是何人。在此段有说，吾大父、大母，弃余数年，今惟吾母与吾姊相依三人形影不离而已。这段简直是错误，希为取销。由其自幼年回乡读书，及长大病后从乡往上海，与父亲及三庶母、数妹一同居住。自十四岁始与堂兄墨斋，同往日本先进大同学校，其后转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其一切起居行动，皆由林紫垣表兄监护。至十八岁再次回粤。荏苒时光，竟削发为僧。及至革命战起，他和墨斋亦有参加革命工作。后得胃病，避居广慈医院，时愈时发，多经辛苦。他一生之经历就是如此，其实没有上述之所谓大父、大母以及夏子、荣子等等。

（一八）我先父在未纳“若子”之前则发觉此女子胸有红痣，他日产子必贵，故纳“若子”为偏室，产有子必为心所爱。而河合氏又是“若子”之姊，对其姊妹必无冷淡，而仙姐品性和蔼。我在幼时，常闻庶祖母容氏有谈及河合仙姐之行动，颇为亲善，后随父返横滨。是二叔不容她为家妇，先父另置房屋给她居住，此后并不提及。

后因祖母年迈，行将八十岁，先父回乡侍奉其母。讵料先父早故，祖母还居世多三年。先父逝世时，家人曾托一位世叔，简世昌公，夜赶来香港，寻找曼殊回乡奔父丧。曼殊问世叔简公说，父亲在世乎？公答曰：已去世。他说：父亲若在世我即回去，今云父亲已去世，回去无甚意味。他竟然作了不守孝之子，不奔父丧。想具因不欲与婶辈相见，因被婶辈歧视。回忆一九一三年曼殊兄曾返香港与墨斋兄相叙，劝其回家一行。他答曰：要待自己发达时，与各婶婶相见，奉以茶资，如此才有意思。在此时未得如愿，故不欲回乡也。故我推测，不奔父丧，乃为此耳。

（一九）父母送其留学，日中住在表兄嫂之家中。而亦有大姑丈如杨日章（在太平洋汽船会社任职）亦有大姑姐居横滨，日夕相爱相亲，素未谈过与河合氏往来。至于经济方面，由林紫垣表兄代理，何需要河合氏接济？而河合氏自得先父另置房屋给她后，她和其父母同住，与苏家并无来往。

（二〇）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时，嫡母黄氏，及煦亭兄嫂、绍贤侄、大姑丈姑姐、四叔等，居住横滨及神户等地，尚未有提及河合氏之行迹，有无存在，不得而知。

（二一）小妹惠珊此是我之真名，随母赴横滨，年龄尚幼，不谙世事，未曾与二庶母河合氏同居。

（二二）大陈氏三母之故乡，是中山县，石岐，园山箕乡人氏。在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一九三九年逝世于澳门。十七岁时由二叔德生前往石岐选聘，是年与林紫垣表兄一同随二叔往横滨。

（二三）曼殊兄与余有历世十六年之手足相关。在横滨相处时，惜我年幼，各事仿佛不明。他自十四岁赴日本读书，一直未回乡，徒劳三母望儿归家。一年候一年，总是空虚，庭园凋谢黄叶堆积无人理。写至此，心为之伤腕为之僵，就此停笔。

曼殊之第九妹苏惠珊照题谨复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七八年二月号）

忆王云五先生

朱文长

云五先生以九十二岁的高龄，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福寿全归，实在可以说得是毫无遗憾了。因此我写这篇文章时，自然而然的用了一个“忆”字。不是我不“悲”、不“哀”、不“哭”、不“悼”，而是因为我觉得云五先生是超乎这些以上的。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似乎永远是乐观、奋斗、不折不挠的。这种人，死亡对他只是一个归宿。第一并不可怕。第二，自然也更不可悲。

