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的探路者1999年夏末，我陪楊絳先生在大連躲避住所社區院内裝修的吵鬧。忽接欒先生電話，要我無論如何回京一趟。原來是代表文化傳信集團的
朱邦復先生約見，希望合作共同開發文史資料庫。抵京當天即見了朱先生。會晤結束，欒先生眼中充滿光芒地說：“錢先生交待的題目又可以開始了
。”那一刻我知道，雖然錢鍾書先生已經去世，既便項目在社科院早已停止，但欒先生從未忘記錢先生留給他的這份作業。欒貴明先生1964年畢
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後分配到社科院文學所，自此追隨錢鍾書先生三十多年。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欒先生就在錢先生指導下，舉十
年之功，完成了《永樂大典索引》的工作，成為研究《永樂大典》的大專家。八十年代，錢先生又率先提出用電腦整理中國古典文獻，一句：“貴明
，放下咱們手上所有項目，你去專心開辟這個領域。”欒先生作為執行人，當時還不知電腦為何物，就面無惧色地領了這份差。騎著單車跑北京，看
遍電腦展，見人就請教，短短兩年，自己鑽研學會了輸入法，學會了編程。藉著每周去錢先生家的機會報告新發現、新進展，兩人就此討論製定出“
古典數字工程”的四大庫框架。1986年，在社科院立項，不久即出版了《論語數據庫》，後又获國家科技進步奬。看上去很順利的進展，項目却
在1993年停止，而後機構解散。2000年，在社科院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七年後，我們重打鼓另開張的啟程了。招兵買馬，重搭平台，文史資料
的建設在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中有序地進行著。而欒先生這邊在忙的一部錢先生遺作《宋詩紀事補正》也已完成，於2003年正式出版。話說就到了
2007年，我們結束了與文化傳信的合作。在欒先生帶領下注冊了北京掃葉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專注“中國古典數字工程”的建設。記得公司剛成
立時，還有60多員工在冊。為活下去，我們分流一部份人員，並且為生計開始尋找項目。這時候欒先生卻定下一條規矩：只能圍繞著咱們所做工作
找。大家既能够得到鍛練，又可以為生存創造條件，否則項目不能有序推進。難啊！這時候想的還是項目該如何進行。於是我們馬不停蹄，四處奔波
，常常抓耳撓腮，面露難色。欒先生卻总是樂呵呵地鼓勵著，每每这時我們才會不自覺地松一口氣。時隔這麽久，大家不時地在談笑間揮洒著當年的
窘境，一切都飄忽遠去了，留下來的總是欒先生意氣風發的模樣。然而難題是一個接著一個，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付不起房租了。在那兩年間，搬家
一直困擾著我們。因為工作的關係，資料積累越來越多，每一次移動都成了對我們的考驗。那時欒先生已經六十多歲了，可他都親自上陣，找辦公地
，整理物品，指揮運輸，塲地分配，安置工位，甚至到簡單的裝修都自己動手。為徹底掃清這些問題的干擾，欒先生在北京房山長陽尋得一地，我們
在09年有了自己的掃葉園。基礎建設持續了很長時間，欒先生也就此搬入掃葉園，每天伏案在几，指揮著學生們工作。“古典數字工程”項目在這
一方天地裡循序漸進，慢慢積聚，初具規模的人名、地名、日曆、作品四大庫在電腦上不停的跳動著。面對已有數據成果，欒先生說：“咱們遵照錢
先生意見建設的四大庫已經成形了，基礎功能也齊備了，應該做些實驗，看看好用不好用，也好向錢先生報告報告。”於是開題：《中華史表》《樂
經集》《老子集》《鬼谷子集》《孫子集》《莊子集》《列子集》作為第一批古典數字工程叢書的製作開始了。而後更有《黃帝集》《炎帝集》《太
古帝王集》《太古臣民集》等300種陸續出版。記得我們開始日暦庫建設時，欒先生拿出他在干校時的筆記說：“錢先生當年就中國紀年的問題說
，不可只依靠《竹書紀年》，還有一部很重要的典籍要記得，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而《帝王世紀》已佚失。我們先依據已完成的大數據進行輯
佚，並用輯佚成果與其它歷史記載相佐證完成了日曆庫，在此基礎上又完成出版了《中華史表》。通過這次在古籍上的考古，确立了中華民族距今6
487年的記載，這是應用數字工程的新成果。這種突破還表現在作為中華文化源頭著作六經之一的《樂經》的輯佚，讓我們知曉樂隨心動的音樂理
論早於幾千年前就存在的史實。而《老子集》等作品的出版成果，都是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詳實可靠的新內容。在整理過程中，欒先生從開題、程式
設計、輯佚規則、內容把關，甚至到版式要求都全程參與。手把手地教，怎麽實現人機交互工作，“錢先生早就說他有開拓萬之心胸。”“還告誡我
們‘能幫助人的電腦，需要人的更多幫助’。”“利用電腦，有了文獻大數據，釐清文化家底就有可能了。”一點一點地講：“輯佚工作對文獻整理
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大數據，是比之前故紙堆裡找要容易，但是怎麽找，能不能找全，是有大學問的。”“真正能明白這話的人也不多。”通常這時
他都會發出爽朗的笑聲。雖然先生由於長期伏案背已?，但仍聲如洪鐘，而且伴隨的永遠是他堅定不移的目光。錢鍾書先生在1998年12月19
日逝世，享年88歲。時隔24年，欒貴明先生在2022年12月19日逝世，享年82歲。他們似是約好了在天堂相會的日子！他們作為第一代
數字人文的探路人、踐行者，其思想之深，眼光之遠，經驗之多，是“古典數字工程”也是掃葉公司的精神食糧。寫就此文，以寄哀思，就是要繼承
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那份熱愛、那份執著的追求、那份無私的奉獻。他們留下的許多創建性題目，還有待我們一點點的完成。就如錢先生所言：“拾穗
靡遺，掃葉都淨,網羅理董，俾求全徵獻，名實相符，猶有待於不恥支離事業之學士焉。”我們這些後輩一定會砥礪前行，不負在天上望向我們的先輩。1991年攝於錢先生家，錢鍾書先生（右一）、欒貴明先生（左一）。2010年攝于北京長陽掃葉園，欒貴明先生（前排居中者），作者田奕女士（二排左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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