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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年袁曹官渡大战之前，贾诩说服张绣率众归降了势力弱小的曹操，《三国志﹒贾诩传》中记述，曹操见到他们非常高兴，拉着贾诩的手说：“你使我的信誉得到天下人的看重啊！”他推荐贾诩为执金吾，这是执掌京师警卫的二千石三品官员，封都亭侯，任命为冀州牧，因冀州为袁绍所占，贾诩便留任司空府参军，跟随曹操参与军事谋划。贾诩第三次跳槽成功后，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在曹操父子身边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  次年官渡之战时曹军粮食用尽，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取胜，是想保证事情万全的缘故，现在只要瞅准机会出击决战，很快就会取胜。”贾诩的意思是，战场上不能一直追求万全，只要遇到机会果断作出风险决策，就会打破双方对峙的平衡，很快取得胜利。曹操很赞赏他的意见，后来抓住机会偷袭乌巢，一举而胜。贾诩在这里指出了战争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建议曹操发挥自己的四种优长，也是利用袁绍决事迟缓的特点，迅速出击而一招毙敌即可，这对曹操应是实战中用兵方法上的技术性点醒。河北平定后，曹操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为执掌顾问应对的高级参谋。 208年曹操占领荆州，想乘机顺江而下，攻取江东。贾诩劝阻说：“您已经攻灭了袁氏，现在又收取了汉水之南，威名远扬，军势盛大。如果利用楚地的丰饶物资来休养将士，安抚百姓，使大家安居乐业，那就会无需动用军队而使江东归服。”他是希望首先创造物质条件，等待机会，最后用政治方式解决江东割据问题。曹操没有听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 曹操在211年出兵关中，与韩遂、马超的部队大战于渭水之南，马超提出划地为界的议和要求，并愿意送儿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表面上答应。曹操又问其后的对策，贾诩告诉说：“只需离间就行。”曹操高兴地回答：“我明白啦！”于是采用了贾诩的计谋，他与韩遂在阵前并马交谈，又给写去书信而故作涂抹，终于引起了马超对韩遂的疑忌，两人发生内斗，曹军乘机进攻而大胜。历史小说中有“曹操抹书间韩遂”的情节描写，是有事实根据的。贾诩这里仅仅指出了用计的方向，他是觉得以曹操的心思灵透根本不需要自己作具体安排，事情果然进行得完美而富有成效。 当时曹操面临确立太子的难题，曹丕与曹植各自的追随者都在协助争取，贾诩并未发表意见。曹丕曾派亲信前来询问自保的方法，贾诩说：“希望将军您提升道德风度，干好自己的事情，时时勤恳努力，履行儿子的道义。”并说做到这些就行。曹操有次去见贾诩，向他单独询问选嗣之事，贾诩默然不应。曹操问他为什么问而不答，贾诩说：“正好我在想一些事情，所以不能立即回答。”曹操又问：“您在想什么？” 贾诩说：“在想袁绍、刘表父子。”曹操听罢大笑，返回后遂确定曹丕作太子。在曹操选立太子的问题上，贾诩正像他一贯的谋划处事方式一样，他了解受用人的心思，能看准关键处而应对，没有主动参与的他其实投了决定性的关键一票。  贾诩自从来到曹操团队，他对自己谋略对策的深长有效是清楚的，但觉得自己并非团队的故旧之人，很怕引起别人猜疑，于是经常闭门在家，公事之外没有私交，子女的婚姻嫁娶都不与高门大户结亲。他能看到自己在新团队中的长处和短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把自己做了严谨的保护。世人认为贾诩机速过人、智防缜密，所以终生平安，认为他在谋身涉世上是最成功的一位。220年曹丕作了皇帝，任贾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二百，封其小儿子贾访为列侯，以长子贾穆为驸马都尉。这应该包括着对他助立太子一事的酬劳吧，贾诩参与曹操团队迟些，但他此时成了曹家谋士中职权最高的一位。  曹丕称帝后曾询贾诩统一天下应该先攻吴蜀哪一家，贾诩回答说：进攻敌人和完成统一两者是不同的，前者主要靠军事，而后者的关键在施行道德教化。他建议首先搞好国家治理，并施行文德以静候天下变化，认为等到条件成熟了，统一天下就并不困难。这和十多年前说给曹操的建议大体相同，曹丕没有听从，他前后三次出军征讨东吴，都毫无所获。223年贾诩去世，终年七十七岁，谥为肃侯，儿子贾穆继承爵位，位至郡守，孙子贾模在晋朝时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家世一时显贵。无论从谋略的效应还是从人生的发展看，贾诩都是三国之世中最为成功的士人。  考察贾诩的谋略与人生，有两个绕不开的问题：首先是，他的谋略活动从出发点上是否具有正义性。早年董卓刚死时凉州军受到朝廷追究，贾诩向几位将领们提出不要解散军队，应该集中兵力进攻长安。这一建议导致李傕、郭汜、樊稠等军阀控制了朝廷，使东汉社会陷入了最为动乱的三年，长安民众遭受的苦难远超董卓执政时期。后世有人据此认定贾诩的谋略没有正义属性，他所造成的恶果罪不容诛。其实，当时王允提出对凉州军不能赦免，贾诩提出建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我保护，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一位意识正常之人对自我生存的追求，贾诩借重于众人的力量保护每个人包括自己的生命，出发点没有问题。李傕等人在长安城中的作乱是贾诩事后看到而无法控制的，他为此与李傕等人保持距离，并努力帮助受困的汉室君臣脱离危机与困境，其做事的动机是经得起道德考验的。清代史家何焯就说：“贾诩本来就是凉州人，他的提议是为了救死，事情的结果应该归咎于王允，而不能把账记在贾诩身上。”这一议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问题是，传统社会强调人们忠诚，提倡政治归属的唯一性，比如吕布多次职场跳槽，就被人骂为“三姓家奴”，而贾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至少三次跳槽，为什么还被曹魏两代执政人所推崇？他的行为在当时究竟是否合理？其实，这里应该看到贾诩的跳槽与吕布显然是不同的：一是贾诩前几次追随他人时并没有把自己的人生交付出去，他只是李傕、段煨、张绣等人的合伙人而不是归附人，不存在政治隶属；而吕布对丁原、董卓已是归附和投靠，甚至作了对方的义子。二是贾诩跳槽离开时绝不伤害合伙人的利益，他在东行途中与李傕及朝臣都是平和离开，不久在段煨的高兴状态下分手而去，后来要投曹操时干脆拉着张绣一块儿前往；而吕布每次跳槽都要置前任上司于死地，两者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贾诩的确不像诸葛亮那样一开始就有自比管仲乐毅的人生目标，他处在社会的低谷处，只能把定自己，逢高就跳，在五十多岁时基本到达了自己理想的境况，其谋略和人生的高点处少有企及之人。 据说贾诩是西汉贾谊的后代，这当然没有徴信而不能确认，但无论如何，他智识超众、思路精深，遇事能够把握其中的内在机理；面对特定的问题对象，他能抓住事情的要害，采取精准手段击中关键穴位，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他谋不枉备，算无遗策，把自己的智识谋略自觉运用于生活中的进取与追求，对自身的问题考虑得更多些，最终成就了自己的理想与人生，应属才不世出的高超谋略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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