云五先生留下的言行，见之于纪录的，当已不下千余万言。其实未见于纪录的，分量更多。有我这篇文字，不能增云五先生一分。没有我这篇文字，也不会减云五先生一分。但我有我不得不写的原因。我要写的不是云五先生本身，而是他对一个好友的子弟所生的影响。

先父经农公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战后，因为反对日政府压迫留学生的“取缔规则”，跟一群留日学生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在一种很天真的理想民主主义下，被推为负责办学校的三位干事之一。这种勇气和傻劲，虽然是儿子替他写传记的精彩资料，但身当其事的本人却并不好受。当时他不过十九岁（中国岁数二十），又做学生，又做教师，又做日本教员的传译，又做学校办事负责人。这些都难不倒他，但学校经费无着，年关被学校的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几乎跳黄浦江。最后只好将学校交出去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感而赋诗：“毋忘城下盟”的史实背景。（其详见胡适：《四十自述》。）当时虽然理想主义失败了，他却交下了几位肝胆相照、生死以之的师友。称他为“海上朱家”的胡适之先生是其一，“英雄无奈以诗名”的杨杏佛先生是其二。而在老师当中，就是云五先生了。

云五先生事实上比先父小一岁。但他得风气之先，在中国公学成了适之先生、杏佛先生、任叔永先生以及先父的英文教师。关于他们之间的交谊，云五先生在他所写《我所认识的全面教育家朱经农先生》中有极真挚动人、每读辄使我泣下的描写。我这里真不必多写一字。何况那时我尚未出世，即使要用想象来胡说也无从着笔。

我只能就我所能记忆的开始。

那时在上海。先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是云五先生。我在商务所办的尚公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就掏父亲的公事皮包，找他带回来的各种各色杂志：从给幼儿看图识字的《儿童画报》，徐应昶为小学生编的《儿童世界》，杨贤江为中学生编的《学生杂志》，上而至于开新文学先河的《小说月报》，稍后的《小说世界》，专为妇女办的《妇女杂志》，以及学术性的《东方杂志》，我都有胃口看。而所有这些杂志的发行人都是云五先生。对于一个爱看小说、爱听故事的小学生，当然不会注意发行人。但一进中学，正赶上新学制教科书上市。很多书后都印着：编校者：朱经农。而紧贴着他名字旁边，总有一行：“发行人：王云五。”这印象却十分深刻。因为当全学校的同学都在读自己父亲编的书时，不管如何谦卑的人，总也免不了暗暗引以为荣。再看看，每一册有父亲名字的书上都有“王云五”，而有“王云五”名字的书上却不一定有“朱经农”。（因为先父只管国文、历史、地理、社会、常识之类，而云五先生却是负整个新学制教科书总责的。所以，自然、算术等书上也有他的名字。）这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因此在我家父子间闲谈时，免不了谈到云五先生这奇人的奇事。父亲告诉我，云五先生是自修成功的。对当今的学校制度，并不十分信任。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都不上普通学校而在家里延师课读。而且他家孩子多，所以家里的学校人也不少。这事使我感到十分惊奇。①

终于有一天我见到这位王云五先生了，那是几年以后，我十五岁进沪江中学念高一的时候。

那时我家已自上海迁往南京。（父亲在教育部任职。）我一个人留在上海上学，好像是有一次父亲到上海来。他事忙，要我到云五先生家寄住两天。一面等他有空时可以随时见面，一方面也可以有人招呼我。

王家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条新式弄堂里。这与上海一般普通只有水门汀铺地的弄堂不同。每家门前略有空地，种有花木青草，王家所居是其中最大的一所。正如上海一般住户一样，门户十分森严② 。进了门，却受到王家上下的热烈欢迎。我第一个印象是房里的书多。整房整房一排一排的书架，哪里像普通人家的书房？简直是图书馆嘛！这种伟大的场面，平生只见过两次。另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暑假，在北平准备考研究院，寄居胡适之先生米粮库四号寓所时所见，整个大洋楼的一翼，全是书。涵泳其中，真有如鱼得水之乐。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到隔壁三号陈援庵先生的“励耘书屋”去看看，否则一定也可以大开眼界。卢沟桥事变后，曾在只身逃离北平之前去向援庵师辞行。问他是否有意离北平。他告诉我：“书是水，我是鱼。我一离开这些藏书，就没法生活了。”所以大概他家也是一个书海。

