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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坛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波折，其中“贝利亚事件”是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之一。尽管如今关于此事件的“档案解密”和“内幕信息”层出不穷，但该事件仍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 贝利亚△ 有一点可以肯定，贝利亚是苏联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很多苏联高层人士忌惮他、痛恨他，只有死亡才能确保贝利亚不会危害将来的苏联领导层。 贝利亚“辉煌”的任职经历 贝利亚发迹于“肃反”工作，主要职责是清除、消灭苏共党内的叛徒和异端，为高层扫平各类“不和谐”的隐患。他在这一行干了一辈子，“功绩卓著”且平步青云。 20世纪20年代初，贝利亚领导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因表现出色，于193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从此政运亨通。 1939年春，他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苏联中央领导集体。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称部长会议副主席），主抓煤炭、石油、金属、军工等重工业。随后进入国防委员会，负责监督飞机、坦克、武器、弹药的生产，后因卫国战争中的突出贡献（后勤生产方面）晋升为苏联元帅，还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 贝利亚△ 二战后，贝利亚出任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1946年3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苏联国家领导核心。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内务部部长，期间提出一系列纠正以往错误的大胆举措，成为苏共高层很有影响力的变革派领袖。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被当局秘密逮捕，12月23日被枪毙。 从以上简历可以看出，贝利亚活跃度最高、威望积累最快的时候是20世纪40、50年代，他担任过很多关系国家（战争）命脉的部门领导，可见其能力突出，且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 当然，也正是那个时期，贝利亚也参与了很多被后人诟病的“黑幕工作”。比如出任内务人民委员，整顿国家安全机关，开除7000多人，更换了3/4的领导干部，还竭力打击剔除波兰族、拉脱维亚族、日耳曼族干部；参与逮捕大批党内外不同政见分子，开展镇压（暗杀）活动；主要策划指挥了对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杀；参与“卡廷事件”，秘密处决2.2万名前波兰军官；指挥强制性的民族迁徙行动。 卡廷森林惨案△ 这些事件的背后自然少不了当时苏共最高领导斯大林的授意，但主要“成绩”都记在了作为首席执行人的贝利亚身上。 贝利亚与斯大林△ 当然，也有一些影响比较积极的工作。如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贝利亚于1945年秋任原子弹特别委员会主席，他利用掌握的情报网络，克服了不少困难，确保了1949年秋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此也有人称他为“苏联原子弹之父”。 然后贝利亚继续负责主抓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结果比美国早一年研制出来，为苏联叫板美国、称雄世界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表现更为活跃。他似乎打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家”。 当时的贝利亚利用自己熟知苏联内部事务的优势，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过去错误的大胆提案，并亲自主抓落实一些议案，成果还是很显著的。 比如，他启动了苏联国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毕竟当年他就参与了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内部整肃运动，整倒了不少人），重点把斯大林晚年的各类“清洗”、“整肃”、“批斗”等案件拿出来重新审查，让不少无辜蒙冤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得以平反。 另外，贝利亚还推动了监狱和集中营的特赦工作。因为当时苏联境内的各类劳改营、集中营和监狱关押了200多万犯人，大都来自二战前的各类清洗运动和战争期间（战后）的整肃运动，但其中有不少人也的确是无辜受害者。在贝利亚的推动下，最终有近一半的犯人被释放，既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又稳定了战后苏联国内的民心，利大于弊。 再者，贝利亚还多次建议修改完善苏联内部的法律体系，减轻过于严苛的刑罚，甚至提出取消一些经济罪，给人民恢复生产生活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同时，他还提议尝试取消户籍限制，尤其是要允许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尽管这一提议会动摇当时的集体农庄制度，因而遭到高层反对，但其的确符合当时底层群众的诉求，是一种不小的进步。 这些工作的成功推动体现了贝利亚的确很有政治头脑，也很有办事能力，改革魄力也挺高，这让他在中央和地方积累了良好声誉，使他在苏共党内外的人气更加高涨。 不过，贝利亚的这些做法也引来了苏共高层精英的诸多不满和猜忌。加上当时贝利亚明里暗里地大批安插更换内务部门官员，打算布局从中央到地方的“情报网络”，使得苏共高层其他领导人升起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这些苏共高层人士都还记得，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是如何通过内务部门来施展“恐怖手段”清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的。 最终在利益的驱使、斗争的需要、恩怨的催化下，苏共高层精英发起了针对贝利亚的政变行动，史称“贝利亚事件”。 “贝利亚事件” 1953年7月10日，苏联《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一则极为简略的报道，声称苏共中央已经批准逮捕了贝利亚，理由是他对革命事业不忠、对资本主义有幻想。至于逮捕贝利亚的细节，报道中一概没提。 根据目前披露的史料中记载，贝利亚是1953年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被突然逮捕的，逮捕他的是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军人特别武装小组。 贝利亚被捕前的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一次例会之后（贝利亚未参会），秘密讨论了有关如何处理贝利亚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承认，是他提醒大家关注贝利亚的“危险性”，并最终说服了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的马林科夫同意一起对付贝利亚。 赫鲁晓夫△ 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对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最终连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也同意“处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一开始并不赞同）。 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四个人：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马林科夫△ 经过周密的策划，6月26日的那场逮捕行动最终由赫鲁晓夫出面安排，让莫斯科防空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元帅和将军参加了武力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可谓“规格极高”。 