第二个印象是王家孩子多。一转出来一个，一转又出来一个。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学什么的。除了学文、学理比我大以外，其他学武、学政、学哲、学农、学医、学艺……反正好像学什么的都有，都比我小。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云五先生在家，把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大概十五岁到十六七左右）聚在他书房里。他在做事，却给了我们每人一本英文书。我当然接了过来，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原来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将所分到的书译成中文。我那时对于自己的中文已有几分把握，但我的英文在学校里不过平平。当时沪江高中用的课本，除了国文外，英文当然是外国人用英文书教，而历史、地理、生物、数学等等也无一不是用的英文原本。赶功课赶得我成天忙不过来。周末到王家做客，遇到这位奇人，竟以如此奇怪的办法招待小客人。我第一次见面，除了硬着头皮接过来，又有何办法？接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本历史书，记得是些什么Old Stone Age, New Stone Age等等。看倒是看懂了，但提笔一翻，该是“古石器时代”呢，还是“旧石器时代”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是哪个。反正胡乱写了一通，一时交卷。好像学文、学理也都交了卷。云五先生拿了我的译文，也不怕我难为情，当着大家，一字一字地给我改。有时还告诉我为什么那样写更好。怎样改的，当然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改得我心服口服。改完以后，只见云五先生将我的译文拿在手里，对坐在旁边的徐应文大哥扬了扬，微笑着说：“比你低一班的都交了卷了。”③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不翻，也可以赖过去的，但我已交了卷，后悔也迟了。

这短短的一个晚上，使我终生不忘。原来王家子弟是这样训练出来的。难怪学政弟小小年纪可以主编《健与力杂志》，而更小的学哲弟可以主编“王云五小辞典”。

其实王家子弟的教育并不止于此。因为我还记得他们曾摆出乒乓球台来，自云五先生以次，大家来打擂台。我这个什么球都玩，什么球都不精的人，夹在里面，觉得也甚为热闹。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早饭，好像是各人吃了就走的。我自己家里早饭一向是稀饭下油炸黄豆。记得云五先生吃的却是一海碗肉丝面。我对云五先生的健啖，印象也颇深。

自从这次以后，再一次亲近云五先生已是在我长大以后。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一年，我考取自费留学，从军中退伍，到上海候船出国。那时云五先生将从政，要邀先父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来接替他。有一天午间，他请先父去北四川路一家叫味雅的广东小饭馆吃饭，顺便也请了我。在座的除了我们父子以外并无他客。我还记得我叫的是一客很好吃的“原盅牛肉饭”。座间我一面埋头大吃，一面静听他们两位老人家谈话。

云五先生怕先父不肯答应去商务，所以首先就针对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加以申说。他说，今后中国即将进入民主宪政时代。据他在英、美的观察，在政治上成功的人，多半都是先在工商业上成功的人。意思是要先父不要看轻商务。其实商务是先父的老家，这点云五先生似乎过虑。而且先父那时从政已久，对于宦海浮沉，也早已有倦勤之意。不过他也并不是毫无顾虑。他对云五先生说：“我一向在教育文化界服务。办学校，写文章，都有经验，对于青年们了解最深。所以即使是最复杂的学潮，也多半能妥善解决。但对于管理工人，却无经验。罢起工来，将不知如何处理。”云五先生说：“不必顾虑。你看，这家味雅小饭馆，规模并不大，可是生意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好厨子。菜、饭作得好吃，顾客自然都来了。办书局，最要紧的是能出好书。好书出得多，生意自然来。就像味雅有好厨子一样，有您在，一定可以出很多好书，这是最要紧的。至于管工人以及经理商务部分，您可以交给伯嘉。（指襄理李伯嘉先生。）”