而在26日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大会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面对诸多党政要员，大力揭发、批判贝利亚的种种“罪恶行径”，与会者皆震惊不已。会议当场作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取消他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当天晚上，贝利亚被秘密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禁闭室，次日又被转移到防空司令部的仓库进行关押。 目前，有关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没有留下任何官方会议记录，唯一的官方文件是当时马林科夫在会议上的发言草稿。然而，这篇发言稿并没有明确地列出贝利亚的具体犯罪事实，只是很笼统地谴责贝利亚及其副手们滥用职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又匆忙召开全会，核心目的就是“批斗”贝利亚，揭露他反党和反国家的罪行，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有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 贝利亚本人当然无法参会。 这次大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等主席团主要成员带头“检举揭发”贝利亚的罪行。之后又有一大批中高级干部站出来作补充。 贝利亚在大会上被勾画成刽子手、西方间谍、阴谋家、野心家。会后的7月10日，《真理报》发表专门社论，罗列贝利亚的主要罪行，把“七月全会”的精神发散至整个苏联。 之后的几个月，对贝利亚的审讯由苏联最高监察院完成，负责审讯的主要官员也都是赫鲁晓夫等人安排的。 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通报说，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结论是贝利亚是阴谋叛国集团的首脑人物。 12月23日，苏联中央报刊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18日至23日），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死刑，没收其财产，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枪决。 至此，“贝利亚事件”落下帷幕。 实际上，在贝利亚被关押的几个月时间里，他本人曾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写过三封信（这三封信当时都未被公开）。从这三封信的内容里来看，贝利亚本人的内心是比较恐惧的。他在信中用极其谦卑甚至乞求的语气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自己愿意卸去一切职务，去当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只要能保住性命）。 由此看出，狱中的贝利亚很清楚自己的下场会是什么样，但他还是极力争取对手们的“网开一面”。 然而，他争取到的结果是：再也得不到任何纸和笔。 “贝利亚事件”深层原因 斯大林逝世以后，在1953年3月5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会议上，确立了以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三人为核心的苏共中央领导班子——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 很显然，三人并不团结，引发了暗地里的高层权力斗争。 其中，贝利亚之所以遭到另外二人的猜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贝利亚手中掌握了太多所谓的“黑料”。 作为常年主抓内务部工作的一把手，贝利亚参与了30年代以来苏联高层发动的各种清洗、整肃活动，手中自然也积累了苏共高层官员的各类过往“劣迹证据”。这一点，几乎所有当事人都心知肚明。 而很多证据表明，贝利亚也的确是在利用手中掌握的这些“把柄”，来要挟控制苏共高层人员，当然也包括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因此，那个时候的苏共高层就已经成为政治斗争、权谋诡诈的角斗场，极大影响了团结一致建设国家的中心任务。 后来，当贝利亚被逮捕时，赫鲁晓夫曾下令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机密档案也全部都带走（其中有很多是斯大林在世时直接下达给贝利亚的命令，有不少关于当时苏共高层人员内幕的信息）。 带走档案的那些执行人员知道这些档案的“惊爆”性质，所以几乎没有人敢去翻看哪怕其中一页纸。 不久，这些档案全部都被下令销毁（烧掉），从此无人知晓其中记录的秘密。 由此可见，“贝利亚事件”终究是一场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贝利亚被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过于耀眼，压过了其他高层同僚；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权力范围和阴谋手段极大威胁了其他同僚，使后者惶恐不安，不得不联合起来对付他。 逮捕贝利亚，削弱内务机构的权力，既符合赫鲁晓夫的利益，也符合马林科夫的利益。 贝利亚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曾一针见血地提到：“父亲是一位追究真实结果的务实的国务活动家......父亲错在，过高地估计了周围同僚们对举措议案的赞同，同时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才华’”。 “贝利亚事件”的平反（几乎不可能） 从现已公布的档案史料来看，1953年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背叛祖国、组建反苏联阴谋团伙、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担任过秘密间谍等，根本就是凭空捏造的，为的只是高层政治斗争的需要。 苏联解体后，贝利亚的亲属和后人为此曾多次要求为贝利亚平反。不过，1999年10月和2000年5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两次驳回贝利亚亲属要求给贝利亚平反的上诉。 “贝利亚事件”至今仍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事情，其中牵扯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实在太过复杂，想为贝利亚平反，的确非常困难。 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苏联，贝利亚一直被塑造成一个血腥镇压、阴谋钻营的帝国主义间谍，当时就已经身败名裂。即便在当代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中，对他的印象也极其负面。 另一方面，自1938年起，贝利亚就曾长期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一职，也的确亲自参与过斯大林时期的各种大规模镇压、清洗运动，他本身确实有不少污点。 总的来说，在当代俄罗斯史学界，对“贝利亚事件”历史真相的研究有不少重大突破，对贝利亚本人的历史评判也趋近客观。 在斯大林逝世后，作为苏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贝利亚，当时确实有改变斯大林时代错误政策的决心，也展现出了老练的政治才干。但他仍然算不上非常英明的改革家，在政治上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从这么多人反对他就能看得出来）。 而更为致命的是，他无法洗净自身的污点（参与了苏联国内众多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活动）。这些污点有最终成为昔日同僚攻击他的把柄，就像他把同僚的“黑历史”作为把柄一样。 最终，贝利亚成为了牺牲品，也导致了当时苏联社会的又一次思想动荡。 （参考自《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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