这次餐叙有没有具体结论，已不记得。但以后的演变是云五先生入阁而先父接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想来那一次的餐叙是一个重要关节。

我出国时，王伯母交给我一个很精致好看的瓷花瓶，要我带给一位在美国的公子。说明如果进口时要抽税，由她归还我。果然，进口时海关抽了三十多元美金的税。在当时对我是一大数目，以后王伯母如数还了我。

出国以后，功课忙碌，虽时有家书，消息总只是零星片断。记得先父与云五先生都参加了“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都被选入主席团。都曾主持大会，都曾在制宪过程中作了不少排难解纷的工作。“宪法”完成后，都曾在“宪法”上签字，我在美国曾在华盛顿参观过美国宪法原件，听到过一般美国公民对制宪者的钦敬向往。看到过一般人固以祖先坐五月花来美为荣，便更以其祖先曾在宪法上签字为荣。一个John Hancock的名字到处都可看到。以John Hancock为名的企业也历久不衰，就因为这是宪法上签字者的第一名。受了美国人尊崇宪法的影响，我心中对于自己的父亲与父执能参与制宪，并在“宪法”上签字，不胜高兴。其高兴比在初中时代看到教科书上印着父亲与云五先生的名字，又高出一层。有一次，华盛顿大学图书馆陈列了一份“宪法”影印本，我看见父亲与云五先生的签名，几乎想向所有的美国同学宣告：“这是我父亲跟他好友的签名！”但三十多年中国教训的“谦”德，制止了我那样做。虽然心中的引以为荣是免不了的。同时，心中更提醒自己的是：“真正的光荣不在此，而在永远维护这宪法，使它长存。而且要建立起一个比美国更富强康乐的中国来。”

然而国事日非。先父因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第三次大会出国。尚在旅途而上海已被占领。遂留居美国任教。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逝世于哈特福得，即葬于该城长老会墓地。同年九月十六日云五先生专为先父写了那篇真挚动人的文章：《我所认识的全面教育家朱经农先生》，后来收入了《谈教育》一书。

后数年，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云五先生来美，事先与我联络，届时与学善弟一同驱车来新港寄寓看我。因为学善弟年龄较幼，这一次是第一次见面，他已是很有成就的医师了。

留餐后我陪他们二位同往哈特福得先父墓地，云五先生亲自献一大花圈，行礼而退。对于这四十余年老友的感情，久而弥笃，使我们这些后辈感动万分，在这次接触中，又得了不少启迪。闲谈中我提到小材大用的问题，我说据我的观察，中国有许多失败是小材大用的结果。如果有些人能挑较轻的担子，也许可以做得不错。不过因为许多百里才而做了封疆大吏，于是就垮了。云五先生说，这自然也对。但反过来说，大才小用，也会出问题的。他说人才如一棵生命力强的树，你是不能压制他的。即使勉强在他上面压一块大石头，他也会钻出来向上长的。勉强压制，一定会弄得土崩石裂。他这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想想果然不错，从此以后，我总劝大大小小的领导人，要使手下所有的人都能人尽其才，否则是可能造成变乱的。

谈话中他告诉我台湾尚待改进。我告诉他一些在美国的观感，认为民主制度的选举可望产生一种制衡作用。他告诉我民意代表似乎并未能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有些时候，少数不肖者反成了政治改革的绊脚石，我听了不禁慨然。

一九六五年春，我稍得余暇，将先父的《爱山庐诗钞》加以笺注，附以近年所收传记资料寄请云五先生赐序，并交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均承慨允，印刷颇为精美，可惜我缺乏经验，没有想到排字工人非复当年，未曾亲自作最后一次校对，结果错字甚多。复承云五先生加印一勘误表，略得补救，凡此种种都是云五先生爱屋及乌的恩惠。

一九六九年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任内，乘假期之便，参观远东各国，途经台湾地区。承云五先生招宴，得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群彦欢聚。时云五先生已是八十二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身体甚健，见之欣慰。

别后即未能再见，然其间因拙著《史可法传》修正版之印行及出版其他各书，曾屡次烦渎云五先生。其中最使我感佩的是在各家出版商均认为不可办的情形下，只有云五先生，不惜工本，慨允将《史可法传》及《唐诗浅探》（一九七九年五月初版）二书加印专名符号。其特立独行之处，足见其成功之非偶然。

今哲人已萎，而精神长垂不朽。“《中央日报副刊》”曾因某书局所出《中华民国名人录》中竟未列云五先生之名，有多文讨论。其实有关云五先生之文字已不下百千万言，名人录中缺此数行，只能使名人录减色而并不能对云五先生有何增损。事实上云五先生许多贡献，只是为求心之所安，从头就不是为求名而做。④ 因此在那百千万字中也并未提到，这本是自然的事。只有刻意求名的人才会计较那些鸡虫得失，所谓英雄千古半无名，不但是事有必然，也是真正英雄所不在乎的。

在结束此文之前，我要提到我得益于云五先生最大的地方还不是以上所述种种，而是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彻底破坏商务之后，他在两年中将商务重建起来，他写了一篇《两年来的苦斗》记其经过。文章中他说了两句话：“一个人被人打倒，并非耻辱。最大的耻辱是被人打倒以后，站不起来。”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于芥子楼

注释

①直到学文、学理两位要进大学了，家中设备师资毕竟不够，乃以同等学力考入沪江大学预科，次年入大学。未曾直接入大学本科，大概是因为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之故。其时国民政府已迁南京，政治渐上轨道。教育制度亦逐渐建立。招收学生入学的水准不断提高，以同等学力入学的渐难渐少。此中是非成了当时教育界的争论之一。记得《生活》杂志的邹韬奋曾为此向当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先父打过笔墨官司，认为只要经得起考试，学校应当广收同等学力学生而不必需要任何高中或小学文凭。这对于读不起正规学校的青年人是很动听的，但当时野鸡学校以同等学力滥收学生者太多，造成教育界的毒癌，负责整顿教育的教育部不得不从严办理。这也是各人立场观点不同，其实当时以同等学力入学的仍属可能，不过数量上不如以前之滥了。这个问题直到义务教育办成，入学学生经济负担渐轻，才算有一个较合理的解决。目前台湾青年可以由当局担任教育费九年，直到初中毕业为止，是从前贫苦青年所梦想不到的，希望大家能珍重并善保这种幸福。其后学武、学政两弟即进入沪江初中，王氏家庭学校大概就渐渐缩小了。

②好像其时正在云五先生被绑票之后。

③徐应文大哥那时在沪江中学高中二，比我高一班。因为不同班，也不在一起上课，所以不太熟。只知道他是云五先生的亲戚，在运动场上倒是天天见面的。他踢足球，好像是高二代表队的左前卫，是我崇拜的运动健将之一。那天晚上，接到云五先生交下来的书，我早已紧张万分，心神合一的贯注在那本书上了，连旁边有些什么人都没注意，直到这一刻才看见徐大哥。说老实话如果云五先生是我姊夫，我也不翻了。

徐大哥班上另一位足球健将是方日永兄，也是广东人，后来我在西雅图念书的时候，日永兄在该城的华人浸信会当牧师，我们成了好友。记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云五先生有信来，说鹤仪妹（学医）将来美就医，拜托日永兄和我去西雅图机场接机。至时我与日永兄驱车前往。鹤仪妹因自小受婴儿麻痺症之苦，行动不便。我记得日永兄力大，在机场时由他将鹤仪妹抱上汽车，事后我上函云五先生报告经过，他回信说日永兄也是他的“故人之子”，嘱我代谢。日永兄在西雅图为主工作，甚为会众所爱重，而待遇甚菲，家口众多，生活甚俭。我与玉立一九五四年即在其教堂内结婚，由日永兄与Dr.Donald Irwin主持婚礼。后日永兄不幸肝脏有病，英年早逝。曾将其所用《圣经》，嘱其遗孀寄呈云五先生。日永嫂并附有一信，嘱我代译成中文，大意谓其先夫临终嘱将此《圣经》遗赠云五先生，盼其归主。后云五先生曾有回信给我，大意说他已高年，对于生死大事自然已有所托，并嘱我代谢方夫人。我自劝胡适之先生信教无结果后，改取一种推荐基督教而不强求人信基督教的态度，所以对于云五先生也不再追问。此次听说云五先生以佛教仪式成礼，我知道方氏夫妇和我失败了。

④民国初年先父在北京编《民主报》时，云五先生用笔名写了许多社论，反对袁世凯帝制。这些文章早已散失，人家也不知道这是云五先生的手笔。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六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号）

王云五先生与我

浦薛凤

天赋固然独厚，全靠自己奋发，自壮至老，在商界、学界与政界，多彩多姿，有贡献而享盛名：王云五先生实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物。兹所记述，只限于本人与云老由闻名而相见以至互知之经过。

同乡同学刘聪强兄留美回国，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曾屡次向予提及其主管王云五先生，办事精明，眼光远大：是为闻名之始。对日抗战之初，予由湘过港赴滇，将所著《近代西洋政治思想》文稿（已经校中审查通过，列入《国立清华大学丛书》——恐是唯一的此项丛书），寄请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复由成都商务印书馆再版），曾接到云五先生亲笔复信接受，并蒙立即办理：是为首次通信接触。

胜利还都，时予担任“行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简称）副署长，驻守南京（署长蒋廷黻则驻上海），曾在国府纪念周及国民参政会中报告行总救济物资之数量与分配详情。云老（参政员）在其所著《岫庐论国是》一书中摘录其在参政会中所作审查报告。开头两句，乃是“审查善后救济工作报告，并听取浦副署长之口头报告”；然后加以按语。即此一端，可见云老之认真仔细，精力过人！

笔者与王氏初次认识而发生关系，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张岳军先生组阁，坚嘱予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系甘乃光先生），而云老是行政院副院长。此是上司与下属之关系；但云老自始即待我如朋友，而我则永远待他如上司。关于批阅公文，处理公务，彼此心领神会，互认为谨慎、仔细、公允。有一次（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学“左倾”学生领导所谓“反饥饿”运动，亦即京沪各校之所谓“吃光”运动，向行政院包围请愿。当时由王副院长站在院门石阶上（甘先生与我分立两旁）对着许多学生讲话，深入浅出轻松得体，益佩其口才敏捷，应付适宜。

关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中旬金圆券之发行，王氏正任财政部长（时予已到台湾），不免遭受抨击；但是另有主动力量，完全归咎财长，则亦难说。

“政府”迁台后，曾有九人组织之“行政改革委员会”之设置；王氏担任主委。实际考察与研究，另设若干组，聘请具有经验与学识之两项人士为之。笔者忝居其一。云老先后曾自己亲笔提出若干具体改革意见书。其中有关地方政制一项，予认为并不妥当，起立直言，乃交付小组审查。伊曾催促提出审查报告，但予静默处此。伊始发觉小组成员，均以予之意见为是，遂不再提询；此一亲笔提案竟胎死腹中。同仁均夸予之勇敢直言，而予则表示，对于云老之宽容度量，实可佩服。此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

予在政治大学主持政治研究所时，云老亦是一位兼任教授，担任中国政制研究等课程，极受诸研究生之爱戴。例如第一位“国产”博士周道济学弟之博士论文《汉唐宰相制度》，曾由王云五与萨孟武两教授及予三位共同指导。犹忆某次宴会，美籍教授邵尔德（Dr.John T.Salter）与云老豪兴勃发，干杯对饮，结果则邵尔德先生酩酊大醉，而云老则神色自若。云老与我曾亲自车送此位美国学人回到其寓所。

吾俩彼此之相互深知，尤其是关于性情、习惯、作风、思想与嗜好，盖在一九七八整个一年之中。此因予曾应聘担任台北“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并以“试工一年”为条件，纳入合约（意同而词异）。予住入云老住宅对门之“云五图书馆”中，除星期天或假期外，不啻每天见面。

予妻佩玉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辞世。一个月后，云老忽来长信（十月六日所写），唁慰之余，坚邀回台接任其多年以来以董事长自兼之总编辑一职，并指出予之“门生故旧，遍地皆是”，生活必不寂寞。此后复函电交加，情词殷切，颇受感动，乃复以能否胜任，以及气候、交通、饮食、起居等项能否适应，愿先“试工”一年。故所签合约第二条有云：“聘期至少五年；但双方约定应聘之初，以一年为试办时期，乙方（受聘人）如不愿继续，得提前于一个月通知，解除本约。”予于一九七七年岁底飞台。一九七八年元月三日午，王董事长在心园餐厅设宴多桌，集合全馆同仁为予介绍。予答词时首先说明董事长原是我的上司。席散，回到予之寓所，云老与予密谈两小时之久，尽情道出伊之心事。予亦明了伊所关怀于书馆前途者甚远而切，所期望于予者过大而奢。翌晨，予到馆开始工作，知星期六亦仍全日工作。约旬日后即收到赠送予书馆股票二十一份，权且暂时收下，伊曾明言本届董事会，将提名予为董事之一。越数月，此即实现。

予敬佩云老，但彼此之性格与作风有异。先述伊欲予兼任总经理一节。第三者向予透露：云老授意总经理张君，盼其退任副位而推予兼任。予坚决表示反对。未几，张君果然书面提出，予面告云老：无兴趣，太烦忙，实不愿意。伊遂改“总”为副而由云老董事长自兼总经理。其意一若予或不愿取之于张君，而可接之于云老。予卒不肯。董事长给假一月，嘱张君休息。最后，经予力劝双方，仍恢复原任总经理。同业与外界自不洞悉此中内幕。复次，是年十一月底，予依照合约第二条，提出工作一年后不再续任。不料云老呜咽流泪，强予考虑改计，谓否则外界将谓我用人不长。必不得已，予曲从意旨，由继任者马起华教授（同是云老与予之政大研究所门人）作为代理总编辑。予回美后，直至一九七九年四月初，云老犹惠函商量。总之，云老自始所期望于予者，甚深且重过大而奢；其坚毅意旨与章法灵活，自非常人所及。同时，予之个性倔强，外柔内刚，亦可略见端倪。至于到台之初，所赠予之二十一股“商务印书馆”股票，予密托徐副理应文兄俟予离台后亲自奉还云老。然而函札往返多次，予终于接受，由台挂号寄美。此可为予服务一年之永久纪念品。

任职一年之经验，使予对于数十年前在拙著中提到孙中山先生关于“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之一定义，更深了解。凡是一个大家庭、大团体、大公司，因为各有其“众人之事”与“管理”，即亦必有其含有人物、观念、制度、势力与现象五项因素的“政治”！易词言之，此中治者与被治者上下之间，以及其各自相互之间，举凡权威、奉迎、亲疏、竞争、密报、谣传、疑惧、忿怒、毁誉、派系、是非、恩怨，形形色色的各项情事均会发生，均值政治学者仔细观察而深入研思。

一九七九年八月中旬，云老辞世，予曾撰挽联如下：“国家大老，寰宇早扬名，立言立功立德□。时代奇人，一生无遗憾，多福多寿多子孙。”（按：此联上联原稿漏一字）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五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号），

原题为《追忆王云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